《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11期文章目录与摘要朗读版

　　内容摘要：作为观念的“世界末日”产生于人类为把握自己未来命运所进行的思考中。科幻电影将末日伦理置于与科技相关的假定条件下加以考察，以求激发观众对于深重危机的成因、消弭危机的可能性和方法的思考，并借用末日情境拷问人性、人情和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对世界末日的成因，可以从自然、社会与心理的角度加以考察；对世界末日所涉及的伦理关系，可以按照相应时段加以解剖；对电影通过世界末日的描写所表述的观念，可以抓住“天启”“救世主”和“浴火重生”等范畴予以阐述。

　　关 键 词：科幻电影　世界末日　伦理批评

　　“世界末日”是由于人们试图把握自己未来命运而产生的一个议题。古往今来，被当成相关预言根据的，既有行星排列、特殊纪年等联想，又有大地震、大洪水、大时疫、大火灾、大浓雾、厚乌云等亲历；既有维京神话、玛雅神话、罗马神话等口头文本，又有《易经》《推背图》《圣经》、达•芬奇油画等书面文本；既有从神谕师、巫师、修女等特定人士到各种或正或邪的宗教组织的布道，又有凡夫俗子以至于精神病人的臆想；既有悲天悯人的终极关怀，又有唯恐天下不乱的煽风点火。自从科学昌明之后，人们渐渐习惯于通过观察与实证把握世界，将地磁变化、气候异常、麦田圈等在内的自然现象和末日预测联系起来思考，或者将微软公司1990年受托开发的WEB.BOT之类软件的运行结果当成根据，以至于从宇宙生成与毁灭的客观规律认识世界末日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凡此种种，都可能成为科幻电影撷取创意的来源。并非所有描写世界末日的电影都属于科幻，像美国《世界末日》（This is the End，2013）就是如此。不过，作为艺术类别的科幻电影确实将世界末日作为一种现象予以关注和描写，从中揭示伦理意义上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值得关注。

美国《世界末日》

　　一、世界末日定位的伦理依据

　　末日观念可以溯源于古代神话。据说，古罗马首任国王罗慕路斯（Romulus，约前771—约前717）曾经看到12只鹰出现在天空。当时有些人因此将12理解为代表罗马国运的神秘数字，认为一只鹰代表10年，推算出罗慕路斯所创建的罗马城会在落成后第120年灭亡。宗教意义上的末日往往是指世界末日，亦即地球文明的寿终正寝，像基督教关于基督再临、世界终结的预言就是如此。佛教用长时之劫说明世界成毁。科学意义上的世界末日往往是就人类社会灭亡或宇宙系统崩溃而言，其原因为不可抗力、人类作孽等。科幻电影关于世界末日的创意多数是就科学意义而言，但有时也受到神话和宗教的影响。

　　1. 世界末日的自然定位

　　不少民族流传着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根据白瑞斯（Berthold Riese）、王霄冰的研究，在15、16世纪欧洲人占领美洲之前，中美洲的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拥有着关于世界和神灵起源的历时性神话，以及关于自身部落历史与未来的特殊想象。墨西哥南部和危地马拉的玛雅人历法将时间划分为几个纪元，每一纪有五千多年。他们相信自己生活在第二纪，且其中三分之二的时间业已消失。这一信息仅见于极少的文字文献。证据相对较多的是墨西哥中部阿兹特克人的历法和神话。他们相信自己生活在“第五宙”，它将结束于地震之灾，并为以往的四个“宙”各设想出了一个灾难性的结局：洪水、火—雨（火山爆发）、风暴和凶残的猛兽（美洲豹）。灾难灭绝了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过后世界和人类都要被重新创造。[1]从科学角度看，下述自然现象可能是世界末日到来的原因或征兆：地轴偏移，小行星冲击，太阳膨胀成红巨星、使地球过热甚至被吞噬，超新星爆发，宇宙大撕裂或者大坍塌，等等。

　　在万物有始必有终的意义上，任何一个具体的世界都有末日。即使是宏观宇宙，也有对应于开端的大爆炸和对应于终结的大坍塌。当然，人类所关注的世界实际上是以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地球为基点的。因此，所谓“世界末日”往往是地球劫难的同义语。这种劫难可能纯粹由自然原因引起。在科幻电影中，编导率先想到彗星撞击可能导致生灵涂炭。例如，丹麦默片《世界末日》（Verdens Undergang，1916）描写地球穿过彗星时发生暴乱，社会动荡不安。本片和一战氛围有关，但类似的题材直至今日仍颇受关注。美国《末日救地球》（Falling Fire，1998）可以为例。它描写天文爱好者、中学生里欧无意中发现巨大的彗星正朝地球飞奔而来，估计一年内将造成冲撞。意识到人类危在旦夕、封锁消息无济于事之后，影片中的美国总统贝克一方面下令让宇航员登上彗星安放核弹以炸毁它，另一方面着手建造可供百万人逃生之用的“方舟”庇护所。核弹虽然按计划引爆，但只是将彗星炸成两块。方舟容不下所有的人，除了政府特许的杰出人士之外，其余人只好靠抽签决定能否进入。整个世界笼罩在末日氛围中。

　　2. 世界末日的社会定位

　　从科学角度看，下述社会现象可能导致世界末日到来：电脑臭虫，大型强子对撞机在实验中生成微型黑洞或奇异夸克团，核战争，过度开采导致地壳活动异常，科技呈指数性发展的复合效应造成技术奇点，宇航或地外智能探索引来有害外星生物，等等。这些现象几乎都和科技本身的异化、失控相关，也可以说是地球人自身的罪过，所谓“自作孳，不可活”。其中，核战阴影挥之不去。美国《世界、众生与恶魔》（The World，the Flesh，and the Devil，1959）描写一矿工升井后发现核战后的荒凉，致力于寻找幸存者。日本《末日争霸》（The Last War，1961）以导致美苏核决战的事件为背景。它展示了北约和华约这两大国际性军事组织的对立，还有东京在战争中被夷为废墟的景象。英国《地球失火之日》（The Day the Earth Caught Fire，1961）描写美国和苏联不明智地同时测试原子弹，这改变了地球的回转，造成了巨大危机。美国《核战争狂》（Dr. Strangelove，1964）描写一个疯狂的将军触发了通往核浩劫的不归路。美国《小街的毁灭》（Damnation Alley，1977）也是以核战为末日背景的影片，着眼于后天启世界一群幸存者流浪并寻找定居点的过程。美国《末日机器》（Doomsday Machine，1972）则抹黑中国，设想中国政府造出末日机器并计划迅速使用它。美国飞船载七名宇航员逃往金星，但被金星人用心灵感应术消灭。其中有两名宇航员此前换乘一艘因驾驶员已死亡而漂流的苏联飞船，但被拒绝入境，因为金星人觉得地球人具有自毁倾向。

　　世界末日也可能由于事关普通人的科技应用所诱至。美国《致命电话》（Cell，2016）根据著名作家斯蒂芬•金（Stephen Edwin King）的同名小说改编，描写人们普遍被其手机所控制，恶意攻击靠近自己的人。这些“手机僵尸”不仅可以四处活动，而且居然可以彼此联系、成为帮派。世界因此陷于疯狂。就创意而言，反向思维导致“科技倒退才是世界末日”的构思。例如，美国电视连续剧《灭世》（Revolution，2012）以电在全世界神秘消失为背景，描写了这种变故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冲击。侧向思维导致“不明来源的高科技生物带来灾难”的构思。例如，美国科幻剧《黑镜》第四季第五集《金属头》（Metalhead，2017）描写智能机械狗占领地球。它们行动迅速，极富攻击性，不仅可以通过机械爪上的接口入侵电脑，而且还可以通过发射弹丸式的追踪器使被打中的人变成众狗群攻的目标，人类根本不是它们的对手。

美国《致命电话》（CELL，2016）

　　3. 世界末日的心理定位

　　从科学角度看，下述心理现象可能和世界末日观念相关：对异种族、异教徒、异文明、异文化掌权的极端恐惧，对宗教经典或文化经典的穿凿附会，盲目相信天意、神意、灵异、偶然性或伟人意志的非理性思维，社会矛盾难以调和时的跼天蹐地、悲观失望，等等。这类现象在科幻语境中往往呈现为怪兽肆虐、机器人取代人类、外星人毁灭地球等。例如，在美国《世界末日》（End of the World，1977）中，外星人因为不想让地球继续污染银河系而力图用自然灾难摧毁它。日本《福音战士新剧场版：破》（Rebuild of Evangelion: 2.0 You Can (Not) Advance，2009）将世界末日的到来归因于“使徒”（似人的巨大机械战斗群）入侵地球，似乎是代表上帝来惩罚作恶多端的人类。

　　在科幻电影中，世界末日可能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感觉。例如，日本《阿基拉》（Akira，1988）接触到有关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谣言对社会心理的影响。美国《死亡幻觉》（Donnie Darko，2001）描绘了一个有妄想症和梦游症的男孩所体验到的世界末日感。美国《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Batman v Superman: Dawn of Justice，2016）则描绘主人公韦恩如何梦想着自己在末日后世界率领一群追随者去反对法西斯超人。

　　在纯粹心理的意义上，世界末日可能只是某种假设。例如，美国和印尼合拍的《末日哲学家》（The Philosophers，2013）描写的是雅加达一所国际学校所进行的心理实验。在毕业前的最后一堂哲学课上，哲学老师假定核灾难发生，让参与实验的21名学生自选10人可进入庇护所以重启人类。为延续人类命脉，他们需运用哲学逻辑，公开咨询并举手投票，选出10位最有价值的人物住进防空洞。聪明人比好人有资格留下？工程师的价值比诗人重要？一票延续一命，要牺牲谁去成就社会？实验先后进行了三次，每次的选择和结果都不一样。本片标题采用了双关修辞：不仅故事内容是关于末日哲学，而且教哲学课的老师自己也面临心理末日，因为他希望通过实验亲近和挽留心仪女生的努力失败了，很可能因此沮丧到寻短见的地步。我国动画电影《拂晓传奇》（2018）通过当下少年寻星之梦展示了后末日时代神觉集团与人类同盟者之间的冲突。这个集团以将超神之能从未来回传、重新塑造人格来吸引客户，人们的当下自我固然有望接受未来自我所赋予的异能而变得空前强大，但这样做势必改写历史、影响许多人的命运，因此被寻星所拒绝。

　　在具体作品中，上述关于世界末日的三种不同定位完全可能彼此交织。以自然定位和心理定位的关系为例。美国恐怖片《迷雾》（The Mist，2007）描绘了女教徒如何将暴风雨、雾气、龙卷风等恶劣天气当成是世界末日的征兆。以社会定位和心理定位的关系为例，作为术语，“末日”可能被用于描绘特定社会一种沮丧、消极的心理状态。例如，加、荷合拍片《末日狂城》（Deathline，1997）主要描写经生物研究复活的被谋杀者出发寻找凶犯及被偷的钱，背景是从美国往高科技俄罗斯走私。当时的俄罗斯社会心理就是以颓废为特点的。

　　一般认为，科技与理性是一致的，“科技理性”早就已经成为专门范畴。尽管如此，高科技未必就等同于高度理性。在某些情况下，科技高度发达所带来的是精神世界空虚、社会心理颓废，没有出路，这也是一种末日。以德、澳、法、美合拍《直到世界末日》（Until the End of the World，1991）为例。本片在开头设想一枚印度的核卫星预计在1999年（世纪末）坠地，地球人因此一片恐慌，以为世界末日将临。其实，这颗核卫星后来被美国击落，没带来毁灭世界这么严重的后果，只是由此产生的核电磁脉冲影响了全球所有非屏蔽电子产品，使主人公克莱尔和山姆所乘的小飞机迫降而已。尽管如此，两位主人公都陷入不可摆脱的梦境追寻中。这件事的起因本来是山姆的父亲亨利为让盲妻看得见亲人而造出记录和翻译大脑冲动的特殊装置，将他们所见影像传送给她，盲妻虽然看到了亲人，但同时看到了令她失望的世界，因为心理上不堪重负等原因而去世。亨利拿自己和儿子、克莱尔做梦境分析的实验，希望能以这项技术赢得诺贝尔奖，结果是他自己被中央情报局带去实验室当样本，山姆和克莱尔则沉浸于在屏幕上观看梦境而无法自拔。对他们来说，这才是真正的世界末日。后来，是克莱尔的前男友、小说家尤金用自己的作品将她引导出沉溺梦境状态。

　　二、世界末日叙事所涉及的伦理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可以根据所处的时段区分为三类：一是未来的预言，尚未被证实或证伪；二是过去的预言，已经被证实或证伪；三是介于上述二者的预言，正在被证实或证伪。与此类似，对于科幻电影中有关世界末日的创意所涉及的伦理关系，可以根据所着眼的三种不同时段加以探讨。

　　1. 世界末日预防时的伦理关系

　　有些时候，世界末日仅仅是某些人的一种猜测或者预感。他们虽然言之凿凿（甚至信誓旦旦），但实际上却没有什么根据，因此，关于世界末日的宣传只是危言耸听。反过来的情况也无法完全排除，这是指虽然某些人确实预见到重大危机即将发生，却被平庸的百姓或无知的君主当成妖言惑众。如果有人既知道世界末日在未来确实存在，又能力挽狂澜、消弭危机，那确实是善莫大焉。与此相反，如果是因为自己的当下野心或过失，使世界在未来面临末日，那确实是罪莫大焉。

　　在美国《明日世界》（Tomorrowland，2015）中，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是由超光速粒子机器计算得出的，时间精确到从女主人公凯西所处时间往前58天。若据相对明了其技术细节的男主人公、发明家弗兰克的解释，这一预言真正起作用还需要某一触发事件，因此实际日期可能有所变化。本片将小姑娘凯西作为救世主一样的人来塑造，原因不仅在于她执着地追求自己的梦想、永不放弃，而在于她率先意识到了超光速粒子机器所起的负面诱导作用而提出将它毁掉。在当下世界中，她最初是因为获赠一枚标有“T”（Time的首字母）的徽章而得以接触未来世界的。只要一碰它，就能即时看到自己彼岸处未来世界的情景（只是全息交互性投影）。凯西真的乘火箭来到未来世界之后，由对上述投影的回忆悟出未来世界和原先自己所处的当下世界之间是存在信息通道的。这一信息通道实际上由超光速粒子机器来维系。机器根据当下地球环境污染、人口拥挤等问题计算出世界即将因此毁灭的前景，这种前景通过信息通道给予生活在当下世界的人以暗示，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使之变得更加严重。要拯救当下世界，就必须从毁掉超光速粒子机器开始。这一观念将两个世界的关系理解为交互的，和机器的建造者、执政官尼克斯的想法截然相反。尼克斯认为自己所处的未来世界和地球人所处的当下世界是完全无关的（二者平行），因此不必对当下世界的毁灭感到难过，更不必承担责任。弗兰克本来是个追求梦想的人（梦想家），因为从机器的预测得知不远的将来会发生世界规模的灾难而丧失所有希望，被从未来世界驱逐。凯西不接受世界注定要灭亡的观点，结果未来因此而改变。影片的结局是凯西所代表的观念的胜利——预言地球即将毁灭的超光速粒子机器被炸毁，冷漠的尼克斯死于爆炸。在凯西和（恢复了信心的）弗兰克主持下，未来世界派出一批机器人招募官前往当下世界，寻找那儿的梦想家，用徽章吸引他们到未来世界参与建设。

　　如果世界末日是一个谜语，谁知道它的谜底？如果世界末日是一种趋势，如何加以把握？如果世界末日最初不过是孩子们的戏言，怎么才能阻止它成真？如果世界末日是阴谋家的借口，怎么才能揭示事情的真相？科幻电影创意完全可以围绕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做文章。日本《20世纪少年》三部曲（20th Century Boys，2008-2009）构思了相当复杂的情节。小学生梦想成为拯救人类的正义英雄，捍卫世界的和平，因此设想了地球灭亡的情境。不料据此写成的《预言书》后来被别有用心的宗教“朋友”所利用，给全世界带来灾难。关系人类命运的最终决战因此展开。

　　和其他类型的预测相似，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存在如下悖论：如果上述预言使当事人意识到将来确实存在的某种可能性（通常是负面的）而成功地予以避免，那么，这一预言本是真，如今却成了假；如果上述预言本来就是没有多少根据的猜测，但却由于对当事人产生心理暗示而确实导致了事件的发生，那么这一预设本是假，如今却成了真。就此而言，不论在现实情境或科幻假设中，对相关人物的伦理评价都存在类似矛盾：某些具有远见者用自己的观念影响世人，避免了相关负面事件的发生，或者说防止历史朝他们所不希望的方向发展。尽管后人可能认为他们是危言耸听，但其贡献是不应当埋没的。反过来的可能性也确实存在：某些喜欢臆测者用自己的观念影响世界，诱导了相关负面事件的发生，或者说制造出本来不该发生的事情，尽管后人可能因此肯定这些人的睿智，但其恶劣影响是不应当掩盖的。我们可以从上述两点理解那些恶托邦性质的科幻电影的悖论性价值。上述分析亦可移于分析乌托邦性质的科幻电影，因为它们的乐观预言既可能因为使公众无视即将到来的危机而产生负面影响，又可能因为激励公众为建设理想社会而努力而产生正面影响。究竟是哪一种趋势占主导地位，和诸多因素相关，其中最重要的是相关的阐释与评论。

　　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还存在另一悖论，即预言家能否预言涉及自己的未来。自古相术便有“算命莫算己，算己死无疑”的祖训，不过这是就为个人（包括其家人）做预测而言，如果所预测的是人类的命运，情况可能比较复杂。若预言家本身也是人，那么，他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自己，因此很可能不灵光，但也可能一语成谶。比、德、加、法等国合拍片《无姓之人》（Mr. Nobody，2010）中安娜和尼莫邂逅于火星旅游。安娜说自己是研究时间的，并预言了世界末日。说话过程中，火星空间站被流星撞毁，他们都死了。如果预言家本身不是人，但却是人造的机器，那又会怎样？不少科幻电影对预测未来的机器持否定态度，像前述《时光机器》（The Time Machine，2002）等就是如此。说到这里，似乎只有人以外的存在物来进行有关人类未来的预测才比较可靠。其实事情并非如此，因为这样的存在物并非与人类同呼吸、共命运，很可能不会设身处地为人类着想。

《无姓之人》

　　2. 世界末日过后的伦理关系

　　由于历史积淀的缘故，时至今日，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多数是过去的预言，我们已经确切地知道它们的真伪。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在科幻领域中，有关世界末日的科幻电影多为关于世界末日过后如何的作品。其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便于构思一种不同于现实情境的假设前提。换言之，生活在当下的人都还没有经历过世界末日，因此，为他们讲述一个以世界末日已经发生为条件的故事，容易让大家感到新奇。正因为如此，描写世界末日到来之后伦理关系变动的科幻电影为数很多，其内容集中于下述热点：

　　一是人种变异。科幻电影本来就以呈现跨物种交往见长。在以末日后世界为背景的作品中，人种变异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关系变化更是常见的题材或主题。例如，美国《圈养的妇女》（Captive Women，1952）描写浩劫之后变种人、正常人和“上游人”（因入侵渠道而得名）之间的矛盾。美国《造物弄人》（Creation of the Humanoids，1962）设想核战之后人类社会已经无法维持正常的人口再生产，除纯粹由血肉构成的生物人、纯粹由零件构成的机器人（类人生物）之外，出现了介于二者之间的新的生命形式，即生物人的机器人复制品，其来源是通过丘脑移植术让机器承接最近死亡的人的记忆和个性。这种人机混合体未必知道自己的由来，其特点是其意识在每天上午四时到五时之间被关闭，因为那时他们必须向机器人神殿报告。这种神殿既是充电站，又是负责组织信息交换的中央电脑所在地。当时，社会上名为“血肉秩序”的准种族主义的人类组织反对类人生物，要求将所有现有的类人生物分解或降级为严格功能性的机器形式。科学家拉文博士发明的丘脑移植术代表了化解生物人与机器人矛盾的一种解决方案。他本人也是人类的复制品，不仅在新形式中几乎不朽，而且也是第一个升级到最高级别的类人生物。经过改造，他们本身将能够复制。在影片的最后，拉文博士直接看着摄像机，并告诉观众：“当然，操作是成功的，否则你不会在这里。”这等于暗示说本片的观众看起来像是生物人、实际上都是机器人复制品。

　　在美国《魔界传奇》（Wizards，1977）中，人类由于核战争已经湮灭，灰烬上兴起的种族（精灵族、仙女族、矮人族和突变种）继续在地球上繁衍生息。仙女族女王生下双胞胎儿子，都是强大的巫师。其中，阿凡达是一个善良的小精灵，黑狼则是一个邪恶的变种人。在蒙塔格尔，阿凡达已经成为一名导师，负责将总统的女儿埃莉诺培养成一名成熟的仙女。突然之间，总统被Necron 99暗杀，这是一名由黑狼派来杀死魔术信徒的机器人。阿凡达面对机器人，使用读脑术进行战斗。Necron 99因此失去了对战争的渴望，并改名为和平。阿凡达从机器人那里了解到，黑狼找到一台“梦幻机器”（旧的投影仪），以古代战争的形象激励他的军队的斗志，准备制造大屠杀。为了拯救世界，阿凡达、埃莉诺、和平，还有精灵间谍Weehawk一道出发，准备去摧毁投影机。结果当然是邪不敌正，黑狼被杀，其军队解体。

美国《魔界传奇》（Wizards,1977)

　　以末日后世界人种变异为特色的科幻影片还可以举出许多：（1）英国《萨杜斯》（Zardoz，1974），描写2293年劫后余生的人类被分为不朽的“永恒”和凡人的“野蛮”，后者供养前者。（2）日本动画片《幻魔大战》（Harmagedon，1983），描写人类为恶魔部落所征服。（3）法国《最后决战》（The Last Battle，1983），描写遭劫后人皆不能言，唯与匪徒苦战以求生。（4）美国《金甲无敌》（Cherry 2000，1987），描写浩劫之后社会日益官僚化、超性化，女性机器人被用为妻子的替代物。（5）美国《原型X29A》（Prototype X29A，1992），描写后天启时代洛杉矶残疾人为摆脱轮椅而接受赛伯基因工程实验结果，变成无情杀人机器。（6）美国《电子人3：回收大战》（Cyborg 3: The Recycler，1993）描写人类与电子人合作时代终结。有人以猎取电子人珍贵部件为业，号称“回收人”。电子人则奋起反抗并取得胜利。

　　二是文化接续。世界末日意味着文化传统的断裂，相关接续因此成为相关科幻电影情节的重要因素。例如，根据美国《葛伦与兰达》（Glen and Randa，1971）的描写，在核战毁灭城市之后，来自乡下的一对夫妇根据旧漫画书所见寻找原先的城市。在法国《格温或沙子之书》（Gwen, or the Book of Sand，1985）中，末日后时代被游牧族收养的小女孩与老妇启程救被绑架的朋友，结果发现其他人生活在一个孤立的城市，以奇怪的方式保存着古老的文明遗产。苏联《亡者之信》（Dead Man's Letters，1986）描写核灾难后新一代走向不确定未来。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试图在观念中给其儿子写信，尽管它似乎永远没有机会被阅读。苏联、瑞士、西德合拍片《博物馆的来访者》（A Visitor to a Museum，1989）描写人形、人思靠葬于海底的博物馆废墟保存。在美国《机器人9号》（Numero9/Nine/9，2009）中，人造缝合朋克在人类灭亡后觉醒，成为传承人类文化的关键。美国《艾利之书》（The Book of Eli，2010）描写孤独者在美国致力于保护一本神圣书，因为它保存了关系到拯救人类的秘密。

　　相比之下，美国《微光城市》（City of Ember，2008）可以说是从反面描写了文化断裂的遗憾。世界末日到来之际，人类为自己的后代建了地下城，让他们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度过劫难。离开地下的方法写在纸片上，连同开启相关设备所需要的塑料卡片一起装在盒子里，设定200年后打开。这个盒子交给地下城的市长往下传，但后来不知何故，就没人将盒子当回事了。它就留在第七任市长家里。他死前未及将盒子的重要性告诉其他人。因此，盒子虽然在预定的时间自动打开，但没有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三是秩序重建。既然是“世界末日”到来，那么，与之相应的社会自然不会是美好的。科幻电影编导对此心知肚明。正因为如此，意大利《你，来自未来的猎手》（Yor，the Hunter from the Future，1983）描写核浩劫之无情霸主用他的机械师军队控制世界。美国《模范警察》（Omega Cop，1990）将后世界末日社会作为极权主义荒原来描写。日本《修罗雪姬》》（The Princess Blade，2001）则强调了这类社会的孤立主义性质。

　　经历劫难之后，人类社会原有的秩序通常解体，幸存者面临着重建秩序的任务。这类作品为数众多。试举数例：（1）美国《劫掠者》（Ravagers，1979），揭示核浩劫之后的社会对抗，描写幸存者如何不遗余力地寻找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2）意大利《冷血太保》（1990: The Bronx Warriors，1982），将重点放在社会秩序解体与重建的过程。（3）意大利《地狱流氓》（Anno 2020 - I gladiatori del futuro，1982），描写勇士群体在末日后环境中反抗法西斯政权。（4）意大利《末日战士》（Warrior of the Lost World，1983），描写骑高科技摩托游牧的佣兵获得局外人、边缘人的拥戴，带领他们推翻邪恶政府，功成不居，继续游牧。（5）澳大利亚《疯狂的麦克斯3：超越雷穹》（Mad Max，Beyond Thunderdome，1985），描写幸存的流浪者与弃儿反抗女王。（6）美国《钢铁黎明》（Steel Dawn，1987），描写剑客帮助定居者对付垄断水源的匪徒。（7）美、澳合拍片《壮士血》（The Blood of Heroes，1989），描写角斗士为荣誉和救赎参加类似足球的残酷游戏。（8）美国《终极神差》（The Postman，1997），描写美国无名氏自命邮差，有了追随者，对社会重建起了巨大作用。（9）美国《六弦武士》（Six-String Samurai，1998），描写核战后一个摇滚乐武士舍命保护路上遇到的失去母亲的孤儿。（10）法国《愤怒》（Furia，1999），描写末日后世界造反的年轻人张贴反政府标语，与神秘女子产生危险的爱情。（11）美国《撕裂的末日》（Equilibrium，2002），描写当所有形式的感情都被判为非法时，一位负责执法者却起而推翻这一体制。

　　在这类题材的科幻电影中，反映普通人命运和处境的小叙事给人以深刻印象。例如，美国《孩子与狗》（A Boy and His Dog，1975）将重点放在末日之后的人狗心灵感应、地底探险上。又如，美国《最后一个人》（The Last Man，2000）写的是末日后世界中的三角恋。在某种大灾难毁灭人类之后，艾伦逐渐相信自己是地球上最后一个人。不过，他很快就遇到了美丽的萨拉，并爱上了她。可她对他并不怎么在意，但也不愿意自己落单。后来出现了拉菲尔，一个比他帅得多的男人。此人很快就和萨拉搭上了关系。艾伦想将拉斐尔赶走，而且办到了。等他回来时，才明白萨拉送出带着给他的纸条的气球，让他回来。结果，是萨拉和拉斐尔反过来将艾伦赶走了。

　　3. 世界末日来临时的伦理关系

　　这类影片在时段上定位于末日前世界和末日后世界之间，往往致力于表现末日到来时世界所经受的震憾、人们所体验的震惊。世界末日作为不可抗力来临之际，人性、人伦都经历严峻的考验。古人云：“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2]最亲密的人尚且如此，遑论其余？尽管如此，不同的人仍然存在不同的表现，不同情境仍然存在不同要求。与此对应，相关科幻电影有不同的主旨。例如，美国《世界毁灭时》（When Worlds Collide，1951）关注的重点在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应急反应。它描写新星即将与地球相撞，末日临近，人们只好通过彩票来决定谁能上飞船。在影片结尾，空间方舟飞到了新的宜居星球。相比之下，西班牙《末日浩劫》（The Last Days，2013）更多关注主人公个人的情感联系。在本片中，神秘的流行病遍布全球，人类对几秒钟内就会造成死亡的开放空间形成非理性恐惧。不久之后，全球人口几乎都被困在建筑物内。巴塞罗那陷入混乱状态，马克开始寻找失踪女朋友朱丽娅（她从未冒险到外面）。几经周折，终于找到。后来他们的儿子顺利出生并长大。英国《安静时刻》（The Quiet Hour，2014）则相对重视如何对待陌生人。在本片中，地球遭到外星机器人入侵之后，形势严峻，连原先强调斗志的父亲都走上自绝之路。但原先柔弱的山村女孩莎拉不懈求生，坚强地担负起了照料失明哥哥汤姆的重任，而且救助自称记者、受伤的持枪人裘德，反击前来索要此人的五名袭击者。

　　时世艰难之际如何保护家人，这个问题顺理成章在相关科幻电影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美国《零年恐慌》（Panic in Year Zero，1962）中，洛杉矶四口之家去野营，遇到核战爆发。父亲必须在无法无天之际保证家庭平安。影片结尾显示：“想必没有终局，唯有新的开端。”本片令人想起美国灾难片《2012》（2009）。它以全球化视角展示了社会各阶层应对世界末日的情况，重点是一位平日受挫的作家在全球灾难降临时如何尽力维护家人生存。相比之下，美国《末日情缘》（Seeking a Friend for the End of the World，2012）将着眼点置于家庭重组上。根据本片的描写，一颗小行星即将与地球相撞，纽约保险公司职员道奇在妻子惊恐离开后发现自己孤单，决定走公路与其高中恋人重聚，伴随他的是想回英国与其父母相聚的女邻居潘妮。两人在同行中意外绽放爱情之花。

　　以上对世界末日所涉及的伦理关系的分析着眼于不同时段的划分。必须补充说明的是：若引入时间旅行观念的话，那么，科幻电影的构思可以打破这一局限。美国《终结者》（Terminator，1984）及其续集（1991，2003，2009，2015）可以为例。它的主要冲突是本为人造的天网通过核战争统治了人类，这对于人类来说是世界末日。为了改变自己被奴役的命运，人类抵抗战士奋起抗争，天网则派杀手通过时间旅行试图从源头上清除人类抵抗运动，即杀死其领袖的母亲莎拉以阻止他出生。不过，它的阴谋没有得逞，因为一名抵抗战士自愿从未来回到当下以保卫莎拉，他就是不久成了莎拉恋人的里斯，他们生下的孩子也就是后来人类抵抗运动的领袖。在本片中，时间运动是双向的，伦理关系也就复杂得多。

美国《终结者》

　　三、世界末日题旨所蕴含的伦理观念

　　如前所述，世界末日观念有神话、宗教和科学等多种含义。对科幻电影来说，宗教意义上的世界末日观念主要来源于基督教经典，特别是《新约圣经》的最后一章《启示录》（又名《默示录》）。根据记载，罗马皇帝多米田（Domitian）迫害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在他于公元81年当政之后，使徒约翰（Yolanda，耶稣十二门徒之一）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在那儿见到主向他显现了真道，包括现在之事和将来必成之事。他将这些内容记载下来，这就是《启示录》的由来。它对世界未来发出预警，包含了对世界末日的预言。因此，以世界末日为题材的科幻电影经常被归纳为“天启”（apocalypse）或“后天启”（post-apocalypse）类型。此处所谓“天启”的含义与末日相近。《启示录》的核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基督教认为历史上的耶稣是《旧约圣经》中所预言的救世主（Messiah，弥赛亚，基督）。世界末日不同于纯粹的毁灭。经过彰显正义的末日审判，对罪恶施予刑罚的地狱之火最终熄灭，整个宇宙从此享有和平安宁，神因此可以专注于新天地的创造。以上述理解为基础，可以认为科幻电影世界末日叙事和天启、救世主、浴火重生等伦理观念密切相关。

　　1. 天启

　　“天启”指的是来自“天”的启示，具有超理性、至上性、权威性。神是“天”的具体化、人格化、形态化，因此，“天启”等同于“神示”。神说世界有末日，末日就一定会到来。更准确地说，对于信徒来说，这就是信仰的力量的表现。

　　法国《世界末日》（End of the World，1931）致力于描绘彗星与地球轨道预计交会之际基督型人物的言行。在影片开头，让•诺瓦立克在耶稣受难复活剧中扮演基督。后来，当他试图帮助一个被虐待的年轻女子时，被控强奸，头部挨了重击。不久，他开始预言正在到来的大灾难，并宣称这场灾难到来是为了拯救人心。大约与此同时，富有的科学家马夏尔•诺瓦立克利用其私人天文台观察到莱克塞尔彗星即将与地球相撞。让•诺瓦立克在被带到收容所之前留下录音，指示另一个科学家的女儿吉纳维茨放弃她的世俗生活，帮助马夏尔•诺瓦立克组织新的世界政府，彼此结婚并结伴、成为人类的牧羊人。吉纳维茨因此看到了让•诺瓦立克作为基督的幻象。马夏尔•诺瓦立克向他的同事表示，彗星将在114天内击中地球。这事实上支持了让•诺瓦立克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虽然后来吉纳维茨死于非命，但马夏尔•诺瓦立克成功地实现了让•诺瓦立克的嘱托：当彗星与地球轨道交会之际，他在“同一个世界大会”（the One World Congress）发表演讲。大会一致同意将所有政府联合为一个和谐实体。彗星紧贴着地球飞过。虽然世界上有许多地方被夷为平地，但生活仍将继续。在这部影片中，科学家马夏尔•诺瓦立克成为基督型人物让•诺瓦立克的支持者，科学成为神学的拥趸，科学观测成为宗教直觉的佐证。也许这是科幻意义上的天启的一种形态。

　　在英、美合拍片《神秘代码》（Knowing，2009）中，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约翰认识到50年前（1959）女生露欣达写下的一连串数字都和过去与未来的灾难有关，虽欲阻止而无能为力。在课堂上，约翰曾引导学生讨论决定论和偶然论的区别。他持偶然论的观点，但其后发生的事情改变了其看法。原来，教授偶然发现儿子卡莱布带回家的纸上有91101的数字，紧跟着是死难人数2996。这明显和9•11事件相关。经过比对，教授明白所有的数字都是对灾难的预言，其中有三组数字对应事件尚未发生。他试图阻止前两个事件（飞机坠毁，地铁出轨），但无能为力。第三个事件是世界末日，教授从容就死，但孩子们（包括卡莱布）在上帝派来的使者的引导下登上救世飞船，前往新世界，代表了人类仅存的希望。在这部影片中，约翰本来是个相信偶然论的科学家，后来却在所谓事实面前改变观点，成为神学目的论的信奉者。天启以神秘数字的形态出现。当初小姑娘露欣达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的数字，这些数字之所以能够流传到50年之后，完全是因为下述背景：她在凝视太阳时听到有人与之耳语，因此向校方提出通过时间囊传送信件的建议，数字也鬼使神差地假她之手冒了出来。这部影片中的科学家约翰和基督教经典中的使徒约翰同名，在认可天启方面也有类似之处。不过，仍然存在一点重要区别：影片中上帝使者没有直接对科学家约翰说话，而是通过耳语和两个孩子联系，也许这一构思隐喻了这样观点：科学研究应当服从宗教天启，但科学和宗教毕竟存在不可通约之处。

　　并非所有的科幻电影都对天启表示膜拜。例如，在美国超级英雄片《X战警：天启》（X-Men: Apocalypse，2016）中，“天启”被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变种人沙巴泊的称谓。他是世界破坏者，靠灵明不断转附于青年人的身体而长生，统治古埃及多年。在他施行灵明转体仪式时，有一次手下视之为伪神者起来造反，攻陷宫殿。四个副手以牺牲自己来保全他。他被埋于宫殿的废墟中，过了数千年。“天启”再次出现是在1983年。他从废墟中苏醒后，觉得人类因为没有自己的引导已经迷失方向，世界必须推倒重建，因此纠集团伙捣乱。X战警必须团结一致，击败他的灭绝计划。

　　2. 救世主

　　宗教意义上的救世主是贯彻天的意旨、挽救世界命运的伟人。或许因为受其影响的缘故，科幻电影意义上的救世主可能是善于运用自身力量、为拯救人类而斗争的英雄。例如，在德国《大都会》（Metropolis，1927）中，城市建立者之子弗雷德爱上工人的女儿玛丽亚。她预言将有调和不同社会阶层的救世主出现，其实就是弗雷德本人。日本动画片《风之谷》（Nausicaä of the Valley of the Wind，1984）预言了身着蓝色长袍、能将人们从有毒丛林引导到纯净土地的救世主。在美国《北斗神拳》（Fist of the North Star，1995）中，核战后出现的救世主是古老中国神秘暗杀拳法传人，带领人们反对残酷野蛮政权的统治。在美国《黑客帝国》（The Matrix，1999）中，救世主是一位电脑黑客。他从神秘的造反者那儿得知计算机统治人类的真相，明白他自己所要承担的拯救人类的重任，义无反顾地投入反抗斗争。本片获得第26届土星奖最佳科幻电影之荣誉。

美国《黑客帝国》

　　不过，唯物史观对于所谓“救世主”表示怀疑，正如《国际歌》所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在科幻电影中，救世主也可能以多样化形象（包括负面形象）出现。例如，在美国《金属风暴》（Metalstorm: The Destruction of Jared-Syn，1983）中，出现于某沙漠星球的救世主是军阀自封的，遭到居民的反抗。美国《外星种》（Alien Seed，1989）描写外星人使地球妇女受孕，以便让她生下可以统治世界的外星救世主。美国《宇宙追缉令》（The One，2001）亦名“救世主”，主要人物是生活在平行世界中的多重自我，彼此不能相容，因为杀掉平行时空的另一自己便可长力量，最后导致颠峰对决。在加拿大《异形》（Phil the Alien，2004）中，外星人菲尔坠落加拿大北部后，靠心理感应力使人相信他是救世主并作为歌手巡回演出。在法国《巴比伦纪年》（Babylon A.D.，2008）中，邪教认为某少女是救世主的孕育之母，企图利用她产下基因改良人。我国网络电影《时弦》（2017）中的救世主实际上不过是实验品。本片描写人类在血河通过时弦力量打开另一世界，怪物从中涌出，屠杀人类。人类启动白夜计划，消灭所有怪物，代价是时弦力量扩展，毁灭了世界的大部分，人类被迫撤退到锡麦城中。渡立勋大人指示科学家研制实验品夜雨泽，模拟其心智，使之误以为自己是人类。接下去，该城由当年地下团体演变而来的远征军和目前掌权的卫戍部队冲突。远征军统领柯北岛在出逃之前召见部下夜雨泽队长，嘱咐他照料其女儿暮光。暮光按父亲要求将夜雨泽领到血河，称他是救世主，鼓励他沿桥前行，这意味着重新打开另一世界，将所有的人当成祭品，这正是渡立勋所致力于重启的新白夜计划。

　　救世主的形象在某些影片中以另类的姿态出现。例如，我国所谓“独立科幻片”《北海怪兽》（Peking Monster，2006）将救世主的角色赋予一个因为多次猥亵少女而受到当局通缉的中国生理研究院博士，其搭档是一个百无聊赖的北京青年。他们因为各有一枚祖传扳指、若合力的话可以将具备神力的宝龙从北海公园水下唤出，在外星人飞船进袭地球时立下盖世奇功。

　　3. 浴火重生

　　埃及神话中有火凤凰（Fenice）每500年自焚后重生于灰烬的传说，我国成语“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等均由此而来。从这一角度看，神话中的末日并不意味着灭绝死寂，而是包含了弃旧图新含义。宗教意义上的末日审判是宗教贯彻其教义的方式。它一方面让人们为自己对于宗教的态度承担责任，另一方面进行因果关系总清算，以期达到惩恶扬善的基本目标。在基督教的观念中，这种审判将导致新天地的开拓。如果借用上述理解来把握科幻电影中有关世界末日的描写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末日审判是对人类活动的终极影响、人类发展的终极归宿加以评价和反思，其目标同样是浴火重生。

　　就已知的科幻电影而言，有不少作品表明了人类即使处在世界末日仍保持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例如，美国《火焰末日》（Reign of Fire，2002）描写人类幸存者起来反对统治地球的火龙。《末日侵袭》（Doomsday，2008）描写因病毒流行而被隔离在苏格兰地区的人们绝境求生。《末日之战》（World War Z，2013）的重点在于前联合国工作人员与世界性僵尸流行做斗争。在美国《遗落战境》（Oblivion，2013）中，一名被泰坦星人指派析取地球剩余资源的技师接触到幸存人类，开始质疑泰坦星人的谎言，加入反对泰坦星人及其所生产的人类复制品的战斗。这类作品所表现的顽强意志无疑是很可贵的。

　　总的来看，末日伦理本质上是社会面临极其严重危机时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反映，长期以来为神话、宗教、科学等研究者所关注。科幻电影的基本特点是将末日伦理置于与科技相关的假定条件下加以考察，以求激发观众对于深重危机的成因、消弭危机的可能性和方法的思考，并借用末日情境拷问人性、人情和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平时日常生活中不容易碰到的大是大非因为末日情境而豁显，人物命运的大起大落惊心动魄，通过危机化解而显示的大慈大悲发人深省，这正是以世界末日为题材的科幻电影的长处。

　　*文本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规划课题“科幻电影创意伦理研究”（编号18BC049）阶段性成果

　　[1]　白瑞斯、王霄冰：《玛雅、阿兹特克历法与世界末日神话》，《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4期，第5-12页。

　　[2]　[元]施惠：《月亭记》卷二第三十折，明万历十七年唐氏世德堂刻本，第33页。

　　作者：黄鸣奋 单位：厦门大学

　　《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11期(总第38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副主编：周由强(常务) 胡一峰 程阳阳

　　责任编辑：胡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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