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草中国》看传统文化纪录片缘何赢得观众（孙虹　雷建军）

2020-01-20

阅读：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孙虹　雷建军收藏

　　内容摘要：继《舌尖上的中国》系列之后，中医药文化纪录片《本草中国》成为在大众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又一案例。作为一部由国家卫计委支持、商业资本投资的大型纪录片，《本草中国》既汲取了过往优秀商业纪录片的创作经验，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突破，成功地让小众题材的纪录片成为大众文化的消费品，给其后《本草中华》《本草中国2》等纪录片颇多启示。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本草中国》的创作范式，为中国纪录片提供参考。

　　关键词：《本草中国》　纪录片　纪录片评论　主题先行　故事性

　　近年来中国纪录片的生产进入大片时代，商业纪录片的制作完成了本土化的历程：用醇熟的工业化手法打造能经受市场考验的纯中国题材纪录片，让传统而艰深的小众命题适应大众文化的消费需求，以故事性的叙事策略增强纪录片的艺术感染力。《本草中国》在创作上的尝试与突破，对于扩展中国纪录片受众、繁荣纪录片市场、促进纪录片产业的良性循环有着长远的价值。

《本草中国》海报

　　一、大众化语境下的“主题先行”

　　2016年5月，全国省级卫视综合实力排名前五的江苏卫视首次在每周五晚21点黄金档排播纪录片《本草中国》。该片以0.83%的首播收视率成为直接叫板综艺与娱乐节目的“黑马”，播出期间0.92%的最高收视刷新了当时国产纪录片的收视纪录，成为《舌尖上的中国》系列之后又一在大众市场上获得成功的案例。2017年上线的《本草中华》也首次登陆东方卫视周日黄金时间，以0.94%的最高收视再次刷新卫视播出纪录片的收视纪录，豆瓣评分近9.0。全新一季的《本草中国2》近期在央视正式开播，由国家卫计委支持、由商业资本投资，通过讲述四十多个贴近大众生活的病例故事，全方位展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医药传承人毕生坚持从医之道的人生经历，向世界展示了中医药本草以及中医医术的博大精深。

　　相比老少咸宜的《舌尖上的中国》，以中国5000年医药文明为题材的《本草中国》并不具备选题上的先天优势。中医药被誉为“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但这种古老的传统医学在讲求高效的现代医疗体系中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境地，甚至被异化为“迷信”和“伪科学”的代名词。如何重新建构大众对中医药的认知，完成这道命题作文的有效传播，必须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沟通方式。

《舌尖上的中国》海报

　　以1895年卢米埃尔放映《工厂的大门》为起点，纪录片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多模式和流派。在不同的流派中，作者与观者的沟通方式有着显著的差异。从弗拉哈迪的介入式观察，到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论，再到格里尔逊的画面加解说模式，乃至直接电影与真理电影的诞生，不同流派间的区别常常体现在作者如何彰显自己的“观点”：是主动宣示，还是隐匿于画面之后，亦或是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

　　《本草中国》与许多主流的商业纪录片一样，选择了直抒胸臆的“主题先行式”创作手法，然而区别于传统的电视专题纪录片，它的语境、语态和逻辑结构在市场化的环境中发生了进一步的蜕变。

　　主题先行原本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手法，特点是先确定主题，然后根据主题填入人物与情节，从而使主题得以实现。将之延展至纪录片，则意为“先形成主题思想，再向现实取材”，具有“功利性、先验性、逻辑性和引导性”[1]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纪录片在将近70年的发展历程中，完成了对“主题先行”的拥簇、反叛，再至反思。

　　任何一种艺术手法的诞生都与其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20世纪50年代，在战火中诞生的新中国纪录片，深受苏联“形象化的政论”的影响，意识形态色彩浓重，政治观点鲜明，解说词先于画面，服务于政治宣传需要，是“主题先行”的初期形式。改革开放后，虽然政治化题材逐渐退居二线，《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等更具人文色彩的纪录片开始涌现，但煽情的解说词和来自文化精英的“呐喊”提醒人们，这个时期的纪录片仍属于“主题先行”的范式。

　　后来，随着同期录音技术的成熟和大众文化的兴起，以画面加解说词为主要形式的“主题先行”模式，在国内外都遭遇了冷落和反叛：“作为一个以努力说教为目的的学派，它使用了显得权威十足、却往往自以为是的画外解说”[2]，精英式的自傲使得它难以说服个体意识愈来愈强烈的大众。

　　上世纪90年代起，受直接电影思潮影响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开始大放异彩，人物与事件构成了纪录片的主体，作者的观点被巧妙地隐匿在现实背后。新世纪之后，独立纪录片在国际电影节上的“热”与在国内市场上的“冷”引发了国内学者们的新一轮反思：“跨入2000年的中国纪录片又面临美学与市场的双重困惑，《舟舟的世界》《英和白》等作品挑战了纪实美学，市场低迷也引发人们对纪录片创作方法的疑惑。2006 年，一部典型格里尔逊模式的作品《大国崛起》出人意料地大获成功。”[3]

《大国崛起》海报

　　格里尔逊式纪录片，得名于英国纪录片大师约翰•格里尔逊，它同样以画面加解说词为主要形式，属于“主题先行”的范式。但与列宁的“形象化的政论”不同的是，格里尔逊的创作理念强调社会性，他认为纪录片的创作应着眼于现实生活；除此之外，格里尔逊式纪录片的解说词主要承担对画面进行提炼和补充的功能，往往后置于画面，这与解说词统领画面、甚至可以抛弃画面的“形象化的政论”有着显著的不同。

　　在《大国崛起》之后，《舌尖上的中国》《超级工程》等以现实生活为题材、以大众市场为导向的商业纪录片不约而同地拾起了格里尔逊式的“主题先行”，无外乎如下几点因素：首先，画面加解说的模式适用于宏大主题的阐释，尤其是自然地理与历史文化题材的纪录片，要勘破现象或事件背后的本质往往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故解说词的介入能够深化主题，不让现实素材流于表面；其次，“主题先行”的创作方式能够提高创作效率，它强迫创作者理清思路，有目的性地去寻找故事、收集素材，故相比起“内容先行”所要求的长时间的观察、等待和未知，“主题先行”在成本、周期和风险上更为可控，更符合商业纪录片短、频、快的盈利需求；再者，有明确叙事目的的影片更适应电视观众的收看环境：在充满干扰因素的半开放环境中，明确的观点表达有利于集中受众的注意力。

　　对于选择了“主题先行”模式的商业纪录片来说，如何摈弃教条和精英式的语态，突破这种体例的先天缺陷，寻找新的受众沟通方式尤为重要。《本草中国》的最大突破在于，为小众但宏大而艰深的命题寻找到了适应大众文化心理的传播方式。面对中医药这样一种不断淡出人们生活与视野的传统文化，《本草中国》采用的沟通方式是“营造共同的社会文化语境”：创作者以中医药理论为构建纪录片分集的框架，却在每一集的主题之下融入了共通的文化“认知图式”。

　　受众的认知图式是指认知主体对客观事物的解释框架，“顺应、同化、提取受众相应的认知图式，激发受众，并将媒介信息顺利纳入受众已有的认知图式框架中，正是实现预期传播效果的关键所在”[4]。从《本草中国》的分集主题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创作者是如何将信息植入到受众已有的认知图式中去的。以《本草中国》第四集《境界》[5]的定名为例，创作者最初的意图是希望阐释中药的“道地性”概念，然而在主题构想的过程中，他们并未从专业理论出发，阐述每一味中药都有药效最佳的产区，而是从“道地性”背后所蕴含的精神品格出发：所谓“诸药所生，皆有境界”，中华医者药人对药材产地和品质的讲究是源于对患者生命的责任和敬畏。在这种创作思路下，该集最终被定名为《境界》：它既指孕育药材的自然境界，亦指至臻至善的人生境界。

《本草中国》剧照

　　受众的理解与认可，是一部作品有效传播的前提。相比起枯燥乏味的中医药理论体系，知识背后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更契合当代人的社会文化语境。《本草中国》将传统医学对自然万物的理解概括为符合大众生命体验和认知图式的处世哲学，从而让宏大艰深的主题变得柔软和亲民。

　　除了营造共同的社会文化语境，《本草中国》还注重采用“归纳法”而非“演绎法”进行主题的阐释。演绎法通常由一般推及个别，往往先设定观点，再组织材料佐证，然而作者观点的过早曝光会挤占受众思考的空间，进而引发抵触心理。相反，由个别推及一般的归纳法往往能够调动受众的参与度，符合大众的认知习惯。因此，如今的商业纪录片大多先“摆事实”，再“讲道理”。《本草中国》每集通过四至五个单体时长在六分钟左右的案例来阐述分集主题，创作者还会关注案例之间的层次，避免同语反复，从而丰富主题的内涵，引发受众的共鸣。如《本草中国》第一集《时间》，讲述中国人对待自然和节气的方式，这其中既有与时间较劲的“赶时间”，就像采摘红花需眼疾手快，不能误了时辰；又有与时间耳鬓厮磨的“等时间”，如微生物发酵而成的红曲，需依靠自然的转化，丝毫都急不得。对于时间的多元化理解，增强了影片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本草中国》突破精英语态的方式还有回归对“人”尤其是“普通人”的关注。中国纪录片的发展经历了政治化纪录片、人文化纪录片和平民化纪录片的嬗变。在这一历程中，作为个体的普通人的话语权越来越凸显。尽管《本草中国》拥有强大的专业顾问力量，但它坚决摒弃精英式的专家采访，而选择通过微观的个体命运来完成宏大主题的阐释。

　　以《本草中国》第四集《境界》中人参的故事为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常年在长白山寻参的“老把头”，他年年上山的理由非常“接地气”：已经四年没有见过野生人参的他，不服。然而当他最终收获人参之后，这位老人却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满怀欣喜地离去，而是郑重地双膝跪地，亲手将人参种子埋入土壤——这是长白山寻参人代代相传的铁律：为帮助人参繁衍，决不将人参籽带下山。因此，对于有传承和有信仰的寻参人来说，野生人参决不会因为寻参人的存在而灭绝，它消亡的唯一可能是“森林没有了”。

《本草中国》剧照（ “境界篇”：人参）

　　这个平凡老人的不凡之举，让人感慨中医药文化的静水流深：中国古人对大自然的理解与敬畏，通过一条条不成文的寻参规矩代代相传，采药人与自然的惺惺相惜深刻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影片至此借人、药、自然三者，完成了中医药文化的平民化叙述：自然界中的一草一木不仅经人之手，化身为治病愈人的本草，更承载了属于中国人的生命智慧和生存之道。

　　以小人物的微观去辐射社会文化的宏观，《本草中国》的成功印证了“主题先行”式纪录片采用平民语态的可行性。同时通过揣摩受众的认知图式、调整逻辑推演方式，小众题材的纪录片也能成为符合大众媒介消费习惯的文化产品，《本草中国》的案例强化了中国纪录片持续繁荣与发展的信心。

　　二、真实性原则下的“故事性”

　　真实性是纪录片的前提和原则，然而正如格里尔逊所认为的，纪录片并不排斥“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纪录片作为一种需要生成观众审美愉悦的艺术作品，可以使用多种手段让真实的故事对观众产生更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本草中国》对“故事性”或“戏剧感”有着自觉的高要求。这是首部定位全国一线卫视周末晚间黄金档播出的纪录片，影片播出的同一时段，浙江卫视《奔跑吧！兄弟》、湖南卫视《全员加速中》、安徽卫视《星动亚洲》激战正酣，多款综艺节目之间白热化竞争势必要求同时段的纪录片具备足够的可看性，才能吸引观众。

　　如何在不违背真实性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强化纪录片的“故事性”，使之具备更强的艺术感染力？《本草中国》在前期调研、中期拍摄和后期制作过程中形成的操作范式，为未来商业纪录片的故事化创作提供了参考。

　　1. 发现故事：感受日常中的“陌生”

　　《本草中国》预设的主题为影片的创作带来了便利，帮助团队在海量的拍摄可能中迅速缩小范围，锁定拍摄线索。然而“主题先行”却也有风险和弊病：容易让故事落入先验和程式化的桎梏。创作团队在向现实取材的过程中，往往带有主观性，这常会导致人物类型的趋同化和扁平化。正如《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为人诟病，传承、坚守、亲情成为了共通却又陈旧的话题。如何在主题预设之下获得超乎预想的故事，要求导演真正沉下心去贴近人物、感知细节、体悟情感，捕捉寻常生活中的“陌生”。

　　《本草中国》第一集《时间》中“红曲”故事的发现，就是导演抛弃程式化预设的一个案例。在人物寻访阶段，导演认识了一位懂得以古法制作红曲的老药工王良春。在这位老人带领大家参观现代化制曲车间时，他沉默寡言却又一丝不苟。此时导演已经完成了对人物的预判：这是一位严谨、克己、具备“工匠精神”的老药工。然而，一个细节却重构了整个故事的内涵。当王良春踏入当地的中药博物馆时，他的话逐渐多了起来，甚至变得有些絮絮叨叨，因为这里展示的大多数物件都是他捐赠给博物馆的，每一件器具都有故事，都是曾经并肩作战过的“伙伴”。导演如此描述调研时的场景：“当我看到他站在空荡荡的博物馆，一个人饶有兴致地呢喃，我就知道，这里可能才是故事的终点。”

《本草中国》剧照（ “时间篇”：红曲）

　　于是，在“红曲”的故事里，人们不仅看到了中国人以糯米为原料、利用发酵制作药曲的传统工艺，更看到了王良春将自己最后一次手工制曲的工具照旧捐赠给了博物馆。当展柜上透明的玻璃罩缓缓落下，伴随着王良春的一句“盖吧”，曾经带有体温的器具终于成为了展馆的一部分，一个属于手工业的时代结束了。这个简单的动作和场景成为了整个故事的情感高潮，它促使观众反思，对古法与手工的怀念并不是因为其不可替代，事实上正如片中所示，现代化制曲反而更安全可控，然而古法更多时候象征的是一个时代，一个虽然科技与物质贫瘠，但智慧与匠心却极度丰盈的时代：它可以被取代，但不应该被忘却。

　　“红曲”故事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导演摈弃了古法工艺面临失传、中药传承无以为继的悲情路线，细腻地捕捉到了寻常生活中的一个“陌生”细节，创造了全新的审美体验。正如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认为的那样，“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变得陌生”[6]。

　　要让程式化的故事变得新奇有趣，就不能过度依赖创作者的既往经验，而应对真实时刻抱有充分的尊重与感知。从熟悉的日常中发现“陌生化”的细节与情感，这些来源于生活的意外会让观众重新审视自我，从而延长审美感知的过程，增强纪实作品的力量感。

　　2. 记录故事：纪实与搬演的杂糅

　　不同于独立纪录片，商业纪录片严格的成本控制要求每一个故事的拍摄必须在限定的周期内完成。如何在有限的拍摄天数内保证故事的可看性？拍摄者能在何种程度上介入故事的发生？这两个问题成为了摆在商业纪录片面前的现实困境。《本草中国》在拍摄中期主要通过“危机瞬间”和“适度搬演”两个手段去解决时间掣肘的问题。

　　首先是拍摄时机的选择。既然在制片模式上无法突破拍摄天数的限制，那么何时拍、拍什么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捕捉真实事件中的“危机瞬间”则是强化故事性的最优方式之一。危机对被拍摄者来说是一种压力，选择危机瞬间是指拍摄者“通过展示被拍摄者所在的困境中的判断和应对能力，从而产生纪录片特有的真实力量”[7]。这些危机瞬间往往具有不可重复性，并且会产生一个决定性的结果，从而形成一个天然的悬念，调动观众的注意力。

　　如《本草中国》第二集《年华》就记录了采药人在绝壁采摘石斛的危机瞬间。在垂直于地面90度的悬崖之上，采药人仅凭一根绳索缓缓下降，沿崖壁寻觅野生石斛。山上的落石让生命暴露在危险之中，手指发麻是体力透支的信号，困境和压力让紧张感不断升级，他究竟能否成功？牵动观众心弦。为了完整地记录这个不可重复的过程，摄制团队调度了多个特殊机位同时拍摄，从展现人与险峻环境的航拍，到捕捉表情与动作的长焦，再到记录主观视角的Gopro，丰富而震撼的影像给人以身临其境的压迫感，非虚构的属性又强化了观众的代入感，从而使得该段落拥有比肩故事片的感染力。

《本草中国》剧照（“年华篇”：石斛）

　　这是使用危机瞬间的一个极致案例，但在寻常化的故事中，危机瞬间也能帮助增加故事的可看性。如必须在清晨完成的红花采摘，就以时间构筑压力；又如熬膏师父收徒过程中的一次考验，让徒弟得以在危机中完成自我的超越。在有限的周期内寻找隐匿在普通生活表象之下的危机瞬间，不仅能最大程度地放大纪实段落的真实感，还能激发真实故事中的戏剧性，引出高潮情境。

　　合理地选择拍摄时机，能够让发生在当下的故事更具可看性。而对于发生在过去的故事，则不得不考虑“搬演”以弥补历史素材的缺失。从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开始，“搬演”手法就存在于纪录片中。导演弗拉哈迪在拍摄爱斯基摩人纳努克猎杀海象时，为了展现他们与现代文明不同的一面，坚持让纳努克以最原始的方法猎杀海象，但事实上当时的爱斯基摩人已经普遍开始采用气枪狩猎了。尽管如此，在这段搬演的情境中，爱斯基摩人的智慧与勇气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弗拉哈迪在纪录片史上的地位也并没有因搬演而受到影响——因为纳努克所搬演的都是他祖辈所经历过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而不是弗拉哈迪擅自捏造出来的事件。“事实上，搬演与虚构作为剧情片的元素引入纪录片，从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直到现在都没有停止过。”[8]

　　对于《本草中国》这部展现传统文化的纪录片来说，时常会遇到与《北方的纳努克》同样的困境，绝大多数人前所未见过的传统制药工艺都面临着正在消亡的处境，然而以影像的方式呈现这些历史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不仅能让观众们体会中国古人在治愈生命过程中所倾注的匠心与智慧，记录这些即将失传的手艺本身也具有抢救性的价值，它们将被定格为国家相册的一部分。

　　以“复原历史”为出发点的搬演，对拍摄对象来说是对过往生活的一种复刻，对于观众们来说，则是一次奇观性的展示。无论是在糯米上渐渐长出红斑的红曲，还是历经九蒸九晒就能由苦变甜的地黄，抑或是需连续熬制九天九夜才能出胶的阿胶，在电影化的精美镜头下呈现出的传统工艺为影片增添了视觉上的冲击力，也为叙事带来了新奇性。而中药人在重现工艺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执着与专注，则是真实而动人的精神品格。

《本草中国》剧照

　　但无论如何，真实仍然是搬演的第一原则。《本草中国》也存在着因过度搬演而为人诟病的瑕疵。如《时间》一集中，为了讲述“陈皮”这一味制作耗时的中药，导演组邀请了广东老字号“陈李济”的后人陈永娟一同前往产地新会收集药材原料。然而陈永娟只是“陈李济”药堂文化的讲述者，却并未真正传承这味中药的炮制技艺。于是当衣着精致的她与朴素的药农、药工一同展示陈皮的制作工艺时，观众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反感。搬演的艺术手段一旦离开了真实的根基，不仅不能增强纪录片的艺术性，反而会丧失观影者的信任感，破坏纪录片最能打动人心的真实力量。纪实作品的搬演应该遵循真人真事的尺度，以复原历史而非虚构历史为目的。

　　3. 呈现故事：悬念叙事策略

　　纪实作品要拥有在黄金时段与综艺娱乐节目抢夺收视率的可能，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吸引眼球，并最大程度调动观众的期待。因而快节奏、悬念化的叙事策略成为《本草中国》制作的重要手段。悬念是指“艺术创作者在安排情节时，一般先提出一个问题、一种趋向和一个迹象，引起欣赏者关注，却不立即予以回答、予以明确”[9]，创作者如此安排情节，是为了引起艺术接受者某种心理探究的张力。《本草中国》形成了较为模式化的叙述范式：即本草与人物交叉而行的悬念化叙事。

　　故事的引入往往从本草开始，此时的人物是隐于本草之后的。之所以优先塑造与本草有关的悬念，是因为从受众心理来看，很难在短时间内让观众对一个远离自己的普通人产生兴趣，然而人们对于耳熟能详却从未见过的自然与植物奇观，却充满了天然的好奇。故事在引入本草之后，更重要的则是预示一段本草将要经历的旅程：可能是一次发现之旅，也可能是一次转化之旅，让观众形成对本草“命运”的关注。然而在旅程开始之前，故事还会引入新的元素，那就是与本草有关的人物，人物命运的发展虽与本草的旅程相互牵扯，但人物本身的使命也构成了新的悬念：他能否完成父辈的心愿？能否完成手艺的传递？能否治愈至亲？在短短的六分钟内，从本草的设问到人物的引入，再从本草的经历到人物的结局，最外层的叙事框架在交叉叙事之下实现了“一波四折”，持续不断的信息注入加快了影片的叙事节奏。

　　以《境界》一集中人参寻觅的过程为例，能够更清晰地理解《本草中国》的叙事模式和悬念手段。在这个段落中，创作者从人工栽培的人参引入，先描述栽培人参与野生人参的药效差异，再引出野生人参濒临绝迹的事实，从而在观众的心中埋下了悬念：野生人参究竟是否还存在？紧接着，“老把头”崔长安作为野生人参的寻觅者进入到故事中，四年未见过野生人参的他这次是否能够如愿，形成了第二个叙事悬念。创作者在整个寻觅的过程中设置层层障碍来增加成败的不确定感：无论是干粮即将耗尽的走投无路，还是发现了人参兆头的欣喜若狂，曲折的过程强化了观众对悬念揭晓的渴望。甚至是在主人公发现了人参之后，创作者仍然不忘“欲扬先抑”，用漫长而克制的镜头呈现崔长安挖参的过程，在似乎能听到喘息声的紧迫氛围中，让观众的期待延宕，使得野生人参出土的那一瞬间成为整个故事的情感高潮。至此，人参的故事结束了，然而人物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收获野生人参的崔长安并没有满怀欣喜地离去，而是遵循着祖先的规矩，双膝跪地将人参种子埋入土壤，帮助其繁衍生息。

　　除了情节铺排上的“设而不答”，《本草中国》还充分运用视听手段制造悬念。如《双面》一集中芡实的故事，该段落从黑夜里的车灯开始，镜头跟随主人公进入到夜色中的荷塘，无论是环境声中的犬吠，还是踏入池塘时的水声，都让观众们对即将发生的事件充满未知与期待。直到主人公从水中掏出形状奇异的果实，人们才第一次见识到必须在深夜采摘、清晨售卖才能保鲜的“水中人参”：芡实。这种故事开篇的方式，比从清晨芡实市场的引入更为吸引人。

《本草中国》剧照

　　悬念叙事充分利用未知对观众产生的吸引力，来强化观影动力。无论是在叙事架构上采用双线索的悬念叙事，还是在单一纪实段落中采用保持未知的手法，都能提速影片的节奏，让纪实作品更具艺术感染力。

　　三、结语：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平衡

　　尽管《本草中国》收获了较为不俗的市场表现，但从纪录片的艺术取向上来看，它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从主题架构上看，虽然创作者为中医药题材赋予了广义的文化内涵，使得小众而艰深的题材变得更通俗和亲民，但整体构架仍然透露着作者式的精英意识，而非市场化的大众偏好。对此，后续之作《本草中华》取得了进一步的突破：相比起《时间》《境界》等高雅而富有哲学意蕴的主题，《本草中华》系列中《五味》《容颜》《功夫》等分集主题的设置，更具人间烟火的意味，拉近了作者与观者之间的距离。

　　愈是“主题先行”的纪录片，愈应该重视真实性的原则和纪实感的营造，避免陷入创作者的先验性和功利性。搬演和电影化的视听语言是增强纪录片艺术感染力的手段，但纪录片区别于虚构片的本质就在于“因真而美”。即使在商业资本和制作周期的压迫下，创作者仍应尽可能贴近拍摄对象的真实生活，获得其在镜头前的真情实感，而不是试图将素人当演员，让其成为实现导演意志的符号和工具。

　　当然，商业纪录片的制作需要高技术、高成本和多种专业人员的协作，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决定了它的商品属性，也决定了它不应该将观众置诸脑后。《舌尖上的中国》用两年多时间打磨而成，之后《本草中国》继续迈进在工业化的转型之路上。我们从《本草中国》的案例中至少能获得几点启示。

　　首先，它让我们看到了以商业资本打造多元精品文化纪录片的可能性。中国纪录片自诞生开始就一直躲在体制的怀抱里，商业资本的进入让纪录片创作的资金来源更为灵活，高投入的资金规模有利于提升纪录片的制作水准，多元化的商业需求也帮助小众题材的纪录片打开了窗口。中医药文化类纪录片此前一直鲜有人关注，来自国家层面的资金支持又难以在短时间内落实，而商业资金驱动下的工业化制作模式首次让中医药题材以“大片形态”出现在大众传播的视野里。这也提示人们，无论何种题材，只要找准与受众的沟通方式，就有市场化的潜力。

《本草中国》剧照

　　其次，即使在商业运作的环境下，纪录片的创作者们仍然能够在有限的条件下探索艺术价值的最大化。无论是感知寻常中的“陌生”、擅用“危机瞬间”，还是合理采用搬演、巧用悬念叙事，纪实与故事化手法的并用能够最大程度提升艺术效果。

　　第三，商业纪录片的兴起有利于纪录片生产的长效机制。《本草中国》获得的成功助推更多纪录片打开了卫视黄金时段的播出窗口，扩大了纪录片的受众群体，提升了纪录片工作者的市场价值和生存境遇，从而为反哺公共纪录片和独立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可能。也许《本草中国》所摸索的创作范式并不是商业纪录片的最优解，但对它的批评与褒奖都为中国纪录片的长效多元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1]　靳斌：《“主题先行”类纪录片的叙事策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7年第5期。

　　[2]　[美]比尔•尼克尔斯：《纪录片的人声》，任远、张玉苹译，桑重校，《世界电影》1990年第5期。

　　[3]　张同道：《格里尔逊模式及其历史影响》，《电影艺术》2008年第4期。

　　[4]　童清艳：《超越传媒——揭开媒介影响受众的面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第64页。

　　[5]　江苏卫视2016年5月20日开播6集版《本草中国》，播出顺序为：《时间》《年华》《双面》《境界》《相遇》《根脉》；央视9套2016年11月20日开播5集版《本草中国》，播出顺序为：《境界》《时间》《双面》《相遇》《新生》。本文按江苏卫视首播情况介绍集数及对应标题。

　　[6]　[俄]什克洛夫斯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6页。

　　[7]　孟庆龙：《纪录片故事化叙事手法渊源及演进研究》，扬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2013年。

　　[8]　单万里、张宗伟：《纪录电影分析》，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第36页。

　　[9]　金开诚：《文艺心理学术语详解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25页。

　　作者：孙虹　雷建军单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12期(总第51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