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鹏先生的文化忧思对当代书法的启示（白锐）

2019-12-31

阅读：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白锐收藏

　　内容摘要：本文以沈鹏先生对文化发展的四点忧思为基础，以当代书法面临的问题为切入点，从提高文化水平改变书家“泛化”、呼唤人文思想重塑书法艺术“高峰”、树立历史意识处理好书法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增强共同意识有效对外传播中国书法四点展开讨论，并提出一些对策建议，以期引起学界的深入研讨。

　　关键词：沈鹏　当代书法　书法批评　历史意识　文化忧思

　　2019年6月底的一个中午，我再次来到沈鹏先生家向先生请益，已到耄耋之年的沈先生仍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一谈到文化特别是书法艺术的现状与未来，沈鹏先生表现出极度的热忱与关切。谈话间，沈先生在一张宣纸上一气呵成写出如下四点：1.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水平低下；2.人文思想低下；3.历史文化低下、文化历史低下；4.中西文化对比交流，缺少世界共同的意识，狭隘民族主义，传统的“盲目自大”。写罢，先生抬起头看着我，语重心长地说，可就此展开写成文章。

　　作为先生的学生，我接到先生布置的“作业”时内心首先感到的是兴奋，感谢先生对我的信任；其次，也倍感压力、动力与责任。我深知先生极其珍惜时间，平日极少出门参加活动，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读书写作、创作思考上。这次先生用将近两个小时与我交流，足见文化发展特别是书法艺术发展在先生心中的分量。先生概括的四个方面着眼于大文化的视野，言语间流露出对当代文化发展和未来走向的强烈忧患意识、使命意识与担当精神。笔者以此为要点，结合当代书法发展的一些现象与问题，略陈浅见，真诚地求教于各位方家、同道。

　　一、警惕“泛化”，提高文化水平

　　所谓“泛化”，是指由具体、个别扩大为一般、普遍的过程。当前书法艺术的发展从书家、作品、读者、世界等四个维度考量，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泛化”现象。相较而言，从根本上影响或制约书法艺术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于由书家“泛化”带来的总体文化水平低下的倾向。

　　翻检中国古代书法史，那些名垂青史的书家绝大多数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这意味着古代书家除了“善书”的基本特征之外，还具备“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学养和修为。当代书家的身份极为丰富，各行各业的书法爱好者通过勤学苦练都有可能成长为书法家。这种情况宛如一把双刃剑，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书法技法在当代受到空前关注与重视，出现了繁荣与飞跃。技法是书法艺术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与门槛，技法的进步直接推动着书法艺术的进步。但从消极的角度来看，技法只是书法艺术的冰山一角，仅仅依靠技法，并不能达到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而且，如果把书法囿于技术的牢笼，一味夸大技法的作用，就会让书法走入“炫技”误区，降低书法艺术的丰富内涵，扼杀与戕害书法本体，对书法艺术发展形成阻碍与羁绊。当下一些活跃在书坛的书家，在抄写古代经典诗文时常常出现错字、别字、漏字、繁简错杂，自作诗词出现格律混乱、牵强附会等现象，暴露出文化素养不高、根基不牢，已成为书法界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沈鹏先生提出的“宏扬原创、尊重个性、书内书外、艺道并进”十六字教学理念极具深意。对“书内书外”的认识，先生早有洞见，他在多年前就直言：“‘书外’的修养多于‘书内’并非坏事而是好事。当然这两项基本功缺一不可，并且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一幅书法作品的得失成败，一位学书者能否成‘大器’，无不决定于这两项基本功力的厚薄深浅。”[1]中国书法家协会对此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并努力付诸实践，力争扭转风气。从2014年到2018年，中国书协连续五年举办五届“国学修养与书法•全国青年书法创作骨干高研班”。2017年6月，在第六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新闻发布会上，书协领导明确提出注重书家的“学养、修养、涵养”。在近期结束的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的评审中，中国书协专门成立了审读审查委员会来检查作品中的错字、别字、繁简混用等常识性的错误现象，并对书写素材的出处、版本等有严格的考察，对书家文化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一系列举措切实有助于改变书家传统文化学养不足的问题，为书法界注入学习经典、静心读书、认真思考的清流，引导当代书坛不断拓宽学术视野，提升学术品格，朝着艺文兼备、技道并进的方向努力。相信随着时间积累、岁月沉淀，会逐步培养出一支老中青结合的高素质书法人才队伍，力促当代书法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书房中的沈鹏先生

　　笔者以为，从更广阔的视野思考改变书家“泛化”的局面，有赖于全社会对文化价值的认同与提升。诚如钱穆先生所言：“一切问题都从文化问题产生，也都该从文化问题来求解决。”[2]沈鹏先生认为：“书法从来不仅是一门艺术，它还是一种文化现象。艺术现象可以包容在文化现象之中，但文化现象有更为广阔的天地。”[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4]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文化自信直接决定对文化价值的认同与尊重，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书家“泛化”的问题，最为重要的便是增强自身的文化自信，增强作为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真正从思想意识层面对我们的文化产生高度的认可。

　　二、勇筑“高峰”，呼唤人文思想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文艺创作的问题时，特别提出“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文艺发展的最大问题与症结在于“浮躁”。“一些人觉得，为一部作品反复打磨，不能及时兑换成实用价值，或者说不能及时兑换成人民币，不值得，也不划算。这样的态度，不仅会误导创作，而且会使低俗作品大行其道，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5]艺术创作的过度功利化现象普遍存在于各个艺术门类。以大众文化的“造星运动”为例，某某明星参加一场音乐会、主持一场文艺晚会，或者参演一部电影、电视剧，明码标价，完全以经济利益作为衡量的标准。这种浮躁的行为非但没有受到批评，反而刺激无数“粉丝”追星的狂热。如此失衡的价值观，人文精神严重阙如，令人心生悲凉，不敢想象，艺术的“高峰”何以实现？

　　反思当代书法的发展，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书界呈现出人才辈出、风格多样、流派纷呈、生机盎然的新局面。改革开放的先进思想观念为书法的审美注入了时代气象，扎实的经济基础为书法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由于考古的新发现，简牍、帛书、墓志、残纸等陆续出土，以及高科技提供的便利条件都在无形中推动着当代书法的发展。“笔墨当随时代”，新的审美意识、审美价值、审美追求由理念转化为实践，书法技法得到极大的发展。应该说，经过四十余年的积累与沉淀，为书法“高峰”的出现提供了书法实践、书法史观的丰厚储备。

　　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发展与问题相伴。伴随着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大潮，物质化、世俗化、金钱化、功利化等思潮迅速蔓延，普遍发生于其他艺术门类的问题也同样出现在书法领域，导致健康的审美判断、创作趋向、理论评价产生“异化”。沈鹏先生指出：“当前商品经济、人际关系相联系的功利主义又在滋生，影响及于审美观念、理论评价、创作趋向等众多领域，蔓延着一种浮躁情绪”[6]。“这个浮躁既表现在创作上，也表现在理论上。表现在创作上，即是时风的流行……在理论上，有些文章认真的分析研究少，讲成绩夸大其词以至哗众取宠。”[7]在沈先生看来，浮躁情绪的产生与商品意识的强化有直接的关系。“在商品生产意识占上风的情况下，人们以纯粹功利的目的对待科学与艺术，限止于承认科学与艺术的具体成果，不愿认真对待科学与艺术的精神与方法。……科学与艺术成果的商品化，从一方面来说有利于推广、普及，既有益商品的消费者，也保障科学家、艺术家的利益。但是须知商品意识的强化，是同削弱人文精神、牺牲人文精神密切联系着的，甚至是以这种牺牲为代价的。常人心目中艺术家要以艺术品的价格来衡量高下，换句话说艺术品的市场价格决定了艺术家的身份、地位、影响力等等，对此人们习以为常，不以为怪。”[8]由于受众审美判断力薄弱，无法准确评估艺术的内在价值，只能根据主席、副主席、理事、会员等职位而“因人定价”，进而刺激书家追逐名利、追逐地位，形成恶性循环。由此，不禁要追问，书家究竟应该为谁而书，是为市场、为名利，还是为艺术？

　　上述种种问题的出现，归根结底在于人文精神的缺失。陈思和把“人文精神”概括为：“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9]人文思想在我国起源很早，可追溯到《易经》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谓观察天道运行的规律，认知时节的变化，观察人类文明进展，用人文精神来教化天下。人文思想是我国优秀的精神传统，应该得到很好的继承与发展。面对艺术界的浮躁情绪与功利心态，我们应有清醒和冷静的思考，积极回应呼唤人文思想、重塑人文精神的时代呼声。

　　重塑新时代的人文精神，最重要的是对人的尊严的呵护、价值的维护、命运的关切，对艺术传承的宏扬、发展的推崇、创新的尊重。说到底，核心便是改变过度商品化的现象，对一切向“钱”看的行为说“不”，“尊重人、尊重艺术，比之尊重作品、尊重商品更重要。整个社会如此，艺术家自身也应如此，或更应如此”。[10]如果整个社会都能尊重艺术家、尊重艺术，那么，坚守艺术本体，弘扬原创精神，彰显个性精神，就不会是空谈，也就具备期盼艺术“高峰”出现的外部条件。当然，艺术大家个性化的努力是内部动因。当内因外因形成合力，加上时间与火候，艺术“高峰”的出现就可以期盼。

沈鹏先生书法作品

　　三、激活传统，树立历史意识

　　沈鹏先生同时谈到历史文化与文化历史两个概念。所谓历史文化，一般来说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历史，大体意义和历史文化重合，但从语义上理解，文化历史是从演进的角度讲文化，重在时间的流动性和连续性以及内在逻辑和规律。因此，文化历史的包容性更大，角度和维度更多。沈先生之所以把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强调既要有历史文化的宽度和广度，也要有文化历史的深度和关联度。先生所言历史文化低下与文化历史低下的倾向，笔者以为都源于历史意识的阙如。

　　所谓历史意识，有史学学者认为“是一种跨越时空审视历史的思维方式，它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基础，在对复杂的历史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抽象后，把一切事物看成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根据历史启示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理解历史、观察现实、展望未来，进而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对自身、民族、国家、文化的历史及其发展的认同感、自豪感和责任感”。[11]历史意识是一种思维方式，包含对历史的敬仰与反思、对客观现象的尊重，以及借古开今的展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以“历史意识”激荡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具有历史文化素养，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即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12]同样，传承和发展中国书法艺术，也要树立“历史意识”。毋庸置疑，古代书法家所创造的历史智慧值得认真汲取。然而，目前有部分书家把历史意识简单地理解为固守古代传统，回到经典，把竭尽所能完全逼真于古代书家作为最高法则。不能不说这样的认识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是对历史意识的狭隘化。

　　首先，传承书法艺术要从尊重书法传统、敬畏书法经典开始。中国书法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几千年灿烂悠久的历史，展现了丰富多元的华美篇章，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回顾古代书法史，王羲之、王献之、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頫、倪元璐、王铎、傅山等这些彪炳史册的书家所创作的经典作品共同构筑了中国书法的传统，需要我们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全面继承。

　　其次，传承书法艺术离不开历史意识与创新精神。一部书法史就是一部书法创新史。如果仅仅是简单的重复古人、重复经典，书法史早已终结。虽然“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尚态”的说法，在学术层面值得考究，但从宏观上展现出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书法风格。可以说，一个时代的书法风格既是对前代的创新，又同时成为后世的传统。因此，用发展的眼光看，书法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具有延展性，是动态的，是在调整中不断完善的体系。

　　再次，强调书法的历史意识，着意于立足当下，创造新的经典与高峰。每一代人，都从历史中走来，又向历史中走去。沈鹏先生对这个问题有着自己的认识，“留心当代书法，最引起关注的问题大约莫过于承传与出新。矛盾的双方统一于书法本体。传统对于当代书法，是取之不尽的伟大源泉，也是十分沉重的压力。说源泉，容易接受；但要认识书法源泉的伟大究竟何在，如何汲取，如何使伟大传统在我们手里不仅是保存，而且要开拓，发扬光大，又成为难题，成了压力”。[13]在这个层面上思考，当代书法发展的核心命题是如何对古代书法的传统、近现代书法的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何按照新时代的特点与要求，创造符合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的书法艺术的问题。因此，树立历史意识，处理好书法传统和创新的关系，对当代书法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决定着书法艺术的创造力与生命力。

沈鹏先生书法作品

　　四、扩大传播，增强共同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落实到文化领域，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4]沈鹏先生对此有着清醒的判断，希望中西文化在对比交流过程中凝聚共同意识。

　　作为中国独特的艺术门类，中国书法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凝聚着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意识、思维方式与情感表达。蒋彝有言：“我们认为书法本身居于所有各种艺术之首位。如果没有欣赏书法的知识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的美学。”[15]因此，传承书法艺术对于展现中华审美精神、增强文化自信、彰显民族精气神都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书法艺术是东方独有的艺术门类，很容易陷入“孤芳自赏”“自说自话”的局面。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国书法无法与国际沟通，也没必要参与国际交流。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与传统的“盲目自大”情绪，十分可怕，也引发了沈先生的担忧。多年前，先生在参加国际书法研讨会上曾直言：“长时期来，人们喜爱强调民族艺术的异点，但民族性是相对的、发展的。……世界文化的求同趋向将不可避免地强化。‘异’肯定仍旧存在，但东西方文化的互补，各自克服自身缺点学习他方优点，打破狭隘眼界，将会越发显得重要。”[16]

　　那么，书法艺术应该如何有效进行海外传播，开展国际交流呢？书法艺术走出国门，仅仅是到国外举办几场书法展览，在现场书写几幅书法作品吗？这些表层化的传播路径，并没有建立在共同意识的基础上。诚然，交响乐、芭蕾舞、歌剧、油画，这些都是西方艺术的经典，就表现形式、文化差异而言，中国书法与它们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然而在形式美的内涵上却有相通之处。“中国书法有很强的民族性、地区性。它使不懂汉字的人难以理解辨识，但它的形式美所内含的运动感、节律感、和谐状态同各门艺术有通感，同观赏者的内在机制相适应，因此有可以被普遍接受的基因。”[17]“艺术品是将情感呈现出来供人欣赏的，是由情感转化成的可见的或可听的形式”[18]。“在卡尔特修道院里神圣的索菲亚像和窗孔上，在墨西哥雕塑、波斯碗、中国地毯、乔托的帕多瓦壁画、普桑的杰作之中，究竟有什么共同的东西？似乎只能有一种回答：那里有着有意味的形式”[19]。说到底，不同的艺术门类，用不同的形式表达着共同的艺术情感与审美情感。

　　书法艺术走出国门，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应增强世界共同意识，尽可能做到与国外优秀艺术平等交流与对话，从而在艺术本体上产生契合与共鸣。首先，要对国外的艺术门类给予足够尊重与充分理解，抱着学习的态度，认真研究国外艺术门类的审美要素与特点。其次，坚守书法艺术的本体，按照自身的审美规律，去呈现书法的生机。中国书法的艺术性越鲜明，就越具有与国外优秀艺术切磋之可能。书法艺术的内涵越丰富，点画、结体、章法、墨色的组合越生动，越能更好地表达书法艺术的美感，越能更好地抒发书法家内心的情感。再次，要在守卫书法艺术传统本体要素的同时，敢于和善于汲取世界其他优秀艺术门类的有益元素，使民族艺术获得新的生机。

　　沈先生是极富责任感、使命感与人文情怀的长者，又是颇具前瞻性、洞察力与独立思考的智者。先生为包括中国书法在内的文化前途与未来呕心沥血、殚精竭虑，这种大我情怀、担当精神，令后学感佩不已，由于学力所限，这篇“作业”，不及先生深意之万分之一。最后援引先生一句话作为结尾：“我们的书法事业要以前所未有的胆识和至高无上的使命感，做出不懈的努力和更大的贡献！”[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