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幼苗到大树——陶行知育才教育对伍必端艺术人生的塑造（郝斌）

2019-08-01

阅读：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郝斌收藏

　　内容摘要：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不仅影响了晓庄、育才、行知等学校培养出来一大批杰出学生；而且影响了20世纪几代中国人，至今仍在许多方面对现代教育提供启示，值得珍视和研究。伍必端是重庆育才培养出来的一位重要的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研究伍必端，很难不追溯到陶行知和育才教育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通过伍必端，也可回溯、探究育才美术教育的许多重要问题，并重新思考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陶行知　伍必端　育才学校　美术教育　木刻　美育

　　1939年7月，陶行知先生创办育才学校。对于陶行知亲自实践的抗战时期重庆育才学校美术教育，酆中铁曾评曰：“一般的幼年成绩，即可与中等学校相比，特出的成绩，有时竟超过专科学校”[1]，可见其显著成绩。而伍必端先生就有幸成为育才第一批学生，并在育才度过了整个青少年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尤其在赴苏学习归来之后，伍必端逐渐成长为一名创作成绩卓著的版画家、版画教育家，而这都与其在育才绘画组的木刻启蒙学习分不开。研究伍必端，我们很难不追溯到陶行知教育思想和育才教育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通过伍必端，我们也可回溯、探究育才美术教育的许多重要问题，并重新思考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重要意义，尤其他的个人传记《刻痕——画家伍必端自述》[2]、他育才时期的木刻创作等都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正是在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这株“大树”的庇护、培育、影响下，伍必端才得以从一株弱小的“幼苗”，逐步成长为美术界中一棵“大树”，进而他又培育了更多的美术“幼苗”。

　　一、伍必端的“生活”启蒙与革命启蒙

　　在陶行知教育思想指导下，育才当时倡导的不仅是专业启蒙教育，而且是一种更为全面、深入的生活启蒙教育，这都对伍必端产生了重要影响。

伍必端《陶行知先生与育才的孩子们在一起》木刻 1980年安徽歙县陶行知纪念馆藏

　　陶行知曾明确指出：“创办育才的主要意思在于培养人才之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够发展。”[3]伍必端同样因为绘画的“特殊才能”，才得以有幸选进育才：“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到保育院来挑选学生时，保育院也把我作为可以培养成画画的苗子，推荐给‘育才’学校的”[4]。伍必端是一名孤儿，是战争的受害者。育才的收留，不仅给了他一个躲避战争的温暖港湾，更提供了一个促其成长、培养才能的舞台。伍必端曾慨言：“从保育院到‘育才’学校，可以说是我的人生道路的开始……使我在少年时代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并被引导走上了进步的革命道路。”[5]可见，育才教育对伍必端的成长乃至整个人生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提出的一个重要教育理念。陶行知指出：“育才的生活、学习、工作将生活和学习相统一，集体生活与日常社会服务相统一。”[6]而所谓“生活教育”，包含三部分的内容：“一是生活之教育；二是生活影响生活之教育；三是为着应济生活需要而办之教育”；且在抗战建国新的伟大时代中，生活教育又肩负起新的任务——构筑“抗战建国的真力量”。[7]“生活教育”经由育才的实践，体现出鲜明的生活启蒙、艺术启蒙、思想启蒙的教育意义，对伍必端影响至深，主要表现为：

　　其一，生活影响教育，使得儿童在生活实践中获得锻炼，促其成长。伍必端在传记中生动地记述了陶行知带领育才孩子们在山岗上自己动手盖厕所、自己制作画具、去出版社做印刷实践、布置画展以及从合川徒步一百余里到市里看《安魂曲》话剧等实践活动，通过这些生活实践活动的开展，锻炼了孩子们对生活的了解及实践能力、自信心和意志力，从而使孩子们获得成长。

　　其二，“集体生活”教育，即在一种集体学习生活中倡导全面而灵活的艺术启蒙教育。陶行知对此解释说：“我们的学生要过这样的集体生活，在集体生活中，按照他的特殊才能，给予某种特殊教育，如音乐、戏剧、文学、绘画、社会、自然等，若进了一组，中途发现他并不适合那一组，而更适合另一组，便可以转组。总之，我们要从生活的可变动法则来理解这一切。”[8]其目的是要培育、发掘孩子们的艺术潜质。伍必端自进育才开始就分在“绘画组”，但同时也受到多方面的知识教育，而不仅仅是绘画。伍必端谈到：“‘育才’学校的同学，除在自己学习的班组上课外，受到的课外教育也很多。五六个不同类别的班组相互‘渗透’，无形中我受到其他专业组的影响也不小”，如从音乐组的钢琴和小提琴演练中经常可以听到贝多芬、莫扎特的乐曲旋律，在戏剧组观摩排戏及听戏剧理论课，从文学组阅读了鲁迅、高尔基等的作品，还接受了舞蹈方面的知识，都提升了其艺术修养；而除文艺科目外，“还从自然科学组和社会科学组的一些教学活动中，接触到一些有关的知识”。[9]可见，在育才所营造的开放式的集体学习生活环境中，伍必端既在绘画组内接受专业的美术学习，同时也受到全面的知识启蒙教育。

　　其三，社会生活教育和为社会而教育，体现出鲜明的进步性。陶行知指出：“育才学校不是培养小专家，只是要使得这些幼苗在幼年时期得到营养，让他健全而有效地向前发展；不是培养他做人上人，他们从老百姓中过来，还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到的东西贡献给老白姓，为老百姓造福利，为整个国家民族以至全人类谋利益；不是丢掉普及教育，而是丰富了普及教育原定的计划，正在帮助发展它。”[10]陶行知强调一种为社会而教育，倡导一种“小先生制”[11]，“小先生”虽年龄小，但同样能够在那个艰难的时期为社会、为国家作出贡献。同时，“陶先生主张把孩子们的成绩拿到社会上去检验。当时‘育才’学校在郊区乡下，陶先生鼓励我们把作品拿到重庆城里去展出，一方面扩大‘育才’在社会上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向那些帮助‘育才’的人士汇报孩子们的学习成绩。育才音乐组在重庆也举办过多次音乐会……在战时的重庆引起了轰动”。[12]通过这种社会参与教育，使得孩子们的学习成绩获得社会的认可和肯定，进而更加激发了孩子们的学习热情。由此，育才教育也体现出鲜明的进步色彩。

伍必端丰收的喜悦 40×55cm 套色木刻 1979年中国美术馆藏

　　不仅如此，育才的师资构成也具有鲜明的进步倾向。“陶先生聘请的老师，许多都是思想比较进步的青年艺术家，还有一些是有艺术才能和实践才能的年轻人”，他们许多人都是“共产党员和进步的青年教师”；甚至周恩来也多次来到育才参观、探望全校师生等。[13]王琦也谈到：“育才成了国统区里一个小型的共产主义的‘公社’。陶行知便是这个‘公社’的主任。”[14]显然，在这样的教学安排和进步教师的指导下，育才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就体现出思想和艺术方面的进步性。其中，伍必端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很早即在艺术和思想上体现出进步性倾向：他曾热切期望奔赴延安，继而在重庆中共代表团秘书处工作，最后终于在1946年春奔赴华北解放区，如愿成为一名解放区革命文艺工作者。

　　二、伍必端的革命艺术启蒙与版画创作启蒙

　　陶行知建立育才绘画组一开始就显示出鲜明的进步色彩，即在国统区将当时极具革命性、进步性的木刻艺术首次纳入学校艺术教育体系之中（1938年4月建校的延安鲁艺为首次，育才紧随其后），体现了陶行知进步而敏锐的艺术眼光。当然，这也是因为木刻艺术所倡导的“为社会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的进步理念及其在抗战宣传中所展示出来的积极意义，与陶行知所倡导的“生活教育”理念十分接近，即强调“集体生活与日常社会服务相统一”，为“抗战建国”服务。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陶行知开拓性地将木刻引入育才绘画组教学中，并聘请了陈烟桥、张望、王琦、梅建鹰、刘铁华等抗战大后方的著名木刻家为教员，进而给予了育才学生以革命艺术的启蒙，也对伍必端此后选择走上版画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版画艺术启蒙。由此，陶行知育才学校绘画组在美术教育方面，在新的进步教育理念的指导下，体现出多方面的开拓性：

　　其一，强调美术创作与现实生活的结合，秉持现实主义的美术教育思想。陶行知曾为绘画组孩子写过一首诗词：“为老百姓而画，到老百姓的队伍里去画，跟老百姓学画，教老百姓画，画老百姓，画出老百姓的好恶悲欢，画出老百姓的平凡跟伟大……”[15]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绘画组老师经常带领孩子们到现实生活中去写生，去画现实生活中的劳动者，而不是仅仅在画室里画模特、画石膏。伍必端曾记述：“老师带我们去画农田里的耕牛，画农家，画农具。学校后山下面就是一座煤矿，老师带我们去画矿工推煤车和矿工在煤堆上休息的场景。”[16]这都使育才绘画组孩子们获得了现实主义的艺术启蒙。

1940年，育才美术组教室。图中，张望老师正在指导伍必端等学生印制木刻

　　其二，强调绘画创作学习和绘画理论学习的结合。伍必端记述了在育才迁回城里办学后，请来王琦先生任教，主讲西方美术史：“他（王琦）是最早向我们介绍西洋美术史的老师。他从文艺复兴三杰……到介绍提香、波提切利的《维纳斯之诞生》，以及西斯廷大教堂的天顶画……使我印象最深的是介绍法国写实主义画家米勒的作品……还给我们介绍了德国女版画家珂勒惠支……”美术史尤其是对现实主义美术史的了解，让伍必端印象深刻、获益颇多，他也慨言：“老师们给我们介绍的这些画家，对我们以后走什么样的美术道路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7]

　　其三，强调艺术创作与展览、出版、发表的结合，一方面使得艺术参与社会、服务社会，另一方面也鼓励、促进了孩子们的艺术学习。上文已经谈及，陶行知“主张把孩子们的成绩拿到社会上去检验”的办学方式，在绘画组教育中同样如此。陶行知对育才孩子们的作品“非常重视”，认为“这些作品虽然不很成熟，但却表现了孩子们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感情”[18]，因此积极地将孩子们的作品向社会推荐、向社会宣传。伍必端曾记述：“我们绘画组在1942年重庆中苏友好协会举行了《抗敌儿童画展》（主要是木刻作品）”；这次“画展影响很好，社会上不少进步人士为了支持‘育才’学校而购买了孩子们的画”，展览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同时，在当时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陶行知还为绘画组的木刻创作出版了两本木刻集——《幼苗集》（1941年3月出版第一集；1942年3月出版第二集）；并积极将绘画组同学的作品推荐到当时的刊物上发表，其中如伍必端的一幅木刻《血的控诉》还被张望老师推荐到《新华日报》发表。我们今天还可以从民国的期刊上找到大量育才绘画组孩子们的木刻作品，如《儿童月刊》（四川）、《联合画报》《战时教育》《民主教育》等刊物，成为今天我们了解育才绘画组木刻教育成果的重要材料，其中即有很多伍必端的木刻作品。

　　1939年9月，育才成立绘画组。伍必端也依照其绘画特长，被分到绘画组学习，并受教于陈烟桥、张望、王琦、许士骐等进步艺术家，学习素描、写生、色彩、木刻等课程，获得了艺术启蒙尤其木刻启蒙；同时，还广泛参与文学组、舞蹈组、自然科学组和社会科学组等其他小组的教学活动，获得了多方面的知识滋养。由进入绘画组开始，也开启了少年伍必端的木刻创作历程。在木刻老师指导、培育下，伍必端在这一时期创作出许多作品，已然成为当时一名活跃在重庆大后方的“小木刻家”了。

　　《农家》（木刻，1939年）是其创作的第一幅作品，已体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取向。我们由此亦可以看出育才绘画组从建立伊始所秉持的教学理念——现实主义艺术理念，并给予了学校深刻的影响。正如伍必端所说：“老师常带我们外出画速写，虽然学校周围的风景很美，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好像我们没有心思画纯粹的风景”；而是去“画农田里的耕牛，画农家，画农具”。[19]这幅作品正是育才绘画组开展美术教育新探索的重要印证。在老师指导下，伍必端从身边的现实生活汲取素材，聚焦写生活动中所接触的“劳动”题材，描绘了在一所普通农家庭院中，一位农民正撵着一头耕牛拉石碾的劳动场景；一缕晨光从东方照射过来，映在劳动者朴实的面庞上，整幅场景显得平凡而伟大，也是对劳动和农民的一曲赞歌。虽然这幅作品是伍必端木刻创作的首次尝试，但似乎并不显得稚嫩，却显示出他对于木刻创作已十分纯熟并颇有心得了。该作品收录于育才学校编的《幼苗集》（第一集）（1941年3月）中。

　　《工作检讨》（木刻，1940年）是《儿童月刊（四川）》1940年第7期所刊用的一幅封面木刻，表现了孩子们身边的生活——育才学校的“集体生活”。陶行知曾指出：育才学校倡导一种“集体生活”，而“真的集体生活必须有共同目的，共同认知，共同参加”。[20]这幅作品就生动地表现了这种“集体生活”：针对班组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七位同学（可能是班委委员）正在做严肃认真的讨论；其中，右一、右三两位同学采用背面形象刻画，应是在作检讨，其他五位同学则采取正面形象，正认真严肃的听取检讨、参与讨论，画面气氛既认真严肃、又团结友爱。“集体生活”的目的首先就是要将班组建设好，为了“共同目的”，通过讨论（“工作检讨”）取得“共同认知”，并通过“共同参与”而实现，使得每个班组成员在其中都能够发挥它的一份力，使所有同学的“特殊才能”都能够在其中获得发挥和成长。

伍必端《工作检讨》木刻 1940年载《儿童月刊（四川）》1940年第7期

　　《血的仇恨》（木刻，1941年）是伍必端所认为在育才时期的代表作。这幅作品曾参加1942年在重庆中苏友好协会举办的育才学校“抗敌儿童画展”。展览开幕当天，陶行知带领宾客参观展览，并让孩子们介绍自己的创作经过。当看到伍必端这幅作品时，宾客问起为何创作这样一幅作品，伍必端回答说：“刚到重庆不久，看到一次被日寇飞机空袭后在一条被炸的街上，一个被炸死的孩子的惨状，叫我永远忘不掉。”宾客听后十分感动，当场买下该作品。在展览会前，这幅作品还被张望老师推荐到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也是伍必端首次在报刊发表作品。[21]这幅作品采取倒金字塔式构图，画面的焦点聚集在前景“一个被炸死的孩子的惨状”，在这个孩子身旁，还有许多被炸死的尸体，而上方折断的电线杆、残破的房屋、凌乱的街道、远处的硝烟以及呼啸而过的敌机又将观者的视线引向远方，也明确地告知了观众是谁造成了这样的惨剧。整幅画面以一种破碎、曲折的线条来描绘，体现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该作品不仅成为当时一件优秀的儿童美术佳作和抗战木刻佳作，也成为我们今天考察“重庆大轰炸”的重要历史文献。2006年，根据当年的报纸存留的作品图片，伍必端又重制了这幅少年时期的代表作，并捐赠给了中国美术馆，参加了当年举办的“伍必端捐赠作品展”。[22]

伍必端《血的仇恨》木刻 1941年中国美术馆藏

　　此外，可以查寻到的伍必端那一时期的木刻作品还有三件，其中两件为宣传画：其一为《图画新闻之一》（文字解说：卡港会谈之后，美又派军事代表来重庆，和我们领袖商量一同打败敌人的战略。《儿童月刊（四川）》1943年第4期），刻画了“我们领袖”（所刻画形象应为蒋介石）迎接美代表团专机的场景；其二为《民主教育》封面画（《战时教育》1945年第9卷第2期），表达了人们团结在“民主教育”旗帜下的坚定信念。第三件为《后方生产》（《联合画报》1943年第31期第6版），但十分可惜的是，留存图像质量过低，以至我们难以分辨画面的具体图像，通过模糊的画面可以判断描绘了大后方农民正在农田里加紧生产的场景。总体而言，这三件作品属于伍必端育才后期的作品，相比较前三幅作品，体现出更为鲜明的抗战主题和为抗战服务的创作意识，也体现了此时伍必端在艺术思想方面的日趋成熟。

　　三、育才学校的影响与伍必端的革命艺术人生

　　对于育才艺术教育，酆中铁曾提出批评：“首先，幼年学童的兴趣往往是游移的。最初的兴趣特别高，一接触到困难……就会很快的失去信心；其次，成绩突出的同学，和前者恰好相反。自满，不虚心，专作大的作品，发表欲很强，结果造成了真正的‘小专家’，失掉了儿童的天真。而对于本科技术以外的东西，完全漠然不知。除此以外，因为自幼年即分组受专门教育，普通课程对于学生再也引不起兴趣，专而不博，常识欠缺，政治水准很高，而文化水准一般的降低，等到快成年时，要补救也来不及了。”[23]但在伍必端看来，育才艺术教育的这种局限性似乎并不存在，不仅从其个人而言，既获得了木刻创作的艺术启蒙，而且受到全面的知识启蒙教育以及革命启蒙教育；其他很多同学也都获得了成长，育才艺术教育“使少不更事的孩子们最终得以茁壮地成长起来”[24]。

　　尽管如此，从伍必端个人艺术成长的经历而言，虽然经过育才美术组多年的木刻教育，却也未能促使伍必端就此直接走上木刻创作的艺术道路，直到1956年赴苏留学后才真正投身于版画创作事业。究其原因，伍必端将其归结为“革命理想的追求”：“我们当年的思想就是追求革命，没有时间去刻木刻，更重要的是去前线，画宣传画、画漫画。”[25]这也体现了育才艺术教育的一种“时代的局限性”。在当时抗战、解放、建国的历史语境下，陶行知在育才学校的教育目标是为“应济生活需要”并构筑“抗战建国的真力量”[26]，是“为老百姓造福利，为整个国家民族以至全人类谋利益”[27]，而非仅仅如酆中铁所指出的为着发展“儿童的天真”。

　　育才时期给予了伍必端至深的印记和影响。育才教育之于伍必端而言，一方面为其提供了木刻艺术的潜在意识、创作经验，为伍必端后来在新中国成立后真正回归版画创作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其提供了进步艺术的启蒙和革命思想的启蒙。经由育才教育，伍必端逐步形成了自己进步的艺术观和坚定的革命信仰。正是在这一深刻的影响下，伍必端很早即期望着奔赴延安、走向革命艺术之路。1940年，在“皖南事变”之后，在张望老师的提议下，伍必端当时即已经决心与张望老师一起奔赴延安，进入延安鲁艺继续学习，并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去办手续，可惜未能成行。在等待了一段时间未果后，伍必端只能再回到育才继续上学，“但去延安的念头并没有打消。每隔几个月，我就去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打听”，但依然未果。[28]1945年11月，伍必端再次去八路军办事处，有幸被临时调到中共代表团工作，分派到代表团秘书处齐艳铭秘书长办公室工作，虽然未能如愿奔赴延安，却由此正式投身于革命工作了。伍必端感言：“这对我来说，不仅是生活中的一大变更，也是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转折点。我从一个普通的‘育才’学生一下子进入到一个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在斗争的最前线做一名小战士，虽然只有几个月的短暂时间，对我来说，却是我一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时期。”[29]1946年3月6日，经周恩来同意，伍必端搭乘中共专机离开重庆，奔赴华北解放区，后进入华北联大美术系，终于成为了一名解放区革命文艺工作者，开启了他新的革命艺术人生。

　　但育才教育的深刻印记仍是难以忘却的。伍必端曾记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央美术学院担任创作课助教时仍采取当年育才教育倡导的“每个月都要举办一次木刻作品观摩会，大家把这个月创作的作品挂在墙上，大家讨论，最后再由老师来讲评”的教学方式。[30]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艺术创作趋于自由，此时育才时期的记忆亦成为激发伍必端艺术创作的重要方面。伍必端也似乎满怀回忆、怀念，进而创作了一系列表现育才时期和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期个人印记的版画、水墨画等作品。

伍必端《陶行知像》木刻 2006年中国美术馆藏

　　就育才题材创作而言，1980年，也为了怀念周恩来总理，伍必端作木刻《周恩来同志到育才学校参观》，生动地刻画了1940年9月周恩来副主席携邓颖超一起参观育才学校的情景；同年，伍必端作木刻《陶行知先生与“育才”学校的学生在一起》，画面左下角牵着陶先生手的孩子正是伍必端，他还饱含深情地绘制了《陶行知像》（草图）等，表达了对那个童年“美好”时光的怀念，以及对周恩来总理、陶行知先生的思念之情。2006年，在伍必端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作品之际，在翻看作品的过程中，他似乎再次回想起了育才时期的宝贵经历，他不仅将1980年的《陶行知像》（草图）进行再创作，制成一幅木刻作品《陶行知像》；而且，重制了育才时期的代表作品《血的仇恨》（1941年），捐赠给中国美术馆收藏。这都表明了陶行知和育才学校对于伍必端的深刻影响，也饱含着伍必端对于育才学校的深厚感情。

　　在那个“抗战建国”的艰难时期，陶行知紧密结合现实生活需要，在“抗战建国”总目标统摄下，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开展艺术教育的崭新实验，取得了显著的教育成绩，培养了一大批像伍必端一样具有“革命理想的追求”的儿童。这些儿童逐步成长起来，传承着陶行知和育才的教育精神，为“抗战建国”而战斗。这都体现了陶行知教育思想、陶行知在育才的艺术教育实践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值得珍视和研究，而伍必端的育才经历、创作及其革命艺术人生，正对该课题的深入考察、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回信指出：美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塑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作用。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这显示了“美育”在新时代我国教育事业中的重要意义——“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的今天，我们更应当珍视此前我国美育教育的重要经验，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念和实践正是其中的重要经验之一：既重视“全面教育”，也要珍视学生的“特殊才能”，“使得有特殊才能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够发展”[31]；同时，将“美育”与新的时代命题、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并非“为艺术而教育”，而是“为社会而教育”，真正培养出“为老百姓造福利，为整个国家民族以至全人类谋利益”的新时代人才。伍必端艺术人生的成长和成就，正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和育才学校美术教育重要价值的生动印证，值得珍视和研究。

　　[1]　酆中铁：《重庆育才学校的美术教育》，《人民美术》1950年第6期。

　　[2]　伍必端：《刻痕——画家伍必端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3]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三），湖南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376页。

　　[4]　伍必端：《刻痕——画家伍必端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3页。

　　[5]　伍必端：《刻痕——画家伍必端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3页。

　　[6]　陶行知：《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陶行知全集》（三），湖南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366页。

　　[7]　陶行知：《生活教育目前的任务》，原载《战时教育》1939年第3卷第10期，《陶行知全集》（三），第292页。

　　[8]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三），湖南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376页。

　　[9]　伍必端：《刻痕——画家伍必端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45-46页。

　　[10]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三），湖南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376页。

　　[11]　陶行知提出：“农村教育的实验•小先生制”。“那些在校读书的孩子们，他们放学以后，回到家里，去教他们的亲戚和邻居们认字。做爷爷奶奶的和孙儿孙女们一起玩，一起教，一起学。”《中国》，原载193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师范学院教育年鉴，《陶行知全集》（三），湖南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288页。

　　[12]　伍必端：《刻痕——画家伍必端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4，36页。

　　[13]　伍必端：《刻痕——画家伍必端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7、44、48页。

　　[14]　王琦：《王琦美术文集•艺海风云•上》，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第89页。

　　[15]　伍必端：《刻痕——画家伍必端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4页。

　　[16]　同上，第32页。

　　[17]　同上，第37-38页。

　　[18]　伍必端：《刻痕——画家伍必端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6页。

　　[19]　伍必端：《刻痕——画家伍必端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2页。

　　[20]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三），湖南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376页。

　　[21]　伍必端：《刻痕——画家伍必端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6页。

　　[22]　伍必端：《伍必端年表》，《九十刻痕——伍必端艺术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第305页。

　　[23]　酆中铁：《重庆育才学校的美术教育》，《人民美术》195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