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10期目录与摘要

　　内容摘要：本文系在全国首次提出“老五届”散文家群体的概念，并对“老五届”散文家群体的客观存在进行了概括归纳，对其作品的特点、贡献和局限进行分析研究；对“老五届”散文家群体形成的原因、师承以及在当代散文史上的地位进行探析；呼吁对“老五届”散文家群体的散文创作、散文理论与散文批评开展系统研究，多角度挖掘其深层意义和作用，具有原创性和开拓性。

　　关 键 词：老五届　散文家　作家群　新时代　老作家

　　中国是散文大国。在源远流长的散文长河中，涌现出众多杰出的散文家和不朽的散文经典，这些汇聚成令中华民族感到骄傲的文化瑰宝。无论是中国古代近代，还是现代当代文学史上，散文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当代文学史上，有一个重要的散文家群体——“老五届”散文家群体存在。研究“老五届”散文家群体现象，不但对当代散文创作、散文理论和散文批评的研究颇有裨益，对当代文学史、语文教育教学和新时代文化建设都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老五届”散文家群体的概念及其社会角色

　　本文所论的“老五届”是指1961至1965年入学的大学生，他们是经过几年不同的高等教育，因赶上了“文革”，分别在1966年至1970年间陆续毕业的五届大学毕业生。“老五届”这批人，多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出生，目前都已年逾古稀。在全国大约五十多万名“老五届”大学生中，涌现出一批年龄相仿、命运多舛、创作旨趣趋同、充满文化自觉的散文家，我把他们称作“老五届”散文家群体。他们都是“文革”前以优异成绩考入重点大学的“天之骄子”，且以京、沪的大学居多，包括北大、人大、川大、厦大以及上戏等高校。“老五届”散文家群体主要成员有：梁衡[1]、余秋雨[2]、卞毓方[3]、周国平[4]、奚学瑶[5]、周涛[6]、梅洁[7]、陈慧瑛[8]、郭保林[9]、杨闻宇[10]、曾绍义[11]、褚水敖[12]、匡燮[13]、杨牧之[14]、周彦文[15]、李佩芝[16]等等。

　　“老五届”散文家群体，学养较深，地位较高、角色重要。他们是散文家、作家，都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教授、编审、研究员、硕士或博士生导师、文学创作一级等，而且有的本就是著名文化学者、哲学家、理论家、翻译家、文化史学家等。有的曾官居要职，或兼任过各类重要社会职务甚至相关文学评奖的评委。不少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老五届”散文家阵容齐整强大、思想成熟稳重，在散文创作上成绩卓著，自成风格。不仅引领当代散文创作的基本走向，而且对当代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校园内、文学艺术界乃至社会多层面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老五届”散文家们经过“文革”前后的正规教育和特殊洗礼，怀着复杂的心情，开始了自己的人生际遇。其中，有的人重返母校“回炉”进修，有的人考入高校、社科院深造，不但补上了学业损失，而且取得了硕士或博士学位。如周国平、卞毓方均属此类。奚学瑶上世纪90年代初重返北大，成为谢冕教授的访问学者；梁衡人大毕业后，1984年读研究生，并深受季羡林先生的影响，写成17000字的纪实文学《一片历史的青花》[17]，梁衡曾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是“老五届”散文家中官职较高的一位；杨牧之也曾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执行总主编等，其散文《在那恒河的原野》曾获第四届老舍散文奖。余秋雨上戏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就成为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教授之一，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他与巴金的女儿李小林是大学同学，其最初的历史文化散文在巴金主编、李小林副主编的《收获》上发表，受巴老影响较大。余17岁就去过巴金家，在巴老百岁寿诞时撰文《巴金百年》。陈慧瑛曾任厦门市作协主席，福建省作协主席团成员，全国优秀归侨知识分子等。郭保林系山东文艺出版社编审，中国散文学会第二、三届理事等。曾绍义四川大学毕业后留校，现任教授、散文理论研究专家。杨闻宇大学毕业后从军，出版了十几个散文集，成为著名的军旅散文家。褚水敖曾任上海市作协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散文集《不喜不惧》《我负北大》是其代表作。匡燮为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出版多部散文集并获奖。李佩芝的《小屋》获全国首届散文大赛二等奖，等等。“老五届”散文家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文学大家精神上更为接近，有的曾受到朱光潜、杨晦、游国恩、吴组缃、王瑶、冯至、季羡林、谢冕、林非等大师的亲炙和“面批”（季羡林曾为梁衡、卞毓方的散文集作序，谢冕、林非曾为奚学瑶的散文集和散文理论集作序等）。与现在的“50后”、“60后”等代际的散文家相比，他们受前代文坛巨擘、名儒耆宿的亲传、影响较大。他们的作品，无论是单篇散文，还是散文集，大都获得过文联作协或图书出版系统以及各类散文征文的奖项。他们以多姿多彩的散文经典，赢得了读者的普遍尊崇。

　　二、“老五届”散文家创作上的特点、贡献及局限

　　1. “老五届”散文家群体，具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气质，体现着“文以载道”和 “以史为鉴”的中国文化传统。

　　“老五届”散文家经历独特，思想深邃，厚积薄发，自成一群。他们是“文革”的参加者、见证者，更是“文革”的反思者、透视者和声讨者。“历史上的大动荡、大混乱是一种破坏，同时也是一种孕育”[18]。清代赵翼《题遗山诗》中曾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老五届”散文家，不仅经历了“文革”，有的还被运动的洪流裹挟，参加了运动中的群众组织。在最具有生命活力的年代里，他们遇上了“浩劫”，这深深地触动了他们的灵魂。当“狂热”冷静下来，他们经过了深入彻骨的思考，对社会有了更清醒的认知和感悟。他们在“热”与“闹”中成长，在“冷”与“静”中成熟，“历之深，思之痛、悟之远”。不再人云亦云，保持自己独立思考和独特的审美观和鉴别力。他们的散文更具有历史性、穿透力和沧桑感。比如，梁衡写辛弃疾的《把阑干拍遍》，写林则徐的《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卞毓方写《韶峰郁郁，湘水汤汤》《文天祥千秋祭》等篇，余秋雨写《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都带着穿越历史隧道的眼光，闪烁着 “文以载道” 的精神，蕴涵着“以史为鉴”的寓意。

　　新时期以来，大众散文兴起，无思想和“缺钙”的散文比比皆是。与那些散文比，“老五届”散文家创作态度是严肃端正的，一篇篇散文通常都有“史”的意识，有思想和风骨，他们的散文作品无愧于面对历史。无论是梁衡、余秋雨、卞毓方、周国平、奚学瑶，还是周涛、梅洁、陈慧瑛、郭保林、曾绍义、杨闻宇等，他们善于从某一个历史事件、某一位历史人物、或某一旅游景点、某一社会热点或感觉痛点提出问题，娓娓道来，精彩犀利，酣畅爽快，胸胆开裂，犹如惊涛拍岸，风骨凛然，往往令人有阑干拍遍的神思飞越。

　　2. “老五届”散文家的长篇散文实绩突出，表现为篇幅长、容量大、分量重，社会影响深远，虽然他们也写短的散文和随笔。

　　长期以来，散文被视为“轻骑兵”，短小精悍、以小见大是其特点。但在“老五届”散文家笔下，短小精悍不再是“主打”，似乎不写七八千字、上万字，就不能抒发心中块垒。万把字、甚至几万字的散文也很常见。令人想起唐代诗人杜甫所说的“庾信文章老更成”。由于“老五届”散文家的文化积淀和生活底蕴比较厚实，在从壮年迈进老年之际，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更加醇熟，笔力高超雄健，文字挥洒自如。所以，他们的散文更加大度自信。有人说，散文是“老年的文体”。“老五届”散文家历尽沧桑，善于对社会人生自我反思与总结，昔日的青春早已炼成视通万里的目光和辩证哲学的思考。笔者的《长篇散文的崛起》[19]一文，对此现象进行了梳理概括。现在看，这些长篇散文作品大多是“老五届”散文家所为。如，梁衡的《假如毛泽东去骑马》13700多字，余秋雨的《苏东坡突围》11700字，《十万进士》31200字；周涛的《哈拉沙尔随笔》12000字；而他写的超长篇散文《游牧长城》竟达13万字之多。长篇散文的出现是对以往“轻骑兵”和“螺蛳壳里做道场”传统散文观念的超越，也是“老五届”散文家在新时期取得创新突破、展现使命意识、精品意识和哲学意识的必然结果。

　　3. “老五届”散文家的作品，在遵循社会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的前提下，渗透着对现代人生意义的哲理思考，审美品格和思想品格独特新奇。

　　他们的散文经过时光的淘洗和筛选，走进各种语文教材教辅阅读材料里成为“经典”。“老五届”散文家群体有两个突出的代表人物——梁衡和余秋雨。两人都是从山水文化散文开始新时期散文创作。梁衡的《晋祠》[20]发表不久即入选初三语文课本。在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中，梁衡的《壶口瀑布》和余秋雨的《都江堰》长期保留在教材之中。《晋祠》通过山水自然景观之美，发现古代文化之灿烂；《文化苦旅》贯穿着从自然山水到人文山水的深化过程。两位散文家，面对千载自然景观和文化遗存，不免感慨万千，述诸笔端。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梁衡文集》九卷有三百多万字。他的散文有六十余篇次选入各类教材教辅及阅读材料。除了梁衡，余秋雨、卞毓方、周国平、陈慧瑛、郭保林、周涛、梅洁等“老五届”散文家的散文佳作也被各种语文教材接纳；此外，还被各地高考、中考语文试卷选作试题。余秋雨的散文发行量最大。《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散文集总销量达450万册，销量和收入一度列作家排行榜榜首。郭保林的散文《我寄情思与明月》《八月，成熟的故乡》曾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陈慧瑛1983年出版了处女作《无名的星》，在1989年荣获全国1919—1989年优秀散文集大奖，等等。想想我们的亿万学子，曾在阅读与思考“老五届”散文家的作品中成长成熟，多么令人欣慰。

　　对“老五届”散文家来说，他们都历经磨难，更参与了改革开放曲折而精彩的过程。他们用生命锤炼出的智慧都凝结在或长或短的散文里，这些散文或深情，或温暖，或疼痛，或酸甜苦辣兼而有之。其笔墨或绚丽夺目，或平和从容，或优雅高贵，或粗粝强悍，或宁静暗淡，都蕴含着对尘世的深厚理解，殷切爱怜和诚挚悲悯。在“老五届”散文家的散文森林里徜徉，会让人觉得心在大地上自由铺展的同时，也在向着天空纵情生长。这样的写作，就是对自己、对世界都负责任的语言和表达。他们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让读者能够从中获得丰富的精神享受和心灵营养。“老五届”散文家中几乎都有作品入选各类教材或试卷，一方面说明他们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在引导年青人，特别是莘莘学子们成长的道路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老五届”散文家对散文质量的追求，价值取向正确，思想健康，体现出对“教材力量”的高度珍视和尊重。有的学生家长从网上搜出梁衡的散文，并在博客上写道：“这是些充满阳光的、让孩子向上、让家长放心的文字。”[21]从某种角度讲，“老五届”散文家群体的作品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年轻的一代，进而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4. “位卑未敢忘忧国”和“位卑未敢忘忧民”的“家国情怀”，是“老五届”散文家魂牵梦绕、挥之不去的心结。

　　他们写人物，写大人物，写古代的，也写现当代的，总是抓住民族历史上有作为、有建树、有代表性的人物。梁衡、卞毓方等的政治散文，关注政治领袖人物，揭开了蒙在政治领袖人物身上的神秘面纱，使读者看到了真实生动具有人情味的领袖的举手投足，思维状态，神情细节等，从而揭示了领袖人物与伟大时代、民族命运、国家前途之间的某种重要关系。梁衡写《文章大家毛泽东》《六无六有周恩来》，写邓小平的《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写彭老总的《二死其身的彭德怀》等大量“政治散文”，受到季羡林先生的称赞，季老说：“梁衡是一位肯动脑筋，很刻苦，又满怀忧国之情的人。他到我这里来聊天，无论谈历史、谈现实，最后都离不开对国家、对民族的忧心。难得他总能将这一种政治抱负，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在并世散文家中，能追求、肯追求这样一种意境的人，除梁衡以外，尚无第二人。”[22]

　　卞毓方的《凝望那道横眉》写鲁迅，《韶峰郁郁，湘水汤汤》写开国领袖毛泽东，而《煌煌上庠》是写蔡元培和北大的，还有《出自幽谷，迁与乔木》是写外交家乔冠华和理论家胡乔木的。《独秀的另类“文存”》是写陈独秀的，结集《长歌当啸》请季羡林先生作序。季老客气而又幽默地说，“我过去把卞毓方看扁了。现在我才知道，毓方之所以肯下苦功夫，惨淡经营而又能获得成功的原因是，他腹笥充盈，对中国的诗文阅读极广，又兼浩气盈胸，见识卓荦；此外，他还有一个作家所必须具有的灵感。”[23]卞氏散文长篇居多，起点之高、视角独特、论政治精辟、描写之细腻、场面之宏阔、材料之沉实饱满令人赞叹。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评价卞毓方的散文确实在当今中国散文界称得上是大家之作。又说，他的散文可以博古说今，谈天说地，尤其是在论说政治和政治人物的文学中也变得丝毫不生硬、不胆怯、不回避，且能左右逢源、高瞻远瞩、入木三分。甚至有“南余（秋雨）北卞（毓方）”的称谓，成为当今中国文坛上的佳话。[24]

　　余秋雨则凭借着文史功底、独特的思考、诗意的文采引领读者泛舟于千年文明长河之中，不但书写了中国文化深厚的内涵，更以“文化大散文”文体为中国当代散文探索了新路。他行走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在对比中，完成了对“空间意义上的中国”“时间意义上的中国”“审美意义上的中国”和“人格意义上的中国”的研究和建构。在“老五届”散文家笔下，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几乎悉数到场——范仲淹、苏轼、文天祥、林则徐、林觉民、蔡元培、张闻天、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鲁迅、巴金、马寅初、周培源、季羡林、赵朴初、钱学森、陈省身、侯仁之、杨绛等。他们书写中华民族的脊梁，给民族英雄、伟大人物歌功颂德、树碑立传。

　　周国平的散文在“老五届”散文家中独树一帜。他的散文离不开哲学范畴。诸如生命的意义、死亡、时间与自我、爱与孤独、苦难与幸福、灵魂与超越等。他是用文学的方式谈哲学。他的散文多数是哲理散文和精短随笔，思辨色彩浓郁深刻，哲学基础奠定了散文的深度和哲学意蕴，可以说在“老五届”散文家群体中自成一家。

　　“老五届”散文家群体满怀着浓郁的情感，书写了中华历史上高大的人生楷模，也是他们心中矗立着的榜样，这潜移默化影响着亿万学子的人生坐标，体现了“老五届”散文家高度的文化自觉，也表现出他们的情操和追求。他们爱民族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可谓爱憎分明。他们的躯体里流淌着“家国情怀”的血液，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他们的每一篇散文几乎都以生命的投入，闪现出灵魂的光彩。

　　“老五届”散文家很少涉足小说写作。除了创作散文，他们大都写过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其中，梅洁的《山苍苍，水茫茫》《大江北去》《汉水大移民》等报告文学影响很大；杨闻宇有报告文学集《罗盛教》；奚学瑶写过《周培源传》；卞毓方还写过五本传记，其中四本是写季羡林的，一本是写金岳霖和欧阳中石的《金石为开》；周国平的纪实文学《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和周涛的口述自传《一个人和新疆》都别出心裁，前者是把一个哲学家对生命幸福与父母之爱的思考融入到充满感情的字里行间，后者则是一部另类自传，口无遮拦，对自己的难堪、麦城、人性暗夜都纤毫毕现，是一个“人”和一个地域的关系史；郭保林的长篇报告文学《高原雪魂——孔繁森》和梅洁的报告文学《创世纪情愫》，分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梅洁的《西部的倾诉》曾获鲁迅文学奖等。

　　5. 在散文艺术追求上，“老五届”散文家注重从多方面突破前人，开创新路径。

　　首先，以梁衡、卞毓方等人为代表的“政治散文”的继承创新，借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美文，延续着“文以载道”精神规范，写大事大情大理、写大人物大英雄，在自己的散文中发扬光大。其次，以余秋雨、卞毓方等人为代表的历史文化散文大行其道，突破了以往的“小中见大”“形散神不散”的窠臼，成风靡社会之势，领文坛“多日风骚”。行文中，没有空洞的抒情，代之以议论、分析，提出问题，寻找答案或一探究竟。再次，“老五届”散文家一般都立意高远，本着效法古典、学习经典并力求“创造经典”，他们不断探索散文的艺术手法，构思技巧和炼字、炼句及清新语言的锻造。在散文的艺术形式上，改变了以往呆板单一的叙述模式，代之以语录体、日记体、书信体、寓言体等多种形式的大胆实践。

　　余秋雨的《关于友情》、奚学瑶的《鹰鸽夜话》、周涛的《短语》、梅洁的《泪雨霏霏干一杯》、杨闻宇的《须眉与蛾眉》、郭保林的《我在草原上追赶落日》等篇被收入傅德岷等主编的《新时期新锐散文鉴赏》[25]一书中。奚学瑶的《鹰鸽夜话》采用拟人手法，是以动物拟人物、托物言志的寓言哲理散文，文字优美，又像是一篇感情奔放、一咏三叹的散文诗。郭保林的《我在草原上追赶落日》，以宏阔的视野、充沛的感情、激流涌泉的语势，把读者引向广袤、悠远、深邃、神秘的苍茫草原，艺术地再现了草原落日壮美的自然风光。修辞格的使用和句法的创新令人眼前一亮。“山包、山洼、山坡都是草场，丰密的青草，蛮蛮野野荒荒，葳葳蕤蕤葱葱。空气很醇，草香、花香，浓得呛人。我深深地吸上一口，整个草原都吸进肚子里了。像牛一样，草原在我肚里反刍。”太阳从山梁滑过的瞬间：“车轮追逐日轮。日轮在远处山梁上喘息。车轮撵过去，眼看追上，日轮又俏皮地跳到横圆的一道山梁上。”[26]比喻、夸张、拟人等的运用，使文辞诗意盎然，美不胜收。杨闻宇的《须眉与蛾眉》一扫昔日“男尊女卑”的潜意识，辩证地评量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立意构思别有洞天。陈慧瑛的散文与她的归侨身世有关，怀念亲人，眷恋祖国之情溢于言表，文字清丽，富有文化气息。余秋雨早期的散文有开创性，走在前面；但后来越来越多，有的看上去很渊博，什么都知道，不少是从书上、网上查的，罗列太多，掉书袋，性灵不见就显得呆了。[27]散文这一文体，必须有鲜活的现场感与现实感，以及基于现实与未来之间的种种猜想与构建，它必须有旖旎的想象力与恰切而“真正活着”的细节，尤其是对自身处境乃至他人的感恩与悲悯，确认与怀疑，同情与鼓舞。我们看到“老五届”散文家写他人多，写名人多，写自己少，写小人物少。余秋雨似乎不愿意自己的情思进入他的散文，与读者产生了某种情感之隔。真情散文要有代入感和感染力。散文书写的目的就是要人自觉地阅读，并在阅读中不断获取经验或者精神上的契合力量与共鸣心。

　　或许是年龄的关系，“老五届”散文家叙述强于抒情，他们善于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潜藏着的热血奔涌幻化成冷静的思索和拷问；或许是阅历的原因，“老五届”散文家的内在抒情已经外化为明理的阐述，“激情燃烧的岁月”已经沉淀为对过往历史的深情回眸。

　　必须指出的是，“老五届”散文家或者是由于写作急促、查找资料不便，或者是校对不仔细和记忆有疏漏，在梁衡、余秋雨等人的作品中，都曾被饱学之士发现破绽[28]或“硬伤”，而最早指出梁衡散文文史疏误和余秋雨散文“硬伤”的都是名校的文学博士。这说明“老五届”散文家确实存在所谓 “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弱势和缺憾。

　　三、“老五届”散文家群体在散文理论和散文批评方面卓有建树

　　1. “老五届”散文家群体改善了散文理论的窘境，这是其他代际散文家中少见的现象。

　　“老五届”散文家的散文理论是建立在散文创作实践基础上的，来自实践，体验真切，指导性强。这方面以梁衡、曾绍义、奚学瑶、余秋雨、周国平等为代表。梁衡在《论“杨朔模式”对散文创作的消极影响》[29]中，指出杨朔散文内容上的虚幻性与象征性，结构上的超稳定性，其本质是一个“假”，其流弊是一个“窄”。1999年，奚学瑶的散文理论著作《散文的传统与现代化》出版，林非先生在序中说：“学瑶先生在最近这几年中间写出了不少论述散文创作的文章，他以自己对于散文问题意识的精湛理解，并且从散文创作种种流变的历史视角，进行了宏观的俯瞰和比较的研究，从而提供了不少独创而又完整的散文理论批评的佳构。”[30]奚学瑶在《走出朱自清的背影》[31]中，分析了朱自清作为一代散文大家所具有的狷者人格和温柔敦厚的美学风范，指出时代的文化孕育了时代的散文，号召散文家要做出对“背影”的历史超越，而超越传统文化的背影，是我们整个文学的重大课题。两年后，奚学瑶在《走向散文的辉煌——爬过朱自清、杨朔两道坡》[32]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朱自清和杨朔是现当代人们眼中的散文宗匠。一个领了七十年风骚，一个领了三十年风骚，在此二人身上，以儒家为主体的民族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明晰体现了礼、德、仁、义、忠、信的伦理和思想规范。呼唤人们要顺应历史发展，从中和中庸之中走出来，挣脱无形的文化枷锁，放声歌唱、自由歌舞，使散文的天宇恢弘壮丽、灿烂辉煌。而余秋雨一方面以系列文化散文闯出了一条新路，一方面又阐述他的“问题散文”[33]理论。他在《寻觅中华》中说自己写作散文受司马迁的影响最大，又坦言“对读者的吸引力……内在的依据是文章本身的张力。张力往往因问题而引起，如果完全没有问题，没有追索问题、展示问题、阐述问题、解决问题的欲望，文章没有开弓之力，那怎么射的出去呢？”[34]如果说，梁衡、奚学瑶的散文理论文章主要关乎散文理论的研究，属于形而上为之“道”，而余秋雨的阐述则属于散文创作技法的自家尝试，所谓形而下为之“器”。郭保林撰写的《中国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与危机》，旗帜鲜明地指出，当代散文缺乏创造意识、脂粉气、虚假性越来越浓、缺乏时代感等弊端，对当代散文的现状给予深刻剖析和研判。杨闻宇的《漫谈军旅散文》把目光对准军旅散文家的创作，别具一格。曾绍义的《散文论谭》《走向崇高——中国散文发展论》《当代散文艺术论》等散文理论著作有着广泛的影响，等等。而曾绍义、奚学瑶、郭保林、梅洁等人的散文理论文章均被收入傅德岷、包晓玲主编的《中国新时期散文理论集萃》[35]一书中。“老五届”散文家的散文理论，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时期散文理论的空白，对于繁荣当代散文创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整个民族散文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2. “老五届”散文家的散文批评同样出手不凡。如奚学瑶所写的《谏说余秋雨》[36]一文，就很有代表性。奚学瑶指出，余秋雨的散文学来了司马迁的一些笔法，文章有人物，有性格，有收纵，有因果，“有边走边叹，夹叙夹议的自由空间”，还有“不必刻意串络却总在四处闪烁的明亮碎片”（余秋雨语）。聪明的余秋雨，在人们大多对中国历史的茫然中，捡拾了一些明亮的碎片，遂有了《苏东坡突围》《笔墨祭》《千年庭院》《风雨天一阁》《一个王朝的背影》《抱愧山西》等佳作问世，成为人们案头的清供。在这里，文史融为一体，既有历史之人物情节，亦有文辞之优美高雅，更有灵巧的文化思辨，使中国历史写作本已蔓荒的旧径，重新清扫而展布鲜花缤纷的文路。奚学瑶分析判断，余秋雨认定司马迁为师，有追根溯源的文化明智，却少魂魄相随的生命感应。“余秋雨的散文作品，多俊思巧言而少质直刚毅，对历史与现实的暗处不能放胆批判，少有现实担当的‘实录’精神”。[37]奚学瑶对余秋雨面对被人指出“硬伤”时反说人家“咬文嚼字”的行为，直言不讳地批评余秋雨缺乏应有的“社会性诚恳”，缺乏学人必需的谦逊。这种散文家之间的直率批评非常难能可贵。而曾绍义教授的《散文不能缺钙》[38]《“再高的黄金潮也冲不垮崇高的理想”——再谈散文不能缺钙》[39]等散文批评文章，对缺乏骨气的“软散文”提出尖锐的批评，体现出他冷静的思考和大胆的见解，显示出一个直率的散文评论家不甘平庸的个性化学术特色。

　　众所周知，文学批评文体是多种多样的，除了论文体与随笔体，“序言”也是一种批评文体。[40]“老五届”散文家由于本身的影响力，少不了为人作序。余秋雨在给《中国当代青年散文家八人集》所作的序中表达了他对青年散文家的肯定和建议。八个青年散文家分别是彭程、王开林、刘烨园、朱鸿、凸凹、伍立杨、沈天鸿和王久辛。他说：“这些文章都很大气，笔致开阔，目光邈远，语势厚重，绝无忸怩之态。”余秋雨说：“如果要对几位散文家提点建议，那么我想说，对于读者心底潜藏着的那份可能，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光说真诚地吐露自己的感受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脚踩在大地上，踩实踩稳，我们的大地就是茫茫人心。王国维说，文章之妙，在于‘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全部落实在读者的心脾耳目间，真是大智之见。诸位的文章，能不能参照王国维的要求，打磨得更加明达，更加干净，因此更加震动人心呢？”[41]

　　不仅是为别人作序时，“老五届”散文家很多情况下的自序，也表达了他们对当下散文的观点和判断，体现出对散文的认识和体悟。当然在“老五届”散文家群体中，还缺乏像林非那样既熟谙散文创作，又研究散文理论，同时还擅长散文评论的“散文通才”。

　　四、“老五届”散文家的共同师承——对中国散文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1. “老五届”散文家作为文学群体或流派的特点。

　　“老五届”散文家虽然是一个具有很多共同点的作家群，但是，他们并非有着共同纲领、共同刊物、共同的美学追求的散文创作组合。与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东北作家群”、“荷花淀”派等群体和流派不可同日而语。“老五届”散文家群体存在于作为“散文家”以前的大学时代，存在于从“象牙之塔”跌落到社会底层的惨痛经历及其生命体验。这种体验刻骨铭心，使他们的散文“平实中见风骨”，纷乱中更执著，挫折中愈坚强。在他们心底的信念仍然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传统信念。

　　2. “老五届”散文家群体的共同师承。

　　“老五届”散文家群体的共同师承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古代优秀散文传统的继承。“老五届”散文家绝大多数是北大等名校中文系的学生，就读期间自然深受中国古代优秀文化典籍的滋养，受司马迁和唐宋八大家等古代散文家的影响犹深。

　　二是“老五届”散文家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散文创作传统，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层面上不断拓展和深化，文体上由“一树一菩提”“一花一世界”的以小见大，发展到大题材、大人物、大手笔。梁衡、余秋雨、卞毓方、周涛、杨闻宇、梅洁等人的散文不只有园林盆景，更多的是鸿篇巨制、高山大河，使散文表现的领域得以拓宽，增强了散文的耐读性、审美性和生命力。

　　三是“老五届”散文家群体之所以有如此集中的成就和贡献，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散文一度比较繁荣有密切关系。上个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杨朔、刘白羽、吴伯萧、秦牧被视为当代散文“四大家”，自立于当代散文第一座高峰之巅。那些充满胜利喜悦和自豪感的激情豪迈之作，深深地滋润影响了“老五届”散文家们的心灵。当时的散文繁荣给“老五届”散文家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记，埋下了他们日后文体选择的自觉“伏笔”。而丰硕的创作成果证明，“老五届”散文家群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散文“四大家”相比，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老五届”散文家群体中，余秋雨的散文创作独领风骚。首先是畅销[42]。极大的读者群，证明着巨大的影响力。不仅在大陆，在港澳台，甚至他在联合国总部、美国华美人文学会、哈佛等大学或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学术舞台演讲，都为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搭建了新的桥梁。他当之无愧是引领读者泛舟世界文明长河的引路人[43]。另一方面是创新。他的散文超越了当代散文近半个世纪囿于生活琐记和“抒情加哲理”的审美规范。白先勇说：“余秋雨先生把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严又一次唤醒了。或者说他重铸了唐宋八大家诗化地思索天下的灵魂。”[44]

余秋雨

　　随着历史的脚步迈进了新时代，“老五届”散文家群体创作日渐式微。在《2017年中国散文排行榜》[45]一书中，“老五届”散文家只有郭保林的《腾格里的另一种解读》入选。而女散文家李佩芝不幸于1996年病故了。纵向看，老五届“散文家”与他们老师一辈的散文家如季羡林、张中行、金克木、杨绛等比起来，不如老一代的文笔深邃隽永、入木三分；与师兄般散文家如王充闾、刘再复、雷达等比起来，不如他们的散文扎实圆润、厚重深刻；与师弟般散文家如肖复兴、梁晓声、张承志、史铁生、张抗抗、铁凝等比起来，又似乎少了一些朝气、锐气、凌厉之气和鲜活的生命感受力。

　　五、结语

　　总之，在新时期散文创作与发展中，“老五届”散文家群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当代散文发展史上，“老五届”散文家的创作是承前启后的阶段，是连接老一代散文家和新锐散文家之间的桥梁；他们创作的数百册、数千万字精美的散文，为新时期散文园地的姹紫嫣红，为当代语文教学和审美教育的开展，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而独特的贡献，也给我们提供了丰富厚重的研究文本。因而，对“老五届”散文家群体进行研究，甚至对“20后”“30后”作家、散文家进行抢救性研究已是摆在我们面前急迫重要的历史任务。

　　如果说一个大作家，是他所处时代生活的一面镜子的话，那么，作为年逾古稀的“老五届”散文家群体，是中国现当代散文队伍“四世同堂”[46]结构中，命运多舛又拼搏出彩的一代。“老五届”散文家群体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甚至不止是一面镜子，而是多面镜子、多棱镜。他们的散文像散文长河中的“三峡”，崇山峻岭、滩险水急、悬崖绝壁，风光旖旎……因此，无论是从散文创作、散文理论研究和散文批评本身，还是从文化人类学、文化生态学、散文美学和文化哲学等学科和维度来研究透视“老五届”散文家现象，都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如果我们把这种文学现象研究得当，一定会有新的收获，甚至有惊人的发现。

　　[1]　梁衡：1946年生于山西，1968年毕业于人民大学档案系。

　　[2]　余秋雨：1946年生于浙江，1968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3]　卞毓方：1944年生于江苏，1969年毕业于北大东语系。

　　[4]　周国平：1945年生于上海，1968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

　　[5]　奚学瑶：1946年生于浙江，1969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

　　[6]　周涛：1946年生于北京，1970年毕业于新疆大学中文系。

　　[7]　梅洁：1946年生于湖北，1970年毕业于中国农大经济系。

　　[8]　陈慧瑛：1946年生于新加坡，196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

　　[9]　郭保林：1946年生于山东，1969年毕业于山东师大中文系。

　　[10]　杨闻宇：1943年生于陕西，1969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

　　[11] 曾绍义：1947年生于四川，196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

　　[12] 褚水敖：1945年生于浙江，1969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

　　[13] 匡燮：1942年生于河南，1966年毕业于陕西师大中文系。

　　[14] 杨牧之：1942年生于吉林，1966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

　　[15] 周彦文：1944年生于陕西，196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16] 李佩芝：1945年生于河北，1970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

　　[17] 梁衡：《一片历史的青花》，《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3年第7期。

　　[18]　李书磊：《历史与未来的精神产儿——论新时期“青年文学体”》，《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19]　周纪鸿：《长篇散文的崛起》，《文艺报》2000年7月29日第2版。

　　[20]　梁衡：《晋祠》，《光明日报》1982年4月12日。

　　[21]　梁衡：《教材的力量》，《光明日报》2010年12月17日。

　　[22]　季羡林：《梁衡散文大学生读本序》，同心出版社，2012年。

　　[23]　季羡林：卞毓方《长歌当啸序》，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

　　[24]　卞毓方：《我的文学，或曰文化之路》，载奚学瑶等主编《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九州出版社，2013年。

　　[25]　傅德岷、余曲、邱慧主编：《新时期新锐散文鉴赏》，武汉出版社，2006年。

　　[26]　郭保林：《我在草原上追赶落日》，《草原》1993年12期。

　　[27]　舒晋瑜：《散文必须是活文》，《中华读书报》2018年4月1日。

　　[28]　张德恒：《梁衡散文中的文史疏误考辨——以〈觅渡〉〈洗尘〉为中心》，《名作欣赏》2017年第12期，总594期。

　　[29]　梁衡：《论“杨朔模式”对散文创作的消极影响》，《批评家》1987年第2期。

　　[30]　林非：《散文的传统与现代化》序，奚学瑶《散文的传统与现代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

　　[31]　奚学瑶：《走出朱自清的背影》，《东岳论丛》1992年第2期。

　　[32]　奚学瑶：《走向散文的辉煌——爬过朱自清、杨朔两道坡》，《散文》1994年第4期。

　　[33]　周纪鸿：《余秋雨的“问题散文”令人关注》，《光明日报》1999年7月8日第5版。

　　[34]　余秋雨：《余秋雨谈写作感受》1997年1月4日在台湾的演讲，《世界华文散文精品•余秋雨卷》，广州出版社，1998年8月。

　　[35]　傅德岷、包晓玲主编：《中国新时期散文理论集萃》，武汉出版社，2006年。

　　[36]　奚学瑶：《谏说余秋雨》，《文学报》2009年8月27日。

　　[37]　奚学瑶：《谏说余秋雨》，《文学报》2009年8月27日。

　　[38]　曾绍义：《散文不能缺钙》，《文学报》1995年7月20日。

　　[39]　曾绍义：《“再高的黄金潮也冲不垮崇高的理想”——再谈散文不能缺钙》，《边疆文学》1997年第2期。

　　[40]　张莉：《确立文学评论的对话性》，《光明日报》2018年7月10日。

　　[41]　余秋雨：《为〈中国当代青年散文家八人集〉序》，《中国当代青年散文家八人集》，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

　　[42]　周纪鸿：《余秋雨的散文为什么畅销》，《读书时报》2002年5月25日第3版。

　　[43]　此处点评引自余秋雨《君子之道》一书封四的推荐词中联合国中文组组长何勇点评余秋雨的话，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

　　[44]　白先勇的点评引自余秋雨《君子之道》一书封四的推荐词，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

　　[45]　周明、王宗仁主编：《2017年中国散文排行榜》，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8年。

　　[46]　佘树森：《中国当代散文八大家》，《爬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作者：周纪鸿 单位：海关总署驻天津特派员办事处

　　《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10期(总第37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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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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