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电影作为一种文化的实践表征，常常寄托着创作者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想象”，作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载体的新时代主流电影，饱含着铸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集中呈现出“崛起”与“复兴”两种表象，并以意义生产的方式介入社会生活，使观众自觉与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所需要的文化精神、文化态度形成温情互动。全球化语境下，新时代主流电影的价值意蕴，显然超越了自然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促使人们的价值精神得到全面升级，且在追求与向往互利共赢的同时，进行着一场“重返自我”的文化重构。

　　关 键 词：新时代主流电影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化自信　崛起　复兴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从“建国十七年”到“文革”时期又到新时期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国电影全面复苏，主流电影一直被视为意识形态的载体。近年来，《湄公河行动》《战狼》及《战狼Ⅱ》《建军大业》《空天猎》等主流电影在高投资、大制作的包装下，在影像叙述方式上有了突破。同时，诸如《六年，六天》《你若安好》《十八洞村》《相亲相爱》等取材于社会生活现实的电影，又向我们呈现了民族前行的方向，并取得了社会共识。让我们从电影叙事中，目睹了国家、社会的急剧变化，也见证了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特别是跨越国界的，横亘于国家、地区、民族和个人间的坚硬城垣，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正逐渐消逝。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物质文明和经济振兴发展中，“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成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核心目标。在新的历史时期，主流电影在文化“无边界”，海外电影特别是好莱坞、宝莱坞制作，以及其他国产商业电影的冲击下，能否持续使其文化立场表达现实，符合当下的文化实际?在未来又应该持有何种文化思维等诸问题，摆在了中国电影学者的面前。

　　一、从主旋律电影到新时代主流电影

　　人类从蒙昧时代走进文明时代，是一个不断建构和自我完善社会秩序、价值观念的发展过程。显然，社会秩序的建构因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决定，但价值观念的完善隐蔽于媒介和人文交往之中，当其成为主流价值观念，引导人类的思想、行为，自然而然地，它就成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的核心与基础。正如詹姆斯•罗尔在《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经》中阐述的一样：“意识形态是有秩序的观念，即一整套的通过技术化的媒介和人际交流而表达的价值观念、方法论和假设。”[1]

　　一般而言，意识形态与文化密切相联，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行动方式等，都是文化的产物。[2]电影，作为一种文化的实践表征，常常寄托着创作者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想象”。当我们把视线回到1987年3月，时任电影局局长滕进贤就在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全国电影发展要求，并在同年逐步确立了主旋律电影的主旨，即宣传国家的建设者、时代的英雄，反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关心人民疾苦，了解人民大众的心声。[3]随之上映的《开国大典》成为主旋律标志性作品。

　　1989年，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研究员彭加瑾先生在《电影通讯》上撰文，阐述什么是“主旋律”，文中指出：“主旋律，不是别的，正是渗透在各种风格、流派、各种题材影片中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正是应和着整个中国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欢欣、渴望、痛苦的追求;是创作者对于现代化进程中各种事物、心理的‘评价’和‘解释’，是以现代化的要求与精神来审视实现与历史的准绳。”[4]

　　几十年来，在“主旋律”的问题上，中国电影学者进行了广泛且深刻的探讨：包括了一是对概念与类型的讨论，如尹鸿的《全球化、好莱坞与民族电影》、章柏青的《电影：主旋律始终是主潮》、周星的《中国电影的主旋律问题》、张凌云的《类型化：在政治和商业之间——中国主旋律电影叙事研究》、张振华的《论“新主旋律电影”》、柳城的《关于主旋律、多样化及其他》、于敏的《一个杂音——关于主旋律和多样化》等。二是就影像表达与价值传递的研究，如李宗彦的《主旋律电影：民族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的建构》、郝建、邓双林的《主旋律电影创作与阐释的“主流化”趋向》、黄会林、刘藩的《传统民族精神与主旋律电影》、贾磊磊的《重构中国主流电影的经典模式与价值体系》、黄望莉、陈清洋的《从“主旋律”到“主流”——中国电影主流价值观的推进及其国家形象的建构》和廖祥忠、邓逸钰的《重塑中国主旋律电影形象》等。三是关于主旋律电影创作的展望，如刘润为的《如何看待当前文艺创作的主旋律》、韩炜的《时势的必然——“主旋律”影片三题》、张铭勇的《回顾与展望:当下中国电影文化》、丁牧、陈默的《中国主旋律电影的现实困境和历史思考》、章柏青的《主旋律电影的艺术创新与审美表达》，以及饶曙光、李国聪的《主流大片新拓展:范式转换与战略升级》等。事实上，大量的文献资料为我们勾勒出主旋律电影的历史与边界，显现出主旋律电影的特质、内涵。但，当代语境下，主旋律电影逐渐有了较为重大的调整，超越了公式化、概念化创作的枷锁，以一种开放、与观众形成良好互动、满足观众期待和想象，又将国家意识形态贯穿其中，包容着社会多样化的价值立场。相应的，这种调整带来了主旋律电影的新指向——是否有一种新的主流(主旋律)电影存在?其价值内核又是什么?

　　关于这种猜想，以及其当代语境下价值内核的探讨，不妨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重塑“文化自信”切入话题。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他指出：“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013年3月“两会”期间，习近平在报告中九提“中国梦”，一时间，“中国梦”成为了国内外舆论和学术界展开讨论的热点话题。事实上，电影学界关于“中国梦”与中国电影、中国国家形象、文化意识形态的讨论并不占少数，甚至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当代电影》都曾组织过专题研讨会。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明确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5]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沃土之上的中国主流电影，再一次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支撑。

　　众所周知，意识形态是不自不觉的，电影语言利用文化提供给他的现成素材，不仅——包括文化的语言，而且包括文化的意义，比如家长式、父权式的主流权力形象，以及改革的政治不是救世主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式的。[6]我们在电影中经常察觉到的形式上的问题都可以追溯到相对的意识形态之中。正如我们所了解的，“新时代”，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论断。而关于新时代的定位，笔者以为，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时间指向，还有空间指向，即走向命运共同体，把握世界政治经济调整的历史机遇，将国家主张纳入国际秩序的建构，行稳致远。在空间的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复杂交错的当今世界，主流电影作品的视野不再单一地受到宏大叙事的强烈影响，而转向要求集体共有价值观和信仰的复制，并进一步通过向全社会扩散成为人们渴望或需遵守的社会秩序。的确，从此时回首过去，一系列主流电影的热映，让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中国电影正在发生着一些积极的结构性变化，短短几年时间，《湄公河行动》及《战狼》《战狼Ⅱ》《建军大业》《空天猎》等主流电影在高投资、大制作的包装下，通过更加人性化、艺术化的电影作品，让革命题材、革命人物有血有肉，成为了国家文化标志的“优质”电影，亦取得了不错的市场效益。同时，诸如《六年，六天》《你若安好》《十八洞村》《相亲相爱》等电影，契合着人民情绪与时代愿景，通过平凡故事反映出整个国家的当下挑战与未来抱负，折射出现代国家文化与社会的新的自信和成熟的形象。上述这些，共同呈现出一个价值内核——铸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饱含着这种价值内核的主流电影，笔者愿意称之为“新时代主流电影”。

　　二、电影中的“崛起”与“复兴”

　　在数量可观的讨论主流(主旋律)电影的文献之中，尚可欣然发现，主流电影有了一个新生期的开始。与此同时，笔者在考察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主流电影时，更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些电影集中地呈现出两个关键词：“崛起”和“复兴”。或有学者认为，这似乎是一件事。其实这两个关键词的意义大有不同，崛起，于《东观汉记•邓禹传》就有记载：“诸将皆庸人崛起，志在财帛。”又在晚清同治年间，平步青的《霞外攟屑•掌故•陈侍御奏折》中有所言：“我朝崛起北方，其风素称刚劲。”这些都有着从无到有的经验，有着“后发制胜”的意义。而“复兴”，据记载出自明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有着再次兴盛起来，再创辉煌之意。

　　作为历史叙述的《建军大业》，显然饱含着“崛起”之意而来。“《建军大业》确立了一个‘没有人民军队就没有胜利’的高起点，展现了人民军队崛起的历史。”[7]的确，关于建军的故事，其复杂程度众人皆知：1927年，北伐战争刚取得重大成果之际，国民党“右派”为夺权叛变革命，发动了疯狂的“清共”行动，短短数月，近31万进步同胞遭到残酷杀害，全国震惊，刚刚看到希望的中国即将再次陷入军阀混战和独裁专制的深渊。由于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成立不足七年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右派”的疯狂进攻下，几乎遭遇毁灭性打击。血的教训使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内进步分子认识到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硬道理。生死存亡之际，他们临危受命，冒着生命危险分赴湖南和南昌等地，联合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一批爱国将领发动起义，誓要组建一支真正属于人民的军队。

　　整部影片本身就拥有着宏大的叙事结构，又通过影像对历史进行着“青春化的书写”。[8]可以说，这不仅是一部中国军队的史诗，亦是对20世纪一大批风华正茂、信仰坚定、奋发图强、胸怀家国天下的英雄群像的热情讴歌。“四一二”的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八一”南昌城的枪炮，点亮的是民族希望之光;三河坝战役中，众将士摘下国民党帽徽，朱德赠给将士们“要做勇士，不做烈士”的口号，是共赴国难时志同道合者的情深意长。这些，都让观众感受到为着共同理想“虽九死而不悔”顽强意志的坚实基础。笔者以为，《建军大业》的成功，不仅是对革命历史的真实再现，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的充沛展现，家国一体、“同呼吸、共命运”的价值精神超越了传统的叙事模式，实现了文化表述的重构，更进一步彰显出思维缜密、文化自信的国家力量。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以来，深入发展的全球化冲击着以传统的、以国家或民族为边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在全球层面形成政治利益、经济关系、文化脉络的分化与整合。世界各国家、地区、民族，乃至个人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频繁和深入，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村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一种我们面临的生活时空转变的现实，“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做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化的”。[9]政治学家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指出，“全球化关涉了各大洲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网络，并通过资本、商品、信息、观念、人民、军队、与环境和生物相关的物质(如酸雨和病原体)的流动和影响联结在一起。”[10]这种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关系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相互关系，笔者以为，这必须是一种相互接受并彼此认可的关系。在世界各国、各地区和各民族紧密相联的今天，某一国的文化事件足以对其他地区造成影响，以致在全球社会造成影响。由于这些相互作用的机制，世界各国、各地区和各民族人民显然成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在面对诸如毒品泛滥、生态污染、恐怖与民族分裂等问题时，就需要在世界层面开展合作与协调。

　　同样含有“崛起”意义的电影《湄公河行动》，将矛头直指全球化的毒品贩制、谋杀犯罪、地区稳定问题，以“10•5中国船员金三角遇害事件”为原型，整部影片将刑侦、缉毒、反恐、边防融为一体。当摄影机飞过金三角地区的上空，观众作为了现场目击者，观看到历史事实;当缉毒队长高刚与孩子对话的那一刻，观众产生了阵阵共鸣。当中国警方在尊重各国主权和各地区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司法合作;当电影在宣扬和支持正义，表现真、善、美，谱写全球休戚与共的共同体价值谱系，观众坚定了关乎国民安全、国家荣誉之战可以大获全胜的信心。如此看来，崛起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坚持着国家至上，同时兼顾了国际情怀。一方面，关注民族大义和人民福祉。另一方面，尊重事件本身又善待国际关系。

　　再看同档期上映的电影《战狼Ⅱ》，以及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后上映的《六年，六天》《你若安好》《十八洞村》《相亲相爱》等电影，抒写民族精神、文化命脉“复兴”之意则更显突出。

　　首先，电影《战狼Ⅱ》延续着《战狼》“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价值核心。中华民族在近代遭遇列强的入侵，每到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总有一群群勇士，为了新中国的未来，前仆后继、舍身成仁。《战狼Ⅱ》中冷锋将五星红旗套在手臂上，向交战区高高扬起;电影结束，中国护照出现在大银幕时——“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这些鲜明的国家意识，激起了观众更多的国家、民族荣誉感。在该电影广受好评的背后，正是一种民族精神、民族情绪的复兴。引源郑永年先生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国家向何处去》一书中的观点：“现代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的产物，民族主义是现代国家的精神和心理基础。民族主义既是国家传统的延续，也是人民的国家认同感的象征。”[11]民族是人类经过长期历史发展而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中华民族的行程很早，民族意识也产生得很早。据考证，民族一词的使用，始自1899年梁启超先生的《东籍月旦》一文。[12]民族精神由文化和历史塑造，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至今仍充满活力。“继之者善”，中华复兴犹如巨大的政治凝聚力和道德号召力，引导乱世中的中国人民坚韧不拔、不甘沉溺，从汉唐盛世，到明朝海禁、清朝闭关;从严复经常“中夜起而大哭”，到“中国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变化是超越人类极限的”，世界已经看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国。

　　再者，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正是中华民族之命脉。子曰“仁者爱人”，但仁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爱，仁是爱的源泉，爱是仁的本质。在当代生活中，有着各种不同的表现：如对父母、爱人、子女、朋友的爱，乃至对社会、国家的爱。钱穆先生讲：“中国人生当分身、家、国、天下四阶层，而修齐治平其道一贯。故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提纲挈领最要一说法。”[13]笔者以为，这是一个人生观、价值观的二位一体，修齐治平四个环节之间紧密的逻辑关系，都以崇高的命运共同体理想和高度责任感相关联，既高尚、博大而又合理，且务实。精神价值的引导，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以德治国的有效理论。由此引申的文化问题、精神问题一直集中表现为时代人物的问题。唐君毅先生在1957年写道：“现在的问题，重要的不是莫有人崇敬的高深主义理论，一般人对于爱因斯坦的理论，以至黑格尔、马克思的理论，尽管不懂，但一闻其声亦可有敬畏之心。然而中国现在社会处处缺少为人所崇敬的人物人格，而又多不肯去崇敬历史上之人物人格。一般知识分子，尤习以不肖之心去揣测人，以功利观点去利用人，以庸俗的环境遗传之决定论、变态心理、下意识中之欲望、社会之阶级地位等，去解释古今中外之人物人格之形成，以消灭人对人物人格之崇敬心。人只知敬畏其不懂得学术理论时，此所敬畏者，为人所不懂，即对人自身是外在的。人此时之敬畏之心，实并无真正之寄托处。然人对人物人格有崇敬时，则人对人物人格之意志行为，必有多少之了解。此所崇敬者便对其心灵为内在的。因而可使人之崇敬之心，有一真正寄托处。一个社会到人无崇敬人之心，亦无所崇敬人物人格时，人之心灵是只各自缩回到其自己之内，则此社会是只有不断分解崩坏的。”[14]60年后的今天，这段议论仍然振聋发聩，所幸，新时代主流电影在相当程度上，促使中华民族的“慧根再植”，[15]塑造了一批新时代的中国人民形象，如电影《你若安好》关注医患关系，电影《十八洞村》聚焦脱贫致富，电影《六年，六天》以“小我”反窥“大国”的情感关系，等等这些，均以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表现了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生活态度，展现了时代发展中，中国人民的蓬勃朝气、真挚情怀和坚定追求。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批中小成本的影片采取以小见大的方式，从现实生活中寻找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中国故事，给观众提供了多样化的审美感受。”[16]这些电影蕴含的民族感情和精神信仰，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还是观众自觉与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所需要的文化精神、文化态度的温情互动。

　　三、超越电影本体的价值意蕴

　　当然，要理解新时代主流电影，都必须同时注意文本与“文本之外”的因素。如我们已经确认的，文化传播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灌输意识形态的过程，它在看似无意中巧妙地把社会对人的思维方式、伦理价值观和行为操守等潜移默化地灌输给人们。在今天，承担文化传播任务的大众传媒无疑扮演着灌输意识形态的主要媒介的角色。[17]电影的意义不仅仅是各种因素的独特安排，它还伴随着与观众的联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多重意义——包括某些核心价值观和信仰(自由、民主、机会平等)是广泛共有和坚定接受的;注重处在不同分工的人们的作用和地位所特有的价值观和信仰的重要性。这个时候，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新时代主流电影，即是以意义生产的方式介入社会生活?答案显而易见。

　　在我们审视文化思维之议题时，笔者更愿意考虑“文本之外”的因素——意识到新时代主流电影如何成为叙述历史、表现当下、传播观念的动力。如果不存在特殊意图，其存在的意义何在?无论上文提及的新时代主流电影热衷于表现“崛起”或是“复兴”，这些都是现实相对匮乏、急需补充的价值核心。权势、财富、漫长历史压迫下的反抗，弱者通过常人难以想象的经历走向成功，如此等等。许多事实证明，强大的压迫极有可能遭遇同等强大的反弹;精神分析学的研究发现在于，欲望常常伪装成伸张正义的高尚情节，那些堂而皇之的故事毋宁说是欲望的症候。当然，铸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后，面临着这种价值核心是否可能冲击，甚至改变政治经济结构?这是无意识与意识形态的交锋，也正是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的交锋——价值核心能否是富有政治意味的未来诉求——包含了未来历史可能的“乌托邦”?[18]

　　当代语境下，新时代主流电影所具有的铸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内部交互主体与共生主义的关系，包括了功利与道义、目的与手段、内在与外在有机结合的关系，饱含着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同心同德的价值精神。

　　其一是文化层面上的精神塑造，超越了自然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促使人们的价值精神得到全面升级——自我的生命与他人的生命、国家的命运与全民族的命运生死攸关、休戚与共、荣辱并存，只有共存才能保证自生和他生的正常进行。这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价值意蕴的凸显，亦是建构公平、正义社会秩序的追求，将极大程度地提升人们的参与意识。海德格尔说，“与他人共在也属于此在的存在，属于此在恰恰为之存在的那一存在。因而此在作为共在在本质上是为他人之故而‘存在’。这一点必须作为生存论的本质命题来领会。即使实际上某个此在不趋就他人，即使它以为无需乎他人，或者当真离群索居，它也是以共在的方式存在。共在就是生存论上的‘为他人之故’;在这样的共在中，他人已在其此在中展开了”。[19]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姿态面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现实格局、未来愿景。因此，我们理应用这一视角审视和思考当代中国社会之关系，是在积极谋取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促成与他人、他国的共同发展。

　　其二是在建构共同利益的同时，对互利共赢的追求与向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建构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为了分配利益，更多的是分配责任，以实现更大的社会正义。“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努力抢占价值体系的制高点。”[20]无疑表示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对每个公民的内在的道德使命或自觉性之要求，也是每个公民必须践行的外在的道德律令或监督性之规范。正如康德所述，在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时，国内法和正义是基础。因此，在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理应伴随着“互惠性”原则去看待当代生活，如罗素预言一样，“全世界都将受到中国事务的重大影响，无论好坏，在今后的两个世纪内，中国事务的进展将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21]

　　其三是一场“重返自我”的文化重构——俗语讲：“合则两利，离则两伤”，共生关系之中，再无独善其身、隐居山林的文人雅士，而是多了“兼济天下”“海纳百川”，超越“自我”与“他者”的价值精神。朱迪思•巴特勒认为，“人类只有进行文化反省才有未来。毫无疑问，‘新的人类’将在我们始料未及处‘返回’自身，在其脆弱处和能力极限内生发出意义。”[22]宇宙浩瀚、星汉灿烂，中国经历了极其悠久的历史发展，古老文化绵延不绝，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需要通过合理的电影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进而消除外部世界对中华历史文化的误解，增进外部民众对中国历史和文明的亲和度。事实上，中华文化的内在价值远未过时，五千年历史和文化传统，赋予了人们丰富的感受力、创造力，已经确保了人民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中，探究出自我之间，或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和各民族人民之间开展对话，亦或与当代生活相协调的文化宝藏。

　　四、结语

　　建构命运共同体意识，本身就意味着超越国家本位利益。如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认为的，“共同体是持久和真正的共同生活”。[23]基于共同情感的基础，新时代主流电影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独特表征与魅力，也有力彰显了中国国家形象、文化意识形态。新时代主流电影所蕴含的铸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对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关照，更是承载了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思考。全球化语境下，在共同营造“美丽中国”的文化范式中，关于新时代主流电影理论和内容发展的建构，理应进一步梳理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个人价值观、信仰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学术探讨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时，新时代主流电影的创作，也应不断进行完善，以润物无声的艺术熏陶启迪人的心灵，传递向善向上的价值观念，以我为主、兼容并蓄，对内形成良性互动，对外形成互利共赢。

　　[1]　[美]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经》，董洪川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36页。

　　[2]　[美]格尔茨•C：《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45页。

　　[3]　任艳:《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表达》，《四川戏剧》2013年第4期。

　　[4]　彭加瑾：《什么是“主旋律”?》，《电影评介》1989年第8期。

　　[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6]　[澳]格雷姆•特纳：《电影作为社会实践》，高红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9页。

　　[7]　周夏：《再现革命历史 重燃热血青川——〈建军大业〉学术研讨会综述》，《当代电影》2017年第8期。

　　[8]　黄献文、熊鹰：《建军大业:主旋律电影的变奏与启示》，《电影艺术》，2017年第5期。

　　[9]　[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3页。

　　[10]　[美]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11页。

　　[11]　郑永年：《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国家向何处去》，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15页。

　　[12]　《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第344页。

　　[13]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8页。

　　[14]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

　　[15]　郑彪：《中国软实力：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346页。

　　[16]　饶曙光：《主旋律影片献礼党的十九大：让灵魂经受洗礼》，《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6日。

　　[17]　[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和现代文化》，高銛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82页。

　　[18]　南帆：《文学理论能够关注什么?》，《文艺争鸣》2017年第8期。

　　[19]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60页。

　　[20]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71页。

　　[21]　[英]罗素：《中国印象：外国名人论中国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4页。

　　[22]　Judith，B.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4

　　[23]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页。

作者：徐进毅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美术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03期(总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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