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部电影在中国影坛上经历了辉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产业的勃兴以及电影美学的商业转型，中国电影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新世纪初开始了新的腾飞。其中美学层面的类型化路线和产业层面的资本运作成为中国电影腾飞的双翼。在中国电影这种新的发展态势中，远离资本和类型的西部电影也告别了昔日的辉煌，一直在低谷中徘徊。但西部电影的产业和美学优势，一直是促进中国电影发展的宝贵资源。当下，中国电影的跨越式发展的步幅越来越大，中央也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强国战略和“供给侧改革”的宏大战略，这些都是西部电影发展的利好，其再次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

　　一、“新西部电影”对西部电影的超越

　　一般所指的西部电影指以原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影人为主拍摄的反映中国西部现实生活与西部人文历史的影片，也指一些西影厂出品或参与合拍的以中国西部为外景的影片。西部电影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初，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于80年代中期的几次谈话，从理论上界定了西部电影的概念。钟惦棐的谈话首先基于当时中央西部大开发的政治语境;其次以“美是发现”的美学原理，诠释西部地区悠久的乡土生活规定了西部艺术表达的美学特质,从而形成西部电影的美学特色。美国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之后也对西部电影进行了新的阐释：西部的精神就是土地故乡的精神，代表了整个中国;“对生命意义的追寻”是中国西部电影的精髓所在。[1]

　　西部电影的美学优势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浓郁的民族意识、乡土寻根意识和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厚重人文历史;广阔而富有试听冲击的外景空间以及众多的载入中国电影史册的作品，如《人生》(1984)、《黑炮事件》(1986)、《老井》(1986)、《野山》(1986)、《最后的疯狂》(1987)、《红高粱》(1987)、《黄河大侠》(1988)、《菊豆》(1990)、《双旗镇刀客》(1991)等。西部电影的产业优势尤为凸显，其培育且奉献了张艺谋、陈凯歌、吴天明、黄建新、何平、芦苇、巩俐、姜文、霍廷霄等众多影视演艺人才;更为凸显的是，西部电影打通了中国内地电影走向海外的通道，二十多年前，外国的电影专家考察中国电影，总会把西安当作重点目的地。可以说，中国内地电影就是从西安电影制片厂走向世界的。西影曾代表了华语电影的最高成就，在全国电影制片单位中，西影第一个在国际A级电影节获得最高奖项，迄今总共获国内外各类奖项三百多个。

　　西部电影的美学和产业优势，也促进了华语电影的美学发展。在中国大陆，西部电影孕育并发展了中国第四代和第五代导演，推动了内地电影美学的发展;而以《黄河大侠》等影片为代表的西部电影中的合拍片也促进了整体华语电影的美学进步。

　　至90年代后期，由于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阵痛，特别是在港台资本和本土影视城建设资本的挤压下，西部电影的优势变得不复存在。具有厚重传统文化、人文气息的西部电影走向衰落。西部电影产量低迷，人才外流，一去往日的辉煌。但其美学和产业资源，以及其所打通的国际通道渐渐被上述资金拿来所用，产生了“新西部电影”。“新西部电影”不再只是具有文化意义上的西部电影概念，它大多是由港台和中国内地民营资本打造而成、具有全球视野且以商业类型意识为主导的影片，其外景地也移至宁夏、甘肃等地的影视城中，但又带有明显西部电影美学资源特征。这类电影中，以内地和香港合拍的影片为主，从90年代初的《新龙门客栈》开始，包括《大话西游》(1994)、《二嫫》(1994)、《东邪西毒》(1994)、《秦颂》(1996)、《英雄》(2002)、《天地英雄》(2003)、《可可西里》(2004)、《白鹿原》(2012)、《画皮》系列(2009—2012)、《无人区》(2013)《天将雄狮》(2015)等影片。在西部电影式微之后，“新西部电影”取而代之，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当下，中国电影获得跨越式发展的态势下，特别是“一带一路”的强国战略和“供给侧改革”的宏观经济战略，给西部电影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政治机遇，就如同当年钟惦棐先生对西部电影进行政治读解时谈到西部大开发对西部电影发展提供的机遇一样，西部电影再度回到了新一轮发展的起点。

　　二、 宏观战略语境下的观念之变

　　“一带一路”强国战略具体是指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它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涵盖东南亚和东北亚的经济整合，并最终融合在一起通向欧洲，形成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大趋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从海上联通欧亚非三个大陆，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形成一个海上、陆地的闭环。“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44亿人，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2]

　　“一带一路”强国战略为沿线地区的西部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但要看到，这种机遇更多的是观念层面的更新。旧的发展观念已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在这种新的语境下，我们相当多的发展理念还停留于过去。据有关资料，西部一些地区为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学习中国古丝绸之路的经验，着眼于传统的营销方式，将茶叶、瓷器和丝绸等古代中国特色的商品作为“一带一路”渠道上的主产品销往海外。不论其结果如何，这种做法都是不妥的，没有真正领悟“一带一路”的新发展理念，对于转型升级的理解还没有跟上时代的需求，在当今复杂的国际经济态势下注定是被淘汰的。西部地区要与“一带一路”相对接，不能仅停留在茶叶、瓷器和丝绸等具体商品以及传统营销理念的层面，而应在发展思路上转变。

　　提出“一带一路”强国战略之后，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在理论界数年调研基础上，中央又不失时机的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针，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使供给侧和需求侧得以合理匹配，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供给侧”改革思路，要求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更要进行理念的转变，在这种理念下再度审视“一带一路”带来的发展机遇，对传统的发展思路进行超越显得更有必要。

　　新的经济发展理念，应当超越传统的“有什么卖什么”和“生产什么卖什么”，而是“需要什么生产什么”“需要什么卖什么”。企业应当根据市场的需求，生产出当下全球市场需求的产品，而不是不顾需求、盲目推销自己的库存或其他土特产品。企业甚至可以不生产产品，只进行国际化、全球性的整合资源，同样能够得到快速发展。比如亚洲的日本、韩国的很多企业虽然没什么产品，但是他们是国际化、全球性的企业，善于进行全球资源整合，从而发展成为国际化的大型企业。中国也要打造这样的企业和产业，要通过“一带一路”的战略去整合并转换全球资源。这就是供给侧的发展理念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思路。

　　文化战略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方面。该战略在文化保障上，提出沿线国家间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合作开展广播影视剧精品创作及翻译。而当下中国文化发展也应当在宏观态势中转变观念，中国文化具有自身的传统和优势，在古丝绸之路上，这种传统和优势曾发挥了主导作用。但在新的发展语境下，中国文化的发展同样也要转变观念，不应当一味地输出“传统”，而是要努力研究当下全球文化市场的需求，根据“需要什么生产什么、卖什么的”思路，生产出满足全球观众新需求的文化产品。中国电影作为重要的文化产品，在新的发展语境下正在转变发展思路，成为了发展最快的中国文化产品。这一切都为中国西部电影产业的复兴带来了契机，而西部电影的转型式发展更需要转变发展观念。

　　三、西部电影转型之思

　　在观念转变及整体中国电影跨越式发展的语境下，西部电影发展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现实语境。如何使西部电影的发展引擎像整体华语电影那样具有强劲的动力?怎样才能搭上“一带一路”的顺风车?西部电影的转型发展如何面临商业和人文的抉择?西部电影在转变发展中应该着力表现什么样的主题,或者说电影艺术最应该关心的是什么?当电影镜头面向西部地区生活世界的时候,其观照视角和叙事姿态应该如何确立才能吸引年轻一代的主流观众?这些都是西部电影获得新发展所要考量的关键因素。而“一带一路”强国战略和“供给侧改革”语境下的新发展理念，对西部电影的新崛起提供了诸多启示。

　　西部电影的新崛起，首要方面是应当将电影作为一种面对当下主体观众这一“用户”群体的产品来进行生产;生产的过程中虽然要遵循艺术生产规律，但更要遵循“需要什么生产什么、卖什么”的理念，而不能还是按照西部电影老一套的美学理念来进行生产。如前文所述，西部电影的传统美学优势在于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可贵的艺术探索;而在新的语境下，西部电影一定要放下这种过重的艺术和人文的包袱，充分调研当下的华语电影市场主体和观影需求，在原来传统西部电影厚重人文情怀的基础上，加上充分的商业考量，以类型化叙事和现代化影像来进行重新定位，以适应当下新的市场需求。

　　经过重新定位后的西部电影，在创作时找寻适合当下主流观众观赏口味的表达方式尤为关键。注重国际化表达、现代化制作与西部文化资源优势的对接，是其适应当下的首选。西部地区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这一资源仍是西部电影转型发展的关键。如兵马俑、华清池、华山、法门寺等西部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仍可作为西部电影的重点呈现，但对这些历史文化资源的表现，表达方式一定要与类型接轨，而不能一味正统地甚至沉重地阐释其文化的厚重感和人文感。这些历史文化资源，特别适合于和当下最受欢迎的奇幻类型和动作类型进行对接，这样的对接便能以新视听表现出西部的魔幻色彩，创作出受主流观众欢迎且具情怀的奇幻和动作类型片。而作为国内最重要的红色文化资源的陕北，不能总是以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题材的姿态进行讲述，应当将其作为主旋律电影进行美学创新特别是类型化转型的重要叙述支撑。此外，西部地区厚重的历史文化，也特别适合于二次元、动漫元素、VR技术和互联网传播等当下流行的新视听概念的表达和传播，与传统的制作与传播方式相比，这种新的视听概念更受年轻受众的青睐。总之，西部电影应当利用其本身优势，依托“互联网+”的理念拓宽制作渠道和传播方式。

　　西部电影的转型发展，还需要一批代表性、旗帜性项目，以吸引庞大资本的关注，这是西部电影重获发展动力的关键所在。“新西部电影”之所以能够超越西部电影获得较快发展，就是因为具有如《新龙门客栈》《白鹿原》《画皮》等能够吸引庞大资本的龙头项目。如今，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更是超越了“新西部电影”的传统模式，一方面表现为互联网产业的全面介入，在此语境下网生代电影、IP改编、粉丝营销、电商预售等改变了传统电影产业的生态，其中众筹等新的投融资方式成了电影融资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中国国内影视公司的A股上市，境内外影视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以及跨国整合营销，使得资金运作成为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关键。近年来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取得重大票房业绩的《美人鱼》(2016)、《煎饼侠》(2015)等影片，很大程度上都是资本运作的结果。因此，当下中国电影产业之所以能够获得跨越式发展，名目繁多、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是其重要的一翼、成功的关键。过分的资本运作也许会损伤美学，但远离资本的电影产业亦不会有起色。当下的西部电影即是远离资本，这对其发展来说是一个较大的瓶颈。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西部电影长期以来缺少代表性、旗帜性的对资本具有吸引力的项目。

　　西部电影的资本缺失状况在“一带一路”语境下将得以改观。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西部电影应当抓住这一机遇改善资本环境，其中推出旗帜性的项目是关键。而“一带一路”战略下，西部电视已经推出了《王大花的革命生涯》(2014)、《平凡的世界》(2015)等多部旗帜性的电视剧，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西部电视这种以龙头项目带动整体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为西部电影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启事。

　　西部电影还应当充分利用其产业平台和已经打通的国际通道，进行国际资源的整合，在整合中推广西部电影。首先，在当下涌动的中外合拍大潮中，西部电影应当依托当年建起的合拍优势和海外传播优势进行海外融资，与更多的海外制片机构进行电影合作制片。其次，西部电影还可利用自身的人文和历史优势，举办各种具有西部特色的国际电影节、展，或在其他国际电影节上设立专门的西部电影单元等，实现更有效的国际资源整合。此外，“一带一路”强国战略也极大推进了西部电影的国际传播。“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核心价值是加强沿路地区的联系，继而促进各地电影制作的交流和合作。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又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在互联互通及共同体发展中无疑将占据主导，中国电影在与“一带一路”沿路地区的电影合作中也更具主动性。作为“一带一路”沿途中的西部电影，应当以此为重要契机，进一步发挥主导性，在西部电影的国际传播中争取主动地位。

　　[1] 郑昕、李树峰、杨一苗：《“一带一路”带动中国西部电影“再创业”》，　2014年10月24日新华网　http://shizheng.xilu.com/20141024/1000150003293704.html

　　[2] 《“一带一路”总体规划10月上旬已上报国务院》，2014年10月20日《京华时报》

　　＊赵卫防：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杨婧

《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9期 总第12期

　　延伸阅读：

　　2016年第9期（总第12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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