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布莱希特的叙事戏剧如今影响遍及世界，然而20世纪50年代之前知之者甚少。随着布莱希特率其柏林剧团于1950年代中期先后巡演于巴黎和伦敦，叙事戏剧便因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和明确的政治倾向迅速在英法两国引起强烈的反响。由于两国的国情和戏剧发展状况不同，因而对布氏戏剧的接受以及在创作中的体现也不尽相同，阿达莫夫和阿登的戏剧创作转变便是其生动的体现。有意思的是，前者的《帕奥罗•帕奥利》和后者的《穆斯格雷夫中士的舞蹈》均被设置在半个世纪之前，背景也与殖民地时期相关，不同的是阿达莫夫正式进入了政治戏剧，而阿登则大量借鉴了叙事戏剧的手法。就此，两国戏剧开启了各自的布莱希特时代。

　　关 键 词：布莱希特　叙事戏剧　英法戏剧　阿达莫夫　《帕奥罗•帕奥利》　阿登　《穆斯格雷夫中士的舞蹈》

布莱希特

　　布莱希特叙事戏剧（或叙述戏剧）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创立，并在其流亡期间不断得到补充和发展，但直到二战结束、布氏回国创立“柏林剧团”之后才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真正成为完整的戏剧体系。在1950年代中期之前，布氏叙事戏剧在欧洲的知晓度十分有限。1954年以来，随着布莱希特及其柏林剧团几次巡演欧洲，叙事戏剧才逐渐在欧美戏剧界传播开来，并因为契合战后戏剧界及百姓求变求新的愿望而影响日广。无论是1954年在法国还是1956年在英国，柏林剧团的巡演都吸引了许多观众，戏剧界的反响尤其热烈。正是在布莱希特叙事戏剧的推动下，英法两国戏剧发生了重大转折。

　　距离二战结束不久的1950年代，英法两国戏剧原本走的是两条迥然不同的道路。在法国，以尤奈斯库、阿达莫夫等人为代表的“荒诞戏剧”开启了戏剧革新即“新戏剧”(le Nouveau Théâtre)之路；而在英国，以奥斯本为代表的“愤怒的戏剧”(the Theater of Anger)更多表达了年轻人对社会的不满，并预示了这一时代英国戏剧的政治化倾向。然而，当柏林剧团前往巴黎、伦敦巡演[1]之后，两国戏剧无不深受启迪并发生重大变化。布莱希特醍醐灌顶般地唤醒了法国戏剧家的政治觉悟，以阿达莫夫为代表的戏剧家们开始反省，不再视戏剧为表达荒诞主题的手段，而将其作为表达社会现实和民众诉求的工具。“愤怒的一代”剧作家们则更加强化了其左翼政治倾向，同时开始吸收布氏“叙事戏剧”的精华。以阿登为代表的左翼剧作家们，在创作中大量借鉴叙事手段，使得英国剧场面貌灿然一新，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总之，在布莱希特的影响下，1950年代英法戏剧各自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变革之道，左翼化、政治化和叙事化俨然成为两国戏剧变革的主流，或者说叙事化的“政治戏剧”变成了这一时期英法两国最为重要的戏剧思潮，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1960年代以来的欧美戏剧的发展趋势。本文将围绕1950年代布莱希特对英法戏剧的影响所引起的变化进行比较，结合代表性剧作家的具体作品，论述两国戏剧通过对叙事戏剧的接受所产生的殊途同归的结果。

　　一

　　二战结束之后不久，法国戏剧很快得到了恢复。以阿努依等人为代表的新型林荫道戏剧让巴黎各家剧院恢复了生机，让•维拉尔通过创办阿维尼翁戏剧节和领导国立大众剧院（T.N.P.）在努力实践着先人们的“大众戏剧”理想，而以尤奈斯库、阿达莫夫为代表的新一代戏剧家则开创了以“荒诞”为主题的先锋戏剧。谁又曾料想到，1954年布莱希特率其剧团首次访法，竟在巴黎掀起了一股布氏“旋风”，令法国戏剧界和理论界深受震动。文艺理论家罗朗•巴特、贝尔纳•道特及其《大众戏剧》杂志同仁开始不遗余力地在法国传播布莱希特叙事戏剧理论与实践。多股力量作用之下，叙事戏剧逐渐深入人心，法国戏剧家们的观念和创作开始发生重大转变，而其在1950年代最为明显的标志便是戏剧的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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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宫宝荣 单位：上海戏剧学院外国戏剧研究中心

　　《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7期(总第70期)

　　责任编辑：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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