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不仅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与意义，而且形成了持久与深入的世界影响。八十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探索出这条蜿蜒曲折的长征之路，被誉为“地球的红飘带”，从未间断地吸引着西方记者、作家、学者以及亲历者的探究目光，他们撰写了不少有关长征的传世之作。由此，长征在西方从前所未闻到史不绝书。西方长征书写者凭借其他者独特的文化身份、考察视域与撰著方式，对于长征的书写展现出历史性与时代性共存、史诗性与个体性兼具以及世界性与地域性并置等考察视角与书写方式。鉴于此，以下针对西方人有关长征书写的发展阶段、书写方式及其长征本体价值、意义影响等问题予以综合剖析与具体阐释。

　　一、西方对长征的书写发展历程

　　纵观西方有关长征的书写，尽管总体而言数量有限，但确未中断地报道、记述与研究着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长征时期至今的相关书写大致可以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与改革开放至今等三个发展阶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西方对长征的书写，除一名被裹挟而被迫长征的传教士外，其余皆为西方记者。

　　红军长征期间,德国的李德、瑞士的薄复礼与阿诺利斯·海曼等西方人士曾亲历长征。其中，薄复礼有关长征的书写是红军长征中以局外人身份撰写的印象记，首次向国外读者介绍了长征。薄复礼是瑞士籍英国传教士，1934年10月, 他在贵州偶遇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的部队，始被当作“间谋”扣留终被释放，并与当时的红六军团团长萧克结下了终生友谊。此间，他曾随红军转战多地，后于1936年8月出版了依据自己亲随长征一年有余的经历撰写的英文版长征见闻录《一个外国传教士眼中的长征》。

　　首次向全世界全面报道长征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斯诺曾先后两次赴陕北地区，成为首位采访红色革命根据地的西方记者。其后，他陆续在《密勒氏评论报》、英国《每日先驱报》、美国《星期日晚邮报》与《生活》杂志等报刊发表文章介绍红军长征的情况。此外，他还于1937年相继出版了《前西行漫记》(即《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与《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

　　1937年2月，因报道“西安事变”而声名鹊起的美国著名女记者、作家、社会活动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前往陕北苏区，其后撰写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设专章记述了长征。

　　1937年5月至9月，斯诺的前妻、曾任《密勒氏评论报》《每日先驱报》与《太阳报》记者的海伦·福斯特·斯诺来到延安，成为继史沫特莱之后第二位进入延安采访的外国女记者，其后她撰写了《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漫记》)。

　　在上述人士的社会活动及其相关书写的影响下，1943年5月，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发起成立了“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抗议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标准，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赴延安采访的要求。翌年，该协会所属记者团在阻挠、搪塞、监视与干涉中成行，并取道到达陕北，成员包括：同时供职于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英国《曼彻斯特导报》的记者冈瑟·斯坦因，同时供职于美国《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和《同盟劳动新闻》的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后加入中国国籍)，供职于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同时供职于美国《明星周报》《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武道，同时供职于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的记者夏南汗神父，还有苏联塔斯社记者普金科等。历时五个月的考察访问结束后，记者团成员们相继撰写了数种著述，包括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又译为《北行漫记》)、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与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等。

　　(二)新中国成立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20世纪50至70年代，由于“冷战”等国际形势的影响，诸位曾经书写过长征的西方人在其本土遭受了诸种不公正的待遇。西方人有关中国长征的书写在参与者与成果数量方面虽实难再现前期的辉煌，但也不乏典范之作。

　　1964年，德国王安娜(安娜·利泽)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问世。王安娜曾在中国生活长达19年之久，她凭借其自20世纪30年代起长期投身中国革命等特殊经历，记述了长征的自然条件与社会状况等方面的情况。

　　1971年，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迪克·威尔逊的英文专著《一九三五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生存斗争的史诗》出版，作者凭借重访长征故地的经历，以详实权威的资料为基础，不仅运用纪实方式再现了长征的诸多历史状貌，而且依据严谨的学术规范深入阐述了相关诸种问题。该书是海外有关长征的首部英文研究著述，其贡献在于从历史性、传奇性与象征性等层面针对长征进行了全面、深刻且见解独到的整体阐述，进而成为相关研究的典范之作。

　　1972-1973年间，海伦冲破重重阻力再次来华，旧地重游近3个月后撰写了《七十年代西行漫记》一书，其中所录文章书写了其20世纪30年代在西北的经历及其重访故地的诸种感悟。

　　(三)改革开放以来至今。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得益于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变、中外交流的加强，西方人开始重新审视长征这段历史，相应的文章与著述相继问世。

　　1984年，斯诺的挚友，作家、资深记者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在76岁之际与其妻夏洛特·索尔兹伯里沿红军长征路线进行了访问。1985年，他的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美国出版，夏洛特则出版了日记体著述《长征日记——中国史诗》。

　　1986年，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琼·弗里茨夫人不顾71岁高龄来到中国，采访了康克清、杨成武、刘英等红军老战士，后又长途跋涉到延安、西安、贵阳、成都等地搜集材料,1988年出版了《中国的长征，6000英里险途》。

　　1990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新西兰、美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十余个国家的诸位摄影家联合沿长征路线拍摄了大量的照片与影像资料，进而出版了厚重的大型画册《中国——长征》。

　　历史进入21世纪，西方人开始运用新世纪的方式向长征壮举致敬。例如，2002年，两位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人，生于澳大利亚悉尼成长于英国、曾任职于北京多家报社与杂志社的历史学博士李爱德与生于南非开普敦、在英国普利茅斯军港长大的自由作家和媒体顾问马普安自江西出发，利用近一年的时间，徒步走完了长征中红一方面军当年走过的征程，并撰写了《两个人的长征》一书。

　　二、西方对长征的书写方式

　　西方的长征书写涉及报道、纪实、传记、游记、回忆录等形式，与之相应，相关书写的考察视域与撰著方式也呈现出多重性，西方长征书写展现出历史、社会与文化的历时嬗变与时代特征。这种来自于他者的书写多重性，无疑会丰富我们对长征的认识，也会深化西方对长征的了解。

　　首先是依据写实原则书写的方式。相关书写者根据大量实地调查、采访及可信的长征史料，客观而详实地再现了长征历程。相关书写者致力于面对事实本身，其写作呈现出非虚构的叙事特征，因而也使诸多相关文本成为红军长征史研究的重要原始资料，为长征中诸种活动的时间与具体情况提供了佐证。譬如，长征亲历式书写，亲历不仅本身就是历史，而且还是历史的最好见证，直接呈现亲历有关长征本身的一切人、事、物。薄复礼与萧克将军领导的长征先遣部队相遇后，跟随这支队伍一起长征了18个月零12天，曾为红军翻译地图、收集物资与编织毛衣。对此，萧克曾回忆说：“当年，我们在贵州转战……当我们得到一张大地图，薄复礼帮助译成中文，而且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同时，他在边译边聊中，还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情况，为我们决定部队行动起了一定作用。他帮助我们翻译的地图成为我们转战贵州作战行军的好‘向导’。”[1]薄复礼正是基于亲历红六军团长征的人生经历，在其《一个外国传教士眼中的长征》中大量运用原始文献资料，记述了自己跟随红军长征的所见所闻;譬如，通过亲赴长征历史现场的书写，通过在场书写力求探求对长征本真的深切体会和历史真相。索尔兹伯里不仅寻访了诸多长征问题专家和健在当事人，而且查阅了大量相关档案、文献以及书刊资料。基于此，他在言及自己的长征书写时说：“我向中国人提出了我能想到的所有难题，他们尽力作了回答，常常是一遍又一遍地查对史料，直到弄清事实为止。”[2]李爱德与马普安笃信“历史高于传奇”，宣称：“我们要寻找活的历史，更深层的东西，去挖掘老人和他们的亲朋好友的回忆。”[3]他们怀着“寻找真实历史”的信念寻访长征足迹，并在言及此行的收获时坦言：“我们常说，自己不一定非要体验红军经历过的所有事情，但有时候就在一刹那，仅仅是一刹那，我们似乎能感受到他们当初的困境。”[4]又如，采访接触参加长征将士的书写，通过长征当事人的叙述，从而还原长征的真实。针对《西行漫记》的成功，斯诺坦言，“这是我对中国进行的最长的一段报道。如果说这段报道比大多数新闻文章更为有用的话，那就在于它不仅仅是‘抢报’转瞬即逝的新闻，而是它同样报道了许多历久弥新的历史事实。”[5]基于此，斯诺在撰写中长于通过采访当事人引述观点，可谓有理有据。他梳理了长征的历史足迹，指出：“红军一共爬过18座山脉，其中5座是终年盖雪的，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大小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军队的包围，此外还打败、躲过或胜过派来追击他们的中央军各部队。他们开进和顺利地穿过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6]王安娜曾以“保卫中国同盟”工作人员的身份为长征的物资供应而工作，因而曾被周恩来亲自任命为八路军少校。她凭借亲赴延安投身中国革命，与长征红军将士的密切接触等有利条件，在撰写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以大量篇幅记述了红军将士的长征故事。

　　其次是西方视域书写的方式。相关书写者依据西方历史与文化的参照视角解读长征，认为其是考验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与力量的伟大人类史诗。譬如,依据西方军事史参证长征，认为长征是世界军事史上不可比拟的壮举。索尔兹伯里认为，“也许，在长征途中发生的一切有点像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或拿破仑进军莫斯科，而且我惊奇地发现，还有些像美国人征服西部：大队人马翻越大山，跨过草原。” “但任何比拟都是不恰当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7]斯诺指出：“无论如何谁也不能否认这次长征是在军事历史上成就了一个奇迹。当年汉尼拔率军横越阿尔卑斯山，与这个长征比较起来，也不过如同星期日的旅行罢了。”[8]譬如，参照西方文化史厘定长征，对人类的自然境遇予以比照。薄复礼这样描述随红六军走长征路的艰险，“路在中国的定义与英国略有不同。随红军所走的路，有时几乎只是前边的人踏出的一条痕迹，说不上路，这种路攀登尚可，最难的是下山，山高坡陡路滑，危险万分。”[9]索尔兹伯里在描述红军过草地时指出：“那里看来像春天英国康瓦尔丘陵草原—样的平静，但要是把这片隐藏着邪恶的草原同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相比，《恶之花》会显得像天使一般的美好。” [10]

　　再次是互文书写的方式。西方有关长征的诸种书写并非孤立,而是在友人、夫妇、同行以及后继者之间的交流互动中形成了诸种交互影响。例如，夫妻之间。受斯诺的影响，他的第一任妻子海伦于1936年，为弥补斯诺没有采访到朱德等缺憾并为《红星照耀中国》拾遗补缺，前往延安，采访了六十多位红军将领。在海伦看来，“他(指斯诺)是第一个,他也是象征，而且至今是这部神话的象征。中国的红军老战士，把他的经历看成他们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认为他与他们自己的历史有着有机的联系。”[11]夏洛特与丈夫索尔兹伯里一起走访长征诸地，后创作了《长征日记——中国史诗》。索尔兹伯里对该书非常赞赏，褒奖其视角独特且文笔细腻，指出：“夏洛特能觉察那些最有意义的东西：周恩来衬衫上丢失的纽扣;萦绕延安大宝塔的烟雾;奔向稻田的活泼农村姑娘，脚上绣鞋闪闪发光。”[12]又如，友人之间。二战期间，同为战地记者的斯诺与索尔兹伯里在报道苏联红军击退希特勒部队的过程中在前线相遇。当时斯诺多次与索尔兹伯里谈及中国，引发了后者对于长征的兴趣。此外，索尔兹伯里还曾与薄复礼取得了联系，并针对有关长征的诸种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再如，代际之间。罗伯特·法恩斯沃思的《从流浪汉到记者——斯诺1928-1941亚洲经历》一书,基于对斯诺与其前妻海伦的私人信件、日记与手稿的研究指出,斯诺对抗战期间与冷战期间等诸种历史时期的中美关系形成了重要影响。在斯诺的感召下，诸多西方人纷至沓来，遵循其曾经走过的道路，追寻红军当年的征途，进而重新书写长征。基于此，索尔兹伯里指出：“现在，在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人们对于几十年以前由一支规模不大、不引人注目的中国男女组成的队伍所进行的一次军事行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果中国读者对此感到费解，我只能重复埃德加·斯诺就这场‘激动人心的远征’说过的话——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13]

　　西方人士通过上述书写方式，从而揭示了长征的真相，更有利于长征事迹在西方的传播，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大促进了西方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正确认知。

　　三、西方对长征书写的意义与影响

　　纵观西方有关长征的书写，尽管囿于原始文献、基本史料、价值观念与政见差异等方面的束缚，尚存限域与谬误，但其独特的他者视角极大地开拓并增强了长征研究的深广度与延续性，通过西方讲述长征事件而呈现长征印象、长征真相、长征精神，从而产生了深远的长征国际及国内影响，增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

　　一是清除了外界对长征本真的遮蔽。西方书写者敢于还原长征真相，回应外界对长征的质疑。囿于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军事、新闻封锁，有关长征的正面消息很难有效传播，关于红军不打仗、无伤兵、无俘虏，是地方人民既怕又恨的“土匪”、“强盗”，共产党的政策是要“共产”、“共妻”等恶毒攻击与弥天大谎式的虚假宣传使国内外民众长期处在受蒙蔽的境地，西方长征书写者勇于冲破阻挠,将长征真相呈现于天下。

　　基于此，早期关注长征的西方人，最初多持好奇或质疑的心态看待长征，但通过实地走访，他们发现了国民党有关宣传严重违背事实。例如，斯诺认为这个被污蔑为“赤匪”的群体中实际上有着其在中国长期生活以来所遇见过的最优秀的男女。薄复礼则痛斥因自己曾被俘而产生的谣言，宣称红军中不乏具有坚定信仰的杰出人才。由于相关书写者多勇于主动承担了澄清事实的责任，继而成为长征的崇拜者与赞颂者，他们通过第三方的客观立场无所顾忌地书写的亲身经历与亲眼所见，粉碎了流言蜚语与造谣污蔑，瓦解了国民党的虚假宣传，让世界了解了长征的真相。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14]随着西方人撰写的关于长征的著作与文章的陆续问世，即使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下，国内外民众渐趋形成对共产党与红军的正确认识，进而予以了极大的同情与支持。

　　二是揭示了长征精神的实质。针对长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而言，正如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沙培德教授在其《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一书中所指出的，“长征的终极意义在于传奇性与正当化。那些幸存者成了中国革命之父。他们的英勇行为被作为胜利而铭记，并以个人智谋、勇气与自我牺牲达到道德剧式的完满。……长征战士受苦受难，为的是将中国带向应许之地。”[15]

　　具体说来, 西方有关长征的书写基于对其本体价值的厘定，进而拓展至对中国精神与人类精神的探究。相关书写者针对其所表现出的坚定信念、甘愿牺牲、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与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等精神层面进行了阐释。由此，他们在其书写中褒奖了红军在长征中坚定勇敢、不怕牺牲的英雄壮举，展示了其为民族解放艰苦奋斗与牺牲奉献的崇高精神与伟大形象。例如，海伦认为红军体现了中国传统中为国家民族的牺牲精神与中共的革命理想的结合，因而得以在长征中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与恶劣的自然条件始终保持着坚忍卓绝、任劳任怨与不屈不挠的斗志。又如，索尔兹伯里通过梳理长征史指出：长征是一次充满了集体英雄主义、献身精神与希望的举世无双的行动，“这是用热血和勇气谱写的史诗，是胜利和失败的史诗，是沮丧和憧憬的史诗。这种传奇式的牺牲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是中国革命赖以成功的基础。”[16]

　　三是分析了长征对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西方相关书写者综合考察了长征对中国革命的重大影响，肯定了长征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相关书写者多将长征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熟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联系起来予以考察，认为长征的胜利是军事行动，更是政治运动，增强了中国革命的力量并加速了其历史进程。例如，索尔兹伯里认为，“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17]又如，夏洛特指出：“正是这一历尽千辛万苦的英雄史诗，创造了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共产党人最终在中国夺取政权的业绩。”[18]西方书写者还认为长征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熟与红军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书写者褒奖共产党与红军中认为通过长征不仅锤炼出钢铁般的红军战士，而且铸就了新的一代人，其中聚集着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再如，在薄复礼看来，中国红军是一支爱护群众、纪律严明，特别能战斗、非常能吃苦的军队;红军的诸位高级将领，则是充满进取精神、决心建立共产主义世界的共产党将军。又如，海伦认为长征促进了红军的历史性转换，使红军将士从土地革命的战士与保卫者转变成新革命阶段有觉悟的先锋战士、为求民族生存而奋斗不息的革命志士，进而使红军成为为大众而奋斗的军队。

　　四是预言了长征对中国的现实意义。相关书写者们普遍认为长征不仅推动中国的历史进程，进而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民族复兴形成了深远影响。史沫特莱在长征刚刚结束之际就曾准确地预言其将会继续创造历史。后继书写者同样始终致力于对长征所彰显的中国精神的探求与阐释。例如，索尔兹伯里认为，长征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长征已给中国的面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意识，使这个国家出现了许多世纪来所缺乏的精神与团结”。[19]基于此，后来他又将红军长征与现实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联系起来，进而探究了长征精神对于中国现实发展的影响。又如，夏洛特指出：“我现在理解到：长征如何鼓舞着中国人中年轻的一代，他们要怎样生活才无愧于那些英雄，使英雄们的精神永葆青春。长征区分了善与恶，区分哪些人是要为国出力，哪些人要的仅仅是权势。”[20]再如，李爱德、马普安基于21世纪的现实情境及其与中国青年的互动表明，“有数百名中国人——大多是青年人——写信给我们来探讨我们的征程和他们对长征的看法。一两个人在谈政治，其余的只关注他们的梦想和期望，以及如何从他人的奋斗和成就中让自己励精图治。”[21]

　　五是阐释了长征对世界的重大影响。西方相关书写者认为，长征是一次人类精神与意志的伟大远征，是一场人类的勇气与怯懦、胜利与失败的生存博弈，是一曲人类挑战极限求生存的凯歌,因而将作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而永远流传于世。例如，迪克·威尔逊的《一九三五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生存斗争的史诗》以“生存史诗”为主题贯穿全书，认为长征是人类精神的典范，象征着人类只要有决心与毅力便能达到既定目标。此外，长征激励了人类共同的进步事业，是可供世界共享的宝贵精神财富。针对毛泽东有关“长征是宣传队”的观念，李爱德、马普安予以了如下阐释：“他说这话不仅是因为红军战士在一年的长征过程中将共产主义思想传遍中国，到处散播革命的种子，使革命事业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具有传奇色彩的长征会继续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共产主义事业。”[22]此种阐述是较为客观且契合事实的，西方对长征精神的书写及其海外传播的确激发了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各国革命志士的热情与斗志，意大利、西班牙与南斯拉夫等国都在其反法西斯斗争中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中国长征的感召与鼓舞。

　　综上所述，西方有关长征的研究与书写呈现出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杂糅态势，不仅展现出特定历史阶段的历史真相、政党形象与军队形象，而且展现出国家形象的历史流变与时代意蕴，从而使长征精神与长征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精华而超越时空与地域的局限走向世界，促进了西方对于长征的正确认识、扩大了其国际影响，进而通过对于中华民族民族复兴的不断诠释参与了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建构与时代变迁。依据红军长征在海外产生的巨大影响而言，正如海伦所指出的，“世界各国的来访者，像西方人2500年来到帕那萨斯山上的特尔斐朝圣那样，如今去延安朝圣。”[23]随着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日益增强，有关长征的史实、精神与文化的海外传播在过去曾经展现出极大的历史价值，已经并仍在形成深远的世界影响。

　　[1] [瑞士]薄复礼：《一个外国传教士眼中的长征》，张国琦译，昆仑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2]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过家鼎、程镇球、张援远等译，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自序”第2-3页。

　　[3] [英]李爱德、马普安：《两个人的长征》，姜忠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27页。

　　[4] [英]李爱德、马普安：《两个人的长征》，姜忠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97页。

　　[5]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序”第1页。

　　[6]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328页。

　　[7]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过家鼎、程镇球、张援远等译，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第5页。

　　[8] [美]埃德加·斯诺：《前西行漫记》，王福时等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76页。

　　[9] [瑞士]薄复礼：《一个外国传教士眼中的长征》，张国琦译，昆仑出版社，2006年，第83页。

　　[10]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过家鼎、程镇球、张援远等译，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第279页。

　　[11] [美]海伦·斯诺:《七十年代西行漫记》，安危译，北京出版社，2015年，第20页。

　　[12] [美]夏洛特·索尔兹伯里：《长征日记——中国史诗》，王之希、许丽霞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序”第2-3页。

　　[13]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过家鼎、程镇球、张援远等译，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自序”第3页。

　　[14] 毛泽东:《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社论。

　　[15] [美]沙培德：《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01页。

　　[16]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过家鼎、程镇球、张援远等译，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第317页。

　　[17]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过家鼎、程镇球、张援远等译，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第5页。

　　[18] [美]夏洛特·索尔兹伯里：《长征日记——中国史诗》，王之希、许丽霞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序”第2页。

　　[19]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过家鼎、程镇球、张援远等译，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第374页。

　　[20] [美]夏洛特·索尔兹伯里：《长征日记——中国史诗》，王之希、许丽霞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第260页。

　　[21] [英]李爱德、马普安：《两个人的长征》，姜忠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76页。

　　[22] [英]李爱德、马普安：《两个人的长征》，姜忠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76页。

　　[23] [美]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外文出版社，2004年，第246页。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1世纪以来中国对当代美国文论的接受状况与反研究”(项目编号：14BZW172), 北京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面上项目“本世纪以来的中美文论交流研究”(项目编号：025145306000)的研究成果。

　　*胡燕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副教授

　　*陈列兢：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信息调研部编辑

　　*责任编辑：杨晨

《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12期 总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