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电影批评的理路
——北京大学“批评家周末”学术综述
内容摘要:本文在当下电影发展与艺术批评实践及理论现状的背景下,从文艺批评、影视媒介学术前沿、文化产业现象、艺术传播等问题出发,以北京大学“批评家周末”文艺沙龙为对象,分析当下文艺批评的理论、方法、批评主体等重要问题,探讨新媒介融合、跨文化传播、类型融合、艺术与商业并存等趋势为电影带来的新的问题与可能。本文循此总结文艺批评的传统与艺术,倡扬“回到现场”的学术争鸣,回应当前文艺批评面临的诸多问题,希冀为创作界、批评理论界提供更多可研讨的问题、可思考的维度与可解决的思路。
关键词:文艺批评 “批评家周末” 媒介文化 艺术电影 华语电影 跨国合拍与跨文化传播
当下,电影研究在继续扩容与深化,媒介文化、大众文化、哲学、传播学、心理学、脑神经科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向电影研究渗透,电影甚至在一些学者那里成为哲学本身,而网络媒介的日常生活化所带来的电影生产、传播、研究等的全方位的变革,更使得电影批评在批评对象变异、理论来源拓展、批评方法与思维方式变革、批评队伍的重构以及意义的生产与传播等全方位面临挑战。无疑,电影与媒介日渐成为重要研究对象,电影理论与电影史日渐渗透到电影批评,国内外学者共同关注、研究中国电影,在争议重重中共同建构陷阱暗含的华语电影研究共同体,批评的对话意识和在场性逐渐加强……诸如此类,均为电影研究搭建了产业界与研究界之间的沟通桥梁,为电影研究的扩容与深化拓出了种种可能性。
2014年9月19日,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重新开启20年前由北大中文系教授、著名诗评家谢冕先生1990年代创办的“批评家周末”文艺沙龙,对重要的文艺现象和文化问题展开讨论。当年,谢冕先生弘扬北大学术传统,将学术研究从纸上的论文带到了现场讨论的文艺沙龙。今天,时代的变革使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所面临的问题、讨论的角度都有了很大的不同,但贯通其中的精神、宗旨是一样的——正如谢冕先生所言“我是学者,我要发言!”
北大“批评家周末”文艺沙龙由北大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办,现由北大艺术学院教授、副院长、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陈旭光主持。论坛的主讲人和参与讨论者既有文艺界的知名学者、批评家、教授,也有北大的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博士后、访问学者,还有一线的创作者(如编剧、导演等)和业界人士(如影视制片人、管理者)。这三个梯队组成的“批评家周末”阵容,不仅使学术研究直面当下文艺创作、艺术生产与文化产业发展,也使创作界、业界得以与学界对话、交流、沟通并听见学界尤其是青年学人的声音,为当下艺术批评注入新鲜血液,呈现活泼泼的生命力。
一、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的裂隙:市场、评价、前景
从当前中国电影产业格局来看,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的裂隙是显而易见的。在当前的中国电影市场,艺术电影如何生存与自处,商业电影如何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能否兼容双赢,某些电影的票房与口碑为什么严重对立,如何建构合理、开放的电影评价的标准体系[1],是电影工作者、电影产业界最为关心的问题。北大“批评家周末”对小众、低成本艺术电影《百鸟朝凤》《刺客聂隐娘》,高成本、商业化运营的“文艺大片”《黄金时代》,跨国叙事、全球化发行传播的《山河故人》,以及多种类型融合的商业大片《九层妖塔》等的争鸣,就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
1.艺术电影的生存与艰难突围
当前,在以商业电影为主导的中国电影市场下,艺术电影的受众与市场、发行与宣传、评价与研究已成为艺术电影面前的“三座大山”,正如《百鸟朝凤》的“义务发行人”方励指出,艺术电影面临的是观众、院线和媒体三道关卡。北大“批评家周末”通过“大家绝唱、影坛遗响——《百鸟朝凤》与吴天明的导演艺术”和“作者风格、形式美学与时代症候——争鸣《刺客聂隐娘》”两次沙龙活动回应了这些问题,前者是艺术电影的宣发团队的阐发及与电影学者的对话,后者是深度艺术分析与文化症候解读。
艺术电影在当下遭遇的艺术价值与商业产值不对等的窘境,也就是观众对艺术电影的欣赏、读解与其消费之间出现了裂缝。吴天明的《百鸟朝凤》和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都是优秀的艺术电影。吴冠平教授认为,《百鸟朝凤》是一部具有中国气派的艺术电影,彰显了完整、稚拙的“第四代”导演的鲜明个性和创作思想。李洋教授认为《百鸟朝凤》具有很强的个人性和共性,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陈旭光认为《刺客聂隐娘》是这个时代的隐喻,它涉及传统文化、传统美学精神如何在今天通过影像的方式进行传承与转化的问题。
艺术电影的发行与宣传困难是产业界与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难题。陆绍阳教授认为,造成中国电影发展繁荣且不平衡的主要元素是艺术电影的发行机制和艺术电影的生存空间。《百鸟朝凤》的“义务发行人”方励指出,艺术电影的排片问题背后是中国艺术电影的供需不对称和多元化缺乏。吴天明导演之女吴妍妍提出,《百鸟朝凤》在以“80后”、“90后”用户为主的豆瓣电影网站的评分高达8.4分,但院线排片却太少。高小立编审从《百鸟朝凤》入手,分析了当前的电影市场现状,论述了影院差异化建设的必要性,艺术电影的分众化应该成为艺术市场的一剂良药。
艺术电影的评价是艺术标准还是票房标准,这似乎成了批评的一个“难题”。硕士生祖纪妍、周圣崴和博士生李雨谏分别从时代症候、形式美学与作者风格三个维度对侯孝贤执导的《刺客聂隐娘》进行了深度剖析,并对艺术电影的认知方式与评价标准展开深入讨论。
2.艺术电影的商业化“欲望”
目前中国艺术电影的运作,既有《百鸟朝凤》《刺客聂隐娘》等较为传统的艺术电影发行,还有偏向商业化运营的发行方式,许鞍华的《黄金时代》是一个典型案例。
中国电影市场以商业电影为主导,为艺术电影留下的放映空间和市场份额极为有限,艺术电影的商业化运营正是艺术电影在这场较量中产生的一种方式。硕士生金慧妍以《黄金时代》发行团队主要成员的特殊身份从历史文本、电影文本和项目运作“实验”三个层面展开了全面剖析。刘藩副研究员提出,当前中国艺术片市场面临优秀片源少、放映场所养不起来、固定观众难以形成、市场占有率很少的创作与发行的循环。对于本片的商业化营销方式,一些学者仍存疑虑。戴清教授认为,影片在市场地位、创作方式、艺术风格三方面存在一定的错位。江耀进主编也指出,影片的文本性和作者性与其女主角汤唯的商业化气息之间存在一定的悖论和矛盾。
3.艺术电影的“跨地”写作与全球化传播
艺术电影的海外传播既有以票房为诉求的商业渠道,也有以电影节提名、获奖、展映为诉求的渠道。贾樟柯的“非典型”合拍片《山河故人》,堪称全球化时代中国艺术电影全球化传播的代表,“批评家周末”对《山河故人》进行了深入研讨。
对于贾樟柯这位一直深受海外关注的中国电影人来说,其自身的特殊性毋庸置疑。博士生李雨谏提出了贾樟柯作品脉络中的“重复”所带来的去中心化问题。博士生石小溪提出了贾樟柯作为导演的价值和作为名人的价值。硕士生张俊隆认为,《山河故人》呈现了作为一种传播现象进入商业市场后的“失语”状态。陈旭光认为片中“小武们”长大了,走出汾阳,走向“世界”,走到海外,走到未来的2025年。这是作为具有世界声誉的贾樟柯在全球化时代的“跨地”创作和跨文化思考,无论是艺术的自我突破,还是美学上的感伤忧郁情调,都具有世界眼光和未来意识。
4.商业电影的类型融合与“想象力消费”
在中国电影票房份额上,商业电影占据了大半壁江山。在票房大获成功的商业电影中,奇幻、悬疑、喜剧等类型电影成为了最大赢家[2],尤其是电影创作的魔幻现实主义背景与趋势下,奇幻电影与其他各类型之间的借鉴与融合,陆川导演的《九层妖塔》是其中的典型案例。为此,“批评家周末”展开了一场通过《九层妖塔》而思考中国奇幻类电影的探索与前景的研讨。
影片导演陆川阐述了《九层妖塔》所架构的庞大世界观可能要在第三部完成时才能完全展现,影片之于中国电影的未来意义非凡。尹鸿教授将该片定位为“工业级影片”,且提出“工业级”制作是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对于该片的多元类型融合,皇甫宜川研究员将其界定为科幻与玄幻的类型融合。张颐武教授认为未来类型电影可能会融合“奇幻”“魔幻”“科幻”“玄幻”等多种类型,而形成一种“幻类型电影”。张智华教授通过论述“奇幻”、“魔幻”与“科幻”三种类型之间的关系,指出中国奇幻类电影应建立在相应的文化的基础上。对此,陈旭光提出该片是在奇幻类电影的历史缺失与一代人对奇幻消费、想象力消费的现实需求中出现的,同时也是中国亚文化与西方电影文化的融合,是文化意义上的一次新的建构。
二、媒介文化:电影与媒介的理论视域与创作格局
1.作为媒介的电影的演变
电影从影院到DVD再到互联网的媒介变革,使电影与媒介研究成为当前的热点与前沿问题。如此,作为媒介的电影和电影传媒成为电影研究最为核心、最为基础的维度。 “批评家周末”以“电影:媒介文化的艺术之境”和“电影传媒的历史与文化”的研讨,回应电影与媒介的理论与历史问题。
电影作为艺术是电影诞生之初最为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如今,电影能否作为媒介,及其如何作为媒介,是近年来国内外电影研究的重要议题。博士生赵立诺从媒介理论出发,梳理了从“前电影媒介”到“后电影媒介”的理论脉络,为电影作为媒介的理论问题和史论发生全面铺陈。宋法刚博士后指出,这一论题为不同时期的电影媒介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研究方法。访问学者刘强在此基础上提出,当前的电影媒介应再细分为现电影媒介和后电影媒介。陈旭光提出,该论题立足于媒介不仅是装载思想的载体,更是改变生存方式和思想的介质,而电影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媒介发展史,从文字媒介到图像媒介,再到当下的新媒介和网络媒介。
2.电影传媒的历史与理论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电影传播已从影院传播以及杂志、报纸、广播、电视等的传统媒体,发展为电影网站等网络媒体传播。电影传媒的研究是洞察电影文化观念和电影美学观念发展的重要维度。博士生王伟以“美国电影网站IMDb的历史”为题,从巴迪欧的“事件”理论出发,爬梳了美国电影网站IMDb的历史,并梳理出其在发展过程中的主要路径即网站性质、技术路径、商业路径、媒介特性。博士生王佳怡以“英国《视与听》杂志及其榜单文化”为题,厘清了《视与听》从创刊到发展的历程,并分析了杂志所聚焦的电影艺术问题、电影史研究、电影艺术大师专题、经典影片分析四个问题。博士生刘宜冰与谭笑晗博士后分享了其博士论文《法国〈电影手册〉杂志华语电影批评研究》,并以概念界定、史观分析、个案研究和反思为切入点,分析了《电影手册》华语电影批评的特征与问题。
在互联网时代,电影文本的生产与再生产变得“无限”,这为电影史研究带来了研究文本消失的问题,网络时代的电影研究如何展开,成为电影研究紧迫的问题。李洋教授提出,电影史的书写不再仅就文本和导演来进行,媒介与电影史的相互映照更是研究者的当下使命。陈旭光认为,电影媒介的研究可以着眼于电影技术的发展历程,电影由胶片发展到数字化的媒介形态,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电影传播的速度和面向都在发生巨变,网站和电影杂志的评价影响人们对电影的认知,因而是电影意义生产的重要一环。陈阳教授认为,榜单的评选体现了人们对艺术本性的真实性、叙事结构和诗性的追求。刘俊博士认为,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电影信息的数量成倍裂变,电影的艺术价值被推到观众面前。
3.电影理论对网络议题的融合
在网络所带来的电影史研究文本的消失的同时,网络热议话题的更新为电影理论带来新的学术话题,尤其是暖男、小鲜肉等网络热词,为社会学、电影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对象,尤其是为网络时代的明星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博士生车琳从“男性气质”的理论路径、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男性形象变迁、男性研究对男性银幕形象展开分析,回应中国电影学明星研究的问题。顾春芳教授认为,除了电影明星学,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艺术学等角度也能为明星学研究带来新的意义。
在明星学研究的诸多议题中,研究者与被研究明星之间的性别权力关系是重要议题。陈晓云教授从明星研究的两个时段和一个中心出发,指出从女性研究者的角度研究男明星的重要意义和性别权力关系。苏涛博士认为,研究者的性别和视角的不同,会对不同性别的明星研究找到更多差异和问题点。博士后李九如认为车琳的报告是一次女性对男性的“反研究”,对于男性气质的寻找,其实是一个建构的动态过程,只不过这个过程在中国似乎持续了一两百年,甚至更久,对男性气质的寻找,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寻找。
4.电影的跨媒介创作
当前,电影的边界日益模糊,电影与网络小说、网剧、电视节目等的跨媒介融合愈发成为电影生产的重要维度。对电影自身的探讨、电影与网络的跨媒介延展、电影与电视的跨媒体创作,是当前电影创作的重要现象与电影研究的重要议题。
随着美人鱼、孙悟空、潘金莲等形象被搬上银幕并不断改写,影视形象是当前电影创作与研究的重要维度。李雨谏以《下水道美人鱼》和周星驰的《美人鱼》为例,通过对美人鱼图像化的历史梳理,展开对美人鱼故事逻辑来源的探寻,从而指向美人鱼从上岸到化身的视觉想象的视觉霸权问题。宋法刚指出美人鱼形象由鱼变成美人鱼,应该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但这两个美人鱼形象却是一种“附魅”,即强化其感性、性感的一面,这表征了一种世俗化感性消费的现实。
近年来,网络小说改编成为影视剧创作的重要来源。博士后拓璐以网剧《余罪》为例,分析了自1990年代以来影视剧中的“痞子英雄”的发展路径,探索网络环境对痞子英雄形象的塑造和传播的革新,尤其是《余罪》在类型化意识的加强、亚文化策略的实施和表情包式表演体系的建构等方面的突破。
与此同时,电影向综艺节目的跨界创作也是重要趋势。“批评家周末”以“粉丝经济•青年文化•电影本体——关于综艺电影的深度思考”为题展开探讨。访问学者刘强博士通过对综艺电影的考察,将综艺电影的艺术特征归纳为纪录片式的制作方式、故事片式的叙事手法和视听表达,加上竞赛节目的欲望客体设置和淘汰方式。刘俊认为,综艺电影是当前的媒介融合时代兼具电影、电视、新媒体等多种形态于一身的形式。江耀进则认为综艺电影实际上是将电视节目放在电影院里播放的一种商业形式。陈旭光提出综艺电影表征了媒介融合时代的一种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趋向。
三、国际视域下的电影史与电影理论研究
1.华语电影史论的国内外研究
近年来,中国电影史研究热点之一是华语电影的史论问题,尤其是中外学者通过对当前华语电影边界的界定所展开的学术争鸣。这场争鸣源于《当代电影》的组稿策划,围绕海外华人学者鲁晓鹏的文章与观点,引发形成了近年来中国电影史研究界影响力较大的一场学术争鸣。为此,“批评家周末”邀请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比较文学系的鲁晓鹏教授主讲,并与其他学者展开一场面对面的对谈。
鲁晓鹏教授沿着台湾学者提出的华语电影的概念出发,将国家的电影(national cinema)放在世界电影(world cinema)的语境中,在全球电影(global cinema)的基础上提出了跨国华语电影。作为这场学术争鸣的重要一方,李道新教授再次强调主张,跨国电影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欧美中心去寻求的历史和理论支撑,是一种美国中心主义,这不仅是美国学者的自我中心主义,而且是中国学者的他者中心主义。王一川教授从话语理论出发,认为语言表述和英文翻译对史论研究的效果并非一致。博士生李宁提出,跨国电影在全球性与民族性、特殊意义与普遍主义概念关系中,是一个非常有张力的概念。陈旭光分析了“华语电影”术语的意义及限度,探讨了该术语的“后设性”、术语的超意识形态性等。
这次学术论坛正是中外学者从纸上交锋正式走到面对面论坛,彰显了“批评家周末”的对话性和现场性。
2.跨国合作背景下的电影与外交
在当前的电影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电影交流与合拍成为常态。这既为各国电影产业带来更多的可能,也使电影的外交职能在当前的文化软实力外交中发挥作用。“批评家周末”邀请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媒体文化系主任、斯坦顿学院终身教授朱影教授,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YomiBraester(柏右铭)教授,韩国釜山大学文宽奎教授围绕“作为软实力和硬通货的中美电影”作了讲演与讨论。
朱影通过对百年好莱坞电影发展史的追溯和梳理,通过实际例证和数据佐证,提出美国文化善于文化转换并营造文化软实力,通过吸收并改造其他区域文化,将其文化推向全球,其效果既体现在经济效益上,也体现在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战略上,最终指向美国电影的文化软实力经验,这对于中国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3.类型电影的中西比较研究
从当前的电影市场来看,科幻、悬疑、喜剧等类型电影占据最大的市场份额。但是,对于起源于好莱坞的类型电影来说,中国的类型电影产业与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尤其是美国也才刚刚起步的生态电影,以及好莱坞的科幻电影。为此,“批评家周末”展开了中美科幻电影与生态电影批评的研讨。
在电影的发展历程中,无论是剧情片还是纪录片,往往都是以人为核心展开的叙事和构架。随着动物保护、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日渐成为全球的重要议题,电影的创作与研究也开始从人类中心主义逐步走向反人类中心主义。鲁晓鹏教授从西方学界对“生态电影”的起始生态批评(ecocriticism)的理论路径入手,铺陈到生态电影(ecocinema)何为及其产生的原因,并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出发,反思当前的中国电影会带来的新的思考空间。对此,陈阳提出,生态问题作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现实问题,其在电影中的反映是非常震撼的,但对于中国的生态电影研究,其理论原点和复杂性在哪里?李道新指出华语电影有其自身的特性,完全从西方理论出发来考量华语电影是否合适?当生态批评泛化为一切批评以后,生态批评的意义在哪里?王一川指出,西方的生态批评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有殊途同归之处,学术研究的观点不一致,正是学术的可贵之处。
从当前的电影市场来看,无论是国内电影票房,还是全球电影总票房,科幻电影都是其中最大收益、最为瞩目的电影类型。博士生李宁从西方的电影理论入手,通过作为亚类型的科幻电影的主题和关注问题的探寻,分析中西科幻电影的异同,指出中西科幻电影的差别根本上来说是受制于不同的哲学视野与文化精神,而中国科幻电影创作与产业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自觉的类型电影意识。硕士生高原从科幻电影的科学性与幻想性出发,通过西方的科幻电影与中国的玄幻电影的比较研究,分析了《星际穿越》的七个情节,及其与传统科幻电影的差异。
中美科幻电影比较研究的最大意义是对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策略,对此,“批评家周末”将沙龙的话题聚焦于中国科幻电影的创作与评价。陈阳提出,科幻电影的文化逻辑关系是数学和哲学无法解决的问题,而这部分属于基督教的文化范围。张慧瑜副研究员认为,中国科幻电影的问题不在于科幻精神和科技精神,而是缺少反科技、反现代的文化传统。李九如指出,人类之所以制作、观看科幻电影的原因是,科幻电影试图解决的是那些人类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陈旭光指出,科幻电影是好莱坞电影工业绝杀性的秘密武器,其本身是对人类的镜鉴,是人对自身的反思,对未来可能危机和人类生存危机的预警。
4.海外学者的中国电影研究
约自从第五代导演开始,中国电影愈加受到海外电影节和研究界所关注,贾樟柯是一直受到较多海外研究界关注的中国导演。巴西圣保罗大学影视传媒学院的丽娅•梅洛教授是贾樟柯研究的海外学者,时在北大艺术学院做访问学者,“批评家周末”特邀丽娅分享她贾樟柯研究的进展和成果。丽娅教授通过对贾樟柯电影中的建筑与记忆的探索,分析电影是如何将记忆放置在空间中的。丽娅提出,应该将现实主义作品放在中心位置,而不是简单参照好莱坞电影的坐标体系进行讨论。她认为,贾樟柯的电影里存在一种独特的电影纪录性,即指示和保存正在消失的地表图景。与此相伴的是其缓慢的表演方式、长镜头运动以及带有延迟性的叙事策略,这些做法都体现出一种拒绝的姿态——用物体本身的应有结构来拒绝快速度的暴力结构,以此来回应中国在现代化发展中所呈现的各种现象。来自海外尤其是拉美国家的贾樟柯研究也以其新颖的视角给我们带来新意。
结语:跨学科、跨文化、跨领域、跨媒介的电影理论和文艺批评
笔者曾经认为,“电影研究是从社会文化现象、审美现象及大众传播手段等角度研究电影的科学,而电影理论一开始就有相当明显的跨学科趋向,从经典电影理论开始,电影理论就与哲学、美学、文学、戏剧、艺术学、心理学等关系密切,这也与电影本身的综合性特征、电影文化的复杂性特征等相适应。二战结束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以来,电影学与其他学科进一步整合,研究领域明显扩大。[3]新世纪以来,这种整合交融趋势愈益增强。从目前的电影理论与批评的现状来看,“跨界”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或趋势。在学科融合上,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生态学、脑神经科学等为电影研究带来了跨学科的思路;地域空间维度上,全球化空间背景下跨地、跨国、跨文化的对话、研究,为中外文艺研究打开了比较整合的维度和开阔的视野;加之电影生产本身的综合性、跨界性特点,理论批评界、创作界、管理制片界、甚至融投资界围绕影片的跨界、跨领域对话交流,更给电影批评带来现场即时性和多元对话性。“批评家周末”希冀为中国文艺批评的深化、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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