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世界戏剧史特别的一年，莎士比亚(1564—1616)、汤显祖(1550—1616)逝世400年，布莱希特(1898—1956)逝世60年。4月8日，以“21世纪华文戏剧与世界舞台”为主题的“第十届华文戏剧节”[1]在香港开幕。

　　本届戏剧节有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剧团制作的10部，超过40场戏剧作品演出。其中观、演、研贯穿始终，令华文戏剧节学术研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学术会议;同时，一线导演、剧作家等创作者与研究者平等交流、相互切磋。“以戏会友，以文会友”，自由交流平等对话已经成为华文戏剧节有别于其它艺术节和学术研讨会的优势。本届华文戏剧节学术研讨主要议题有：莎士比亚在中华、布莱希特与华文戏剧、戏剧文本与舞台创作、戏剧跨文化交流与实践、跨国与跨界中民族戏剧的认知等。专家学者不同观点相互碰撞，其激烈程度、热议广度与深度均超过以往。

　　莎士比亚在中华

　　今年是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莎翁剧的演出和相关学术研讨在众声喧哗中热闹异常，这也自然成为本届华文戏剧节演出及研讨的重中之重。研讨会第一场即推出资深戏剧导演杨世鹏先生的主题演讲。杨先生从43年来在莎剧的执导、制作、翻译方面的经验讲起，分享了作为华人导演在英语世界执导莎剧的困难，以及执掌美国科州莎翁戏剧节的体会。他列举了《李尔王》及《仲夏夜之梦》的粤语、普通话双语制作，讨论香港话剧团在莎剧制作上的精致与独特。其整个制作团队的国际化，内地与在港华人的联手都为后继者提供了莎剧“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创作经验。

　　莎剧在各地的搬演与研究因时代、地域和方式方法的不同，自然呈现出不同风貌。台湾司徒芝萍博士提交的论文《莎士比亚在台北国家戏剧院》以台湾本地制作的莎剧为例，阐释台湾莎剧再创者对剧本的诠释和其自身风格。国立台湾大学戏剧学系王怡美教授探讨了服装设计如何运用造形材质的对比设计，更好地演绎莎翁辩证下的冲突，形塑角色性格属性，以及如何通过造形材质来构筑角色间的差异性与共通性。台湾东海大学魏淑珠教授评析了高雄尚和歌仔戏剧团于2011年创作的《牟尼之瞳》。此剧在三个场景的交替中铺陈剧情：一是歌仔戏班幕后的恩怨情仇;二是戏班在上演歌仔戏版《奥赛罗》时，幕后的恩怨被演员带到幕前，假戏真做;三是戏班小生回忆幼年时受到一位老画工的佛学启蒙。这段回忆之后成为了剧中另两个场景里小生心灵的暮鼓晨钟。魏淑珠认为，把传统歌仔戏国际化，把幕后搬到幕前来强调疏离效果，又呈现后现代的跨界与拼凑，这在歌仔戏的领域里确实是前卫的创举。

　　在莎剧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创作中，如何继承与创新是华文戏剧无法回避的问题。香港导演邓树荣从自身创作出发，探究莎剧的虚与实，他提出，在戏剧实践中理论既帮助了我们，同样也拖了创作的后腿，而最重要的是，它激起了内在需要与追求。与邓树荣导演探索相似的还有台湾师范大学陈芳教授，她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将莎剧无韵诗(blank verse)与风格化表演转化成为戏曲韵文文学与程序化表演。陈芳以台湾豫剧团改编自《李尔王》的作品《天问》作为对象，讨论了其在跨文化剧场中的思考与创新，认为《李尔王》悲剧之所以动人，就在于主角这种承担痛苦的强烈生命力，它提供了一种心灵视野，让人看到生命的意义与尊严。如此跨文化改编成“莎戏曲”后，纵然不再具备无韵诗的抑扬和节奏，而改以程序化、韵语格律来形塑人物、敷演情节，但仍须注意语言长度、音节句式及语义张力，让莎士比亚的语言魅力在“移步换形”后，仍能呈现奕奕神采。如此，或能保留悲剧的渲染力，在华语文学剧场中留下值得讨论的风景。同样探讨莎剧创作“本土化”的还有辽宁艺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新阳，他以国家话剧院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分析了这部莎剧经典“本土化”的改编——从时空置换的虚化到具象特定，特别是将咏诵体舞台语言改编成为了地域特征显著的北京方言，其中摇滚音乐、说唱与激情表演等时尚元素的植入显示了莎剧演出发展流变的趋势。

　　在世界戏剧史上，莎士比亚及其戏剧始终占据演出与学术的前沿。莎剧丰厚的文化艺术营养培育滋养着华文戏剧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在剧院经典剧目的排演上，还是在演员的训练与培养中，无论是对校园戏剧的发展、还是对儿童剧场的建设。从戏剧、文化、教育到日常生活，莎剧几乎无所不在，并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不断获得新的阐释与解读。不断获得新生——是莎剧作为戏剧经典的再生性与恒久价值。

　　布莱希特与华文戏剧

　　在众多戏剧家中，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对20世纪包括华文戏剧在内的世界戏剧影响巨大，时至今日，其影响力已经潜移默化于华文戏剧的理论建构与艺术实践中。今年是布莱希特逝世60周年，研讨会上，上海戏剧学院汤逸佩教授等专家重新梳理了布莱希特对中国戏剧的影响，并在学术的层面对这种影响进行了评估，以此纪念布莱希特。

　　汤逸佩认为，布莱希特被介绍到中国，大概可以追溯到1929年《北新》第3卷第13号发表的《最近德国的剧坛》一文，而对中国戏剧发生实质性影响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写实主义戏剧在中国并非趋于衰微，恰恰相反，50年代初，中国大陆全面引进前苏联戏剧，尤其是以官方主导的方式大规模引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导演体系，使其影响达到顶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中国一统天下的同时，也彻底暴露了中国话剧在“五四”以后一直存在的内在隐患，即与传统戏曲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中国话剧界非常需要在传统戏曲和现代戏剧之间架设一座桥梁，使得话剧既能借鉴传统戏曲的精华，又能保持话剧的现代性及其与世界戏剧发展同步的优势。毫无疑问，在西方现代戏剧家中，最有资格成为这座桥梁的，非布莱希特莫属。

　　在布莱希特的理论著述与创作实践中，政治与戏剧是一组绕不开的关键词。在深入原典著述的释义中，济南大学张宁博士发现了理解布莱希特至关重要的概念——“姿态”。张宁指出，在他理论与创作的具体实践中，有一个词能够最好地表达布莱希特对政治与艺术之间的文字游戏以及对话的热情，那就是有着多重意义的“姿态”。姿态的概念是布莱希特创立的，并将它视为戏剧的本质，它不再能够被化约为情节或“主题”：尽管布莱希特承认还存在其他类型的姿态，但姿态主要是社会性的。张宁认为，布莱希特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象与现实的关系。他致力于将事物间的关系及其矛盾性质展示给观众，使观众学会观看各种关系及其矛盾，进而明白关系是可建构的，矛盾是可建构的，因此人和历史也是可建构的，同样，也是可变的，从而使得人对现实施加影响成为可能。

　　因为布莱希特特有的戏剧观，教育剧成为其戏剧实践的重镇，纪念他的最好方式莫过于弘扬其教育剧的理念与传统。台湾艺术大学助理教授李其昌深度考察了布莱希特教育剧对剧场的应用，他指出，“教育剧”若以英文来解释则可称为“learning plays”，也就是以观众为核心，让观众参与学习的剧作;在1920年代，他不仅将观众视为学生，甚至还走入校园为学生们量身打造编写剧本，于柏林校园演出，这种以剧场作为教学工具的观念，可谓是开了先例。这种教学方式直至1960年代让英国的贝尔格瑞剧团(Belgrade Theatre)获得启发，成立现在所谓的“教育剧场”(Theatre in Education)。李其昌强调，在纪念布莱希特之际，华文戏剧除了有传承的使命，也应秉持布莱希特对教育剧的发展，持续应用剧场于学校与社会，化繁为简，与时俱进地继续创新尝试，不仅拓展戏剧的多元性，也能让大家爱戏赏伶，革除华人对于戏剧的旧观念，将剧场应用于教育上，为新一代跨领域的终身学习者贡献心力。

　　戏剧文本与舞台创作

　　在近20年的华文戏剧发展中，与莎士比亚和布莱希特等外来影响并存的是，文学叙事向舞台叙事转化中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戏剧走向与艺术品质。针对内地创作现状，上海戏剧学院丁罗男教授的观点引起了广泛共鸣。他指出，当下国内戏剧界流行一股排斥文学的思潮，这对戏剧总体质量的提升带来了严重影响，应当引起注意。剧场不能丢失文学的“魂”。

　　丁罗男认为，戏剧界之所以出现种种排斥文学的倾向，可以从理论观念的误导和文化生态环境的恶化两方面找到原因。戏剧理论领域盛行一种观点，即所谓离弃文学是当前世界戏剧的潮流。近年大陆介绍的西方剧场，戏剧学院和话剧院团引进的工作坊和演出剧目，多半也是没有故事和人物的实验性戏剧，只讲“肢体语言”、多媒体制作，这给了中国戏剧人一个错觉：当代世界戏剧的发展真的和文学分道扬镳了。为了守护戏剧的文学性，丁罗男详细阐述了戏剧文学性的具体体现，即其最核心的精神是一种人文关怀、文学性、叙事性及文学性在语言、台词之中的体现。他指出，历数中国话剧舞台上久演不衰、最受欢迎的一些戏，依然是莎剧、曹禺戏剧……它们长演长新，借助演出不断获得新的面貌、新的诠释、新的生命，这就是戏剧文学的特殊魅力。

　　近年改编现代文学经典，构成了内地当代舞台上令人瞩目的戏剧现象。经典文本改编后的舞台呈现能否和经典原作一样成为传世之作，舞台演出文本何以成为新的经典，以上这些同样引起研究者关注。沈阳师范大学张荔教授考察近十年内地众多经典文本改编及舞台呈现，指出现代文学经典的改编与舞台呈现是其精神品质、艺术审美和民族特色的当代演绎;更是民族与国家文化认同的建构行为。众多创作弘扬了经典文本的文学高度、人文价值和艺术趣味;正反两方面的实践证明，只有从时代的世态人心和生命与真理的永恒追问出发解读与诠释经典文本，重构戏剧审美，形成具有独创性与现代感的舞台叙事，经典改编后的舞台呈现才有可能成为——具有丰厚的社会历史内容，带着深沉的民族辎重与宏阔的人文情怀的——新经典。

　　从现代到当代，华文戏剧剧作经典之最非曹禺作品莫属。而紧随其后为数不小的剧作家留下了众多剧作。在内地当代剧作家中，李宝群可谓代表性人物。云南艺术学院吴戈教授深入解析其创作，他指出，浓郁的草根情结与家国情怀成为了李宝群剧本创作的重要标识;但这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也许在疲于奔命的创作奔跑中就会不知不觉地走向自己的“模式”，顺随旧熟的“套路”，创造“相似”的人物;也许，当务之急的选择是，停下脚步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彻底休整一番，再重新出发。

　　在急速发展的时代，调整——再出发，不仅是李宝群个人，也不止是内地乃至华文戏剧面临的挑战，更是世界戏剧的共同境遇;而由于地域，历史文化和戏剧现状等诸多的不同，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又呈现出各异的态势和景观，众多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探讨。浙江大学胡志毅教授从互动仪式的角度分析香港、台湾和澳门的戏剧与城市空间。他认为，话剧自从引进中国伊始，就是作为“相互关注”“情感连带”而出现的，在城市中，人们是孤独、陌生的，正是通过“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华文戏剧这种“文化”才“得以创造”。浙江工业大学艺术学院幸洁博士从文化资本、异托邦和社会戏剧三个方面，分析戏剧与江南景观、城市景观、剧场空间之间的再造关系。上海戏剧学院计敏教授以喜剧形式表现悲剧主题、通俗热闹背后的哲理思辨、传统与先锋的融合这一现象为切入点，论证了迪伦马特对中国现代喜剧的影响。哈尔滨师范大学教师于晔对黑龙江戏剧整体观照，云南艺术学院教师方冠男对田沁鑫的舞台剧《青蛇》深度评析，江苏省文化厅剧目工作室向阳博士以《赵阎王》“抄袭”案为视角阐释洪深戏剧观的形成，澳门大学在读博士张丽凤阐释了莫言戏剧创作的意义与得失，香港话剧团潘璧云女士探究了陈敢权剧作以编剧形象入戏的意义与影响，香港梁研博士研讨了郭宝坤的双语剧场，香港方梓勋教授以《高行健的戏剧与世界》为题发言……四川戏剧家协会廖全京教授对中国戏剧的整合趋势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认为，整合不仅仅是编剧与导演形成合力而完成的美感的浑一，更是编导双方在有效互动中实现的理论与实践的浑一。其中，理论具备学理性，实践富于探索性，这样，整合过程就成为学理性引导下的探索和探索性基础上的学理的浑一。

　　关于艺术探索与学理引导下的戏剧发展与实践，中国传媒大学周靖波教授认为，兴起于20世纪初叶的西潮，改变了中国戏剧的整体格局。在此之前，中国戏剧主要是在官府与民间、文人与艺人这两组矛盾的推动下演变发展，而在此之后，两组矛盾变成了三组矛盾，即添加了本土戏剧文化与外来戏剧文化的矛盾。三组矛盾的对立各方之间，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关系。在某些阶段，某几组关系紧张，某些阶段，某几种关系缓和;有的始终对立，有的则相互利用，形成了20世纪独特的戏剧艺术格局。

　　戏剧跨文化交流与实践

　　如果将20世纪华文戏剧作整体观，不难发现，伴随其整体艺术格局形成的，往往是众多规模不等的戏剧跨文化交流与实践。而近20年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的戏剧人在这方面的作为有目共睹。其中，台湾戏剧界从理论到实践的诸多探索和尝试令人瞩目。

　　苏子中博士对《九面芙烈达》的台北剧场制作进行了评估与批判。他指出，此制作过程中运用的萨睿立身心合一训练法，主要目的是要让表演者的身心能发展出一种直觉的觉醒，让自己能达到“让身体开光”的境界，能看、能听并能立即响应周遭环境的刺激与变动。他认为，要能达到这样的理想境界，不但需要按部就班的课程，还需要持之以恒的操练，才能将呼吸与身体的能量或气的运作调和，并在身心完全投入的专注状态下，才有可能把意识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从实验创新的角度观之，《九面芙烈达》的制作有些许实验剧的味道。全剧的视觉、互文性、指涉性与剧场性无时不刻在消灭任何角色塑造的轨迹，摧毁观众的角色认同。再加上无所不在的芙烈达形象与多视角的框架舞台设计，都让观众必须从大大小小的框架中，去寻觅与感觉芙烈达不足为外人道的身体裂解痛苦、复杂的情爱生活、被挚爱背叛的恼恨、激进的社会理念、在苦中作乐的生之欲与创作欲望。

　　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系助理教授于善禄十余年跟踪研究EX-亚洲剧团的多元文化实践，在深入考察这一个跨国组建的现代剧团剧场实践后，于善禄指出，他们作品的主题涉及身份认同、文化混种、人性情感、制度批判、存在意义等诸多本质性的思索与辩证，当新移民、新二代、东协、南海等名词逐渐频繁地出现在台湾的日常用语时，或许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剧团的艺术创作视野，来认识并理解这些概念与趋势。与于善禄考察一个剧团不同的是，南台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王淳美以一部剧的创作为案例，探讨了“台南人剧团”《海鸥》跨文化改编的创意与局限，以及就文化政治意涵而言，以本土在地视野改编为“台湾本土剧”的《海鸥》所呈现出来的此文化群体的自我定位、自我主张，以及面对群体之外的文化价值观的冲击，为护卫本土文化或质朴生活形式所执持的信念与战斗能量。

　　在跨文化戏剧交流与实践中，与借鉴和探索实践并存的是，戏剧引进与文化交流。在对外输出戏剧艺术与文化软实力的同时，近年内地在戏剧引进上力度大、精品多，甚至出现“现象级”文化景观——“二度西潮”。继1980年代后内地的“二度西潮”引发学界关注并热烈讨论。南开大学李扬教授认为，在20世纪中国话剧史上，有两次接受西方戏剧的高潮：二三十年代和80年代。尽管这两次西潮在创作方法、戏剧理念、表现形态上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有一点极其相似：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观众很少能够观看海外剧团的专业演出，人们只能通过翻译过来的话剧理论文献和剧本来体认西方话剧，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想象来还原西方演剧的场景。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接受的窘境得到了很大改观，西方很多顶级话剧院团纷纷来华演出，中国观众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欣赏到原汁原味的西方话剧，这对中国观众认识西方话剧艺术、客观评价中国话剧的演艺水平，进而推动中国话剧的发展，无疑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综观近年来华演出的剧目，李扬认为有一个共同特点：无论他们秉持的是什么导演理念，属于什么表演学派，其所演绎的大多属于历久弥新的名家名作。在观看他们的演出之前，观众已经对作为文学作品的剧本有了充分了解，并在剧本的感召之下走进剧场。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剧本的存在，使这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艺术交流变得简单容易。和很多专家学者一样，李扬教授特别期待借此“西潮”引起对剧本创作的关注，扭转21世纪以来剧本创作受到轻视的倾向。

　　《文艺报》记者徐健从此次戏剧跨文化交流的特点、影响与启示，同与会者分享了他的观感与思考。近十年，时代语境和戏剧生态发生了根本改变，面对市场、产业、资本的介入，此次外国戏剧引进潮更多体现的是传播方式、主体、效果的差异性。从引进方式看，呈现出以剧团、剧目演出为主的全方位引进特点，剧本、理论的译介上也有新的推进;从引进主体看，政府、剧院、民间三方合力推动了引进潮的出现;从传播效果看，缺少与社会文艺思潮的互动，艺术影响有待观望。深度解析二度西潮现象的同时，徐健认为亟待关注与解决的是，如何避免“西潮东渐”变成“东施效颦”;如何让本土戏剧在交流中“取长补短”，真正参与到国际性的戏剧对话中;如何直面“西潮”过后，本土戏剧在处理传统与创新、技术与艺术、经典与当下等关系问题上留下的难题。针对问题，徐健提出了策略性意见：实现话剧从技术层面向精神层面、诗意层面的转型，一系列课题值得戏剧人深思。首先，演员是戏剧舞台上的主人，正视中外戏剧表演上存在的差距。其次，呵护戏剧的精神家园，注重本土戏剧文化生态的培育。再次，完善外国戏剧的引进机制，夯实中外戏剧交流的文化成果。

　　跨国与跨界中民族戏剧的认知

　　本届华文戏剧节主办方在会议手册中写道：“‘世界舞台’既是一个戏剧文化史的比喻，是指18世纪伏尔泰《中国孤儿》开启的文化交流，亦指具体的、当代的时空，因为过去20年，‘华文戏剧’在世界各地渐成现象。”在“世界舞台”上的作为体现了华文戏剧在跨国与跨界的艺术践行中对民族戏剧的认知与构建。对此，南京大学周安华教授指出：作为一种跨国跨界戏剧概念，“华文戏剧”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尚很稚嫩、粗糙的20世纪90年代被提出，不惟在中国艺术门类中是最早的，彰显出非凡的远见卓识性，也重构了新世纪民族戏剧的概念，而在全新视界开启了华文戏剧一体化探索的路径，显示出戏剧文化史观的突破。应当说，“华文戏剧”确立了民族意识对国家、对意识形态立场的超越，也标示出华文戏剧作为一种主体戏剧在世界戏剧中的建构性，透露出包容、合作的文化向心力，并有了全面参与国际戏剧博弈的症候。其新内涵与新形态意蕴深厚，值得学术界深入探究。

　　上海艺术研究所杨子博士将跨国与跨界中民族戏剧的研究锁定在戏剧演出场域——大剧院，她认为，在全球城市文化治理的实践中，大剧院的运行造就了都市独特的文化景观，并以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成为辨别、认知城市的重要文化元素。以上海大剧院为例，杨子指出，作为城市文化治理策略的具体实践，从“权力与资本叙事”“历史与现代叙事”“全球与本土叙事”三个相互交织的面向展示出上海全球城市文化形象。在三个维度的“政治叙事”所构建的城市想象中，世界的普遍性与地方的特殊性在文化遭遇的辩证运动中不断生成与建构，一种新的世界主义想象在大剧院的生产实践中被建构：它摒弃了传统的政治性剧场的预设立场，把普遍性理解为一种跨文化的规范建构，在普遍性与地方性彼此学习与对话过程中开启了一种“民族性地思考世界”同时“世界性地思考民族”，并达成“世界性地思考世界”的辩证方法。

　　伴随全球化、多媒体时代的到来，针对华文戏剧在世界戏剧整体格局中的发展态势，内地学者更深切关注在世界戏剧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戏剧的机遇与困境，发展进路与存在问题，并对此深入研讨。综观中国戏剧现状，田本相先生在大会主题发言《中国话剧的衰落和世界戏剧的萎缩》中表达了对目前戏剧的忧患意识，他认为：“中国的话剧处于一个转型期，远者不说，近30年的戏剧跌宕起伏，艰难前行。对于戏剧的现状，究竟该怎样评估，它的经验教训又在哪里，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戏剧界曾经有过几次关于中国话剧命运的大讨论，涉及的问题很多，但仍然缺乏一个正确的判断和评估。在我看来，没一个正确的评估和判断，就找不到突围的方向和路线，自然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新时期的话剧似乎是东撞西撞，处于一种半盲目漂流的状态，没有一个长远的稳健的整体的发展战略。”

　　针对话剧衰弱的观点，澳门大学朱寿桐教授指出，话剧的衰弱并不意味着汉语新剧的衰弱，因为它所显示的都不是它作为艺术门类的必然命运，而是其作为一种文学文体的本质特性;这样的本质特性使得任何话剧史都常常是话剧文学史，作为这一学术现象的基础，绝大部分的话剧评论和话剧研究都显示着文学评论的学术风貌，汉语新剧作为综合艺术的特性基本上没有得到很好的学术确认，在有关它的传统及其历史地位的学术表述中也未得到应有的凸现。这样的学术情形与中国话剧百年发展的历史状貌基本吻合：话剧剧本作为文学体裁所取得的创作成就总体上要比话剧演出作为艺术门类拥有的地位更加突出。这是中国话剧100年来为学术界所重视的缘由，也是它在艺术文化的当代发展中越来越趋于失落与衰微的深刻原因。

　　与上述观点相呼应，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丁明拥在提交的论文《戏剧的基因》中指出：“有‘达尔文斗犬’之称的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其专著《自私的基因》中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基因是自私的，基因的目的只有一个：延续和保证自己的生存，人类不过是基因所利用的栖息工具而已。’按照这种以基因为本体的视角来看待戏剧，起源于古希腊流传至今的戏剧似乎也可以看作是戏剧基因的栖息工具;1900年前后传入中国，之后又经过几代人努力‘本土化’了的‘话剧’，不仅是戏剧基因栖息的工具，还是‘基因战争’(本土化)的结果;其中1960、1970年代人为施加的外力强制改造，可以视作话剧的‘基因转变’——转基因戏剧;而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演剧则可看作是戏剧的基因在各种躯壳里勉力生存。基因的自私性决定了戏剧不会死，在贫乏时期我们不能苛责戏剧基因的苟活，但要警惕转基因戏剧死灰复燃。”丁明拥论证了基因“战争”给戏剧带来的繁荣，同时强调指出，必须警惕目前戏剧生态中转基因的侵蚀及其危害。发言得到了香港浸会大学卢伟力教授等热烈回应，他说，思考戏剧本体与功能至关重要，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是戏剧的功能，对人类灵魂的叩问同样是戏剧的重要功能。

　　本届华文戏剧节充分展示了在21世纪世界舞台上华文戏剧的真实状态，显现了华文戏剧及其学术研究的新态势、新格局。华文戏剧及相关话题的研讨，是华文戏剧综合实力的一次检阅，是华文戏剧在21世纪世界舞台上的集体亮相。深度多元的交流与对话，充分显示了以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为主力军的华文戏剧从封闭的本土性到开放的世界性的重要发展;更彰显了华文戏剧界人士对戏剧生态的打造，共存共融的意愿和整体实力。回首1937年，黄佐临学成归国离开英国时，萧伯纳为他写下这样的临别题词：东方世界的未来是你们的，如果你们有毅力和勇气去掌握它……如今，面对未来，不论是否有毅力和勇气，在世界舞台上，华文戏剧人任重而道远。

　　[1] 华文戏剧节于1996年北京首办，至今已20年，大约每两年由内地、台湾、香港及澳门轮流主办，其中有香港(1998年及2007年)、台北(2000年及2009年)、澳门(2002年及2011年)、昆明(2004年)、杭州(2014年)等。香港继主办第二届及第六届后，今年第三度主办。20年来，华文戏剧节一直秉承观摩、演出、研讨紧密融合的传统;戏剧节期间以学术研讨为主，同时兼顾剧目演出、观摩和剧目讨论。

　　*张荔：沈阳师范大学剧场艺术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陶璐

《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8期 总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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