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书写抵抗对历史的遗忘——评长篇历史小说《戊戌变法》（王万顺）

2019-01-14

阅读：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王万顺收藏

　　内容摘要：长篇历史小说《戊戌变法》是一部以史实为基础，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高度融合的作品。小说借用了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元素，结合现代小说叙事手法，具有清晰的历时性表层结构和内容繁复的深层结构，对戊戌变法发生的全过程做了详尽描述。小说试图回到真实的历史现场，捡拼逐渐被遗忘的历史细节，铭记为社会转型、历史进步作出贡献的英雄人物，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以凸显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穆陶　戊戌变法　深层结构　春秋笔法　历史精神

　　1898年，由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皇帝领导实行了一场变法活动，但遭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守旧势力镇压，最终这场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功败垂成。“戊戌变法”作为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已经过去整整120年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生命不会轮回，事件本身也不会自我呈现，只供后人去追索、评说、反思、书写。穆陶最新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戊戌变法》，是一部以史实为基础，虚构与非虚构相结合，全景式再现百日维新，体大思精、叙事娴熟的厚重之作。作家在小说中试图深度还原历史真相，将戊戌变法发生、发展的经过，前因后果，做了详尽勾绘和分析，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一切人物活动、戏剧冲突、缘情肖物，以变法为总纲因此起灭，大概以一种羽状结构保证了它的紧凑、连贯和持续，又如同一条众多支流汇聚而成的长河滚滚而下，势不可挡。

　　一、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融合

　　小说洋洋洒洒五十余万字，共分57章，采用中国传统小说章回体拟定题目，设定七言或八言不等的双句，全书起首有开篇词、楔子，每章结尾有回末总评，总评前偶有以“正是”提示的诗句，文中出现了“且说”“话说”“再说”等词语。历史类长篇章回小说多为演义，以史实为基础，“三分实，七分虚”，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之间腾挪，以期能够兼顾平衡。穆陶的《戊戌变法》则给人一种难辨真假的错觉，不再奉古代小说惯用的传奇书写方法为圭臬，而是以史实为依据，参照大可采信的野史，进行文学性书写。小说主干自不待言，细节上则能弥补正史之不足，澄清语焉不详的历史边角。小说主要写康、梁以及戊戌六君子变法前、后、中间的活动，他们以光绪帝为领袖，意欲从政治、文化、教育考试制度等方面进行革新，与慈禧太后及其羽翼徐桐、孙毓汶、刚毅、荣禄、袁世凯等阻扰变法的顽固派势同水火，论战斗法。两派之间的矛盾冲突，具体的人物形象、生活场景、对话、故事，一般来自正史记载和与正史等观的野史，参考了许多时人的奏折、文章、笔记、日记，有的还以引文形式出现，皆有本源出处。维新派人士的政治主张，思想观点，人物行迹，交游活动，来自于奏章、著述、年谱和后人的相关研究成果。更为重要的是，作家能够藉此回到历史现场，沟通、捕捉真实的情感，展开合理想象。他说：“历史小说的‘历史真实’，应是‘情’与‘理’的真实，是作家情思与历史环境与历史精神的真实融合。”[1]因此，小说内容显得真实不虚。

　　同时，这部小说也铺设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虚构线路，那就是江湖侠士与维新派的交往，作者有意让它承担传奇小说的叙事功能。著名的如大刀王五，他同情变法，主动担负起保卫维新派人身安全的任务，每到性命攸关时刻，总能及时出现，化险为夷。还有毕永年、唐才常等革命人士，曾经参与“围园杀后”计划。他们在历史上确有其人，除此之外，还虚构了一个名叫令狐凌霜的青年女性，她女扮男装，随父奔赴前线，归途中遭到败兵逼婚，幸而被王五搭救。为了延续谭家香火，家人曾给她和谭嗣同议婚，这就为谭嗣同增加了感情戏，改变了历史上的谭嗣同性情单一的烈士形象。凌霜到深山拜师学艺，一心继承父亲遗志，雪仇报国，顺道救了被张之洞欺凌的姑娘玉香。她杀进刑场，企图拯救谭嗣同……她和王五带人将谭嗣同的灵柩运回武汉，与谭嗣同的妻子李润一起守墓。后来凌霜遇到红灯照首领杜三娘，一同投奔义和拳，与洋人作战。这样的描写有点像姚雪垠的《李自成》结尾巾帼英雄们的抵抗，红娘子和红霞四处云游，播下了白莲教的种子。

　　宋遂良称穆陶是历史小说创作中的“婉约派”，“不仅因为他的作品塑造了众多善良美丽珍情重义的女性、风流倜傥多愁善感的文人，而且还因为他善于营造一种典雅的历史氛围，在黍离之悲、家国之恨的抒写中飘溢着几缕书香剑气，显示着传统文化中怨而不怒的一面”。[2]包括令狐凌霜在内，这部小说也成功地刻画或塑造了一些女性形象。慈禧太后也有女人的柔媚和生理欲求，尽管只是权力欲望的附属物，其阴险霸道、大权在握的摄政形象容易让人忘记她的性别。在偌大的皇宫里，只有珍妃是光绪帝的知音，作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她的下场是悲惨的。其他如林旭的妻子沈静仪、梁启超的妻子李蕙仙，止于互相怀念，以表现维新志士柔情的一面。还有一个叫彩云的名妓，被荣禄招来伺候被革职的礼部尚书怀塔布，打入荣禄府中做幕宾的林旭作陪，彩云夜访林旭，告知怀塔布要杀他的消息；林旭被捕后，她请求荣禄去探监，企图相救。这些女性人物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不论大小，都经过了较为细致的艺术刻画。

　　二、时光轴上的“惊梦”叙事

　　这部小说的开头有个楔子，以康有为在变法失败28年之后的深秋重游北京，在菜市口凭吊死难志士，从他所见所感所想的视角拉开帷幕。从叙述向度来看，除了楔子的倒叙笔法，全书存在着一个历时性的“表层结构”。第一章写康有为参加顺天乡试落榜之后的思想状况和社交活动，一直到第四章，围绕着上书变法、代递奏折展开。从第五章到第十七章，中日甲午战败、马关议和成为维新变法的重大前景，康有为、梁启超进京参加会试，组织应试举子联名上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从第十八章到第二十七章，谭嗣同出场，湖南巡抚陈宝琛在地方推行新政，成立南学会，康有为领衔成立保国会，光绪帝正式颁诏明定国是，实行变法。从第二十八章到第四十章，维新派和顽固派之间较量，光绪帝被慈禧太后玩弄于股掌之间，维新派遭到打压迫害，变法随之发展到“保皇杀后”。从第四十一章到最后，掌握新军的袁世凯成为双方争取的关键人物，由于袁世凯告密，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诛杀六君子，变法宣告失败。每个阶段都有重要事件助推，尽管故事情节繁密，个中关系盘根错节，但大都按照时间发展的先后顺序向前推进。

　　当然，完全按照线性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小说也采用了许多插叙、倒叙、补叙等手法。与这些叙事手法相配合，小说经常借助梦境进行表现——其实整部小说就是一场大梦。小说最初拟名《戊戌梦》，梦显然是一个核心词。小说开头写康有为故地重游，感慨万千，吟咏道：“历历维新梦，分明百日中。”持续103天的戊戌变法历历在目，最终是梦幻一场。夜里他宿住在南海会馆，又梦到象征皇权帝制的太和门失火：“康有为躺在卧榻上，叹息一声：‘三十多年了，那一场火灾，为何还来入梦？’”[3]接着引出正文。做梦的人物可真不少：光绪帝做梦，梦到的也是太和门失火，以表现他内心的焦灼，决定摆脱慈禧控制，奋起作为。袁世凯告密之后，光绪帝意识到自己处境凶险，梦到慈禧要废掉自己，袁世凯手持寒光闪闪的匕首向他走来。慈禧做梦，“她在梦中也曾被倭寇的枪炮声惊醒过一次，醒来久久不能入睡”。但“她已经暗中叫内务府准备好五百辆马车，以备万一和谈不成，好做西狩的打算”。[4]翁同龢做梦，梦到康有为来找他畅谈变法。小太监寇连才做梦，在舍命上书之前梦到了慈爱的母亲。因爱而生梦，令狐凌霜梦到谭嗣同，彩云梦到林旭。反之，牢狱中的林旭梦到彩云和妻儿，谭嗣同梦到王五和令狐凌霜。坏人也做梦：怀塔布做梦，也说梦话，说要杀光造反的维新派。有真做梦，也有假做梦：李盛铎故意说自己梦到命不久矣，希望能够取得座师徐桐的原谅。梦就像一面镜子，照见真实的人性。最后一章的回目是“八国联军血洗沃土，神州大地梦回晨曦”，由“戊戌梦”联想到“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梦的叙事功能是多方面的，有的为了展现人物的心理和性格，有的为了推动故事进展，也有的是布景。

　　另外一个明显的结构特点，是各个章节之间的衔接，设计精巧，上一章结尾往往卖个关子，或意外突发，行文戛然而止，留下悬念，给人“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阅读期待。比如第十七章结尾，小说写康有为听到有脚步声，“向外一望，只见一名四十岁上下的男子，手中持一把宝剑，目光炯炯，剑眉挺拔，气咻咻直奔堂下。康有为不禁大吃一惊！”[5]再看第十八章，才知道持剑男子是来报信的王五。第四十章结尾，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商量“锄奸定国”、营救皇上，争取袁世凯支持，小说最后写道：“徐仁禄突然站起来说道：‘我有一计，可让袁世凯诚心为我所用！’”[6]下一章写徐仁禄到袁世凯练兵的小站探察消息。因此小说各部分十分紧凑，吸引着读者急不可耐地读下去，体现了传统小说的优点。

　　三、多重内容元素比对的深层结构

　　小说还隐藏着周密繁复、纵横交叉并进的“深层结构”，主线、副线，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宫廷、官场、底层、江湖，社会各个侧面、各种反应，在晚清、近代历史的大幕下，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国家形势，呈现出不一样的景致。作家不仅把戊戌变法当作一次偶然事件来写，而是着力表现、深入揭示它的必然性。

　　作家的历史观是进步和现代化的，在处理围绕着变法而诞生的两股力量角逐的时候态度非常明确。一是包括光绪帝在内的维新派人士，康梁、六君子，支持变法的大小臣工徐致靖、李端棻、沈曾植、张荫桓、陈宝箴、文廷式等，他们有感于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文化保守，在民族危亡关头，试图通过推行变法，革除弊政，救亡图存。二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包括李莲英、孙毓汶、荣禄、刚毅、徐桐、许应骙、文悌、杨崇伊、袁世凯等人，他们保守反动，唯利是图，贪腐无厌，趋炎附势，甚至目不识丁、道德败坏，面对外来侵略束手无策，但为维护现有秩序和个人既得利益，党同伐异，仇视维新派，利用卑劣手段进行诋毁和打击，阻挠变法。对于前者，作家持同情、赞赏和肯定的态度，深有共鸣；对于后者，则是讽刺、抨击和否定，小说有意通过对比进行映衬表现。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受到清中期以来内忧外患残酷现实的刺激，为了国家振兴，人民幸福，天下太平，研究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汲取列朝变革的经验教训，从先贤哲人那里寻求理论支撑，创立自己的思想学说，上下求索，殚精竭虑，一腔热血，置生死于度外，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顽固派在做什么呢？1894年正当朝鲜战场战事吃紧的时候，慈禧太后六十万寿大典照办不误，穷奢极欲，花费600万两，其中挪用军费100万两；战败的消息传来后，御史安维峻上书严惩李鸿章，慈禧盛怒，安维峻被革职充军；吏部尚书徐桐的儿子徐小虎垂涎令狐凌霜的美色，光天化日之下胆敢抢人，徐桐问他现在是什么时候，他回答说是“大清盛世”，如果鬼子打过来，就“准备好二十辆马车，全家连人带钱，一起拉走”；[7]湖南巡抚陈宝箴在地方率先实行新政，创办实务学堂与南学会，遭到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的诋毁攻击；慈禧太后把持朝政，连小太监寇连才都看不下去了，上奏劝她归政皇上，却被杖毙而亡……

　　作为悲剧，这部小说像穆陶早年的作品《红颜怨》一样，“最可称道之处倒不在于它的雅俗共赏，更不在于它的章回体形式，而主要是在于它的内容，它的与悲剧相谐的艺术意蕴，它的将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和对毁灭的富有个性和创新的艺术表现手法”。[8]维新变法就是在庞大的顽固派的合力围剿中走向夭折，走向毁灭的。小说节奏张弛有度，激烈的暗战之外，还有边路衬托，更有一触即发的正面交锋。后半部分把尖锐的矛盾集中到废立光绪和以武力手段铲除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势力上，惊心动魄，直到慈禧发动政变，致命一击，变法功亏一篑。思想是行动的指南。维新派与顽固派之间的生死较量，最根本的是思想观念的悬殊对立，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为此，维新派忧心如焚，不惜铤而走险，孤注一掷，顽固派则是作威作福，腐朽堕落，暴戾恣睢。小说有意通过两厢比较，互相衬托而显示出来。

　　四、批判现实主义的春秋笔法

　　历史小说属于现实主义文学范畴，批判现实是它的一个重要功用。作者以犀利的笔触勾勒了一幅幅官场现形图，并为我们展示了一系列晚清社会之怪现状。清末官场腐败及社会风气之不正，从看门人难为拜访者的几处描写可见一斑。康有为拜见徐桐，两次都被门人拦住，送了点银票才给通报，第三次碰上徐桐过寿，最后一次拿到的是退还的包裹，还有写着“狂妄无知，有病”几个字的退信。梁启超到衙署找内兄“仓场侍郎”李端棻，遭到门卫呵斥，也送了点碎银子。即使是袁世凯，他到庆王府找奕劻，去了两次都吃了闭门羹，就是因为没有给门卫钱。请客送礼的风气已十分严重。康有为明知道送礼行贿之风盛行，还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是为国家着想，大臣定会礼贤下士，结果可想而知。刘光第干了15年候补主事，升迁无望，就是因为不送礼不喝酒，被同僚讥笑为不识时务，遭到排斥。徐桐作为会试主考官，收受应试举子的财礼达两万五千两之巨。精简下来的原广东巡抚许振祎，为了谋求官职，给奕劻送了一箱厚礼，奕劻虽然嘴上说不收，等许振祎一走，就迫不及待地让人把箱子搬到书房，亲自查点。他从中选了一部分送给慈禧，替许振祎说情。袁世凯拜见奕劻，要送1000两银票，徐世昌在名帖后加了一笔：“冰敬：千佛明经一部。”袁世凯不解，徐世昌说：“这官场的潜规则是不能不讲的，夏天送礼叫‘冰敬’，虽说现在已经八月，也还说得过去。钱的数目多少，用隐语代替，也有很多好处，一是不俗，二是让他一时猜不透多少，等到人走后亲自看过，方才心知肚明。”[9]珍妃串通太监，卖官鬻爵，赚点零花，给光绪买人参做汤喝，光绪知道了也是无可奈何。

　　尽管忧患重重，财政亏空，不得不向外国人借款，慈禧太后还是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日子。她“照常看戏，划船，照常每天让八名侍女给她洗澡、擦身”。[10]她看中了唱戏的男旦春宝，迫令其侍寝。她还与李莲英有着暧昧关系。小说写朝中大员的荒淫无耻不遗余力。荣禄、怀塔布、文悌、张之洞、刚毅、袁世凯之流，在小说中都留有案底。张之洞道貌岸然，却是一个卫道士，只见他一边写“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脑袋里想着“礼教……人禽之大防也！”[11]一边却将民女玉香蹂躏。袁世凯的习惯“总是喝过酒之后，用女人来陪伴他，他觉得这是最好的解酒办法。他与彩云是见过面的，但在酒席上，当着荣禄的面，他却显出一副对美女毫不感兴趣的样子，甚至眼睛连看也不看，神态凛然，做出关云长的样子。荣禄心中不免暗暗佩服”。[12]可荣禄一走，他就原形毕露，对彩云动手动脚起来。对于维新派的描写则正派纯洁得多。彩云到林旭房里给他通风报信，林旭很不高兴，后来明白了彩云的来意，记起当年曾经救过她，误会消除之后，虽然两情相悦，但始终没有过界。谭嗣同和凌霜情况特殊，议过婚，二人偶然相遇，在山间小屋同床共枕，遗憾的是凌霜没有给谭家留下骨肉，两人是否有戏也大可质疑。至于史有记载妻妾成群的康有为，小说避而不谈。正因为把康、梁当成了圣人，缺少传奇色彩，与谭嗣同、林旭相比，在后半部略显黯淡。

慈禧太后

　　每章结尾的“镜史氏曰”，就是为了便于作者进行分析批判之用。如在第十章“金瓯残破君臣雪涕，银票失踪父子痛心”末尾，镜史氏说：“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际，国家大臣，却心怕美妾不欢，忧虑家财丢失，此类腐败，已成灵魂痼疾，非刮骨疗毒，不能治矣。”[13]在第四十七章“康有为挥泪离京都，景仁宫忍痛说隐讳”末尾，镜史氏说：“光绪帝既怀恨慈禧的擅权，却又没有与慈禧彻底决裂的勇气，根源在于封建礼教体制的束缚。听他的心理自白，他归根结底是大清列祖列宗的继承人，封建礼教不破除，欲其脱胎换骨也难。”[14]作者痛斥了那些贪腐无度的官吏，抨击丑恶的社会现象，也分析了甲午战败、变法失败的内在原因。

　　五、结语

　　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说：“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若其精神，则纯以国民公利公益为主，务在养一国之才，更一国之政，采一国之意，办一国之事。”[15]康梁是造时势的“先时人物”，后来才有改变历史的时势英雄——“应时人物”。穆陶认为：“无论是历史上的英雄还是当世英雄，都是值得人民尊重的。对英雄的纪念与尊重，是为了培养英雄意识，为了造就国家精神，为了将社会推向前进。这也是我写《戊戌变法》的初衷。”[16]他还认为，历史是活着的。历史是活的，主要是因为它遗传下来的精神种子不死。

　　穆陶写出了《红颜怨》《孽海情》《林则徐》《落日》《屈原》等历史小说，在该领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作家，过去曾与凌力、熊召政、唐浩明、二月河等相提并论。他写明末清初的陈圆圆、吴三桂，鸦片战争，谙熟明末以来的历史。再到今天的《戊戌变法》，清代近300年的历史了然于胸。为此，他潜心准备了十多年，广泛搜集资料，钩沉稽古，发微抉隐。当然，作家不是历史学家，但他具有历史思维，而“历史思维总是反思；因为反思就是在思维着思维的行动，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一切历史思维都是属于这一类的”。[17]作家的出发点就是反思历史。穆陶认为戊戌变法是中国“由封建专制社会向资产阶级民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一次顺应历史发展的具有政治变革与文化启蒙意义的进步的社会运动”。[18]作家相信，我们之所以走到今天，也是历史事件累积影响的结果，而对于戊戌变法在近代以来历史发展中的意义，维新志士留下的精神遗产，还没有被完全认识或重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小说的使命不在于描述现象，而是通过现象描述，进而深入探析，彰显其进步意义，哪怕是汲取经验教训，在反思历史的同时，也是为了映照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