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评论新媒体-有声艺评（2018年第2期）-《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12期纵览

      内容摘要：大众传媒作为“拟态环境”的塑造者，承担着文化传承的责任，也应具有一定的审美高度。文化读书类电视节目《朗读者》和《见字如面》回归纯粹的文学朗读形式，实现了传递优秀文化、彰显人文情怀、提升审美格调的媒介功能。笔者以这两个节目为例，从媒介本体、文化情怀和创作表达方面分析其做“减法”的策略，探讨此类节目如何在“众声喧哗”中以“不喧哗”的姿态突出重围。

　　关 键 词：文化传承　电视读书　媒介功能　减法

　　2017年2月18日，筹备了一年的大型文化情感类节目《朗读者》在央视开播。没有花哨高端的节目包装，也没有复杂夺人眼球的形式设计，节目以邀请嘉宾访谈并朗读古今诗词、文学经典、家书感悟为表现方式，充分展现文学之美、生命之美、情感之美。节目播出后，好评如潮，豆瓣一度评分高达9.4分，并连续进入同时段节目收视率前十。而在此之前，黑龙江卫视2016年底推出的季播型书信朗读节目《见字如面》也因简单纯粹的形式设计、炽热深邃的情感表达，在豆瓣保持9.0分的高分评价，并在春节期间收获网络单集播放过千万次的好成绩。

张艾嘉现身《朗读者》

　　观众对《朗读者》和《见字如面》的热情肯定充分证明了“泛娱乐化”时代中文化读书类电视节目的价值。法国大文豪雨果曾把书籍比作改造灵魂的工具，“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正是这种养料。”作为受众面广、快捷直观、影响力大的大众传播媒介，文化读书类电视节目的开设不仅有利于电视媒体格调的提升，也在践行大众传媒的文化功能。用真情实感撩拨大众的文化情怀，用阅读坚守大众传播的文化责任，《朗读者》和《见字如面》在一众技术至上、娱乐成风的同质化明星真人秀节目中如同汩汩清流滋润人心。其在形式、内容和意义上异曲同工做“减法”的策略也为文化读书类电视节目的重振旗鼓打了一剂强心针。

明道在《见字如面》上

　　一、“喧哗”中的文化读书类电视节目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电视媒体面临传播速度、数量、效率和舆论引导的多重考验。受“消费文化”“快餐文化”影响，电视媒体陷入盲目追逐收视率和商业利益的泥潭。良莠不齐的电视节目井喷式增长，使得荧屏呈现一片“喧哗”之态。对此，爱因汉姆在《电视作为艺术》中谈到：“电视虽然取得征服了时间和空间的新胜利，意味着感觉世界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但它同时也助长了受众对于感官刺激的盲目追求。”[1]长期接受文化内涵不足和部分价值观错误的电视节目的“熏陶”，受众难以实现精神成长，而电视媒体的思想深度也备受质疑。

　　自1996年央视创办大陆首档读书类节目《读书时间》21年来，分别有几十家电视台先后创办文化读书类节目。然而，略显严肃的文化读书类电视节目在全民娱乐时代的电视生态下显得有点“格格不入”。随着《读书时间》《子午书简》及其他十余档电视读书栏目由于收视率过低而相继停播，文化读书类电视节目整体陷入发展困境。一方面，从“读文时代”到“读图时代”，从“慢阅读”到“速读”甚至“不读”，现代人在“娱乐至上”和“快餐文化”的浸泡下渐渐远离文学经典的滋养。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尽管2016年我国国民人均图书阅读量为7.86本，较2015年增加了0.02本，仍有45%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量很少或者比较少，有36%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一般，6.6%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比较多，仅1.7%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多。[2]

　　另一方面，电视媒体的“泛娱乐化”倾向，客观上使得大量同质化、庸俗化的娱乐明星真人秀节目挤压了文化读书类电视节目的生存空间。此外，文化读书类节目自身缺乏对电视媒介传播规律的认识，忽视传受双方互动性，也是难以与其他娱乐节目相抗衡的重要原因。

　　如此背景下，《朗读者》和《见字如面》的走红，以“慢阅读”对抗“快餐文化”，以回归传统对抗过度娱乐化表达，以真情实感对抗“情感美化”，不失为一种喧哗中的坚守，为疲惫的电视观众注入文化的精神营养。

　　二 、“化繁为简”的智慧 “不喧哗”的勇气

　　无论是国画中的留白还是中国功夫中的“四两拨千斤”，无一不显示了中国人对“化繁为简”的推崇。这是古人的智慧，同样适用于文化读书类电视节目的创作。当其他电视节目纷纷在形式、意义、包装上绞尽脑汁时，《朗读者》与《见字如面》却放弃追逐新奇的节目形式，在节目定位和审美上重塑电视媒体对真善美的追求，勇于舍弃娱乐、留下思想，舍弃繁琐、留下纯粹，舍弃糟粕、留下精华。

　　1. 减少同质化功能 发挥自身优势

　　文化读书类电视节目不外乎以分享阅读为主，而“读”即书籍文章内容的展现，是电视媒介与印刷、广播、网络媒介的重合功能。与“读书”和“听书”相比，电视作为视听综合媒介，具有直观性、信息容量大、传播快、受众面广等优势，能够运用多种表现元素避免阅读的枯燥和单一;同网络多媒体阅读设备相比，电视平台一对多的传播模式又具有权威性和整合社会共同体的能力。因此，减少电视与其他媒介重合的、可被替代的单纯阅读的功能，发挥其视听结合和情感表达优势，是文化读书类节目增强竞争力的关键。

　　与以往文化读书类节目把关注点放在严肃阅读上略有不同，《朗读者》和《见字如面》不约而同地把重心投向人和情感的表达上。无论是朗读者还是书中人、信中人的情感，都在视听上做到饱满呈现。《朗读者》直接定位于文化情感类，重人不重读，通过主持人与嘉宾的访谈，展现“阅读”之外的情感故事，深度挖掘个体命运的情感煽动力。嘉宾朗读时，屏幕右侧三维显示推荐书目和朗读的文字，随着朗读融读、看、听于一体，大大提升信息的丰富程度。《见字如面》中，读信嘉宾一颦一笑的演绎为阅读带来更多视听表现，减少了“读”的形式感，使观众感受到强烈的代入感和交流感，见字如见面。例如在读黄永玉与曹禺的书信交流时，读信嘉宾张国立和王耀庆分饰两角，用深厚的舞台表现力和情感张力读活了一对直言不讳又惺惺相惜的艺术大家，令观众为信中人的炽热友谊和读信嘉宾的精彩表现拍手叫好。

　　两个节目都巧妙地把文学的“读”转化为“读”“看”“听”的结合，挖掘文字背后的人的情感。同质化功能的削减，使严肃的读书类节目兼具文化内涵与可看性，更易抓住受众注意力引发情感共鸣，以达到由传统文化传播至普世情怀歌颂的升华。

　　2. 选取平民视角 削减高冷印象

　　笔者通过分析以往文化读书类电视节目的停播原因发现，曲高和寡的节目定位是其低收视率的重要因素。这种把阅读人群局限于精英阶层、把大众文化视为“俗”文化的做法，实际上是对文化的表面化和片面化理解。英国文化研究者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等著作中，重新拓展了文化的概念。他认为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 将文化从原有狭隘的、精英文化范围的概念体系中剥离出来, 从而在理论上确立了“文化是普通的”这一典型的威廉斯式的理论。[3]如他所言，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本身便存在于大众之中。将他的这一理念推之于文化层面的“阅读”，也不再是某一阶层的专属，而是平民百姓的日常活动。因此，作为大众传媒的电视应该从本质上理解文化传播，文化读书类电视节目有责任让文化、阅读“飞入寻常百姓家”。

　　放低姿态，把朗读还给平民大众，从普世情感重新认识文学之美，是《朗读者》超越以往文化读书类电视节目收视局限的策略。主持人兼制作人的董卿这样表达《朗读者》的意义：“朗读属于每一个人，朗读是传播思想、传递情感、传承精神的一种手段。”节目场外朗读亭的设置和“寻找朗读者”的活动便是对她的这一朗读观的体现。在专业的录音设备面前，人人皆有通过朗读表达感情的权利。朗读让人们在回忆和文字中找回初心，重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节目主题词的设计，例如遇见、陪伴、选择、礼物、眼泪、勇气等，一是整合和串联每一期的嘉宾、故事、文章，二是把文学与时代热点和人物情感相关联，用情感带动经典文学的传播，高而不冷，让节目兼具人文味和人情味。

　　在朗读者的选择上，既有知名演员、成功商人，也有无国界医生、素人夫妇。平民化的视角让明星在节目中放下精英身份，回归到普通人的角色，在镜头前讲述自己不为人知甚至不愿提起的故事，与观众共同在阅读中接受精神洗礼。第一期节目中，著名演员濮存昕在访谈中讲述了童年不为人知的一段经历和帮助自己找回尊严的荣国威大夫。有了自身经历的铺垫渲染，他在朗读老舍先生的《宗月大师》时，观众便更易理解文字的深意和朗读者的真情。联想集团CEO柳传志在节目上朗读了自己在儿子婚礼上的发言稿，分享自己作为父亲与儿子的对话。倪萍朗读了自己在《姥姥语录》中的一段艰难人生的故事，让大众了解她为人母时的坚强。

　　《见字如面》的文化策略和情怀表达则是借助了更为私人化和大众化的“书信”。信息化时代的书信面临消失的危险，读信本身便具有了文化传承的价值。作为传统文化的符号，书信因其即时性而承载了历史，因其功能性又带给观众强烈的交流感。在读信嘉宾的生动演绎下，观众从信件中了解历史名人的个人情感，感受到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和具有温度的历史。例如节目中青年演员林更新朗读了一封公元前223年秦军将士黑夫和惊写给大哥衷的家书。台湾演员归亚蕾在朗读作家萧红于1941年9月写给弟弟张秀珂的信时，读出了萧红作为姐姐对弟弟走上革命之路的欣慰、不舍等复杂的情感，让观众见识了这位坚强女作家的柔软内心。而在演绎歌手蔡琴写给媒体的信《让他活在我的歌里吧》，归亚蕾则读出了作为女人的蔡琴面对爱人离去时的勇敢与坚强，令人催泪。

　　所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演员、商人、素人夫妇，在阅读中没有了身份限制;家书、情书、友人书，每一封书信都承载了一份相似情怀。平民视角下，文学不再曲高和寡，人类普世情感的传递不受时间、地点和阶级的阻碍，台上台下，文字内外的“共情”效应发挥得淋漓尽致。

　　3. 弱化娱乐表达 实现返璞归真

　　娱乐已不仅仅是电视媒介的一项功能，而是成为了当今电视工作者创意节目、表现节目与完善节目的一条主线。[4]电视的表现能力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被拓展，借鉴模仿国外的电视节目类型和表现手法也有利于国内电视节目的多样化和娱乐性的发掘。在各种以新形式搏眼球的电视娱乐时代，真人秀元素作为极具表现力的电视手法被广泛使用在节目中。大量同质化严重的明星娱乐真人秀的出现，使得电视媒体成为满足受众窥私欲和明星作秀的平台。

　　传播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大众传播传承社会文化的重要功能。尽管《朗读者》和《见字如面》不乏真人秀的成分，却有意简化娱乐和作秀的成分，以返璞归真的勇气坚守文化责任，回归文学精神的本质——以情感人，以朴素的、真诚的人之间的情感来打动观众。

　　形式、舞美和栏目包装上的不盲目求新求奇，反而让《朗读者》和《见字如面》意义的呈现更为纯粹。《朗读者》以访谈+朗读的简单形式体现“一个人，一段文”，除了为朗读营造浓厚浪漫艺术气息的钢琴家外，主持人董卿几乎是《朗读者》舞台上唯一的工作人员。舞美方面，实景搭建剧场+图书馆的朗读舞台，不繁琐却显得大气，又富有美学意义。连接访谈间与舞台的大门，寓意文学之门和嘉宾的心灵之门。后期包装上，节目尽量减少后期特效如真人秀常用的花字、声效等带来的娱乐性，并用董卿的个人独白和感悟作为节目开头的引子，为内容和意义做最简洁有力的阐释。此外，节目镜头的切换没有跟风真人秀流行的快剪快切，而是尽量以舒缓的镜头，营造静心“慢阅读”的氛围，多用人物特写表现主持人和嘉宾的对话场景，让观众能够精确抓到嘉宾和主持人的情感波动，减少了复杂的形式感对内容的冲击。

　　《见字如面》则以专家讨论+读信的方式打开历史的节点。舞台设计上，观众呈环形围绕嘉宾，近距离聆听并参与到历史对话中。与《朗读者》星素结合的嘉宾选择相比，《见字如面》的全明星阵容似乎更有娱乐价值。然而当张国立、徐涛、归亚蕾、蒋勤勤等走上仿照讲堂形式布置的读信场地时，他们的身份便只是信件的朗读者、情感的传递者，负责把文字化的“在场”还原为声音和形象的“在场”，让观众体会见字如面的兴奋与感动，感受文字和精神的力量。

　　明星嘉宾不作秀，电视技术不滥用，简化过于商业化的包装和过于娱乐化的表达，用文化自身的魅力和嘉宾的真情实感征服观众，《朗读者》和《见字如面》返璞归真的审美表达营造了丰富的精神内涵，传达出“围炉夜话”般的温暖沉静，也为时代记录了真正的精华与文化。

　　三、结语

　　《朗读者》总导演刘欣表示：“当人们物质生活日渐富足、精神生活也被娱乐填满时，自然会产生新的需求——对自我、对世界产生疑问、寻求答案。这样的困惑，娱乐类综艺无法给出解药，就要靠文化节目来满足这样的需求。”[5]文化读书类电视节目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充实人们的精神生活，唤起国人的文化自信，解救困于“快餐文化”中的大众传媒。

　　文化读书类电视节目《朗读者》和《见字如面》“化繁为简”的“减法”策略，融汇着媒体人的智慧，喧哗中坚持泰然自若，体现了难得的责任和勇气。尽管两档节目并不是尽善尽美，例如《朗读者》过于强调情感部分，降低了朗读本身传递的信息;《见字如面》中嘉宾朗读与专家讨论两个板块融合不够自然等，但是它们在媒介本身、文化传承和形式表达上敢于做“减法”的策略，在纷繁复杂的电视环境中自成一格。两档节目不靠喧哗的姿态赢得观众和同行的赞誉的同时，也为困境中的文化读书类电视节目的未来创作提供了借鉴。

　　*牛光夏：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吕雪童：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何美

      注释：

　　[1]　全会：《试论电视文化的“快餐性”》，《新闻爱好者》2012年第2期。

　　[2]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2017年4月18日。

　　[3]　刘宗义：《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媒介理论述评》，《长春理工大学学报》(高教版)2009年第8期。

　　[4]　赵红勋：《娱乐化背景下“电视人”的生存环境》，《新闻爱好者》2011年第10期。

　　[5]　杨媚：《唤醒沉睡的“文化密码”》，《深圳特区报》2017年2月24日，B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