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话剧《遥远的乡土》生动形象地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作家艺术家以可贵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基因、彰显中华美学精神结出的硕果。该剧通过对余墨林这一人物的成功塑造，打通了历史与现实，给广大观众以文化洗礼、精神启迪，为舞台艺术进一步做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例。该剧在进一步修改中应更加突出地体现中华美学精神，小到道具的使用，大至场面调度、氛围营造，都应做到托物言志，营造意境，尤其要突出“志”和意境。

　　关 键 词：文化自信 《遥远的乡土》 中华美学精神 知行合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讲话中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的第一条希望就是：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继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阐明文化自信 “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之后，总书记又进一步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把坚定文化自信，提到了“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高度，并强调“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

　　晋京演出的话剧《遥远的乡土》(以下简称《乡土》)正是这样一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坚定文化自信”的要求创作出来的“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

　　须知，由于历史的惯性，实践的新成果往往难随理论的正确指导接踵而至。尽管文艺界和广大艺术家付出了足够的努力，但真正能够标志转变、体现新成果的作品并不多见。所以，像话剧《遥远的乡土》这样的作品就显得难能可贵。该剧生动形象地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可以说是作家艺术家以可贵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基因、彰显中华美学精神结出的硕果。

　　北宋大儒张载曾说过四句脍炙人口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古代圣贤的人生理想，是值得永久传承弘扬的中华优秀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乡土》一剧中，主人公余墨林被贬回乡“不坠青云之志”，一心想干一番事业，不肯辜负“天子门生”的名声，这便是“为天地立心”。梅太夫人总理义庄事务，带领村民抵御洪灾;余墨林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勇挑重担，这便是“为生民立命”。余墨林革职回乡后，继承父志兴办书坊振兴书业(剧中反复提及的一部书是《华夏农政全览》)，可见他为之奋斗的理想与信仰都根源于他的文化担当，此乃“为往圣继绝学”。余墨林作为中国历史上社会主流价值集中体现的“士”阶层的代表，身上流淌着儒家“兼济天下”的血液。他不仅造福本村本土，而且大灾当前“以天下为己任”，践行了“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理想和精神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乡土》一剧塑造了一群带有鲜明文化色彩、极其鲜活的具有典型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人物(甚至两个符号性人物“高木匠”和“矮木匠”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其中余墨林和梅太夫人更是剧作者精心刻画的代表。余墨林呈现了“士文化”的独特精神面貌，而梅太夫人作为母亲和土地的形象，告诉观众：充盈着、流溢着中华文化精神的乡土文化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没有它的浸染培育，余墨林不可能站立起来。

　　在中国封建社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除了在自己的职位上尽职尽责，还每时每刻地深切地关怀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就是“士”的优秀传统。“士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这样一个具有高度连续性的优秀传统。

　　余墨林是“士”的典型代表。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士子们对中华文化优秀道统的继承，也看到了他们在“内圣”与“外王”、亲情与大义间的徘徊与挣扎。“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这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西古典知识分子的区别。自柏拉图始，西方知识分子往往以思辨理性进行静观冥想，而中国知识人则是以超世间的精神来过问世事。剧中余墨林身上体现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即通民心、接地气的民本思想，便植根于这样的优秀传统。

　　《乡土》中的另一位主角是余墨林之母梅太夫人。剧中，每当余墨林陷入两难、进退维谷时，总是第一时间想到年近七旬的老母。他不止一次地说“娘是我的主心骨”。余墨林居庙堂之高敢以一己之力独承过失，救下五十多条人命;处江湖之远能掌管义庄、带领乡民们应对水患饥荒，并且顶着被逐出家族的巨大压力救民于水火，都得益于乡土文化对士文化的哺育和塑造。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什么赋予余墨林如此强大的文化人格?是源远流长的士文化传统，更是故乡的山川风土和民风民情。余墨林是在白鹤村书院的教导下，咂摸着耶溪河河滩上的鹅卵石，回味着故乡禾草中“田土与日头的味道”，在母亲的关切与众人的期盼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母亲，我至高的圣贤;乡土，我永远的灵乡”。该剧结尾余墨林的长篇独白向我们宣告了：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的民风民情中孕育并最终开花结果。全剧最后，巍峨的梅太夫人祠被推向前台，熟悉的旋律回荡在剧场中，所有角色不分长幼尊卑高唱“哎呀嘞”，古老的地域文化完成了现实的超越和重建。

　　2013年8月19日召开的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乡土》一剧凭借其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剧作、契合中华审美精神的舞台呈现雄辩地向我们证明：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精神家园，是代代相传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精神根基。由此，该剧更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命题：名垂青史的士大夫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当之无愧的传承者和弘扬者，但我们决不能忘记，是亲人和故土塑造了他们的文化心理和道德品性。乡梓之地的山川草木涵养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气度与胸襟，白发亲娘“言传身教，孔夫子周游列国，文丞相起兵勤王，岳飞精忠报国……都是“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文化哺育，给了他们“天下事天下人管”的担当力量。乡情乡愁，文化滋养，化人怡性，薪火相传，显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与感染力。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谈到中华文化中“知行合一”精神。他在发表于《费加罗报》的署名文章中指出，中国人讲“知行合一”，法国人讲“打铁方能成铁匠”，都强调要把思想转化成为行动。2014年5月4日，总书记在考察北京大学时，勉励大学生“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论及中华美学精神时，他在西方美学讲的“知、情、意”的基础上特别加上了“行”，强调中华美学精神是“知、情、意、行相统一”，其现实语境和实践指向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我们也应特别关注“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在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实现“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中的重要作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欣喜地看到，《乡土》一剧通过对余墨林这一人物的成功塑造，打通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较好地做到了“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也许，现实中少有余墨林这样的人，但作为一个舞台艺术形象，他集中体现了剧作者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情感和浪漫理想。全剧高潮处，余墨林要为围住白鹤村的外乡人送粮，甚至不惜拆庄被逐出族门。余墨林屡屡以身犯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举动体现出他身上超越儒学而近乎于墨道的实践精神。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治长》孟子则说：“得志则加于民，不得志则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有道则仕，无道则隐”是儒家的处世原则。是以历史上坐而论道者众，身体力行者寡。先秦诸子百家中唯墨家力于行。总书记多次提到的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其源头正在于墨子。“事无巨细惟在做，官有大小只是名”，余墨林以做事为尚，他的身上既有儒家文化中“舍身取义”的追求，也闪耀着墨家“应用主义”(胡适语)和王阳明“知行合一”哲学的光辉。

　　张世英先生说：“要构成一个最大的整体观念，……构成一个不断流变着的宇宙整体观念，也需要有先验的想象力，把‘在场的’‘眼面前的’和‘不在场的’‘不在眼面前的’融为一体，把此时此地的东西和彼时彼地的东西、今天的现实和过往的历史以至未来的期待融为‘共时的’一体，从而形成一种境遇或境界。”[1]在王(阳明)学诞生之前，读书人要有所作为，唯有向上一途：即像范仲淹、朱熹那样，先取功名，再登庙堂，呈劄子，上条疏，“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而王阳明指出了向下一途：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读书人要走出书斋，在广阔天地里去学做圣人，去改良社会。因此，杜维明先生把王阳明的思想称为“行动的儒家”。封建社会里，我们需要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价值的“道统”与“政统”相颉颃;晚清、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需要墨家和其他注重功利的思想派别融合、渗入儒家思想并与之共同完成中国近代化的目标;而今天，我们需要的恰恰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知行合一的匠人精神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为一种哲学思想，“知行合一”在一代代人的磨砺实践中，与时代主题越发贴近，在岁月流转中愈加熠熠生辉。《乡土》中的余墨林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儒家知识分子最鲜明的特征便是“以做事为尚”。他为“知行合一”一词加入了全新的注解。正如剧中张县令所言：“放眼天下，求官者如过江之鲫，做事者能有几人”。这个问题放到今天依旧发人深省，振聋发聩。《乡土》的剧作者不仅流连、徜徉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美妙风景之中，而且能够联系当下，礼赞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实践理性和担当精神，成功塑造出余墨林这一“知行合一”的文化巨人形象，给广大观众以文化洗礼、精神启迪，这种贯通古今的文化视野与心胸令人敬佩。应当说，编剧对题材的处理和素材的“创造性转化”，为我们在舞台艺术上进一步做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例。

　　总体而言，《乡土》一剧充分体现了话剧艺术的独特魅力。导演的舞台调度、空间处理颇有气势，舞美设计也独具匠心。更值得称赞的是，演出单位江西省话剧团作为一个省级话剧团，拿出了一台具有国家级水准的表演。他们质朴自然的表演风格成功地表现了赣文化的别样风采。鉴于《乡土》是一部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剧作，我们认为，在接下来的修改中编剧和导演还应当力求更加突出地体现中华美学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华美学精神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2]中国审美表达的这些本质特征，来自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乡土》还有提升空间。小到道具的使用，大至场面调度、氛围营造，都应做到托物言志，尤其要突出“志”。全剧最后余墨林的大段独白，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它打通历史与现实，直击观众心灵。但在意味表达上是否做到了凝练节制、点到为止，给观众以广阔的思考空间?是否符合言简意赅、凝练节制的中华美学精神?此外，对意境的营造是中国话剧区别于西方话剧最显著的特征。例如余墨林跪在母亲病榻前的那场戏，舞台背景是星星点点的灯光，是江南村庄静谧的夜晚，舞台前区是余墨林的家宅。月光在屏风上洒下斑驳竹影，令人自然想到陈师道的词句“竹月风窗弄影”。这种如诗如画的意境营造符合中华审美精神，这样的场面应该更多一些才好。

　　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我们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坚实根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传统文化中提炼符合当今时代需要的思想理念、道德规范、价值追求，赋予新意、创新形式，进行艺术转化和提升，创作更多具有中华文化底色、鲜明中国精神的文艺作品。《乡土》一剧通过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再现和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深入挖掘，讲历史，通今天，充分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让广大观众更加懂得坚守中华文化理想和文化价值、坚信中华文化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意义。总体而言，这确实是一部沟通了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力作，称该剧具有厚重的历史沧桑感、丰厚的传统文化意蕴和强烈的艺术震撼力，诚不为过。我们由衷地希望江西省话剧团继续对《乡土》精心打磨，多演，多改，多听意见，假以时日，精益求精，定会从“高原”走向“高峰”。

　　*文 豪：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仲呈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责任编辑：胡一峰

2017年第5期 总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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