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人艺版《白鹿原》改编自小说《白鹿原》。这部小说自出版以来不断被改编，呈现于舞台及荧屏之上。首先，这部小说具有文化深度。《白鹿原》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展现了文明积淀极为深厚的关中之地，在一个剧变的时代到来之际的变与不变。小说作者有着他自己对这片土地和文化的理解，也有着他自己对那个变化时代的理解;你也许可以不接受作者的理解与逻辑，但无法否认的是，作者借助一部长篇小说构造出的磅礴大气的叙述，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其次，在这历史叙述的过程中，作者以强劲的创造力，塑造出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勾连出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也营造出一幕幕凄美的人生场景……这些，都给了改编者极大的想象空间，当然，也给改编者带来巨大的挑战。

　　当把这部小说搬上舞台时，改编者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因为要在一个封闭的舞台上，在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框架内，完成整体的舞台叙述，这种近乎苛刻的条件，要求改编者必须有所选择、有所侧重。在我看来，陕西人艺版《白鹿原》更为侧重的，是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以塑造人物为中心，聚焦白、鹿两家纠葛，并从白、鹿两家子弟白孝文、鹿子鹏、黑娃等的人生跌宕中，呈现历史沧桑与文明变迁。

　　在剧中，白嘉轩与鹿子霖围绕土地与脸面的争斗，构成舞台的中心叙事。应该说，舞台上白嘉轩与鹿子霖的人物形象，多少还有些脸谱化的倾向——相比于鹿子霖的老谋深算，显然创作者更偏爱白嘉轩“腰杆直”。但总体上较为准确地呈现出两人在争斗中依存的关系，进而较为准确地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面貌。相比之下，白鹿两家第二代的故事显得边缘一些，但也基本呈现出了这一代人的基本面貌。我们看到了田小娥、黑娃纠缠在传统秩序中的绝望，也能看到白鹿原上第二代，不管是白孝文、黑娃还是鹿兆鹏兄弟，在大时代的推动下脱胎换骨的命运——没有新的时代，黑娃只有当土匪;没有新的时代，白孝文只能在乡下沉沦;更不用说没有新的时代，就根本不会有鹿兆鹏、白灵的革命、鹿兆海的殉国……当然，即便一个新时代正悄然降临，但像田小娥这样被封建礼教压在最底层的女性，却注定是赶不上新时代的救赎，只能在想象中化蝶，而无法在真实的生命过程中完成自身的蝶变。

　　陕西人艺版《白鹿原》通过对上述人物形象及人物关系的塑造，构建了比较清晰的叙述线索和饱满的叙述主要段落。比如，白孝文与田小娥在窑洞里那一场哀叹，两位演员以较精湛的表演，比较准确地呈现出了在乡村社会秩序中自断出路的苦命人的绝望。不过，在这种相对清晰的叙事中，也还是有些缺憾。

　　从观赏的角度看，这种缺憾表现在舞台处理上为了情节展开的需要，有些线索走的太急，加之频繁切换的舞台场景，就造成了一些问题。比如，舞台叙述有时出现冗余，田小娥死了后，黑娃来寻白嘉轩报仇，结果鹿三认了罪。这一场匆匆忙忙地走了个过场。与其这样匆忙地讲述，还不如加以得当删减，融入其他场景，让情节更顺畅。又如，人物内心变化与心理逻辑勾勒不足，使人物缺乏沉淀而显得单薄，最典型的是鹿氏兄弟与白灵的戏，只见情节推进，却不见推动情节的心理逻辑，造成的问题是消解了三人关系背后因革命而来的紧张感，使其沦入世俗情节剧的窠臼。

　　如果我们把陕西人艺版《白鹿原》和北京人艺版《白鹿原》作一对比，就会发现北京人艺版本更侧重空间意象的营造。导演以黄土地作为主要的舞台意象，人物和故事散落在黄土地上，成为剪影一般的存在。曲终人散之际，留一抔苍凉的黄土、歌一曲慷慨的老腔提振人心。陕西人艺版更侧重在一个长的时间轴上展现复杂人物关系，更像历史传奇剧。应该说，就当前中国舞台艺术而言，这种以演绎传奇为方向的戏剧是非常有价值的，它有助于平衡当前舞台剧创作中从概念出发和人物形象扁平的不良创作倾向。陕西人艺版《白鹿原》以小说《白鹿原》勾勒的人物为基础，舞台上的人物形象总体上来看丰满而有个性，以这些人物为基础推动的传奇，也容易“好看”，我相信对许多非专业的观众来说，这样的作品，是有其独特魅力的。

　　不过，如果我们以小说《白鹿原》为参照，对作品提出更高要求的话，那么，陕西人艺版《白鹿原》还有改进的空间。

　　首先，正如我在前文所说，这一版《白鹿原》舞台上线性叙事的时间线索非常清晰，时间跨度也足够长;但时间的流逝感除了构造舞台的叙事时间之外，却没有给观众留下历史感。也就是说，观众能感觉到舞台上时间的变化，比如，在人物造型上我们看到白嘉轩、鹿子霖越来越老、背越来越驼;在情节推进上我们看到中华民国建立、抗日战争爆发……虽然，舞台上时间的交代比较清晰，但却只满足了情节进展的需要，没能让观剧者意识到，时间，在《白鹿原》的舞台叙述中，还应该承担更重要的功能，即需要勾勒历史的轮廓，并在其中呈现整个民族历史变迁的沧海桑田。毕竟，《白鹿原》舞台上的时间，固然是白、鹿两家每个个体的生命时间，但与这个时间同构的，却是中华文明作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应对现代化的残酷挑战而不得不改变自身轨迹、改变自身观念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共同任务，是这个民族面对外来的现代化挑战，不得不进行的一次次左冲右突的抉择。因而，无论是中华民国建立、抗日战争，都不只是20世纪中国史的一段时间，它们背后有着复杂而具体的内容。但在这一版《白鹿原》的舞台上，这些时间似乎只是情节与人物关系发生的背景。随着舞台上匆匆忙忙的布景更换，人的命运随着时间运行，人物的故事结束了，时间也就跟着滑了过去。我们只看到个体的时间呈现，却没有看到民族的时间呈现，也就使全剧缺少了轰轰烈烈的历史感觉。

　　其次，与上一个问题相关，正因为历史的沧海桑田没有在舞台上得到很好的呈现，人物之间的纠葛、善与恶的纠缠，多少都停留在人物自身的逻辑中;而这些人物的行为逻辑，脱离了与土地、与时代的纠缠，人物的悲欢离合就显得有些轻飘。这里面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舞台上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20世纪以来这样的传统遭遇挑战的境况。知道白嘉轩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他要满足自身发家致富的愿望，而是关乎整个家族生存的物质与精神条件——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整个农业文明的基础。白嘉轩与鹿子霖争斗中最爱提及的“脸面”，不只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要面子般的争强好胜，而是农业社会中事关生存的合法性——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合法性——的规则。因而，在舞台上，只有把白嘉轩与鹿子霖在争斗中涉及到土地、脸面等等的内在意蕴挖掘展示出来，才能看到“土地”“脸面”等农业文明的关键词，如何成功地维系着一个共同体内部的秩序，如何塑造着如白嘉轩、朱先生这样的乡村社会的支柱，又如何在这样的秩序中扼杀不遵守它的生命。要做到这点本就很不易，更为复杂的是，《白鹿原》所涉及的时代，又正处于原本自洽的传统文化在巨大外来挑战下面临解体的过程。而这种挑战，以最为极端的方式呈现于白鹿两家人的命运中，也改变了白鹿原上的传统伦理与规则。白鹿两代人的命运，是这个文明遭遇危机的直接呈现。举例来说，鹿氏兄弟与白灵的爱情纠葛，只有在这个巨大变革时代才有可能出现。如果舞台叙述不穿透情节的安排，抵达文化的内在焦虑，就无法呈现人物的内心逻辑;而这些人物的内心逻辑一旦缺失，他们各自的命运也就无法呈现出文化所赋予的厚度。

　　最后，从作品的时代感来看，这一版《白鹿原》也还有改进空间。 小说《白鹿原》较早地自觉地站在中华文化本体的角度，反思20世纪以来在这样一块土地上展开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一个旧的秩序在崩塌，而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又非常艰难。但小说毕竟已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作品，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历史感。今天重排《白鹿原》，是不是应站在当下，找到今天的历史感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说1990年代的创作者对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有着更多的警醒，对旧的秩序还有更多的眷念，那么，在民族复兴已成为时代主导声音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以更为平和的心态，看待20世纪那一场漫长的革命对传统的“破坏”。这种“破坏”正是为了文明体的新创生。如果用这样的历史感觉梳理“白鹿原”上漫长的历史与跌宕的人生，我想，整个舞台的美学呈现就未必要如此清冷，而更应强调那沧桑巨变中酝酿着的强大的生命活力。

　　排演《白鹿原》绝对是个挑战。这个挑战既来自于约十年前北京人艺已给了观众一个近似于先入为主的呈现，也来自于我们所处的时代一直在发生变化。而《白鹿原》讲述的又是与今天仍然血脉相连的那段历史，对它的解读与排演必然与我们的时代变迁相互依存。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在陕西人艺版《白鹿原》舞台上看到了精湛的戏剧传奇，但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也希望它还能更进一步，在传奇的叙述中，更多地呈现历史变迁与时代沧桑。

　　*陶子：中国 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陶璐

《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5期 总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