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自1992年问世并在1994年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之后，既在圈内好评如潮，又在圈外广受欢迎。近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都把《白鹿原》作为家族文化和乡土题材写作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列出专章进行评说。《白鹿原》与作者陈忠实，也日渐成为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点课题和研究生撰写论文的热门选题。2012年《白鹿原》出版20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白鹿原》已累计印刷了140万册，在当代小说的常销图书中名列前茅。《白鹿原》已稳步进入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行列，既确定无疑，也名副其实。

　　但经典的小说作品难以改编为其他形式，改编之后的作品很少取得成功，这似乎又是文艺领域里的一个基本共识。《白鹿原》的改编史，似乎也是在给这样的看法提供着例证。

　　近20年来，《白鹿原》先后被改编为秦腔、歌剧、舞剧、话剧和电影等多种形式，看了其中一些改编作品，我在一次次的失望中，越来越相信经典难以改编的说法的不可移易。

　　记得在2007年间，受陈忠实之邀与他一起在京观看了舞剧《白鹿原》。小说《白鹿原》原有的丰厚意蕴，在舞剧中被提炼为一个女人——小蛾和三个男人的情感故事，由小娥的独舞和草帽舞等群舞构成的舞蹈场景，使剧作充满了观赏性，但总觉得那已和小说《白鹿原》没有太大的关系，已被演绎成了另外的一个故事。在观剧之后的简单座谈中，有人问我有何观感，我说作品从观赏的角度来看，确实撩人眼目，煞是好看，但基本的内容已与《白鹿原》关系不大。而宽厚的陈忠实则补充说：舞剧《白鹿原》毕竟是根据小说《白鹿原》改出来的，还是有所关联。

　　在电影《白鹿原》上演之前的2011年，陈忠实说电影已做好合成样片，要我找几位文艺界人士抽空先去看看。我约人去了导演的工作室，从晚间8点一直看到半夜12点。影片中，迎风翻滚的麦浪，粗狂苍凉的老腔，使浓郁的陕西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张丰毅饰演的白嘉轩也称得上筋骨丰满，但在围绕着小娥的特写式叙述和以此为主干的故事走向中，电影在改编中有意无意地突出了小娥的形象，强化了小娥的分量，把小娥变成了事实上的主角，并对白嘉轩、鹿子霖等真正的主角构成了一定的遮蔽。观影之后，与陈忠实通话谈起电影，他问我看后的印象，我说电影改编超出了我的想象，总体上看是在向着小说原作逼近，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使小娥的形象过于突出了，因而把情色的成分过分地放大了。陈忠实听后稍稍沉思了一阵，随即表示说，你说的的确有道理，我也有着同样的感觉。

　　据说话剧改编也有不少版本，但最为接近于《白鹿原》原作内容与精神的，还是孟冰编剧、林兆华导演的北京人艺的话剧《白鹿原》。这个在2006年首演，之后又于2013年公演的话剧，在以话剧方式诠释《白鹿原》上，尽其所能地还原原作故事，不遗余力地再现原作精神，这种优秀编剧的超常发挥，加之杰出的导演艺术和实力演员出色表演的协同努力，使《白鹿原》由小说到舞台的改编与演绎上，几乎创造了国内文艺界少有的成功先例。而新近由陕西人艺演出的孟冰编剧、胡宗琪导演的话剧《白鹿原》，虽然基本使用了孟冰编剧、林兆华导演的北京人艺版剧作，但因某些方面的进而提炼，陕西方言的精彩表演，几乎是原汁原味地再现了《白鹿原》“民族秘史”般的故事，也使陕西人艺自身创造了演艺事业上的新的辉煌。

　　看完陕西人艺版的《白鹿原》已近半月时间，但剧中的情景与情节，人物与风物，时常会在脑中浮现，令人回味，引人思忖。这个剧作使我印象深刻的、让我意外惊喜的有很多方面，这里略谈三点：

　　第一，多种功能的“议论”形式。陕西人艺版的话剧《白鹿原》，从开场到转场，以及一些场面与桥段，都有由一群乡民组成的群口“议论”，不断发声，众口一词，有如旁白，又有如和声，构成剧作的一大特色。这些“议论”，既非旁骛，又非闲笔，反而在剧作中起到了多方面的作用，发挥了其特殊的功能。简而言之，这些“议论”至少有着四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交代背景和勾连场次的“叙事”功用;二是传扬闲话、透露隐事的“揭露”功用;三是评说人物、评点是非的“评论”功用;四是添油加醋，渲染情感的“烘托”功用。这些群口“议论”，常常以“就是的”落尾，在不断地重复之中，渐渐又显现出群众的眼睛，代表着乡民的口碑，个中又透射出“人在做，天在看”的深远意蕴。

　　第二，两条主线交织而就的复杂内涵。小说原作《白鹿原》是复线推进、多重叙事的，话剧形式很难生硬照搬和安全呈现，于是，话剧《白鹿原》主要突出了两条主线，一条是由国共双方的政治斗争体现的民主革命的进程，一条是由白鹿两家相互较劲体现的农耕文明的式微，这两条主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由此，剧作就经由“白鹿原”这个舞台，演出了历史的、家族的、人性的一幕幕活剧。事情最终的结果，是民主革命走向了胜利，传统的家族承续与乡土文明被完全改写。但剧作又由小娥、白灵和黑娃等人不同内涵的非常态的冤死，留下了令人咀嚼不尽的伏笔，让人们看到了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所付出的一定的代价，人们在随之前行中经历的身心创痛。这种含而不露的意思，引而不发的意味，使得话剧《白鹿原》寄寓和释发的意蕴，远远超过了人们看得到的故事本身。

　　第三，各有特色的人物形象。小说《白鹿原》中的白嘉轩、鹿子霖、小娥、白灵、黑娃、朱先生等主要人物，在话剧《白鹿原》里都悉数登场，一一亮相，但更为典型、形象的当数白嘉轩、鹿子霖、小娥和黑娃，这四个人物形象，不仅个性鲜明，形象生动，而且各具光彩，交相辉映，使得话剧《白鹿原》做到了以事写人，以人成戏。作为白鹿两家掌握实权的家长，白嘉轩代表着抱诚守真又抱残守缺的传统家族力量，而鹿子霖则代表了不甘后人又不择手段的现代乡绅势力。鹿子霖以各种手段使白嘉轩陷于难堪和不断丢脸，而他自己终究也敌不过更为强劲的时代洪流，与白嘉轩一起被以鹿兆鹏、白孝文为代表的新生力量无情取代。话剧《白鹿原》里的小娥，因为追求个人幸福而被人利用，最终被当成“妖孽”葬于塔下，剧作以欲扬故抑的方式，使这个人物成为映照白嘉轩、鹿子霖等正人君子的非人行径的反光镜，她看起来是亦邪亦正的浪荡女，实际上是以邪求正的女斗士。而黑娃这个人物，由率性、莽撞，到读书、求知，再到落草、革命，跌宕起伏的命运转换，写出了一个青年农民由自发走向自觉的人生成长。而他的被意外处决的结局，显然也不只是属于他个人的一己悲剧，也是白鹿原的悲剧，历史的悲剧。剧作中，白灵的质朴可爱，鹿兆鹏的深沉莫测，白孝文的精于世故，朱先生的儒雅正直，都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可以说，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做到了精雕细刻，精益求精。围绕着人物形象的塑造，剧作还营造了一些别有意味的符号性意象，如用“脸面”来表现白嘉轩的尊严受到的侮辱与挑战，用“铜钱”来描写白灵和鹿兆海难以遂愿的爱恋，这些小中见大，寓繁于简的意象，既让人物的独特性情昭然若揭，又使人物的各自形象令人过目难忘。

　　从我个人的观感看，话剧《白鹿原》的不分场次的叙述方式，有其长，也有其短。不分场次，没有间隔，使得剧情在自然而然的叙述中顺流而下，一气呵成，总体上具有一种浑然性;但不分场次的演进，却也带来叙事的某些缭乱，历时性的进展较为模糊，使得观众很难确知剧情的进度与剧作的时长，有时会如坠云雾。还有一个包装层面上明显的瑕疵，是剧中人物对话语言的电子滚动显示。因没有认真做好校对工作，错别字比比皆是，本来是以此来起到语言的提示与解读作用，结果却构成了某种干扰，这种并不高级的错漏是极不应该的，也是可以避免的。

　　总的来说，话剧《白鹿原》的改编是极其成功的。这种成功当然是由编剧、导演和演员倾其心力共同完成的。能把难以改编的《白鹿原》成功的搬上话剧舞台，这个团队显示出了非凡的艺术功力、深厚的创作潜能及其完美的通力合作。而这种看得见的才力和看不见的内力，预示了他们在经典作品改编上的新的可能。而这，比一出《白鹿原》的成功改编，更加令人欣喜，也更值得人们看重。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陶璐

《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5期 总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