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生态伦理之父”的美国自然文学作家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说，探知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诗人的领域。[1]这句话说出了自然主义文学的价值追求。该书在西方被誉为“绿色圣经”，是生态保护和自然文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作品目前已经有几个中文译本，已经并在继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于关心大自然生态的文学写作者而言，在生态灾难愈演愈烈的今天阅读这部作品，当能更多地触发对“诗人何为”这一命题的思考。

　　奥尔多·利奥波德(1887-1948)毕业于耶鲁大学林学院，先后担任美国国家林业局林务员、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终身将保护野生自然环境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晚年更是购置了一个因为滥用而几乎沙漠化的、被人们戏称为“沙乡”的农场，从事恢复生态环境的实验。出版于1949年的《沙乡年鉴》，正是以散文的样式对他的工作和思考所做的纪录和描述，严肃深邃的思想寄寓于诗意盎然的语言之中。出于对当时荒野被过度开发、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的忧虑，他提出了“土地伦理”的观念，第一次明确地将人与土地的关系从道德层面加以观照和思考。他认为，人类与土地的关系，像一个人与他的同胞的关系一样，是一个伦理道德的问题。他呼吁人们对自然生态重新认识，要有“生态良心”和责任感，要保持对土地的爱和尊重。

　　在美国自然文学史上，就其巨大影响而言，《沙乡年鉴》足以比肩梭罗的《瓦尔登湖》。利奥波德作为由梭罗开创的美国自然文学流派的一位重要作家，继承了梭罗“我要为自然说话”的宗旨，但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梭罗从康科德小镇走向郊外的瓦尔登湖，旨在寻找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体味简朴生活的乐趣，探求个性独立的价值。《瓦尔登湖》中更多的还是对自我的观察和分析，大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背景、一种映照而存在。但对于利奥波德来说，自然本身就是目的，他看重的是自然本身的美、秩序和奥秘，而非自我。他一反西方文化中以人为中心的传统，提出了由“自我意识”转向“生态意识”的崭新理念，他的“生态良心”和“土地伦理”的观点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这种转变的意义是巨大的。他的“土地共同体”的观念，实质上是重新界定了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深化了对于荒野――也可以推广到整个大自然――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这个新观念中包含着这样的核心思想：人类只是土地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并非颐指气使的主人;荒野是人类生存的根基;只有保持土地的健康，才能保持人类文化的健康，才能拥有未来。

　　大自然给予人类的馈赠是丰厚的。文学对于大自然的反映，最丰富也最直接的便是展现自然之美，由此产生了浩如烟海的优秀作品。以散文为例，中国古代文学中，从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到苏轼的众多游记再到公安派三袁兄弟的山水小品，名作纷呈，美不胜收，更不用说徐霞客游记了。外国文学中，德富芦花《自然与人生》、东山魁夷《与风景对话》等作品中的东瀛山水风景之美，工笔画一样精致细腻;从屠格涅夫《猎人笔记》到普里什文《林中水滴》再到拉斯普京《俄罗斯田园颂》等几代作家的作品，弥漫着俄罗斯广袤大地上森林和草原的气息;都德的《磨坊札记》，飘荡着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明媚阳光和芬芳花香;赫德逊的《远方与往昔》则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然风光格调--南美旷野的粗犷荒凉，英伦田园的沉静幽雅……大自然曾经长久地占据了文学殿堂里的醒目位置。

　　在提供给人审美的愉悦之外，大自然更是具有丰富的精神滋养、思想启迪的功能。梭罗的精神导师、美国超验主义哲学家爱默生，深刻认识到了自然美与思想的关联，在其代表作《论自然》中对这一点有出色的揭示，“每一种自然事实都是某种精神事实之象征。自然界的每一种景观，都与人的某种心境相呼应。每一种自然过程都是一篇道德箴言”。[2]水滴石穿使人领悟执着的可贵，海纳百川让人明白包容的重要。大自然凭借本身极其丰富的形态中所涵养的深厚意蕴，给予人类以启发和暗示，使其扩大心胸，成长人格。清代江南诗人黄仲则“为嫌诗少幽燕气，故向冰天跃马行”，盼望从塞北原野的辽阔、粗犷与荒蛮中，汲取一份雄浑阳刚之气，冲淡自己文风中的柔靡纤弱。同样的意思，也出现在宋代一篇文章中：“醉把杯酒，可以吞江南吴越之清风;拂剑长啸，可以吸燕赵秦陇之劲气，然后归而治文著书”。[3]说的都是大自然对于人的精神气质的塑造作用。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保持大自然的美丽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完整。然而，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以来，全球范围内自然生态遭到大规模的侵蚀和损毁，田园日益消逝，牧歌渐成绝响。而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对这种变化，国人无疑感受最为强烈。毋庸讳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严重的环境污染、自然失衡、生态破坏作为代价的。雾霾笼罩、空气污浊、土地沙化、青山破碎、黑水流淌……这样触目惊心的景观，却已然成为时时处处都会遭遇的事实，难以躲避，无处逃匿。

　　这种种后果，当然与在“发展”的旗帜下盲目疯狂追逐利润的非理性行为有密切关系。但更为深层的根源，还在于我们的根深蒂固的观念误区：大自然存在的目的，便是为了服务于人的生存。从莎士比亚戏剧里“人啊，你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咏叹，到我国传统哲学中的“人定胜天”的理念，都是将以人为中心作为逻辑起点。睥睨万物，唯我独尊，视自然万物为征服和攫取的对象，人的虚妄自大无限制地膨胀的结果，导致了当前种种愈演愈烈、将生活的幸福感剥蚀殆尽的生态灾难。上个世纪初，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在其产生巨大影响的著作《西方的没落》中，对由技术和资本催生出的现代化社会发出这样的抨击：“一个人为的世界成功了，它毒害着天然的世界。”[4]而我们目前所遭遇的，分明是这种危机的升级版。

　　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沙乡年鉴》大力倡导的“土地伦理”，应当能够对其深刻内涵获得较为清醒的认识。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这样的理性认知。古代哲人有很多保护自然生态的思考。春秋时管仲提出“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五行》)，生态得以平衡，才能 “百姓乃寿，百虫乃蕃”(《四时》)，“天为粤宛，草木养长，五谷蕃实秀大，六畜牺牲具”(《五行》)，达到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和谐与完美。由此出发，他提倡“敬山泽”、“养山林”，积极保护生态环境。就是讲求事功的儒家，也懂得尊重自然界的规律。孟子就有着鲜明的生态保护和生态伦理的思想：“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檀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而主张天人合一、清静无为的老庄哲学，更是大自然和生态观念的天然的维护者鼓吹者。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在长达数十个世纪的农业文明时代，保持了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生态系统的完整平衡。然而，这样一幅天人和谐的美丽画卷，却在一个世纪中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被肆意地胡乱涂抹玷污，惨不忍睹。“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这样朴素的道理却是在缴纳了高昂的学费后才得到深刻的认知。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第一次出现了“美丽中国”的表述，并强调要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不久前，又颁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这表明，在付出惨痛的代价后，人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自然生态遭到破坏所带来的巨大危机，并准备采取战略措施加以匡正和挽救。说到底，大自然的状况，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的状况，大自然的命运，也就是人类的命运。

　　回到《沙乡年鉴》。在这部书的最后，利奥波德向作家和诗人们发出了呼吁：“探知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诗人的领域”。在推动环境保护、自然平衡、生态文明方面，在促进人和大自然的和解与和谐方面，文学应该而且有能力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文学凭借自身依托形象、诉诸情感的审美特性所产生的亲和力和感染力，能够更为生动有效地把有关思想理念传递到人们心里，促使他们思考和行动。包括《沙乡年鉴》在内的利奥波德的一系列作品，都具有这样的鲜明特点。有论者称，“利奥波德的策略，是先让读者沉浸在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氛围之中，然后提出有争议的评论。继而再持续之前所营造的那种与土地的亲情，那种美之经历的描述手段，从而使‘美成为一种行为方式’”。[5]事实上，通过美的描绘潜移默化地让人们对自然环境持有新的观念和态度，也是利奥波德所从属的美国自然文学这一流派的共性之所在。梭罗《瓦尔登湖》不用说了，其他像惠特曼《典型的日子》、缪尔《夏日走过山间》、巴勒斯《醒来的森林》等一系列已经翻译成中文的自然文学名著，无一不是如此。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这些名作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毕竟现代意义上的自然文学或者说生态文学，是起源于西方，且也成就于西方。

　　近年来，中国的自然文学创作也在不断推进，产生了数量可观的作品，其影响力也在不事声张然而却是扎实有效地扩大。就我的阅读所及，徐刚、郭雪波、胡冬林、李青松、哲夫等，包括英年早逝的苇岸，在这一领域都是很有建树的作家。但是，以实现“美丽中国”宏伟目标的尺度来衡量，这方面的努力和成就都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有更多的作家，怀着更大的抱负，倾注更多的心血，来浇灌这一片文学园圃。

　　对一位自然文学作家来说，在虔敬和专注的态度之外，如何丰富并深化自己的精神修为和专业素养至为重要。除了应该从东西方的各种思想资源中获得敬畏生命、崇尚自然的谦卑态度，他还需要具有现代环境科学、生物学、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背景。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是以形象化、情感化的方式存在和呈现于他的作品之中。自然文学作为文学的一个特殊门类，虽然有其自身的鲜明属性，但依然遵循文学的一般规律。正是凭借这一点，它才能更有效地走进人们心中，唤起并进一步培植了人们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的意识。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这句话，广为流传，堪称是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最为生动的表述。这样的境界，以其无限的魅惑，呼唤着文学写作者为之献身。

　　[1] [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

　　[2] [美]吉欧·波尔泰编：《爱默生集：论文和讲演集》，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93年。

　　[3] 马存：《赠盖邦式序》，见《历代文选》，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

　　[4] [德]斯宾格勒著：《西方的没落》，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5] 程虹：《寻归荒野》，三联书店，2011年;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了此书

        *彭程：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

　 　*责任编辑：胡一峰

2016年第三期 总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