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2016年总目录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弘扬传统，创新话语，贡献智慧——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担当与时代使命/康震(2016.6.5)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当在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进程中大有作为。古代文学研究者应当坚定学术理想，弘扬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传统，传承创新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为推动中国文学与中华文明走向新的历史性辉煌，为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学自信、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贡献中国文学应有的智慧。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文化担当，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应当肩负的时代使命，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应该坚持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

　　中国早期文字与文体观念/吴承学(2016.6.14)

　　内容提要

　　中国文字是中国文体的存在方式。从文字与文体之关系来研究古人对文体的感知、理解以及早期文体产生的原始语境，考察文字产生文体意义的过程与方式，可以发现中国文体学的某些独特性。从一些古文字的构形与渊源流变入手，可以考察文体的原始状态、形象与意义，也可以看出古代文体形成的一些规律。以文字与文体载体命名，也是中国古代文体命名的主要方式之一。中国古人依照一定的规则来造字，一些与文体相关的文字形态，或许透露出他们对早期文体本义的感知与理解。同一部首的文体用字，反映出某种共通的文体特性，这也是一种不自觉的特殊文体分类，这是同类文体的共性;而有些文字的声旁则在一定意义上提示了文体的独特内涵，这是文体的个性。中国古代多数文字的文体意义是后起的，从初始义引申、孳乳派生而来，并通过文字分化、合并或假借等方式来表达这种意义。文字的规范过程也包含了对文体特性的集体认同。

　　熟语使用与“三言”叙事风格/赵冬梅(2016.6.25)

　　内容提要

　　熟语是一种具有评议性或充满发话人主观情感的语言单位，当这种最具引证评价功能，最具语力、情感色彩的话语成分使用在小说的叙述人语言中时，便会成为创作主体介入叙事的一种凭介，由此显现出小说在叙事风格上的特色。笔者对“三言”中的熟语进行了搜集整理，对其使用情况加以分析，从熟语使用与劝世意图表述、对叙事的介入、对话语风格的影响等层面探讨了“三言”在叙事风格上的特色。

　　彊村授砚正源刍论/崔金丽 (2016.6.33)

　　内容提要

　　朱彊村晚年将校词双砚传于龙榆生，并托其整理全部遗稿，这对龙榆生其后的生活命运与学术事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研究者多关注授砚行为与朱氏传人的关系，却忽略了与之关联的其他事件。针对于此，文章整理并分析了围绕彊村授砚事而展开的题作及作品数量、作者、类别、创作主旨以及创作时间，对朱彊村授砚的时间、托稿的过程、龙榆生是否为其传人等相关本事做了辨证和分析，考察龙榆生在《词学季刊》社、《词学季刊》创办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由此带来的影响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彊村授砚本事相关联的一些事件，以此厘清这段略有蒙尘的历史的源流始末。

　　试论晚唐“物象比”理论及其在诗歌意象化过程中的意义/高晓成(2016.6.41)

　　内容提要

　　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语言“意象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而在中晚唐至宋初的诗歌理论中，集中出现了一类专门讨论“物象”与政治、道德等相关的“人事”之间关系的内容，与传统上更为常见的“情感”类人事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诗歌语言意象化的主要基调。本文对这类内容的构成机理、当时的理论认识、对诗歌意象化的作用、集中出现的原因等几方面做了初步的探讨，以期对这个现象在整个古代诗歌意象化过程中的意义有所揭露。

　　“中国文艺复兴”晶石上的西方异彩——胡适“白话文运动”与但丁《论俗语》之相似鹄的/肖剑(2016.6.50)

　　内容提要

　　胡适素来将自己倡导的新文学运动阐释为“中国的文艺复兴”。随着近年来学界对新文学与新文化运动的重新定位，一些学者质疑欧洲文艺复兴与这场民族文化运动的比附关系。有学者认为，胡适的新文学理论不过是在误读欧洲文艺复兴史及俗语发展史基础上的向壁虚构。然而，从胡适《留学日记》及一些英文著述来看，胡适对西方古典语言颇为熟稔，对欧洲文艺复兴史也有相当程度的把握。从但丁《论俗语》与胡适“白话文运动”相似的政治背景与政治诉求可知，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确乎成为支撑胡适文学革新信念的文化“潜在”。

　　从“主静”到“主观”——梁启超与儒家静坐传统的现代美育流变/冯学勤(2016.6.59)

　　内容提要

　　儒家静坐传统形成于宋明时期，本属于克制利欲、砥砺智慧、磨练意志、提升境界的传统德育范畴。这种方法采取特定的身心控制技巧，内含丰富的感性体验因素，产生对私利物欲加以自然排除的功效，最终开启一个道德与审美、感性与理性圆融一体的超越境界，且不含宗教性的彼岸价值设定，与作为感性教育的现代美育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梁启超从儒家“主静”法中开出的“主观”法，直接将文艺情境及艺术意象融入静坐体验，正是这种“亲缘关系”的高度凸显，构成从现代美育视角对该传统加以开掘的理论契机。

　　钱锺书《宋诗选注》的诗学困境与“十七年”文学批评/李松(2016.6.70)

　　内容提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学者为了适应国家意识形态的改造，在文学批评的思想原则与学术方法上作了有意识的调整。钱锺书《宋诗选注》出版后，其诗学标准经受了“大跃进”时期青年学者的激烈批判与资深学者的温和肯定。“文革”结束后钱锺书回顾了编纂该书的学术得失与历史心态，反映了顺应潮流与坚守自我的艰难。《宋诗选注》的批评论争如同管中窥豹、一叶知秋，呈现了“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政治与编选者文学信念之间的矛盾与纠结。

　　陈世骧“抒情传统说”“反传统”的启蒙底色及其现代性/李翰(2016.6.79)

　　内容提要

　　陈世骧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说，是对中国文学的总体认知，不只包括抒情文学，也包括叙事文学。抒情传统说的核心乃人道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文学精神，是陈世骧对中国文学本质之认识及其文学理想之所在。这一认知既与陈氏早期教育、交游背景有关，更是其寓居域外，乡愁与民族情感应和发酵的结果。中国文学绵延不绝的大传统乃家国天下的诗教传统，非但不符陈氏学说，甚至恰恰在其文学理想的反面。陈氏抒情传统说以个体主义为主要特征，显示出反传统的现代性;而诗教传统中的家国关怀，在现代文学中演绎为另一种现代性，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要特征，与陈氏抒情传统说互为映照。抒情传统说的传播改变了当代文学史的著述范式，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于我们重新书写文学史，皆具重要的启示与参考。

　　《文心雕龙》在美国汉学界的经典重构/谷鹏飞(2016.6.89)

　　内容提要

　　裹挟中华帝国文化意识形态与文学批评观念的《文心雕龙》文本，并未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正史叙述中天然衔配“经典”荣誉，而是在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型之际随着汉语白话文运动与美国文学语境的迁移而一同获得了“经典重构”的契机。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汉学界一方面通过重写“中国文学史”的方式肯认《文心雕龙》的经典价值，另一方面又通过“文选”编译的方式，超越中国文学与文学批评史的内在视野而凸显《文心雕龙》的“世界文学”价值，尽管其已与中国传统文学中对源文本“经典”涵义的设定相去甚远。

　　当代文学研究应该与如何“及物”——基于“文献”与“文本”的一种解读/吴秀明(2016.6.96)

　　内容提要

　　在启蒙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型背景下，强调研究的“及物”对于当代文学回归实事求是的学术“原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里所说的“及物”，具体分“文献的及物”与“文本的及物”两种：前者，主要通过文学周边的实证分析，借助文献返回历史现场，对研究对象作出评价;后者，主要运用有别于逻辑论证的审美直觉的方法，通过文本细读触摸并走进文学本体。这两种“及物”，各有功能价值和运行机制，但彼此又有相同性和一致性。只有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揭示它们彼此的深刻关联，才能在内外互证互融中达到对对象的有效把握，实现对沉疴已久的“观念性论述”的超越。

　　土地、经验和想象——论中国现代诗歌“土地诗学”变迁中的三种路向/李蓉(2016.6.105)

　　内容提要

　　在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中，艾青、多多和海子代表了“土地诗学”变迁中的三种路向。从人之于土地的时空展开来说，艾青的“土地经验”是在横向的空间展开的，具有极强的现实感;多多的“土地经验”则是在纵向的时间中展开的，它是历史和记忆、死亡和复活;而海子的“土地经验”虽包含着某种时间性——对远古文明的想象，但他的目光最终投向的是“远方”，这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精神遨游。从土地之于人的意义来说，艾青诗歌中的土地是养育和生存，多多诗歌中的土地是乡愁和精神传承，海子诗歌中的土地是原始文化、自我和死亡。在当下的现实语境，中国当代诗歌是否还有重拾“土地诗学”的可能是现实和诗学的双重问题。

　　现代左翼抒情传统的当代演绎与变迁——《百合花》文学史意义新论 /傅修海(2016.6.115)

　　内容提要

　　《百合花》发表将近60年，然而它有什么好，迄今为止似乎仍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本文从考察左翼文学抒情传统的变迁出发，从思想史角度重新讨论《百合花》的文学史意义，认为它典型呈现了现代左翼文学写作置身当代的抒情难题与作家对此的创作突围。茹志鹃背负着左翼传统进入“十七年”时期革命战争文学的叙述洪流，却能以女作家清新笔法构建大历史主题，将战争宏大叙事与日常情感呼唤相融合，把现代左翼文学“革命+恋爱”的叙事演绎，转换为战争时期军民鱼水情叙事的颂歌，将现代固化的左翼抒情模式转换为当代和平建设时期的日常人情形态，从而开辟了左翼文学抒情传统朝向当代转换的叙事新天地。

　　丰富的可能性——叶兆言论/黄轶(2016.6.122)

　　内容提要

　　叶兆言文学世界的丰富性，与批评界的意见驳杂、莫衷一是，形成有趣的对照。叶氏着力于“能吸引大家”的“可写性文本”，扩展了小说文本的叙事美学空间;他本于“人的文学”而对平庸之恶与本能之爱的本真理解，揭示出人性的复杂和悖论;他以“学者”的人文情怀，参与了某些“中国经验”的文学重塑，体现出浓郁的文化内省意识;其非虚构文本与虚构文本形成互文，重在发掘“一代知识分子”或“一个文学时代”的精神轨迹，呈现出宽厚和持平的文人涵养。叶兆言向我们打开了文学视阈丰富的可能性，独具一格的“兆言体”使其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独具禀赋的“这一个”。

　　主体性的“显”与“隐”——2014至2015年长篇小说的书写倾向/刘阳扬(2016.6.130)

　　内容提要

　　2014至2015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在表现人的“主体性”方面，往往同时存在“显露”与“隐藏”两种情况。作家一方面承担了历史与现实的责任，“主体性”得到了充分表达，但另一方面，重视外部环境的影响也造成主人公的“主体性”被掩盖。值得关注的是，近两年一些长篇小说表现出的主体性“隐藏”取向，包括人的匿名、人与自然的互动，并非主体失落的反映。相反，这种趋势表现出当代作家对人性、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深度思考，或可以看成是突破长篇小说创作困境的一条可能的路线。

　　《文学评论》“稿约”的历史变迁与中国当代的文学研究 /寇鹏程(2016.6.139)

　　内容提要

　　《文学评论》“稿约”60年变迁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当代的文学研究的曲折历史。“稿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某些“规约”与倡导，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学术写作史”逐渐走向现代化与学术化的一部分。这段“稿约”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十七年”时期的十年办刊历史，一是“文革”结束后的近40年这一段时间。“稿约”在发稿范围、稿件形式、文章质量标准、是否退稿、稿酬等问题上的历史变迁都染上了明显的时代色彩，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史料考释中的非史料学“考释”——黄平《“新时期文学”起源考释》读后/蒋守谦(2016.6.147)

　　内容提要

　　1995年，笔者曾著文考定“新时期文学”一词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反映着“新时期”文学风范的文学概念，“最早”见于1979年中国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刘白羽的《开幕词》。黄平先生认为此说因考证上有“疏漏”而“不攻自破”。但因黄先生没有按照史料学的基本要求来进行这方面的“考释”，所以笔者认为，黄的批评非但不能成立，反而说明了用非史料学方法“考释”史料的危害性。文章一一指出了这种非史料学方法的具体表现。笔者认为当代文学研究要提高自身的科学性，祛除浮躁学风;应该加强这个学科的史料建设，普及史料学知识，反对用非学术方法解决学术问题。

　　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陈思和(2016.6.152)

　　内容提要

　　本文就20世纪中国文学史编写中遇到的若干问题，提出作者的研究心得，大致归纳为：(一)在晚清到民国的文学大潮中，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意义，以及如何看待新文学传统与整个20世纪文学的关系?(二)晚清到民国的文学大潮中，如何看待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运动与日据台湾的殖民地文学之间的关系?(三)为什么把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分期?如何理解战争对20世纪中国文化以及文学发展的影响?就此提出了“先锋与常态”“殖民地文学”以及“抗战为文学史分界”等观点。

　　中国左翼文学中的美国因素/吕周聚(2016.6.162)

　　内容提要

　　20世纪30年代，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中国左翼作家与美国左翼作家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美国左翼文学的影响，将美国左翼文学的某些思想观念、艺术方法带到了中国左翼文学中来。中国左翼文学因此而具有了美国左翼文学的因素，对当时主要接受苏联、日本左翼文学影响而走向极端的中国左翼文学进行了纠偏，中国左翼文学因此而呈现出别样的文学形态与风格。

　　传统家风意识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立人”思想 /刘长华(2016.6.171)

　　内容提要

　　传统家风意识与“五四”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关联密切，并渗透在其“立人”思想中。其中大致表现有以“口碑”的好坏为“立人”的参照，以保家护家的“能人”为“立人”的目标，以落实到“救房子”为“立人”的主体，以言传身教为“立人”的措施。这是对启蒙视野下“立人”的深层过滤，或者说是对启蒙立场的改迁，是传统“蒙学”意识的变样演绎。因此，弘扬良好的家风需虑及启蒙精神。

　　“体贴人情”：鲁迅的幸福观及写作动力/刘涵之 (2016.6.181)

　　内容提要

　　鲁迅的文学创作是鲁迅“体贴人情”的“私心”与“公心”的合一。体现在鲁迅创作的原动力方面，这一私心之端源自“父亲的病”，公心之端则是“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以及后来留学时期因幻灯片事件而引发的“改变精神的事”。鲁迅之所以通过对“父亲的病”的回忆来解释自己初事文学创作的契机，乃是因为这一契机原本就是诱发鲁迅文学“公心”的条件。这个契机结合了鲁迅文学的“家庭”“亲情”“人情”“世情”等多重因素和多重体验，也是鲁迅立足“生存”“温饱”“发展”人生三事的幸福哲学的反映。没有这一基于“人情”的幸福哲学，就没有鲁迅文学。

　　鲁迅去世后的“竞卖潮”及其意义/彭林祥(2016.6.191)

　　内容提要

　　鲁迅的去世在上海出版界引发了一股“竞卖潮”：30余家书局(出版社)在半年多时间内竞相再版(或初版)了一大批关于鲁迅的著作，大部分著作还进行了特价销售。国民党当局视鲁迅及其作品为“洪水猛兽”，查禁了部分鲁迅作品，出版界对此展开了“反查禁”斗争，削弱甚至化解了当局的文化统制。这场鲁迅作品的“竞卖潮”主要是出版界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出现的，它导致鲁迅作品的出版处于失控状态，危及到鲁迅形象的建构，客观上促进了《鲁迅全集》的尽快问世。

　　民国时期旅美游记中的美国再现与“民族自志”/陈晓兰(2016.6.202)

　　内容提要

　　民国时期创作了大量的旅美游记，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作品建国后未再版。今天重读这些尘封的文献，为我们认识20世纪早期中国的美国想象与民族的自我认知、现代观念与国家理想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维度。这些游记对于美国知识在中国的传播、美国形象在中国的树立、美国标准的确立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旅美游记以美国为参照，在中美两国的比较中审视中国、重述中国，是对于美国的再现，同时也是中国“民族自志”的另一种形式。远游更怀乡，“崇美”亦爱国，世界意识与民族意识相辅相成。带着中国的问题游美国，以美国为标准看中国，在旅美游记的叙述中，处于二元对立两极的中美两国作为彼此的对立面和异己者，互为对方的“本质化”提供了“他者”。

　　学人研究

　　项楚先生与敦煌俗文学研究/王永波(2016.6.210)

　　项楚先生是中国古典文献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著名学者，主要从事敦煌学、语言学、俗文化以及唐宋文学研究，其中对于敦煌俗文学的研究居于学界领先水平，享誉国际学术界。先后出版《敦煌文学丛考》《王梵志诗校注》《寒山诗注》《敦煌变文选注》《敦煌诗歌导论》《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柱马屋存稿》《唐代白话诗派研究》等著作多种，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综 述

　　走向创新融通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十三届年会综述/徐放鸣(2016.6.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