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初创时的概况

　　(一)编发稿件与组稿的情况

　　《红旗》创办时，从党校和政治研究室各调来五个人。主持经常工作的就是我和胡绳。过了一阵，陈伯达同陆定一商量好，《学习》杂志停办，其编辑人员统统合并到《红旗》来。其中有陈茂仪、张先畴等人。包括出版发行的工作人员有二十多人。这样两边合起来有三十来人。

　　第一、二期，主要是靠八大二次会上的发言。如张闻天的，薄一波的，周扬的，还有些地区负责人的发言。初期影响很大的一个东西，是李友九搞来的一个调查材料，就是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的条例，提倡半工资半供给，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大约在八九月间，主席收到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很重视，亲自以自己的名义写了一个按语，并提出要进行广泛的讨论。陈伯达对主席说：以你的名义写按语，实际上等于敲定了，谁也不好再说什么意见了，还是改成《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按语，以引起讨论。这点，应该说陈伯达做了好事。当时我们在《红旗》组稿、编稿，就是学习中央搞文件的办法。选题定了，有了稿子后，几个人分一篇。我和胡绳各抓几篇，同编辑人员一起读，一起讨论、修改。每篇稿子都认真对待，搞到七稿、八稿。这种办法对那些青年人学习中央搞文件的做法，起了很好的作用。

　　(二)《红旗》的三个评论组

　　当时，《红旗》杂志有三个评论组。一个是胡绳负责的思想评论组，笔名“施东向”;一个是姚溱负责的，加上王力和乔冠华，搞国际评论，笔名是“于兆力”，用乔冠华的笔名于怀的姓，兆字是姚溱的姚去掉女字旁，力是王力的力;还有一个经济评论组，是我、马洪和梅行，用虚心学的谐音“许辛学”做笔名。这三个评论组一直坚持下来，每期都争取有一篇评论。读者对这三个评论组还比较满意。那时，最吃得开的还是国际评论，他们把毛主席、周总理关于外交、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的看法，通过评论文章传达给读者，文字比较活泼，这主要应归功于王力。

　　我和马洪、梅行合作撰写，用许辛学的笔名发表的评论有十来篇，收到我的文集《〈红旗〉岁月》第三编中。

　　小平同志重视《红旗》，编辑人员进一步充实

　　小平同志对《红旗》很重视。1960年前后，他说：《红旗》光靠现在的编辑人员，人手不够。要从全国各地选人。你们去选，提出名单来，由中央调。这样就调来一批人，有：吴江、吴介民、苏星、姚锡华、张云声，还有蒋振云、卢之超。有林也是那时从黑龙江调来的。这批增加了十几二十人。

　　对于这个班子的写作水平、理论根底、文字能力，小平同志是知道的，因为这些人都是参加中央文件起草的。他后来出了一个主意，说军队里的笔杆子不行，为学会写文章，各总部和各军兵种派一点准备培养的人到《红旗》实习。也不用讲课，就是同《红旗》的编辑一起写文章、改文章，一起讨论。前后来过几批，每批七八人。

　　编辑部人员增多以后，就采取两班制，一班编辑，另一班学习。胡绳和我各领一班。这个办法很好。因为人多了，都挤在编辑部，也用不上。分成两班后，不当班搞编辑的人可以出去做点调查，可以读点书，研究些问题。大体上是三个月一班，轮换。

　　整理陈云同志的《当前基本建设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起草关于化肥工业的决定

　　大约在1959年2、3月，那时陈云同志已不管全面的经济工作，只让他管基本建设。当时全国上下一股风，都要大干快上，大家头脑发热啊。陈云同志很冷静，顶住了那股风。他在他管的基建这个范围里提出一系列与当时潮流不同的看法，可以说是反潮流的。一个是质量问题，必须重视基本建设的质量，不能只看数量没有质量。一个是规模问题，一定要量力而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搞。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工作只能有步骤地进行，首先把全国的工业体系建立起来，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条件地一个大区一个大区建立各有自己特点的工业体系。至于省，陈云说，起码现在不能每个省都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道理很简单，你那里没有煤，却一定要发展煤炭工业，用什么办法都搞不成。只能按当地的资源和条件，能搞什么工业，就搞什么工业。还有一点，当时不是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吗，陈云提出，群众运动一定要有领导，大搞群众运动一定要和集中领导相结合。

　　我和周太和根据陈云的几次讲话整理了一个他关于基本建设问题的文章。这时，乔木同志代替陈伯达当总编辑，主持《红旗》工作。我们把稿子交给他。乔木很重视，认为谈的这些问题很重要，就在1959年3月《红旗》第5期上发表了。

　　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大体说来，1961年到1964年，以《红旗》为主要阵地，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着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讨论真理标准。其背景为了配合批判修正主义。这件事主要是范若愚(副总编)组织的。他是搞哲学的，在1961年第13期上发表了他写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要求》。接着，编发了《自然科学与世界观》(龚育之)、《真理的全面性》(关锋)、《论真理发展过程》(申集)、《真理是具体的》(张世英)等文。1962年第2期发表的《论自然科学研究中有关实践标准的若干问题》(何祚庥)，谈到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问题，引起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此后两年间，《学术研究》《新建设》等报刊都发表文章，就实践标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在此过程中，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文章有龚育之的《认识发展中的肯定否定问题——谈太阳系学说的一段历史》(《红旗》1962年第5期)，从太阳系学说的发展历史说明必须继承、扬弃而不能全盘否定，有力地批判了赫鲁晓夫“丢刀子”的背叛行径。《红旗》1964年第10期发表《关于实践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综述)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客观标准》(杜雷、吴俊光)、《再谈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践标准问题》(何祚庥)，第11期、12期又接连发表了讨论实践标准的文章。应该说，这次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贯彻了双百方针的。从学术讨论来说，相当深入;从政治影响来说，也是好的。

　　《红旗》编发了好文章，培养了人才

　　1964年，毛主席提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我们响应，要调一些青年人到《红旗》来，作为培养对象。小平同志支持我们的想法，给了我们一个权力，可以到各个大学里去挑学生。在统一分配之前，由我们先挑，把最优秀的学生挑来。当时政策研究室和中宣部也跟着沾光。滕文生、卫建林、谢宏、王梦奎等，都是这时调来的。

　　到1964、1965年，毛主席提出，经常工作他不管了，抓抓理论问题。这时，《红旗》出了个《未定稿》，增加许立群为副主编，来管这个《未定稿》，并带这批新来的年轻人。

　　现在五十多岁，在理论战线上写文章，起作用，为中央写文件，不少是这批人。彭真说过一句公道话：《红旗》培养了一批干部。这倒是事实。有人算过，不那么周全，到现在为止，在《红旗》待过，后来出去，到目前，副部级以上的干部有十五六个吧。1975年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以后成立书记处研究室，又重新把其中一些人集中起来，搞了几年。到1987年，赵紫阳把书记处研究室解散了。这些干部分到了中央机关的22个单位。赵紫阳这一手，却对这些人的提升起了很好的作用。原来挤在一个单位，那时我就发愁，曾设想搞双轨制，提倡可以当“长”，也可以当“员”。但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解散之后，这些人分到各个单位，同那里的同级干部一比，高出一筹。解散提供了机遇，这是没有想到的。这些人讲到自己的成长，都讲《红旗》这一段。

　　我和胡绳就是起了这么一个作用，用搞文件的方法，通过写稿、改稿，而不是用嘴巴说道理，来培养这批年轻人。用了几年工夫，一个字、一个字地斟酌，把这套方法传授给了他们。

　　还有一条也很重要，经我向尚昆同志请求，由他向中央提出，希望让我和胡绳两个轮流列席书记处、政治局和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有了这个条件，就使编辑部的工作能和中央的决策紧密联系。我们列席中央的会议以后，中央讨论和决定什么问题，就及时传达，加以讨论，组织稿件，进行加工修改。当时宣传部都没有这个条件，只有《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能列席上述会议。这是那时一报一刊享受的“特权”吧。

　　编辑部建设的十条经验

　　在我下去搞“四清”之前，在《红旗》的六年里，经过实际工作和编辑工作的锻炼，经过讨论、研究，1964年搞了一个“增强党性和思想建设”的总结。概括了十条，也可算是经验总结吧。一个单位如果真能把这套东西付诸实施，对干部、对集体、对工作，肯定都会起好的作用。这里只说一下这十条的题目：

　　(1)关心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2)参加实际锻炼;(3)做好编辑(业务)工作;(4)学会做调查研究;(5)要重视积累材料;(6)要认真读书，读马恩列斯毛的书;(7)要学会写文章;(8)要善于思索;(9)要加强思想意识锻炼;(10)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党委要做、机关要做、大家也要做人的工作。

　　那时，在《红旗》确实形成一种风气。虽然是八小时工作制，但无论是当班的还是不当班的，实际上都是上午下午上班，晚上也在办公室读书、看稿。《红旗》的大楼，晚上灯火通明。所以能培养出一批人来，确实有一套办法。

　　(摘自《邓力群自述(1915-1974)》，邓力群著，人民出版社20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