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大年初二晚上，中华书局编辑俞国林发了一条朋友圈：“静嘉堂看书。晚餐，自购菜蔬于涩谷东急超市，返宾馆，诚大快朵颐之举也。”今年春节，俞国林就是这样度过的：利用春节长假，到日本访书，并在静嘉堂文库——一家以典藏珍稀汉籍而著称的机构——查阅与明末清初学者吕留良相关的文献。

　　38岁的俞国林，从学生时代就开始研究吕留良。2015年下半年，他整理的《吕留良全集》、校注的《吕留良诗笺释》两部书在中华书局出版，后者还入选了中华书局年度古籍学术类十大好书。

　　“廿年心力此中收”

　　《吕留良全集》《吕留良诗笺释》出版后，俞国林请人做了一方印，其上刻的是“廿年心力此中收”七个字。

　　“我是从1996年开始收集吕氏文献的。当时的我，对古籍整理还真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最开始的时候，也只是想将吕氏诗歌的文本校订得干净些，再将注释做到位而已。”俞国林是浙江桐乡人，小时候就在乡土教材上读到过乡贤吕留良的故事：吕氏一生著述颇丰，但也是清代文字狱最大的受害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将其手稿、著作及与之有关的文献资料全面禁毁，流传下来的吕留良资料极为稀少。作为吕氏家乡的后人，俞国林把收集、整理他的著作视为一种纪念，一种责任。

　　2001年进入中华书局，专业从事古籍整理图书的出版工作，对于应该如何整理吕留良著作，俞国林渐渐有了新的想法。“我想，要做就得做彻底，一如傅斯年所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那样，尽可能地穷尽与吕氏相关的文献，并对每一首诗进行编年、考释。”然而，随着整理工作的深入，收集的资料也越来越多，如何处理这些纷繁复杂的文献，成为摆在俞国林面前的一道难题。

　　“作为古籍整理的图书编辑，自己也从事整理古籍的话，自然会按照出版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编纂学是我们的基本功，制定一个恰当的‘凡例’是编纂学的第一要务。”在俞国林看来，丰富的编纂学实践经验，是编辑撰写学术著作、从事古籍整理的重要优势，“在《吕留良诗笺释》中，我把传统的注释析为‘笺释’和‘注释’两项，前者考证本事，后者注释典故，这样比较便于阅读。很多与本诗相关的唱和、序跋、墓志、碑传等文献，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但在上述栏目里无法安置，由于收集起来非常不易，舍弃就太可惜了。于是想出了单列‘资料’一栏。这不仅是吸收了多年来编辑工作的经验，同时也是对古书编纂体例的继承。”

　　“以资料注释文献，对理解文献极为便利。这种注释方式在南北朝时较盛行，其后较为少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过常宝认为，《吕留良诗笺释》设立“资料”一项正是古代注释传统的延续。

　　“一个编辑只有自己也做研究做整理，才能更深地体会学者的甘苦，也能提升自身的编辑素养。俞国林在编辑之余，发扬中华书局‘学者型编辑’的优良传统，整理了吕留良的一系列著作，是一位优秀的出版人，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涌泉说。

　　“学者型编辑”传统在延续

　　百余年来，“学者型编辑”的传统在中华书局从未中断。

　　从早年的舒新城、张相、金兆梓、黎锦熙，到后来的陈乃乾、杨伯峻、周振甫、赵守俨，以至傅璇琮、程毅中、赵诚、柴剑虹，再到如今的一批“70后”“80后”学者型编辑崭露头角：除了俞国林，朱兆虎整理了《周易恒解》《周官恒解》，张玉亮整理了《米芾集》，李天飞校注了《西游记》……

　　俞国林记得，十年前，中华书局与另外两家专业古籍社同时向一位老先生约稿，其时他正在编纂整理一部词学文献。这位老先生婉谢了其他两家出版社，但是向中华书局开出了一个“条件”——指定一位他认可的编辑担任此书的责任编辑。“刚工作时，前辈编辑就常说两句话：中华书局的编辑需要慧眼独具;中华书局的编辑是可以与学者‘对话’的。”工作十几年后，参与编辑了上百部书稿，俞国林对这两句话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只有拥有了这双‘慧眼’，才能发现优秀的书稿，编辑出版传世的著作。而所谓的‘对话’，不只是一般的沟通，更应该是深层的学术交流与探讨，才能得到作者的信任。”

　　然而，对于今天的青年编辑来说，成长为“学者型编辑”并不容易。“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和面临的出版环境，与二三十年前那个造就学者型编辑的年代，可以说完全不一样了，出版社作为企业，面临着经济指标的巨大压力。”俞国林说，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学者相比，在出版社从事学术研究，最大的劣势在于缺少时间，“编辑从事学术研究，基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我整理吕氏诗集用了20年，应该说是用了20年的业余时间，除了平时的周末、夜晚，长假、短假基本也都是寝馈其中的。虽然现在两部书出版了，但我十几年前就知道吕留良的好友夏古丹有一本诗集藏在日本静嘉堂文库，一直没有时间去核查，这次利用春节假期，专门去看了一遍，发现了很多新资料，将来出修订版，肯定用得着。”

　　在俞国林看来，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中华书局作为一家百年老社，植根传统、服务学术的编辑传统仍然存在，“一方面，书局对于在职编辑研究学术与整理古籍是大力支持的;另一方面，成为学者型编辑其实也已经内化为中华书局编辑的自我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