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是文艺的哲学，对文艺创作有重要指导作用，也是文艺评论的重要理论依据。用什么样的美学理论评价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直接影响创作和鉴赏的审美取向，反过来也影响评论自身的接受度和影响力。当前，文艺评论领域仍有一些人盲目崇尚西方话语体系，“以洋为尊”“以洋为美”，甚至在一些高校形成“鄙视链”，无疑会对中国特色文艺评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和文艺评论事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图片来源：影像中国，摄影：吴勇）

　　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坚持中国美学理论在评论中的主体地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的根与魂，其中蕴含着十分丰厚的美学思想，如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价值理念，托物言志、寓理于情，形神兼备、意境深远，言简意赅、凝练节制等艺术创作思想，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这也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数千年世代相传的价值理念、审美趣味和表达方式，形成了文艺创作和评论的基本土壤。离开这个土壤，拿西方美学理论去生搬硬套，难免会出现水土不服。所以，在文艺评论中如何对待中国美学理论和西方美学理论，不仅是一个立场问题，更是一个科学精神和态度问题。

　　中华美学自古就是一个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充满活力的思想体系，这是中华文化的特色和优势。近现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批有志于复兴中华文化的哲学家、美学家，自觉秉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继承发扬中华美学精神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方美学优秀成果，及时总结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中孕育的美学思想，推出《美学散步》《谈美书简》《诗论》《美的历程》《华夏美学》《中国美学史大纲》《美在意象》《哲学导论》等一大批颇有影响的美学著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创作和评论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老一辈哲学家、美学家在推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问题上，已经站在时代和学术的前沿，推动了中国美学理论的新发展，我们的文艺评论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中华文化自古就有人本主义、现实主义、现世主义的人文底色，造就了人们儒道释并存、相对健全的文化心理结构。西方近代启蒙运动都深受影响，法国大革命期间罗伯斯庇尔起草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就曾引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格言。当今时代，全球化方兴未艾，中华美学思想更会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接受度，有着创新发展、引领未来的动力和潜力。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自信。在任何时候，都应继承和发扬中华美学精神，坚持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引，坚持中国美学理论的“底色”“主体”地位，吸收外来优秀思想为补充，融会贯通、推陈出新，不断健全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先进的美学理论体系，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对待西方美学理论，应在全面、客观、深入的认识基础上，多下甄别、遴选和转化的功夫。恩格斯曾指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才能就有关问题作出分析。西方历史较为曲折复杂，民族、国家众多，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和民族，都产生不少哲学家、美学家，产生多种哲学、美学思想和思潮。这些思想有的带有历史的局限性，有的带有个人所处阶层的偏见，有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迷失，有的只是某个方面的阶段性认识等，本身就繁杂多样。比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对艺术教育功能的认识是有贡献的，但他的观点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上的，是为贵族统治服务的，因而他主张的艺术创作主要是歌颂神和英雄的颂诗。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说，可以说是对西方颓废时代“为艺术而艺术”思想所做的有系统的辩护。“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帝国主义时期的西方美学思想的代言人”（朱光潜语）。所以，对西方美学思想，本身就应有一个去粗取精、辩证取舍的问题，要通过它产生的历史背景、作者的思想倾向、所处的发展阶段、产生影响的性质等方面，深刻认识其本质，结合中国文艺实践，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要转化表达方式，使之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而不是不加鉴别、生吞活剥、断章取义、概念堆积地使用，更不是用西方的理论框架去裁剪中国的文艺创作实践。这当然需要学贯中西、纵览古今的深厚功力。

　　（作者：袁正领，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副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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