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2月，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在英国伦敦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在《共产党宣言》中，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目标第一次以简洁有力的方式作出了全面的表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1848年至1849年，法国、德国、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先后爆发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虽然1848年欧洲革命以资产阶级为领导者，但工人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不少共产主义者直接参与革命。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亲身参加了德国的革命实践，还为德国无产阶级制定政治纲领，规定了德国无产阶级当前的任务和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措施。这一切标志着一种新的思想和社会力量正式出现在人类历史的漫漫进程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的真正理想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这种新的社会形态中，一切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条件和前提。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视野中，一种全新的文学观念和美学观念跃出了历史的地平线，开始悄然地生长，而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工人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成长和成熟为条件和基础的。

　　在美学和文学艺术的维度上，《共产党宣言》第一次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的高度，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世界文学”和“世界美学”的理论观念。

6月28日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在国家体育场盛大举行。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一、中国的审美现代性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开始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1920年4月，浙江义乌籍的青年学人陈望道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成为翻译《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第一人。1920年8月， 《共产党宣言》的首个中译本在上海出版。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部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积极影响之下，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的追求与探索，经过几代人的奋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科学社会主义在古老的中国生机焕发，彰显了社会主义强劲的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孔子在《论语》中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唐代文学家韩愈提出“文以贯道”，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将之引申为“文以载道”。文学艺术以其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对社会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具有其它类型的意识形态不可替代的地位。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文学艺术不可或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文学艺术更应担当起文化使命，以更多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作品铸造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文学艺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价值与作用，是研究中国的审美现代性时特别需要重视的问题。在中国社会艰难而崇高的现代化进程中，文学艺术的作用时而被贬低，时而又被过分夸大，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与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作用缺乏充分的认识相联系的。

　　《共产党宣言》中文版于1920年8月出版，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于1930年3月在上海创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在中国共产党的持续推动下，一时间，受社会主义文学观念影响的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在中国古老大地上呈星火燎原之势，革命文学成为文学主潮，一些没有参加左联的进步作家也在作品中流露出了强烈的左翼色彩。这时期涌现了一系列优秀文学作品，如茅盾的《子夜》和《林家铺子》、巴金的“激流三部曲”、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雷雨》和《日出》等，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对中国新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时期，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基本走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1516年出版的《乌托邦》直至1935年才由翻译家刘麟生翻译成中文出版。如果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愁”成为一种乌托邦现象，是中国本土文化对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反应的话，那么，“红色乌托邦”也即社会主义理想传入中国且迅速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学艺术的强大基因，不仅对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红色经典”作为现象级的话题引发了诸多讨论，值得当代美学和艺术理论学者深入分析并在理论上作出说明。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不是在人文主义对宗教权威的质疑和挑战中开启和发展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在承受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并主动或被动应对的过程中开启和发展的，因此，从家国情怀中衍生的民族精神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千年的“乡愁”观念，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被重新阐释。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转折点和社会思潮的分水岭，对中国文化诸多方面影响至深。李叔同创作的《送别》中“悲欢离合”的文化理念与中国古典美学意蕴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当时的文化思潮。以乡土文学形式所表达的家国情怀的文化基因持续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与社会主义理想相结合之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回旋上升，最终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理性目标。

　　关于中国审美现代性的这个维度，学术界有较为深入的讨论和普遍共识，相对而言，从美学和文学艺术的角度，针对社会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目标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具体的美学机制的研究相对薄弱。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相对复杂。如果脱离具体语境，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容易误判。对于社会主义目标的理解，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形态和社会动力的理论分析，是20世纪中叶以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也是对人类思想最严峻的考验，关键的理论是非问题不容回避。

　　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形象化表达方面，自20世纪中叶以来，在欧洲出现了被称为“敌托邦”的现象。“敌托邦”关于人类的未来的想象一改启蒙主义以来的光明、自由和理想，而充斥着黑暗、奴役和彻底异化，这种新的文化动因不仅在文学艺术中得到不断的表征，对此进行的研究亦见诸于人文学科领域的著述。从世界美学的角度看问题，或者说从全球现代化进程的角度讲，在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发展中，关于未来的想象和文学表达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社会主义目标在文学艺术形象中的表征就特别值得关注了。

　　自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传入中国后，在全球性的“红色三十年代”里，中国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艺术都得到极大发展，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值得关注的现象。经过二十余年的探索和发展，中国的左翼文学和革命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后期的延安时期，达到了文化和美学的高峰，形成我们今天所说的“红色经典”的美学规范。在世界美学史的意义上，我倾向于将延安时期开始出现的美学风格概括为“第四种形态的先锋派” 。这是一种不同于在欧洲和美国具有重要影响的第一种形态和第二种形态的先锋派，也不同于在前苏联和东欧转向市场经济时出现的第三种形态的先锋派，它也被称之为审美的先锋派。第四种形态的先锋派以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用艺术的形式表达出特定时代人民大众的情感结构，以审美革命的形式影响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其文化基因的基本结构是家国情怀和社会主义理想所组成的理论结构，这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理论规定。

　　二、“红色经典”的美学意义

　　关于“红色经典” ，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的定义，关于“红色经典”的美学意义，无疑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从理论上说，“红色经典”是继古典文学艺术经典和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经典之后，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有紧密联系的文学艺术经典作品。

　　时间性是构成“经典”的第一要素。被称为“经典”的作品通常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积淀与检验。其次是典范性。在内容上，“经典”与时代精神相联系，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体现一定的社会发展趋势。马克思主张作品表达“最现代的思想” ，认为古希腊文化的永恒魅力恰恰在于它的“现代性” ，即它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意义。毛泽东认为文艺创作要实现“社会生活的转向” 。在形式上，“经典”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达到了美学规范的水准。马克思认为文学创作要“莎士比亚化” ，符合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与创作规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红色经典”与“经典”有着一致的理论内核，同时还有实质性的理论规定：对社会主义目标的表征和表达。在这方面的缺失和模糊，无以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红色经典” 。

　　中国的“红色经典”是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开始形成和发展的，在五四运动期间和左联时期，受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文学艺术作品风行全国。但从美学角度讲，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红色经典”成为一种具有独特风格，被尊为“典范”的文学现象和美学现象，应该是在延安时期。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抵达陕北吴起镇。1948年5月，党中央机关从延安迁至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党中央在延安的13年，领导中国革命成功地实现了战略转移，以延安为落脚点和出发点，最终领导中国革命走向全面胜利。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了一系列学校，包括各类大学，其中就有著名的鲁迅艺术文学院，开启了党领导文艺运动、在情感和意志层面不断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在文学艺术和审美活动的维度上，“延安13年”是文学艺术百花齐放的13年，是中国广大人民大众的现代化诉求在情感的维度上得到广泛而深刻表达的13年，是世界文学艺术潮流与中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多方面结合和融合的13年，是中国社会在最深刻的基础层面开始发生革命性变化的13年。在这13年里，以延安为中心的文艺运动在文学、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等众多领域成果颇丰，诸多堪称“经典”的作品成为马克思在谈到古希腊文学艺术时所说的具有“永恒魅力”的艺术典范，达到一种虽然“天真”却难以企及的美学高度。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光未然和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 、贺敬之和丁毅的《白毛女》 、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等作品中，我们清晰地看到这种美学规范的存在及其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变迁的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力。

　　延安时期，中国古典文化中的“颂”的诗歌传统以一种全新的形式重新出现。 《东方红》 《二月里来》 《南泥湾》等歌曲的广泛流传，被冼星海命名为“诗表演”的《黄河大合唱》横空出世等等，都是这种现象的代表。通过诗歌这种把生命力强健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目标结合起来的文学艺术形式，使得苦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长期被压抑的情感得以表述，并被引领向探索社会主义目标。这类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展和成长起来的具有强烈的“乡愁”色彩、民族特色浓郁、直接或间接指向社会主义目标的作品，符合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理论规定，是具有中国风格的“红色经典” 。

　　与歌曲中的“红色经典”相类似，延安时期，以中国农民形象为主角的新文学形式和新文学传统也得以发展起来。

　　瓦尔特·本雅明认为，在神话时代的传统和仪式被破坏之后，文学用神话的美学机制顽强地表达出对人性的坚守和对强大异化机制的抗争，在现代小说中，神话成为一种寓言。列宁敏锐地观察到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与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指出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詹姆逊在研究了鲁迅等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后指出，第三世界的文学艺术是他们与帝国主义压迫者进行斗争的“民族寓言” 。

　　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国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叙事文学，农民的形象成为文学叙述的主角。通过塑造农民在社会革命中的形象，艺术地再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从延安时期的赵树理取材于太行山农村的《小二黑结婚》 、丁玲取材于华北农村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到新中国成立后立足于陕北黄土高坡的柳青、陈忠实、路遥的文学创作，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得以延续，并成为具有世界美学意义的文学现象。

　　作家柳青是陕北黄土高原上农民的儿子，在陕甘宁边区走上革命文学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柳青选择从北京回到黄土地，从事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柳青立志像他尊为“人类的良心” ——列夫·托尔斯泰那样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生活在自己要表现的人物环境中” ，创作出史诗般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十分遗憾的是他的愿望没能完全实现，但他所开创的道路无疑深刻地影响了陈忠实、路遥等文学创作者。在世界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层面上，柳青的文学道路都具有突出的启示意义。首先，在新中国成立后，柳青选择到农村去，到陕北去，到农业生产合作化的现实过程中去，努力用文学的方式表征和再现中国现代化过程的深刻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肌理；其次，柳青通过他的《创业史》和其它文学作品，探索和表征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道路”的深层原因，在这里，文学再次走到了社会科学的前面；第三，柳青始终保持农民的生活方式，坚持扎根农村，他所开创的文学创作方式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上文学家作为“精神贵族”的文化机制，改变了文学写作的意义，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审美关系或者审美制度。在这种审美关系中，“农民”的形象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文学的主角，关于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形象化表达则成为文学的新的经典。

　　从世界文学或者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角度来看，对于柳青现象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红色经典”现象，我们应该深入研究并努力作出理论阐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充分肯定了文学艺术在改造人和改造世界中的巨大作用，延安时期开创的文学新传统实践了毛泽东的理论设想。

　　三、红色经典的文化价值

　　在人类历史的神话时代，文学艺术的价值是一种综合性的价值。文学艺术审美价值的独立曾经是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进步。审美价值的独立使文学艺术超越了简单的社会功利和部分特权者的利益，成为人类共同的价值和情感愉悦的对象。工业化社会，劳动产品的价值包括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文学艺术作品作为文化产品，它的价值也是复杂而多面的，包括审美价值、政治价值和信仰价值。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把审美价值独立化，这体现了历史的辩证过程。在漫长的岁月里，作为文化表征的文学艺术经历了浮沉起落的辩证发展过程。对于“红色经典”而言，信仰的价值和文学艺术与“未来”联系的能力至关重要。

　　在启蒙主义时代和康德的美学理论中，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主要源于其审美价值。审美形式的纯粹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规定了文学艺术作品是否能成为“经典”。

　　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界开展了一场有关表现主义的论争，卢卡契、齐格勒与布洛赫等人各执己见，这场论争逐渐上升为关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美学评价的论争。现代美学理论较为系统地论证了文学艺术的政治价值和在改造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逐渐成为文学艺术史和审美教育活动中的经典。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和政治价值有着复杂的关系，而只有在具体的审美关系和审美语境中，文学艺术的价值才是具体的和有意义的。在20世纪美学的发展过程中，关于现代文学艺术的经典性的美学原则逐渐形成共识。辩证的、复杂的、与具体语境相联系的审美价值和政治价值成为说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作品的理论原则。

　　从美学角度看，对“红色经典”的理论阐发，显然不能局限在康德美学或者各种后康德美学的理论框架中，如果考虑到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简单的现代美学的理论原则也是不充分和不全面的。

　　考虑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特殊性，考虑到从延安时期开启的新的文学艺术传统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应该深入而全面地研究百年“红色经典”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红色经典”的美学依据及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从马克思主义美学或者说从世界美学的角度看，“红色经典”是一个美学的类型和审美对象。从理论上看，文学艺术领域的“红色经典”最重要的美学规定是对社会主义目标的表征，这是“红色经典”与其他类型的现代派和当代文学艺术相区别的关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

　　文学艺术领域的“红色经典”以其艺术性和情感影响力达到了堪称典范的水平。从美学角度讲，用感性形象的文学艺术表征出具有很高的精神性和理想性的信仰和信念的确是件困难的工作。“红色经典”质的规定性之一是用现实的人物形象和平凡的生活材料表征出崇高的精神和不平凡的世界，这意味着对作家和艺术家的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深度、广度和崇高的程度都有较高要求。鲁迅先生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只有作家本身的精神灌注了“人的本质力量” ，那种闪耀着人性光辉、具有神圣性的情感才会在其作品中再现，从而塑造出具有强大精神力量与深远影响的文学艺术形象。

　　延安时期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期，它于中国革命事业的意义，仿若古希腊对于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的意义。延安时期仅有短短13年的时长，这一时期，物质环境艰苦，政治环境相当复杂，但是，文学艺术家们在强烈的情感和精神力量的推动下，用直朴的艺术材料和艺术手段在文艺创作中笃定前行。正如军事方面，八路军用小米加步枪创造了诸多军事奇迹一样，在延安时期那个特殊的条件下和氛围中，文学艺术创作却如火山喷发。延安时期的文学艺术家们创造了诸多“红色经典” ，并规范了“红色经典”这一新的美学类型的精神指向和美学方位。在喜迎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历史时刻，从世界美学的高度和美学规范的角度思考和阐释蕴含在“红色经典”中的文化意义和审美意义，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项重要的理论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学艺术创作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红色经典”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的价值引领和情感依托。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

　　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创作审美价值和信仰价值高度统一的文艺作品，是时代的呼唤，也是现实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能感受到“历史的风”的强劲，也感受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诉求与谋求个体利益及局部利益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断层落差。马克思所期待的“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美好愿望，仍然只能是部分实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红色经典”所承载的理想具有一份沉甸甸的力量。

　　风云变幻，时势更迭，有信念和信仰的文学艺术作品才是我们给予这个时代、给予广大人民群众精神鼓舞和情感支撑的精神食粮。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和世界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研究表明，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引导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用艺术的形象和艺术的语言表征出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这是“红色经典”成其为“经典” ，并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根本理论规定。

　　（作者：王杰，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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