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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重要思想。近年来，文艺工作者一直努力发挥文艺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扶志”“扶智”作用。

　　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中国电影尤其要瞩目高远，要给中国农村文化以及脱贫攻坚事迹搭建一条高效的展示和传播路径，更要通过自身的教育性和引导性为贫困地区带来脱贫的自信和正能量思潮。这些充满机遇的挑战俨然成为当下中国电影人的重要实践课题，而新主流电影就成为其中最为切题的抓手和中坚力量。

　　受惠于相关政策的大力扶持，越来越多的电影创作者将目光聚集到中国农村脱贫攻坚这一时代旋律之中。《十八洞村》《李保国》《又是一年三月三》《最后一公里》《迟来的告白》《秀美人生》《一点就到家》等新主流影片陆续登陆大银幕，很多都收获了良好的市场反馈。整体来看，目前农村扶贫题材影片艺术水准还不是很高，一些影片的审美还止步于僵硬的口号宣传和刻板的人物形象，能够走上院线实现营收的影片也占少数，仅凭个别优秀影片尚无法使农村扶贫题材在中国电影的主流市场上守住一席之地。我们要在策划方向上转变思路，针对现有的资源和基础，打造农村题材新主流电影的特色叙事策略，突破原有受众圈层，加强内容传播效果。

电影《十八洞村》剧照

　　扩大受众圈层避免内部循环

　　目前阻碍农村扶贫题材影片进一步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受限于影片制作的投资体量，中低成本（以低成本为主）的农村扶贫题材影片往往无法和其他院线影片的工业化制作水准和运作模式相比拟。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的市场化和工业化不断成熟，我们的电影投资额度也在连年逐步走高，观众已经越来越习惯高投资影片的制作水平，而绝大多数扶贫题材影片还停留在中低成本，这意味着该题材影片很难邀请到一线的创作人员，同时制作设备和制作周期也大大受限，难以体现现阶段中国商业电影普遍的工业化水准。另一部分原因是目前农村扶贫题材影片在内容策划层面没能兼顾主流电影受众的观影诉求，这也是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

　　按照对于该题材的相关程度，电影的受众可划分为三层。第一层是脱贫攻坚被帮扶的对象，也就是“被帮扶者”，比如正在经历或曾经经历过扶贫的贫困人口；第二层是近距离参与到农村脱贫攻坚战的人，也就是“帮扶者”，比如村干部、驻村干部、学者、扶贫企业家等；第三层是在个人成长经验中对此并没有太多亲身了解的人，可以说是“旁观者”，比如现在二十岁上下的城市人口，他们是中国的主流电影消费者。

　　目前，我们的农村扶贫题材电影的实际受众主要集中在第一层和第二层。对于这批受众来说，电影的最主要的功能是塑造扶贫过程中双方的榜样形象，激发观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觉醒，调动自尊、自信、自强的脱贫积极性，提供学习范本的同时表彰并传颂脱贫攻坚现阶段的工作成果，这两层受众本身大多不是中国电影的主要消费者。目前针对这部分受众来制作的电影主要依靠政策扶持，艺术创作受市场经济影响较小，但这样一来，是社会效益的大打折扣，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循环加重了不同观众圈层壁垒的隔阂，不利于凝结中华民族对于这一关键时期的集体记忆，而此前的主旋律电影也走过类似的弯路，值得复盘和借鉴。

　　在1987年3月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主旋律电影”被正式提出，其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20世纪三十年代左翼电影的创作态度，饱含着对民族性的书写和不屈的斗争精神。然而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电影进入市场化阶段后，一些主旋律电影过于追求英模题材的说教性且不注重工业化电影制作中类型范式的创作倾向，一度使影片陷入故步自封的境地。

　　此后，主旋律电影进入在创意策划层面求变求生的时期，“新主流电影”便是相对主流电影的困境而提出的战略性的创意。马宁在《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中倡议，新主流电影在叙事层面应主张“结构大于任何一个元素”，主打小规模、多特征、具有娱乐意义的中低成本影片，并强调电影创作者应了解怎样使自己的“个性”成为观众喜欢的“物质”。韩志君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我看“主旋律”与“多样化”》中同样强调了艺术表现的“使用价值”即商业性问题，并且提出“主旋律”和“多样化”应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而非对立，他认为“多样化”的作品在“突出主旋律”这一点上应是相同的，只是在怎样突出、用什么形式、以什么样的艺术个性去体现多样化这方面有所差异。

　　中国电影市场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市场，要想让农村扶贫题材影片有更强的传播力度和有更广阔的市场潜力，我们必须在确保主流价值输出的同时，让广大电影观众都能对人物关系、故事环境产生一种亲缘性，加强全国人民对于农村扶贫的深刻认识和团结性，实现破圈效应，而破圈的一大前提，首先就是要让“他人的故事”变成“观众自己的故事”。

　　当我们把受众群体分解为一个一个的观众个体，然后去深入观察“观众看电影”这一过程，我们便会发现，在整个放映过程中，信息的传播载体不只是“电影”，还有正在观看电影的观众本身，也就是说，观众在看电影的同时，一方面在接受电影内容（外部信息传播），同时另一方面还在接受对自身的自主审视和思考。

　　人内传播虽然是发生在独立人体内部，但这个过程并不是孤立的。作为一个传播系统，它的信息输入和信息输出对象都是外部环境，本质是社会实践的反映，是其他一切传播活动的基础。只有实现人内传播，才能使观众对原本陌生的人物或故事产生共情和移情的心理，从而促使他们对此类题材抱有好感和持续关注。对于农村扶贫题材来说，想要扩大受众圈层，就要提升内容对于主流观众群体的人内传播的积极能动性，而这又与“拟态环境”的搭建相辅相成。

电影《秀美人生》剧照

　　搭建“拟态环境”实践共同体美学

　　近年来，与城市化水平稳步提升相对应的，是中国主流电影市场中“农村”形象逐步边缘化的尴尬处境，这也使得“农村”的概念和形象正在商业故事片中变得越来越模糊，在这一情景下，农村扶贫题材的影片本身就面临着艰难的市场化道路。

　　对于中国电影市场来说，我们的观众普遍经历过由高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或是直接或是间接的农村经验断层，很难再仅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家中长辈的经验来对“农村”这一意象产生亲近感。

　　陌生感会阻碍人内传播的积极性，而“拟态环境”是与之对应的解决方案。“拟态环境”由美国传播学学者李普曼（WalterLippmann）在20世纪二十年代所著的《公众舆论》中提出，指的是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信息的选择、加工、输出，向受众所提供的认知环境。李普曼指出，现代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巨大和复杂化，因此，受众不得不通过媒介去了解那些超越自身经验的事物，而传播媒介实际上并非为受众复原客观环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象征性环境，即“拟态环境”。

　　参考过往片例，扶贫题材的叙事视角除少数影片选取“被帮扶者”视角，绝大多数选取的都是“帮扶者”视角，如影片《李保国》以我国著名的山区治理专家、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的扶贫经历为原型素材，《三变》是以盘县娘娘山高原湿地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陶正学的个人事迹为原型素材。这两部影片都在极力向观众展示学者和企业家是如何克己为公，用自己的能力帮助山区振兴经济摆脱贫穷落后，讴歌了牺牲奉献的精神，也向观众传达了中国脱贫攻坚的战绩和决心。

　　相较而言影片《一点就到家》对于农村自然风貌的“拟态环境”搭建更具指导意义。在此之前正所谓“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身处其中的人已经习惯于绿水青山、鸟鸣花香的环境，也习惯于慢节奏的生活，但这对城市观众来说就颇具吸引力了，尤其是对于每天疲于挤公交地铁、上下班往返就要三个小时、频繁加班甚至焦虑失眠的城市年轻人来说，村庄里质的生活模式天然就是躲避纷扰、逃避压力的庇护所。电影《一点就到家》通过描写主人公魏晋北（刘昊然饰）来到农村后身心健康的转变，凸显农村的这一抚慰人心的居住环境，将传说中“诗和远方”形象具象化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并给观众传递一种观念：这里拥有着城市人可望而不可得的美好，这里可以治愈城市带给人的病症。于是，城市受众在观看影片时内心优越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对于故事所在地产生了向往与兴趣，从默认的“农村需要帮助”变为“我们需要农村”，借此形成“帮扶者”和“被帮扶者”关系的一次悄然对调，通过打破观众原有预期，加强人内传播的积极性。

　　对农村文化环境的拟态搭建也是以此为出发点。与多数农村扶贫题材的影片不同，《一点就到家》所书写的主题并不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强势帮扶，而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双向帮扶，甚至是人类和大自然之间的双向帮扶。比如帮助彭秀兵（彭昱畅饰）创业的魏晋北，也在彭秀兵的帮助下摆脱了抑郁和失眠，甚至重新找到了人生奋斗方向，这里彭秀兵所体现的是农村文化中的单纯和善良；比如三个年轻角色的出现的确是帮助这个千年古寨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潜力，但同时，他们三个人也纷纷被这个千年古寨所治愈着，就连影片中咖啡豆的种植也仰仗着大自然对这片土地的馈赠，这里体现的是农村文化中对自然力量的尊敬，值得一提的是，在影片《十八洞村》中也曾有异曲同工的文化建构，这些建构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两部影片对于观众来说更具“共情、共鸣、共振”的情感感知基础。

电影《一点就到家》剧照

　　扶贫所帮扶的不仅是经济，更是一种思维文化。“拟态环境”的搭建有助于打破原有受众分层，通过影片完善经验弥合，促进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建构。当“帮扶者”和“被帮扶者”的思维分界线在影片中变得模糊起来的时候，对于原本的“被帮扶者”来说，这是对未来继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积极暗示；对于“帮扶者”来说，这是让他们的形象变得更加生动，让他们的付出有了更加人性化的动机和回报；对于“旁观者”来说，影片中农村积极的新面貌让观众有了对祖国农村崭新的共同记忆，收获了前所未有的经验和体悟。这种看似“越界”的内容策划和传播理念，其实恰恰是破圈效应出现的重要前提。

　　眼下中国脱贫攻坚战的成就令世人瞩目，未来中国还将继续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中国电影必须要结合时代的特色语境，实现农村题材影片的精品化，打破原有圈层，让“旁观者”加入到时代的集体记忆中，为乡村振兴、为新农村建设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唯有这般，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助力国家发展，成为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体美学追求的精神纽带。

　　（作者：席可欣，北京电影学院管理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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