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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艺要书写时代的巨变

　　2018年11月1日至2日，由中国政府和世界银行联合主办的“改革开放与中国扶贫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说：“特别是40年前，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同时也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减贫进程。”消除贫困，是自古以来人类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将消除贫困提升到国家战略来推行，是中国历史也是人类历史上的壮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力度、规模和影响前所未有，中国扶贫具有整个人类历史层面上的意义和世界性的价值，其艰难曲折的过程和辉煌灿烂的成就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部壮丽史诗！有人如此中肯地评价，“如果没有中国的扶贫成就，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就难以实现”，“全球在消除极端贫困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主要归功于中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再接再厉、一鼓作气，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又提出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扶贫、脱贫胜利在望，扶贫、脱贫不是就此止步，而是要面向美好的未来继续大踏步前进。

　　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们的文艺要书写时代的巨变，要真实地反映中华民族在走向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每一道鲜明的时代足迹。就扶贫主题小说而言，二三十年来佳作不断，已然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当代文学潮流，当下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回顾、梳理、分析与反思。

　　二、扶贫小说的时代主题

　　赵树理的《三里湾》（1955）、柳青的《创业史》（1960）、周立波的《山乡巨变》（1960）等小说，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时代主题，揭示了中国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进程中的精神风貌和社会面貌，曾经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实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又一醒目的时代主题——“扶贫”逐渐进入文学创作的视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精准扶贫”思想，之后中央进行扶贫工作全面的顶层设计，精准扶贫工作迅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文学要反映社会生活，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扶贫小说”是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重大突破与发展，堪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主题的小说相媲美。

　　言论关时务，篇章见国风。扶贫小说能很好地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扶贫。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脱贫这条道路上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与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贫困人口脱贫列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2015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宣布：“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于是，中国开始了堪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脱贫攻坚战。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正是这一号召，激发起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空前热情，他们不仅以各种形式亲身投入到扶贫工作之中，还以各种文艺形式来反映扶贫工作和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的社会现实。

　　在文学创作方面，扶贫题材的作品如雨后春笋，取得了十分喜人的成绩，其中尤以小说为最。近年来，关仁山的《金谷银山》、马平的《高腔》、江觉迟的《雪莲花》、贺享雍的《天大地大》、潘红日的《驻村笔记》、李明春的《山盟》、班源泽的《阳光起舞》、赵德发的《经山海》、唐成的《扶贫札记》、韩永明的《酒是个鬼》、章泥的《迎风山上的告别》、何开纯的《桃园兄弟》、杨遥的《大地》、罗涌的《深山松涛》、林雪儿的《北京到马边有多远》、唐天马的《风云际会》、张成海的《城门》、韩宏蓓的《暖山》、昃文江和王方的《毛驴上树》、路尚的《安农记》、王洁的《花开有声》、张兵兵的《扶贫一线》……这些扶贫小说引起了较大反响。有学者将《金谷银山》誉为“新时代的《创业史》”，将《雪莲花》比作“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可见对扶贫小说评价甚高。从这类评价中，我们可看到文学主题时代变迁的历程，可看到《创业史》《山乡巨变》等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与《金谷银山》《雪莲花》等扶贫小说的内在关联性与历史延续性。可以断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题材小说，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和反映扶贫的，恰恰是最能反映时代变迁主题的两类小说，也最能凸显“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特征。故而，扶贫小说必将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占据一个显要的位置，它形象地刻画了时代的发展脉络，是现有文学体制下合乎生活逻辑的合法而又合理的文学现象。

　　当下扶贫小说的主题与新时代紧密相关，其兴盛是作家浸染于这个时代氛围中的必然结果。实际上，扶贫小说有一个长期酝酿与发展的过程，这点很容易被忽视。早在1996年《清明》第1期头条就发表过谢志斌的中篇小说《扶贫》，2000年1月新华出版社即出版张百新的《三西扶贫记》，同年同月天地出版社亦推出阿克鸠射的《悬崖村》。后至2011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刘彦庆的《驻村干部扶贫笔记》、201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潘年英的《扶贫手记》等等，扶贫小说一路缓缓而行，没有间断，党的十八大之后更是大量涌现。从中我们不难理解这一文学现象繁荣的社会动因，使我们真切感受到脱贫攻坚的时代紧迫感。

　　三、扶贫叙事的不同视角

　　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主题的文学创作不同，扶贫题材的文学作品体式多样，小说、散文、诗歌、笔记、日记、札记、纪实、报告文学（或非虚构）等几乎应有尽有，而且传播的方式、范围和速度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而作品的受众面更为多层、立体与宽泛。对此，可另题探讨。单就叙事视角而言，扶贫小说较之于视角相对单一的农业合作化小说，则要丰富得多。

　　扶贫是全国性的政府担当与作为，扶贫干部身份因而成为扶贫小说的最常用视角。林雪儿的《北京到马边有多远》，是以中央、省、市三级纪委在马边扶贫为题材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潘红日的《驻村笔记》，讲述由志平、冰儿、国令、阿扬和阿才组成的精准扶贫攻坚第七小分队，奉命进驻河城县天马乡贫困村红山村的故事；刘道云的《第一书记》以小说的形式、白描的手法，刻画了一个新时代共产党员、扶贫干部何丰华的光辉形象；张兵兵《扶贫一线》的主人公王思邈，是西北一个小县城的扶贫办主任，他深入一线，以求真务实的精神为黑原县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而努力；徐文忠的《金色的阳光》写税务干部扶贫，罗涌的《深山松涛》写检察干部扶贫，杨一枫的《扶贫笔记》写报社主任编辑扶贫，唐成的《扶贫札记》写工会干部扶贫等等。不同政府部门的大量干部参与扶贫第一线的这一视角，真实反映了国家对脱贫攻坚这一伟大的人类壮举的强大信心和坚强作为，从而使扶贫小说更具时代性风范。

　　大学生担任村官是扶贫小说的一个全新视角，是中国当代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新突破，而且这类小说还兼具成长类型小说的特征。路尚的《安农记》，叙写了哈佛留学归国博士石润生到贫困县任代县长，立志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故事；他胸怀大梦，脚踏黑土，不仅精准扶贫工作做得出色，还收获了美好的爱情。何涌的《泥窝物语》讲述了四川某地泥窝村脱贫的故事，塑造了两任大学生驻村第一书记卢子美、唐小哈的形象。这类视角带有普遍性，小说并没有生造人物形象，读起来真实可信，充满时代新变和生活气息。现实中，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黄文秀深入广西贫困山区做村官，参与脱贫攻坚工作，后来英勇牺牲的故事激励了很多年轻人。如此真实的扶贫生活实例，让读者不会怀疑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卢子美和唐小哈先后去泥窝村做“第一书记”的真实性。他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自身经验不足的问题，还要面对很多思想保守落后、充满小农意识的村官，以及部分性格古怪难缠的村民。可以说，这类视角的扶贫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当代小说的表现领域，推动了当代小说叙事向纵深发展。

　　在我看来，扶贫小说中的儿童视角最具色彩感，也更动人心魄。王洁的《花开有声》具有留守儿童和精准扶贫的双重主题性质；纪红建的《家住武陵源》是一部体现精准扶贫的现实题材儿童小说。曾绯龙、张昱煜的《扶贫路上的追梦少年》，讲述了余梓洋、郭云柯、邓韬、雷永微、谢高庆、刘荧芳、左伟波、谢嘉成等8位少年追梦者的故事，这一群像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顽强与灿烂。章泥的《迎风山上的告别》，则以残障儿童的视角捧出了一个有温度的脱贫攻坚故事。韩宏蓓的《暖山》诠释大爱，温情款款，以儿童视角讲述了豫西贫困山村精准扶贫的真实感人故事。而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江觉迟的《雪莲花》，尽管是以主人公梅朵从内地来到藏族聚居区支教、帮扶为视角，但对象却是儿童，艰苦的深山草原生存环境和川藏地区的风土人情相互交融，读起来特别感人又别具风味。总之，这类叙事视角带有明显的精神扶贫、扶志的意味，而且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实属难得。

　　儿童视角的扶贫小说中，谢莲秀以农村留守儿童为叙事主线的长篇小说《暖村》很值得关注。作者以如凿的笔尖，为我们洞开了一个乡村留守儿童的独特世界，形象地勾画出一连串震撼人心而发人深省的故事。作者无意去描写无数的打工场景和打工者的各色人生，选取的只是一群乡村儿童的现实生活，并以此作为这个时代的横切面。但读者通过阅读感受，就能够想象出他们的父母在打工世界里的艰难，同时勾起对以往美好而宁静乡村的记忆。诗意与现状的对照，灵与肉的相互折磨，在关于“原乡记忆”和“栖居地”的剖析中，还原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脉络。小主人公甜甜和牛牛的父母亲秋林和海棠，他们在打工城市里遭遇车祸而客死他乡的情节；失去儿子、儿媳妇独自照顾孙子孙女的失明老人端福叔公；山体滑坡中为保护孩子而失去右腿的五谷老师；倍感孤独收留流浪狗又患上狂犬病而夭折的红月；以及父亲打工后罹患精神病，自身又患白血病后依旧努力上进的余香……诗意与黯淡，两相对比，乡村曾经的田园式安宁生活与当前萧疏的处境，效果达到了很强的张力。毕竟文学之于现实和人生，就像卡尔维诺所言：“在遭受痛苦与希望减轻痛苦这二者之间的联系，是人类学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常数。”从这个意义上讲，《暖村》是在诠释着我们今天整个社会都不得不面临而又难以去破解的一个“常数”。这类小说把象征农村未来的儿童推到读者面前，所引发的深思早就超出了普通的扶贫范畴，从而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意义。

　　扶贫小说的叙事视角肯定不只以上三种，然而仅从上述所列来看，即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扶贫小说可谓这个时代文学的重大收获，其丰富的内涵还有待我们不断地发掘和认真研究。

　　四、扶贫小说的生活气息和文化地理

　　扶贫小说当下生活气息浓厚，在场感真切，时代印记鲜明，很多时候深印文化地理的胎记。这些特征使扶贫小说的文学性、文化性和可读性大大增强。

　　下沉偏远贫困乡村的扶贫干部形象，以往小说中从未出现过；面临国家扶贫政策大力施行之下的很多新的农民形象，以往农村题材小说中也未曾出现过。我们最多能够从以往的小说中，看到曾经可能出现过的一些影子，却又与以往的小说人物迥然有异。很多扶贫小说中的干部，实际上是现实中的干部。小说内外，常常具有非虚构的纪实属性，有时甚至难以分清小说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人物。可以说，非虚构性是扶贫小说的又一个明显的特征。

　　这些小说中干部和农民形象的塑造，具有十分坚实的现实基础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且二者又与小说中的文化地理高度融合。昃文江、王方在小说《毛驴上树》中塑造了“毛驴”毛二贵形象，颇具代表性。毛二贵是个痞气十足的无赖，他白天上演全武行，晚上申请贫困户，搞得云蒙崮村鸡飞狗跳，麻烦不断。驻村一年的书记林大为平和宽厚，一一化解棘手的冲突和矛盾。《安农记》中的石润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更是一个扶贫干部，这个形象将孤儿、大学生和扶贫干部等身份揉合到一起，尽管有些理想化的虚构，却不失现实的真实性基础。

　　这类小说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感往往通过人物的地方语言来体现。《泥窝物语》中，像李泥香说的“这一次国家打雷扯闪来大动作”，像贾吉庆说的“你不把事情给我说清朗，孔子认得的老子认不得”，像贾吉庆劝蔡分田加入合作社时形容道“说上一捧芝麻的好话，蔡分田还是燕子衔泥紧闭嘴”，这些语言都极大提升了文学表现力，成功塑造了农村人物形象。作者在叙事时还使用了大量歇后语、谐音和人物外号，充满灵性和活力的农村土语描写，很符合人物的性格特征，使小说读起来更为生动有趣。

　　再以《泥窝物语》为例来略说扶贫小说的文化地理特征。《泥窝物语》不是社会学、管理学或经济学著作，它无需去真正地解决社会问题，它存在的基础是文学性。如果没有文学性，这部小说就是失败的，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卢子美对贾善人的生平考证、对贾家洞的文化挖掘，无疑丰富了小说的文化底蕴，又让小说平添了许多传奇性。作者穿插贾善人和贾家洞的故事，却并非闲笔，并非为传奇而硬凑，实际上与扶贫工作息息相关。一是试图从文化和思想观念上克服扶贫工作所面临的困难，二是从中找到扶贫的另一条途径，比如开发泥窝村的文化旅游项目。由此看来，作者是要将对贾善人生平考证、对贾家洞的文化挖掘，置于小说整体的叙事结构中，使小说的结构勾勒出外在现实的叙写和内在文化历史的溯源两条主线，在整体上形成交叉与延伸的形态，使得小说的叙事立体而复调化。

　　此外，正如《创业史》中的蛤蟆滩、《山乡巨变》中的清溪乡，扶贫小说也颇具地方志、地名志和乡村志的特征。泥窝村、云蒙崮村、李家坝村、霞染村、半面井村、红山村、悬崖村……大量面世的扶贫小说无异于在构建一部崭新的中国扶贫文化地理，其间或溢出当下“扶贫”内涵，又增添诸多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生趣，也为“扶贫”这一时代文学主题插入系列生动而鲜明的注脚。

　　五、结语

　　扶贫文学业已形成一股声势较大的文学思潮，而且这股潮流还在汇集、发展和壮大之中。以上所言，限于篇幅，只能是浮光掠影式的描述。扶贫题材的艺术表现形式，扶贫小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就影响力和受众面来看，远不及扶贫影视作品，其现状和原因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的另一个侧面。2020年是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在此有必要就反映这一时代变迁的扶贫小说来进行某一层面上的观察。一方面，扶贫小说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主题，是时代留下的一道鲜明的印迹；另一方面，扶贫小说的成就得失，也需要评论界细加研究，以推动文学的良性发展。如果回到文学本身，扶贫小说也确实有一些可能存在的缺陷。比如，扶贫小说有很多的日记体和札记体，对扶贫生活过于真实地描述，自然就缺乏艺术加工而影响到文学性的凝聚与提升；再比如，有些扶贫小说存在图解政治和政策的弊端，没有艺术地处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也出现了不少政治传声筒类型的作品，从而影响了文学时代性真正精髓的文学表现；还有就是从典型人物的塑造来看，尽管扶贫小说已出现了很多独特的人物，但似乎还缺少真正最有代表性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时代形象。不过，扶贫小说的发展仍处过程之中，一定还会出现更值得期待的力作。

　　（作者：周航，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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