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图解政策的怪圈，关键在写人

——谈谈扶贫题材戏剧创作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在各地的文艺生产规划当中，扶贫题材或者说小康建设题材成为年度抓手，是意料中的事情。在舞台艺术领域，也涌现出了一大批相关题材作品，有的已搬上舞台，有的还在进行剧本的创作打磨。在有关渠道的统计中，目前全国各省区市重点推进的相关创作，有戏曲28部、歌舞剧11部、话剧15部、音乐剧3部、儿童剧1部。这还不算未列入的、更基层的大量文艺院团的相关创作，可见这类题材创作在今年的热度。受疫情因素影响，可能部分创作受到了冲击，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依然能够感受到其中的炽热与坚韧。或许若干年后，都会成为舞台艺术很温暖别致的记忆。

　　那么，应该怎么看待这个创作现象呢？

　　应该说，它跟我们文艺生产的体制机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带有较强的规划色彩。有的人可能觉得，这样的创作不过是为了完成政策任务，搞不出什么名堂。而以往的经验教训，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困惑，因为确实不乏这样那样问题的作品，虽然政策性很强，却往往成为主题概念化、表达宣教化、人物塑造脸谱化的“烂戏”。一个不断得到“佐证”的事实，进一步强化了某种认知偏执，得出“扶贫题材不好搞、搞不好”的结论，恰恰是进入了一个思维定势的怪圈——当创作思维被束缚在政策宣传的维度上，自我框缚的结果必然是降维了体验生活、消化题材、深掘主题、认识人物的能力，进而把作品当成概念的拼凑体。

花鼓戏《桃花烟雨》

　　诚然，包括生产规划在内的创作的不同环节，都有需要总结的地方，但习惯性地“甩锅”特定题材或任务，实际上是不够客观全面的。现在留下来的不少经典作品，像豫剧《朝阳沟》、评剧《刘巧儿》、歌剧《小二黑结婚》等，当年都是政策性、任务性很强的作品，但并不影响它们成为后来的经典。近些年反响不错的作品，像秦腔《花儿声声》、花鼓戏《桃花烟雨》、歌剧《马向阳下乡记》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政策表达诉求，同样有很好的成色。值得思考的倒是，为什么同样的题材，有的能够成为好戏，有的却成为过眼烟云？

　　就扶贫题材创作而言，如此集中地聚焦到同一题材领域，去探讨人类的贫困与发展问题，恐怕是前所未有的。这得益于我们在这方面所进行的诸多感人实践和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时代变迁里蕴含的生活能量及集体体验，给艺术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作为一种国家意志的决策，扶贫成为一项任务、课题或创作题材，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当我们谈论扶贫题材创作时，就需要有一种人文自觉，从带有阶段性、政策性的任务、课题中超拔出来，认识到题材背后蕴含的深厚历史、炽热生活、复杂人性及具有普遍性的本质。

歌剧《马向阳下乡记》

　　在我所见的有限作品中，有不少是讲扶贫干部、“第一书记”或优秀共产党员、技术能手带领群众脱贫攻坚的。其中不乏真人真事，但看完却觉得不好看、不感动，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图解政策，对扶贫工作和脱贫攻坚概念化、简单化处理。像惩治村霸、祛除陋习、治理环境、改造危房、修路引渠、对接外贸、接引项目等，一桩桩一件件，把扶贫干部塑造成法宝众多、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一会儿苦口婆心，一会儿运筹帷幄，有的甚至几乎必然地有跟家人不能团聚引起误会、自己忍病最后牺牲的情节。偶有尚能感动，频频成为意料中事，现在习惯的说法，叫做套路，是很难打动人的。再比如，几百年几十年不能通的路，一朝春风化雨，山沟沟来了领路人，一下就把路修通了；或者那里卖不出去的优势资源，扶贫干部一来，突然啥都对接上了。各地都这么图解和概念化、简单化处理，结果就是面目相似，看不到各地扶贫脱贫的社情民情差异，看不到人与贫困作斗争的内在的动态逻辑，更难以从中捕捉到深层的根源与人的精神挣扎。仅仅是政策而没有吃透政策背后人类的贫困与发展的重大命题，没有认识到扶贫脱贫的艰巨性、复杂性，对此壮举的讴歌也是肤浅的。

　　在面对贫困之时，人怎么做往往只是结果，人们关心的、好奇的是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看过一个剧本，扶贫干部遭遇做买卖缺斤短两的村民，对他进行了劝阻。很明显，这是要批评某些陋习，可是又没有深入到村民内心深处。我们看不到这陋习跟贫困之间的必然联系，而只是偶然行为。那么，它在全剧中的效用，基本就是落空的。较差的生存环境，要投射到人的内心，才能建立起人与贫困之间的戏剧关系；围绕人而不仅是事所展开的扶贫，才更具有“人类的贫困与发展问题”的普遍价值。因为它们更容易挖掘到根源，更容易集中。像秦腔《花儿声声》里，因为有了故土情结，有孜孜不倦的打井寻水，我们便深深理解其中贫困的迫不得已，进而从最后的动迁中感受到政策的春风吹拂。而最近甘肃有一个话剧，讲基层干部退位让贤，六个老汉一起去植树治沙，角度新颖，语言风趣，反映出了当地脱贫攻坚乐观豁达的精神面貌。它的可贵，就在于写人，写人在那种处境中的选择与甘苦。

秦腔《花儿声声》

　　贫困问题，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有着深刻经济社会根源的重要命题，也是各国持续关注的世界性难题。走出图解政策的怪圈，关键在写人。当我们谈论扶贫题材时，如果仅仅停留在一些凭空就能想到的概念层面，或者图解政策，直接把政策话语用到创作当中，就很难触及到人面对贫困时的种种心理情态、行为逻辑和内蕴的深刻哲理。在小说《罪与罚》中，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在面对贫困时产生了一个惊人的逻辑，即通过抢劫弱小的房东去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与我们当下的扶贫题材进行类比并不恰当，但从中却可以看出，扶贫脱贫背后可能会有更深层的心理或哲学命题需要挖掘和剖析，进而为扶贫扶智提供人文的参考。

　　（作者：郑荣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报》新闻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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