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当代作家来说，深入生活也许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文学创作为什么要深入生活，它的理论根据和经验基础是什么，不同时代、不同作家是如何付诸创作实践的，今天的作家是否有必要深入生活，对这些与深入生活有关的重要问题，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却缺乏深入的思考。于是在创作中就常常忽略了深入生活这个文学创作的重要前提和创造环节，结果因为缺少生活的源头活水而导致文学作品的贫血和文学生命力的枯萎。近一个时期，文学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都与此有关，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为了创作《平凡的世界》，作家路遥提着装满书籍资料的大箱子奔波在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了解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情况，熟悉作品所涉及的地域内一年四季的作物等巨细靡遗的生活细部。图为路遥（左一）在矿区体验生活。资料图片

　　1.作家有生活根基，文学才能担负起形象记录历史的重任

　　不论你对深入生活的态度和看法如何，文学创作是一个需要经验和阅历的事业，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王夫之有言：“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这个“铁门限”，是任何作家也逾越不了的。王夫之还说，你就是要去写一种宏观的“大景”，也不能对着地图发感慨，也“必不逾此限”。同样的道理，今天的作家即使是写科幻小说，也没有谁照着科学著作去演绎，也得把自己的想象和幻想附着在一定的生活基础之上。

　　为了丰富扩大自己的经验和阅历，中国古代有些作家甚至不惜终身漫游，把自己的生活寄托在飘泊无定的游历之中。有些作家则借贬谪或宦游之机，深入民间，了解下情，扩大自己的生活范围。外国也有如高尔基这样以流浪著称的小说家，曾经一度成为中国现代作家学习的榜样。不论这些作家最后的成就如何、影响如何，通过上述不同途径、不同方式所获得的生活阅历和人生经验，都是他们文学创作的重要滋养，他们的作品因而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面貌。

　　与古代作家和外国作家的自发行为不同，深入生活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种自觉的提倡，也是一种有组织的实践。从抗战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深入生活一直是中国作家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自觉行动，现代中国社会在文学中因此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深刻、全面的反映，文学也因此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群众性，也更具普遍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在深入生活的实践中，也涌现出了如柳青这样一辈子扎根农村、下沉到底的榜样。

　　深入生活在现当代中国文学中得到自觉的提倡和实践，不仅仅是因为生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同时也因为生活是生生不息、变动不居的河流，需要作家不断地深入其中，把握流脉和走向。

　　与古典文学不同，现代文学是一种社会性很强、社会化程度很高的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更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晴雨表，是现代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面镜子。不同时期的历史变动和社会生活，都在现代中国文学中得到了全面、深入的反映。仅就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而言，如果依时间次序把这些作品串联起来，就是一部形象的近现代中国通史。这些作品全面、深入地再现了时代生活的方方面面，给当代社会留下了一份形象的历史记录。如果没有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了解、没有做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提出的“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深入生活，这是不可想象的，仅仅依靠一些走马观花、浅尝辄止的了解，也是远远不够的。

　　“改革文学”大潮兴起，激发了作家深入生活的热情，许多作家积极投身到农村和城市经济改革的大潮之中，争当排头兵和弄潮儿，用他们的观察和思考，也用他们参与改革的经验，反映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讴歌改革者形象，书写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可以说，没有作家对生活的投入和热情，也就没有“改革文学”所取得的重要成就。

　　“改革文学”大潮之后，中国文学经历了一个学习西方现代派和进行先锋文学实验的时期。部分作家渐渐失去了对现实生活的热情，也放弃了深入生活的努力，转而热衷于学习、实验从西方引进的各种观念、方法和技巧。这对当时的文学变革和创新追求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最终因为流于观念演绎和迷恋“炫技”而难以为继。尽管“新写实”创作对此前的极端追求进行了一点“修正”，但挡不住随之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20世纪90年代一段时间的文学即陷入迷失，深入生活暂付阙如。

　　新世纪以来，文学秩序得以重整，深入生活的呼声渐高，但由于作家队伍的更新换代，20世纪80年代比较活跃的作家，这期间的创作多处于“转向”“回归”或反刍、保温的状态，无深入生活的迫切需求。新进作家则从观念到实践都对深入生活比较陌生。这样就使得当下的文学创作出现了许多因疏离生活而产生的问题。现在到了需要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柳青（左一）与皇甫人民公社干部交谈，摄于1963年，资料图片

　　2.作家生活库藏的陈旧和匮乏、作品情节的模式化和概念化、人物形象的符号化和类型化：文学疏离生活的三大表现

　　曾经有论者说，某些反映当下农村生活的作家，其笔下的农村实际上还是改革开放以前甚至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以这样的农村生活积累，却要反映当下农村的新气象、新状态，塑造新时代的农村新人形象，无疑是南辕北辙。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以旧生活写新时态”，或者说，是以旧的生活形式反映新时代和生活的新状态。这种现象，在其他题材的文学创作中也不乏见，说明某些作家的生活积累确实是到了该充电的时候了。

　　文学不是新闻报道，不必刻意讲究创作素材和作品题材的时效性。但文学作品所描写的社会生活，并不是客观地陈述一些生活事件，而是作为人物创造的环境，对人物成长和人物性格的形成起催生、孕育作用。一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在文学作品中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环绕”作品的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依据。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强调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恩格斯批评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中的环境“不是那样典型”，就是因为这部作品写的是19世纪80年代伦敦东区一个普通女工的人生遭遇，但作者对伦敦东区的环境和工人生活状况的描写，还停留在19世纪初期。这就使得作品主人公的思想性格和心理行为失去了现实的依据，从而不能真实地反映主人公生活的那个历史年代。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生活环境之中，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今天和未来。40多年来，中国农村所发生的广阔而深刻变化，也应该像恩格斯所说的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的历史一样，在文学描写中，“占有自己的地位”。无视这种变化，不愿意去更新和丰富自己的生活库藏，一味地满足于陈旧的乡村印象，不可能对当今农村的现实关系作出真实而深刻的艺术描写。

　　作家生活库藏的陈旧和匮乏，也导致了文学作品情节的模式化和概念化。这类创作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先有一个现成的理念或概念，而后再照这个理念演绎出一套情节模式，根据这个模式进行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历过文学“寻根”和现代派实验之后，作家处理生活素材和提炼文学题材的方式，开始转向文化视角，中西方各派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在20世纪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存在主义哲学，就成为某些作家争相图解演绎的对象。近期，因为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剧，以关注现代性和现代社会问题为中心的西方某些社会学派的理论，又被一些作家奉为圭臬，成为他们反映中国社会变革问题的主要模式。结果，在最近一个时期某些作家的创作中，我们就不难看到，凡写社会问题必归于存在的荒谬，凡写人生遭际必堕入终极的困境，凡写城市化进程必表现乡村的凋敝和溃败，如此等等。

　　离开对现实关系的深刻描写，放弃对人物命运的深入把握，只是把存在主义的哲学理念，只是把西方工业化进程中的某种模式和某个社会学观点，生硬地嵌进作品的情节，使之成为搬演这些哲学理念和社会学模式的道具，这样的创作，怎么可能让人觉得亲切？较之这些高度抽象的哲学理念和从西方社会特定历史进程中概括出来的社会学模式，现实社会和人生问题要远为生动具体，也更加丰富复杂。尤其是当今中国，正处于急剧变革和高速发展时期，没有从深入生活中获得丰富的材料、深切的体验和独特的思考，单靠这些抽象的哲学理念和简单的社会学模式，是不可能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特质，也不可能反映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更不可能如鲁迅所言，写出今天中国“我们国人的魂灵来”。

　　与作品情节的模式化、概念化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人物形象的符号化、类型化。一直以来，文学创作中存在一种“极端化写作”现象，表现是没来由地把一切苦难都加到一个人身上，让她（或他）永远在荆棘丛中行走，不论时间长短、程度如何，最终都是遍体鳞伤或走向死亡。这种“极端化写作”，最先源于一种电视剧的情节模式，而后见之于小说创作，再后来便成为一种流行的写法。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主人公的苦难发生的生活逻辑，也看不到接踵而来的苦难之间的社会关联，甚至连对主人公造成伤害的天气，也是要风来风，要雨是雨，可以由作者随意调度。这样的作品，让我们看到的不是现实的人的生活图景和生命旅程，而是神魔小说《西游记》中唐僧师徒的历险记和受难图。

　　与这种“受难型”的人物相对应，另一些人物则是欲望化的符号。在这类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作者对各种琐碎露骨的欲望化描写和对人欲的大肆渲染，却看不到作者对人物现实处境的真切了解，也看不到对人物的行为动机和心理性格的深入剖析。这样的人物形象，只是一些类型化的大众文化符号。依靠这种类型化、符号化的人物形象，无法抵达生活的本质和真相，无法反映出文学的真正价值。

　　3.今天的作家在丰富和更新生活库藏、熟悉和了解生活新变化的同时，应该把深入生活的重心调整到思考生活上来

　　也许有作家认为，这些问题都与深入生活无关，或关系不大。今天的社会资讯发达，了解和熟悉各方面的社会生活情况十分便捷。作家与人民群众之间，不像以往那样存在明显的鸿沟；现代生活的同质化，使作家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日益接近；人民群众知识文化水平显著提高，也拉近了作家与读者的距离。深入生活当年所要解决的转变立场、熟悉群众等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深入生活在今天已经不成为一个问题。

　　不能说这些说法完全没有根据，但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不意味着深入生活就过时了。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文学与生活的天然联系和血肉关系，同时也在于它对今天的文学创作仍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需要对深入生活有一个新的认识。

　　深入生活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方法论的概念，而是一个方向性的命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家如果不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这些变化，只满足于随着社会潮流滚滚向前，就事论事地反映这个过程，充其量只能得其表象，而不能深入揭示这场伟大社会变革的本质内涵。

　　无论是“中国故事”还是“中国经验”，都不是一些纯粹、简单的事实，而是凝聚了“故事”讲述人和“经验”传播者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独特思考。否则，这种“故事”和“经验”，也就不具备“中国特色”，因而也失去了独特的意义和价值。曾经一度流行的思想和情感的“零度介入”写作之所以难以为继，就是因为这些作品只有一些生活细节的散乱堆积，缺少将这些生活细节凝聚为一种生活故事、熔铸为一种经验形态的思想。

　　一般说来，文学作品是依靠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这是个常识问题。但同样有一个常识问题是，文学创作需要理性之光的烛照，即理性意识的指引和主导。这种理性之光，不是抽象的理论概念和命题，而是基于作者对社会生活的理性思考所得出的认识和看法。中外文学史上，那些能够深刻反映一定历史时代社会生活的作品，都不是误打误撞的结果，而是包含着作者对时代社会生活深刻的理性思考，并在这种理性之光的烛照下完成的。

　　以现代文学为例，没有鲁迅对封建社会和“国民性”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思考，就不可能有《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等经典作品问世。同样，没有茅盾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没有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和发展道路的深刻认识，也不可能写出《子夜》这部史诗性作品。在现代文学不同时期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理性之光的闪耀，都可以看到作家的理性在创作中所发生的主导和引领作用。

　　理性引导不是“主题先行”，与那种演绎模式、图解概念的创作有本质的区别。模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正是某些作家意识到创作需要理性引导，自己却不愿意或不善于运用理性思考的结果。理性思考是文学创作所应有的主体意识，是自觉的文学创造活动的表现。缺乏理性引导的创作，则是盲目的，没有灵魂的，是一种为写而写的机械的写作活动。当今一些中国作家也许不缺少深入生活的热情，却缺少这种从生活中获取理性认识的自觉。曾经有学者认为，当今中国文学并不缺少生活，而是缺少思想，并就此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今天的作家在丰富和更新生活库藏，熟悉和了解生活新变化的同时，应该把深入生活的重心调整到思考生活上来。只有对熟悉的生活进行深入的理性思考，才能真正深刻地反映和阐释这个处在伟大变革进程中的新时代。

　　4.现代资讯只能充当作家的“线人”，或给作家“报料”，真正的创作还需要仰仗作家全心全意地深入生活，身历心受，力践躬行

　　与中国古典文学所处的农耕时代不同，中国当代文学从一开始就置身于一个全球工业化的时代。经过一个工业化的过程之后，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快速进入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时代。信息时代资讯发达，给作家了解社会熟悉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同时也在作家与社会生活之间设置了一道屏障，给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造成了很大影响，导致有些作家只满足于依靠各种媒体和自媒体，尤其是网络信息进行创作，出现了一种依靠媒体信息写作的“资讯写作”现象。如何正确对待各种现代资讯，在充分利用现代资讯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又摆脱对它的依赖，是今天的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20世纪40年代的新闻工作者曾经批评过一种“客里空现象”。“客里空”是苏联话剧《前线》中的人物，身份是前线特派记者。这位记者写的报道很多，在读者中很有名气。但他的报道不是建立在深入采访的基础上，而是抓住一条新闻线索，便捕风捉影、随意编造。当他得知前线总指挥的儿子壮烈牺牲后，不经过采访，就坐在指挥部里编好了烈士牺牲前的豪言壮语和烈士父亲说的话，还伴随有许多“我看见”“我听见”的细节描写。有人问他，在电话里怎么能看得见总指挥的眼睛呢？这位记者说，要是只写自己看见的，就不能每天写文章了，也就出不了名。

　　“客里空”的故事显然带有很大的讽刺成分，但“客里空现象”却说明新闻写作和文学写作一样，都不能离开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都不能逾越王夫之所说的那个“铁门限”。新闻写作如果仅仅是发表一条简单的消息电讯，可以不涉及事件的场景和细节，但如果有进一步的深度报道，如写作通讯或某些报告文学作品，就不能离开真实的细节和场景，否则便失去了它所应有的真实性。尤其是那些强调文学性的新闻通讯和报告文学更是如此。

　　在这个问题上，依靠简单的新闻线索进行新闻报道和依靠媒体信息进行文学创作，有很大的相似性。曾经有作家说，现在的网络媒体上，除了作家的主观感受和创作灵感，其他的东西都能找得到。这种说法暴露了某些作家对媒体信息的依赖，同时也道出了文学创作从根本上离不开作家的主观情志和感性经验。一般说来，媒体提供的只是关于某些社会生活事件概要的信息和过程，或关于某些社会生活问题即时的看法和意见，作为创作素材，缺少浸透了作者的经验和感受的场景和细节，作为文学题材，也缺少经过作者深入的理性思考所进行的提炼与升华。

　　从生活素材到创作题材再到作品情节，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生活事件的平移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地集中凝练深化提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家从生活中获得的感性经验和对生活的情感态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没有这种感性经验和情感态度的作用，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就不可能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也更带“普遍性”。

　　20世纪40年代在根据地兴起的“新英雄传奇”创作，开始都是一些战斗故事和英雄事迹的报道，主要是作者的所见所闻或采访所得，大半属于新闻资讯。新中国成立后，作家有条件对这些战斗生活进行咀嚼、反刍。在这个过程中，作家融入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倾注了自己的主观情感，也有了深入的理性思考和自觉的艺术追求，于是出现了如《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红旗谱》这样脍炙人口的作品。

　　《红旗谱》的素材，最先是一个听来的故事，用今天的话说，属于一种口头资讯。但作者不是对这则资讯进行简单的形象加工，就写成小说，而是结合自己的革命斗争经历，在深入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地加深对主人公思想感情的体验和理解，同时也不断地积累生活经验，拓展生活内容，分析各种人物，丰富人物关系，从短篇小说、话剧到中篇小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创作过程，最终才写成这部反映中国现代农民革命历史的鸿篇巨制。类似的还有如《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也都是源于一些“听来的故事”，从这些口头资讯到文学作品，中间都饱含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艰苦努力。

　　社会资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班固所说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还是现代媒体所提供的信息，都是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以口头的或书面的资讯为线索进行文学创作，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不乏先例，但这种社会资讯也只能充当作家的“线人”，或给作家“报料”，更进一步地熟悉和了解生活的全貌，把握生活的内涵和底蕴，将这些简单的社会资讯和抽象的生活线条，具体化为色彩丰富的生活图画，还原为生活本身的感性形态，还需要仰仗作家全心全意地深入到实际生活中去，身历心受，力践躬行。陆游说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是一个真理，在今天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仍然适用。

　　随着媒体的更新和传播技术的发达，今天的作家每天都要接受海量的信息，处在一个信息爆炸、资讯泛滥的环境之中。在这些罗列为条目、短语、消息、言论、声音、图像、视频之类的信息和其他社会资讯背后，是具体鲜活的人和事，是人的喜怒哀乐，是人生的起落沉浮，是社会的发展变化，小而言之关切个人命运，大而言之则关系到国家和民族。不去深入地“观察、体验、研究、分析”所要表现的人和事，仅凭一点过去经验或粗浅印象，关在屋子里想象、虚构，或玩弄一些形式技巧，就想写出伟大的作品，结果只能做文学的“客里空”，不可能摸准新时代的强劲脉搏，从而赢得当代读者的青睐和认可。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某些现代资讯的传播方式，如传统的新闻文体报告文学，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或社会调查报告的写作，也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但集中起来，主要是融入了作家的主观情志和鲜活的感性经验，如作家的情感和思考的介入，具体生活场景和生活细节的描写等等。这种变化不单纯是为了增强作品的形象性和可读性，更重要的是让作品所“报告”和“调查”的人物和事件，更逼近生活的真实，更接近生活的原生状态。这些作家因而也十分重视深入生活，重视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体验、研究、分析”，有的作家甚至长期与写作对象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的作品因而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也因此创造了一种介于文学和非文学之间的中间文体。这种中间文体的出现，同时也给今天的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启示，说明任何带有文学性的写作，都离不开生活这个源头活水的浇灌。

　　（作者：於可训，系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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