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也是党的文艺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星火燎原到繁花似锦的100年。如果说红色文学是百年党的文艺事业中一道亮丽的风景,那么安徽红色儿童文学则是这道亮丽风景里的一个小景观。正如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安徽红色儿童文学里也有一部百年党史的缩影。
安徽红色儿童文学有其特定内涵
百年党史视野里的安徽红色儿童文学,有两个基本维度。一是作者和地域维度。“安徽”界定作者身份,指安徽本土作家,包括在外地生活的安徽籍作家,以及发生在安徽的重要文学现象。二是题材与主题维度。“红色”代表党和红军、代表革命和红色政权、代表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凡是在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反映革命斗争题材并体现共产主义教育主题的儿童文学,统称为红色儿童文学。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社会性质的时期。前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指1921年共产党成立以来主要发生在皖西苏区、鄂豫皖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革命题材的儿童文学。后者为新中国成立至今,随着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整个国家都是红色的,此前意义上的红色文学已经整体转型为国家文学,此时的红色儿童文学特指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题材创作的儿童文学。
中国红色儿童文学的兴起有安徽人的突出贡献
中国儿童文学是现代概念,《新青年》是中国红色儿童文学的摇篮。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起新文化运动、提倡儿童文学、建设革命文学,有安庆的陈独秀、徽州的胡适、六安的蒋光慈“三位安徽人”的突出贡献。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他创办《新青年》 ,发表《文学革命论》(1917),提倡“国民文学” ,这“国民”里就包括“人、女人和儿童” 。茅盾说,“ ‘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大概是‘五四’运动的上一年罢,《新青年》杂志有一条启事,征求关于‘妇女问题’和‘儿童问题’的文章。‘五四’时代的开始注意儿童文学是把‘儿童文学’和‘儿童问题’联系起来看的,这观念很对” 。陈独秀“不很赞成‘儿童文学运动’的人们仅仅直译格林童话或安徒生童话而忘记了‘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问题’之一。 ”(《关于“儿童文学”》1935)。可见陈独秀从“五四”之前到“五四”退潮后,不仅发起“儿童问题”大讨论,而且关心“儿童文学”的前途命运,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开拓者。胡适在《新青年》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提倡“白话文学” ,要让童叟妇孺都可以读;在安庆教育界演讲《国语运动与教育》(1921),强调“国语运动当注重‘儿童的文学’ ” 。
然而新文化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已经不可能完成其所宣称的“文学革命”的任务,一种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文学”正应运而生。最先高举“革命文学”大旗的正是蒋光慈,他为中国红色儿童文学写下光辉的第一页。1922年12月,蒋光慈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期间,经陈独秀介绍加入共产党,成为早期马列著作的重要译介者。目睹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儿童生活的新风貌,他情不自禁地创作了儿童诗《十月革命的婴儿》,“对苏联少先队的敬礼”,渴望在中国建立党领导下的少先队组织。1924年回国后,在《新青年》发表《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1924),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1925),创办“春雷文学社”和《春雷周刊》(1924),宣传革命文学,创作了长篇小说《少年漂泊者》和《疯儿》(1926)、中篇小说《短裤党》和短篇小说集《鸭绿江上》(1927)等一系列革命文学的开篇之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塑造了共产党人的革命形象。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作品,被当时青年奉为“圣经” ,在胡耀邦、习仲勋、陶铸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和回忆录中都说道,他们是在读了蒋光慈的革命小说后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安徽革命儿童文学里有一部党领导的革命史
在蒋光慈开启革命文学创作以后,一批安徽进步作家也自觉投入儿童文学创作,如“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儿童剧《少爷门前》(1934)和儿童诗《打开眼睛看世界》(1937)、“擂鼓诗人”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1938)和《给战斗者》(1943)、“民主将军”冯玉祥的《孩子团》 《小英雄》(1938)等。在陶行知影响下成立的新安旅行团(1935-1946),是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文艺团体,先后编辑出版《儿童生活》《儿童画报》《华中少年》等刊物,演出《抗日升平舞》《儿童解放舞》《参军记》等儿童歌舞剧,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被誉为“中国少年儿童的一面旗帜” 。
与此同时,发生在安徽本土的革命文学运动,是以《八月桂花遍地开》为代表的革命歌谣。1929年农历八月,正值桂花飘香的金秋时节,为庆祝区苏维埃政权建立,金寨县佛堂坳小学校长、共产党员罗银卿用当地群众喜爱的“八段锦”民歌曲调,创作填写了《八月桂花遍地开》歌词,并组织小学生在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演出成功,这首歌很快传遍鄂豫皖苏区,成为经久不衰的红色经典歌曲。皮定均将军回忆解放战争期间他率领部队在金寨吴家店休整时看到的情景:大娘们将糍粑和元宵送到驻地;妇女们一针一线地彻夜赶制军鞋、缝补衣服;小姑娘们围在战士身边轻轻地唱起革命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 。
以《八月桂花遍地开》为代表的苏区儿童革命歌谣,非常丰富,有以下五个方面特征:一是歌颂党、歌颂红军、歌颂苏维埃政权、歌颂人民解放做主人的革命主题最鲜明突出。如《山南海北飘红旗》《毛主席是咱救命人》 《只有拥护苏维埃》 《幸福日子万年长》等。二是描写孩子们在革命中成长为“小战士”“小英雄”的故事最扬眉吐气。如《少年先锋队队歌》 《儿童团员歌》《儿童团欢送红军》 《长大也当新四军》等。三是描写孩子们革命斗争的场景最精彩动人。如《拿起红缨枪》 《摸岗哨》 《打的鬼子直叫娘》 《骂汉奸》等。四是在新旧不同生活的对比中宣传革命道理最有说服力。如《十二月牧童歌》 《小放牛诉苦》 《四季读书小唱》 《列宁校歌》等。五是直接描写重大战争题材的革命歌谣最令人震撼。如《五六暴动》 《红四方面军东征胜利歌》 《皖南事变》 《淮海战役打得好》 《百万大军过长江》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安徽红色儿童文学再获丰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儿童文学建设,不断加强对儿童文学创作和评论的领导和管理,如创办《中国少年报》和《儿童文学》杂志,在上海、北京两地成立少年儿童出版社,各级文联、作协负责儿童文学作家队伍建设和儿童文学创作评论,成立各级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设立儿童文学评奖等。各方面齐心协力,迎来中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
革命题材的红色儿童文学在新中国的朝阳里喷薄而出,在江淮红色大地开出了灿烂花朵,在全国产生影响。如:鲁彦周的长篇小说《找红军》(1959)、奚立华的长篇小说《燃烧的圣火》(1979)双双获得第二次(1949-1979)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严阵的长篇小说《荒漠奇踪》(1981)获得首届(1980-1985)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全国特等战斗英雄边子正,以自己的战争经历为素材,创作了长篇小说《敌后小英雄》 (1976)和《魔窟脱险记》(1988),塑造了在革命中成长的小英雄形象。其他重要作品还有:孙肖平的长篇小说《我们一家人》(1956)、谢竟成的长篇小说《红心》(1973)、乔林的中篇小说《风雨摇篮》 (1990)、刘星的抗美援朝故事《神奇的利剑》(1991)、姚天志的传记文学《早殒的将星——彭雪枫故事》(1993)。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最早的“融媒体”作品,如著名画家鲍加绘画的图画书《小红军过草地》 (1983),不仅图文并茂,而且还是一部“有声音的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组播音录制,能看能听,讲述了13岁女红军小战士在长征途中得到同志们关心帮助最终走出草地的成长故事,充满诗情画意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以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 2020年两次考察安徽发表重要讲话以来,安徽红色文艺创作以电视剧《觉醒年代》(2021)为代表,主要是进行党史、革命史教育。这类儿童文学作品有:商泽军的儿童诗《致敬红军》(2016)、丁伯慧的长篇抗战小说《松林一号》(2016)、季宇的长篇小说《最后的电波》(2018),以及张莹编文、王伟绘画的融媒体数字绘本《渡江英雄马毛姐》(2021)等。
新时代呼唤安徽红色儿童文学精品力作
回望百年党史,安徽儿童文学作家自觉接受党的领导、自觉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自觉担负起培养未来同志的使命,红色儿童文学发展始终与中国革命的进程同步、与共产主义教育的目标同步、与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同步。三个自觉和三个同步构成了安徽红色儿童文学的红色美学特征。
回望百年党史,安徽从1923年有了共产党组织,到1949年安徽全境解放,在长达26年的峥嵘岁月里,中国革命的火把在江淮大地生生不息,涌现了陈独秀、王稼祥、彭雪枫、李克农、洪学智、皮定均等一批党史军史上的杰出人物,留下了皖西革命根据地、皖南新四军军部、淮海战役旧址、渡江战役指挥部等重要的红色印记,形成了大别山精神、新四军铁军精神、淮海决战精神和渡江战役精神等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
党史是最好的教科书。2016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考察调研,在参观金寨县革命博物馆时指出:“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回想过去的烽火岁月,金寨人民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我们要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挖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创作更多红色儿童文学精品,担负起“革命传统教育”的重任,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成长的第一粒扣子,让红色江山世代相传。
(作者:韩进,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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