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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经典”，从观念层面来讲，代表一种追求典范的自觉意识，并相信最高文化等级序列的存在。“经典”具有一种超越性，其价值不会因时空变化而动摇。从物质层面来看，“经典”需要通过具体作品来体现，这些作品具有永恒性和典范性，可以传之后世，发挥教化人心的功能。“经典化”就是对经典作品的筛选和建构过程，而经典作品的筛选标准也会随着社会和时代风气的变化而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经典”是在文化时空流转中逐渐积淀而成的典范作品，不仅作为一种具有感召力的审美形式，同时作为一种最高的审美等级，影响着不同文化传统的审美记忆和精神基因的形成。与此同时，文学的审美标准同样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更新。一种审美典范如果脱离了自身的历史和社会根基，就容易变成程式化的审美惯性。因此，从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双重视角来看待“文学经典化”就有其必要性。文学经典化是一个历史化过程，它既受到媒介生态、社会体制、思想观念、审美标准等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制约，同时也通过积极回应现实社会与时代精神的变化，推动文学和文化传统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实现自我革新和价值转换。

图片来源：影像中国 摄影：栾法忠

　　20世纪中国文学传统的形成，根本上是由一种对中华民族生存危机的强烈意识和改良中国的现实诉求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推动的。而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及文学经典的生成则与新中国精神密切相关。何谓新中国精神？从历史角度看，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相伴随的具有引领性的精神品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前者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凝聚力和向心力，发挥了精神纽带的作用，后者则以不断革新的精神为中国发展持续提供奋进的动力。在新时代，我们需要大力阐扬这些精神。当下，新中国精神体现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的新时代中国精神。因此，对新中国精神的具体表述也随着时代而变化。新中国精神既具有历史性，也具有实践性及“未完成性”，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需要通过一系列社会实践，当然也包括文学实践而丰富和发展。

　　新中国精神为社会变革及民众力量的召唤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凝聚力、推动力。不管是从历史还是现实角度来看，新中国精神都发挥着而且将持续发挥引领功能。一方面，新中国精神总是需要确定的感性符号载体来呈现，因此，国家意志往往限制并规约着文学的生产，决定着文学的语言、想象、虚构等方式；另一方面，新中国文学是新中国精神的审美表达，其作为一种感性媒介所具有的情感强度、审美潜力，使国家意志能够充分渗透、影响并塑造民众的情感结构和精神世界。新中国精神与新中国文学的互动关系表明，新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不仅受到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国家意志的制约，同时，其更为强大的精神动力还在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互动。

　　一、文学中新中国精神的演变历程

　　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考察新中国精神的演变历程，离不开对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理解。新中国文学主要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时期，在文学创作与国家政治实践的互动过程中逐渐生成的，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现实性。本文试图将新中国文学与不同时期“新中国精神”的演变历程结合起来进行考量，因此，只要是1949年以后参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生态的变化、文化观念的更迭、文化精神的变迁过程中的文学，都可视为新中国文学。

　　新中国精神与新中国文学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之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共同影响并限定了不同时期的文化观念与精神走向。这种互动不仅集中反映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表现出文学反映时代与现实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在深层次上传承了中国古代文论中“文以载道”的创作理念和传统。我们将文学中的新中国精神的演变历程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考察不同时期新中国精神与文学的互动关系，并由此呈现文学中的新中国精神与文学经典生成的内在关联。需要预先说明的是，这里对不同历史阶段文学中的新中国精神的概括，着眼于每个时代的主要精神特征，并不代表某种精神只属于某个特定时代。

　　（一）1949—1976年文学中的新中国精神

　　这段时期，“十七年文学经典”是呈现新中国精神的重要感性载体。这一时期文学中的新中国精神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爱国主义精神。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能够取得摧枯拉朽的压倒性优势，不仅仅在于军事力量的由弱到强、由小到大，更重要的是民心向背所带来的精神凝聚力。20世纪惊心动魄的革命战争史，特别是30年代以来在延安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延安精神，为新中国文学早期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创作题材、创作动力。新中国成立初期，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邵燕祥的《我们爱我们的土地》、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郭小川的《投入火热的斗争》和《致青年公民》、贺敬之的《放声歌唱》等政治抒情诗继承了革命文艺的传统，将诗人的感性触觉深入到时代与政治的洪流之中。这些抒情诗作有的热情歌颂新中国的诞生，有的赞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艰苦奋斗的优秀人物，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克服困难险阻、建设祖国。这些作品中的喜悦与欢呼是由衷的，是革命者在奋斗后取得胜利的激情迸发，是延安时期集体主义与乐观主义的延续，同时，作家们又赋予了这些作品新中国的朝阳气息和世界眼光。

　　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无论是《三家巷》《青春之歌》《红旗谱》等对革命斗争的描写，还是《风云初记》《苦菜花》《铁道游击队》等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屈不挠抗战的历史再现，抑或《保卫延安》《红日》《红岩》等对解放战争时期无产阶级为解放事业而殊死搏斗事迹的叙述，这些具有浓郁革命史诗、英雄史诗色彩的文学作品书写和记录了党和人民在不同时期为新中国革命事业而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和丰功伟业，弘扬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及坚定的理想主义信念。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对革命战争的呈现，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解放历程的回顾，而且在回顾中写出中国人民坚忍不拔、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实践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充满了艰难曲折，在社会主义建设起步阶段，国家实践缺少可以遵循的历史经验，而且还面临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与遏制。因此，新中国的发展必然需要寻求独立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外的发展模式，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两弹一星”精神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独立自主精神。在20世纪50—70年代，我国在科学技术条件还非常落后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以强大的自主探索和创新精神，相继成功发射了导弹、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国际地位，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军事和科技基础。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是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而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此，新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合作化和工业体系建设，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具体呈现了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图景，表现了人民群众在共产党带领下参与社会变革，以自己的双手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尊严感、自豪感。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如《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等反映的正是中国农民自力更生、合作互助，最终完成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历史。柳青的《创业史》讲述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具体原因和历史过程。小说不仅刻画了梁生宝这一“社会主义新农民”形象，他在合作化过程中克己奉公，积极团结和带领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同时还塑造了梁三老汉、郭振山等对合作化心存疑虑或竭力阻挠的旧农民形象。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同样呈现了农民的心理转变历程。这背后是对中国农民翻身做主人，共同走向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苦奋斗精神的写照。

　　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尽管没有农村题材小说那么大的规模和成就，但《铁水奔流》《百炼成钢》《乘风破浪》《在和平的日子里》等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建设图景的描绘，呈现了作为历史进步力量的工人阶级的劳动和生活场景及其昂扬的精神面貌。

　　十七年时期经由文学作品而呈现的人民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其本质是一种“主人翁意识”。十七年文学鲜明地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创造历史的意志，也为后来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财富。

　　3.民族团结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民族团结对新中国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增强有着重要的精神支撑作用。新中国文艺的繁荣，在题材上体现为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创作上的勃兴，在地理上则体现为不同民族的文学创作的丰富与发展。在诗歌创作上，维吾尔族的铁衣甫江和克里木·霍加、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和巴·布林贝赫、藏族的饶阶巴桑、朝鲜族的金哲、白族的晓雪等少数民族诗人，立足于各自的民族传统，以独特的民族风格创作了一批歌颂新中国诞生、表达人民翻身做主人之喜悦的诗篇。这一时期的其他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还包括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彝族作家李乔的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等。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正是民族团结大合唱的重要象征。在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学逐渐摆脱以往的原始散佚状态，从“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过渡，越来越多“少数民族文学”得到搜集、整理和翻译。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整理出版了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和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等。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英雄史诗作为各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代代相传，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表达了少数民族人民想象与向往美好生活的共同诉求。对这些史诗的搜集、整理和翻译呈现了新中国多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

　　（二）1977—1991年文学中的新中国精神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引发的大讨论，开启了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界的反响，表现为对人性问题、人的价值问题、人道主义问题的探讨和争论。而新时期文学创作既振奋抚慰了民众的精神，同时又重新凝聚起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动力。这一时期文学中的新中国精神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精神。

　　1.反思精神。“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重新接续五四精神，以新的热情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以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开端，到卢新华的《伤痕》、宗璞的《我是谁》、叶辛的《蹉跎岁月》、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这些作品既符合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政治和民众情感的双重需求，同时也是对“人的文学”、人道主义精神的积极呼应。因时代局限，“伤痕文学”的反思其实还十分有限，比如刘心武的《班主任》表面呈现了人民教师的心理活动，但知识分子个体的心灵冲突和自省是被悬置的。相比之下，以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王蒙的《蝴蝶》和《布礼》、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戴厚英的《人啊，人！》、张贤亮的《灵与肉》、古华的《芙蓉镇》等为代表的“反思文学”，进一步深化了伤痕文学的反思力度。“反思文学”的深刻性在于，它不再仅仅将控诉的对象局限在政治和时代层面，而是从个人的心灵叩问中进行切身的思考和反省。在这方面，王蒙的作品具有代表性，他的《蝴蝶》《布礼》不仅延续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对官僚主义的批判，通过描述知识分子或国家干部的曲折命运来反思过去的历史，同时在反思中又保持着对理想主义信念的执着和对国家民族未来的展望。

　　2.改革开放精神。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国家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发展生产力，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参与到新的社会变革中。但是，任何社会转型都是艰难的。因此，改革开放从表面上看是经济层面的变革，但是要真正深入推动改革开放的进程，就必须落实到思想以及文化观念的改变上。“改革文学”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产生的。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柯云路的《新星》等，整体上表现了人们积极投入改革开放的时代大变革以及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意志。最为典型的是《乔厂长上任记》，小说讲述的是重型电机厂厂长乔光朴在工厂生产萎靡不振的情况下临急受命，凭借扎实的管理知识和才能，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恢复并促进了工厂的生产。某种程度上，这是对十七年时期工业题材小说的延续，但放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来写却更为真实地揭示出新时期工业改革面临的问题和需要克服的困难。乔厂长的英雄形象既投射了民众普遍的变革诉求和心理期待，也在改革开放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凝聚了普遍的共识：改革与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进步的硬道理。

　　3.与时俱进精神。与时俱进，就是要克服一切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保守观念和心态，在社会改革实践中摆脱陈腐的教条、僵化的模式、落后的观念。这归根到底是要保持与时代同频共振，把握时代变化，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断开拓创新。这一时期国家实践与文学改革共同推进，而文学与时俱进的革新精神，主要表现在文学创作对旧有的审美惯性、审美定势的突破上。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朦胧诗”“寻根文学”到“先锋文学”的发展，其实是由文学的创新焦虑推动的，其创新焦虑源于世界视野中的国外文学的强势影响。以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贾平凹的《商州》等为代表的“寻根文学”，尽管试图回到传统的、民间的文化中，构筑一种面向现代的新的文学精神世界，但这其实是在与国外文学的交流对话中，甚至在国外文学的刺激下，重新回归和彰显本土的、民族的精神传统。与此同时，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马原的《虚构》、余华的《河边的错误》和《现实一种》等先锋文学作品，无不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创作方法的本土化实践，尽管具体创作风格因人而异，但这些作品打破了以往的文学叙述规范，以强烈的主观创作意图和文字游戏的叙述方式，将读者拉入文学语言的迷阵。

　　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各种文学思潮的演变，是新时期作家重新接续五四新文化传统，进而在与国外文学的对话交流中迸发出的文学创造。当然，无论文学领域对以往的文学观念、文学标准的反叛多么激烈，它依然构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大叙事的重要部分。可以回想一下，早在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就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表述，并强调要尊重文艺创作的自由。因此，改革开放时期文学思想观念的与时俱进、不断寻求突破和创新的姿态，依然是对文学中的新中国精神的丰富与拓展。

　　（三）1992—2012年文学中的新中国精神

　　这一时期文学中的新中国精神主要表现为多元共融精神。1978年以来陆续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等观念成为时代共识。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崛起和媒介变革，中国社会逐渐呈现出多元的文化生态。文学中的新中国精神的丰富与拓展，表现为主流意识形态、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多元共融”文化生态的形成。

　　多元化趋势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崛起紧密相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主义逐渐开始冲击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最早对市场化浪潮进行反思的是人文社科领域的知识分子。20世纪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整体上呈现了知识分子对被物质消费所包围的精神危机的反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满足了民众的物质需求，同时，大众文化的兴起满足了民众的精神生活。通俗文学、大众读物、流行歌曲、影视剧等构成了民众精神生活的重要面向。

　　事实上，大众文化对特定时期文化生态和精神空间的开拓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叙述语言上的通俗性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想象与重构，更为重要的是，其对人性的美丑、善恶等问题的思考，均拓宽了人们对人性和人的精神世界的理解，也使其在中国乃至华人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金庸小说最初是在20世纪50—70年代发表的，但它真正产生广泛影响则要到80年代，在90年代才迎来经典化的过程。整体上看，金庸小说的经典化，是经历了民间的广泛阅读和接受，并借助文化产业中大规模的影视改编和不断的重拍和翻拍，同时经由严家炎等一批现当代文学史家的批评和阐释来完成的。

　　对通俗文学传统的正视，有助于重新认识通俗文学的娱乐功能，并积极引入市场的力量促进类型文学的发展。同时，主流文学也在不断调整自身的姿态，对一些质量比较高的类型文学进行褒奖。以往被定义为类型文学的悬疑小说、科幻小说，比如麦家的《暗算》、刘慈欣的《三体》，都获得极大的声誉。值得一提的是，麦家出版于2003年的悬疑类小说《暗算》在2008年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能够让类型文学进入它的评奖体系，充分说明了主流文学在评选标准上的重要调整。当然，一方面，《暗算》在小说情节的推进、悬疑的设置、神秘气氛的营造上都力图满足类型文学读者的智性快感；另一方面，《暗算》的国家特工、军事间谍、战争等因素以及英雄人物为国家获取重要情报而不惜牺牲的崇高精神，也使得小说与主流价值观有着较大的契合度，使其成为新中国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的一种呈现和表达方式。

　　在大众文化（特别在文学领域，网络文学的主流化成为一个重要命题）逐渐进入人们精神生活的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体主义诉求和理想主义激情还在，精英文化传统对宏大社会命题的关注也还在。而且，主流意识形态、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其实一直在相互交锋中不断进行调整。《白鹿原》试图从传统和民间文化的深处挖掘中华民族的血性和生命力，通过叙述民间广阔大地上的家族秘史和革命传奇，表现了人与政治、族群、土地的关系，激活了作为民族精神重要内容的儒家传统文化的价值。阿来的《尘埃落定》对藏族风情的刻画、对藏民生活的描写，呈现出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王安忆的《长恨歌》讲述了上海女人在都市中的命运沉浮，成为女性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贾平凹的《秦腔》延续了“寻根文学”的精神诉求，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陕南地区风土人情的变化。毕飞宇的《推拿》、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刻画了普通人的生存处境。

　　（四）2013年以来文学中的新中国精神

　　这一时期文学中的新中国精神主要表现为人民创造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新时期以来所确立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新时代被表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面临着新的形势、新的变化、新的问题、新的矛盾、新的挑战。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如何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进程中，不断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也就成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一直面临着如何确证自我存在方位的压力。因此，如何在多元分化的文化现实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确立自身的精神价值表述，也就成为构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工程。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既是从文明发展史角度承认并尊重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在文明的多样性中认识自身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也是从国家实践的现实角度，以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识来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性价值。

　　新时代，文学事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应纳入人民创造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构建中来理解。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也需要伟大的文学来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场推动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的“史诗”实践。在这伟大的社会实践中，“13亿多人民正上演着波澜壮阔的活剧，国家蓬勃发展，家庭酸甜苦辣，百姓欢乐忧伤，构成了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充满着感人肺腑的故事，洋溢着激昂跳动的乐章，展现出色彩斑斓的画面”。文学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和创作史诗的雄心，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一方面，这是为世界贡献中国经验，另一方面，中国人民也需要在伟大实践和伟大史诗中汲取力量。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如《这边风景》《人世间》《人民的名义》《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以及电影作品《十八洞村》、电视剧作品《岁岁年年柿柿红》等，正是着力抒写人民情怀和表现人民创造的精心之作。

　　当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呈现，还有待文学创作者的积极参与和实践。在这方面，以刘慈欣科幻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流浪地球》可以说初步呈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电影讲述了人类为避免在太阳的老化膨胀中被毁灭的命运，而集结全球资源在地表建设一万座行星发动机，将整个地球推离太阳系，从而开启宇宙流浪的千年之旅。这部电影以中国人为主角，自然呈现出独特的中国选择，比如在人类移民方案上，与同题材的美国科幻电影《星际穿越》不断寻求外星移民方案不同，《流浪地球》在灾难面前没有选择抛弃地球，而是倾尽全人类的力量带着地球流浪，这是中国人强烈的家园意识的体现。“流浪地球”是一个必须经历五个阶段一百代人不懈努力的宏伟计划，这种历史和时间意识呈现了独特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

以刘慈欣科幻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流浪地球》海报

　　二、新中国精神与文学经典的互动生成逻辑

　　国家意志与文学实践的互动对新中国精神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产生了众多文学经典作品。当然，国家意志是显性因素，经济体制、社会心理、思想观念等多重因素的复杂作用，同样也微妙而隐秘地影响着文学经典的生成。即便如此，这并不妨碍我们以一种清晰的逻辑关系来概括新中国精神与文学经典的互动关系。首先是国家意志作用于文学体制，从而进一步规约文学创作；其次是文学创作者需要将国家意志内化为自身的精神和情感结构，创造出具体的作品，以艺术的感性形象来感召受众；最后，文学作品必须引起受众的普遍反响和关注，并经过理论批评家的不断介入和阐释——这是新中国文学经典生成的一般规律。换句话说，新中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一般需经过“文学制度—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三个环节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的辩证发展过程。

　　第一，新中国精神需要经历一个审美转换过程，也即将精神落实到具体的文学生产机制的运作中。用审美转换来指称新中国精神与文学的有机联系，是因为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总是受到国家意志的规约和限制，需要在新的时代精神状况中调整自身的应对方式和运作方式。新中国文学总会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调整自身的姿态，逐渐确立新的存在方式并生成新的文学经典。以这种动态发展、辩证的眼光考察新中国文学生产机制的变化，可以更好地探索文学经典的形成轨迹。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意志、作家群体和人民群众三者之间构成一种互动关系，并体现在文学机构、文学政策、评奖机制、传播机制、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批评等多重因素复杂交织的网络之中。

　　在新中国前30年文学的生产机制中，国家意志、作家群体、人民群众三者的关系非常紧密。国家意志在政治立场、写作题材、表达内容、艺术形式等观念层面对文学进行引导和规范。这一时期的文学是在1949年前的“工农兵文艺”传统和“左翼文学”传统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时代背景要求作家从五四新文化的精英的、启蒙的立场，转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人民的、大众化的立场。在调整并适应了新的文学生产机制之后，文坛产生了大量优秀作品，呈现了新中国的精神面貌，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历史经验，并引领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

　　新中国的后40年，尽管国家意志依然支配着作家的话语表达（共同完成对现代化的政治和文化想象），但是作家主体性却得到了很大的彰显，甚至形成了有着高度自主运作能力的“文学场”。它通过文学共同体内部认可的艺术性标准，对文学作品进行学院化的评价，并在立场上包含对政治和市场的双重疏离。根据“输者为赢”的标准，在市场中越受欢迎的作品，往往越难以获得学院评价体系的认可，反之，在市场中坚持自身创作原则的作品，即便得不到受众的关注和支持，却往往能够获得学院内部的肯定。但是，这种将艺术与市场进行对立和割裂的方式，却显示出某种清高和固执。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及不断加深的市场化、大众化趋势，使长时间被压抑的通俗文学市场突然间蓬勃生长起来。由此，文学的生产不再仅仅由政治意识形态或者内化了国家意志的作家的文学想象来决定，而逐渐在一定程度上被市场的消费需求所支配。中国当代文化生态随之迎来了主流意识形态、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多元共融时期。陈思和认为这是一种“无名”状态，即在多元趋势下，各种文化思潮和观念的更迭变换，使人们难以用准确的概念来界定时代的、文化的、文学的状况，对这种状况无法达成统一的认识。

　　但是，所谓“无名”状态其实是社会价值重建过程中必定会经历的阶段。在价值重建过程中，现实主义得到重新强调，后40年与前30年的接续使当代文学又形成了一个连续体。近年来，国家意志进一步强化文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联系。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事业”和“战线”这两者构成了目标与实践、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从整体上看，这是对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中确立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以及新时期“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延续，又是在新的语境、新的形势下，推动文艺事业发展的内在需求。国家意志在强调文艺事业的政治要求、时代意义和价值导向的基础上，不断增强和拓宽社会主义文艺的号召力和包容面，寻求新的表述方式重新涵盖不断扩大的时代精神内容。比如强调文艺对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强调不同媒介的传播力量、不同文化传统的创新融合，强调作家协会对新文艺组织和群体的引导，等等。那么，重新界定国家意志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国家意志与作家的关系、作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具体来讲，就是重新认识文学创作与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现实等因素的关系，调整文学的组织方式和运作方式，重构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这是新时代推动优秀作品和文学经典生成需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需要依托70年来形成的处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重要经验进行积极探索和创新。

　　第二，新中国精神需要文学提供审美感召力。政治审美是国家意志楔入个体情感结构的重要手段，国家意志往往通过“文学”的形式，以感性形象召唤民众。“政治作为人的一种生存向度，也是情感的、感性的人的活动，在其中投入了人的诸多感性力量，包含着人的激情、想象、生命意志乃至性情气质。”人的审美感性是政治实践的重要依凭对象，而政治美学实践往往需付诸一系列符号、话语、仪式等感性形式，并以此影响人的情感。那么，国家意志如何通过文学制度实现“政治美学”转化，对作家的思想观念和创作实践进行规约并潜移默化地影响文学作品的审美结构，也就成为揭示新中国文学经典生成的关键性问题。

　　本文试以新中国文学不同阶段的几部代表性作品进行分析。比如柳青的《创业史》。可以说，柳青是最为娴熟地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写作的代表性作家，他的《创业史》为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合理性提供了感性化的呈现与描绘。这是因为土地“私有”还是“公有”的问题，在当时农民群体中存在着尖锐的观念冲突，而《创业史》也真实地再现了这样的分歧。因此，要走集体主义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就需要改变旧农民身上保守、狭隘、自私的思想观念，进而教育和引导他们自觉认同社会主义的集体生产模式。但是，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不可能一蹴而就，新事物的诞生也必然面临与旧事物的斗争。在这里，政治美学的审美感召力就发挥了重要作用。梁生宝作为社会主义新人之“新”，在于梁生宝的孤儿身份切断了他与传统农民的血缘联系，从而使得梁生宝作为党的儿子、把党视为“精神之父”就变得顺理成章。李杨指出：“将梁三老汉设置为梁生宝的继父，这样的安排当然是大有深意的，它切断了我们的英雄人物与传统农民的血缘联系，使他能够彻底摆脱传统伦理关系的缠绕。”这种血缘关系的切割，某种程度上完成的是对“私”情的摆脱，从而走向公有的、集体主义道路。在《创业史》中，柳青试图通过新的英雄人物来引领时代潮流，他让梁生宝作为党的代言人，不断通过政策解说和身体力行对农民进行思想改造，并巧妙地将梁生宝塑造成一个大公无私同时又有一点傻里傻气、实则大智若愚的青年。这种人物形象的美学处理巧妙地弥合了国家意志与人民群众的心理距离。

　　即使是新时期以来的寻根文学，虽然看起来是以文化寻根或者个人化记忆的面目出现，但依然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某种隐秘的美学关联。如阿城的《棋王》。它叙述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那段历史，但却以个人化的叙述风格呈现出鲜明的特征。谢有顺认为，阿城的《棋王》以一种个人的记忆、个人的眼光和个人的创造而具有标志性意义，因为小说并没有沉迷在知青叙事总体话语的苦难、浪漫或缅怀的情境里，而是通过王一生这个边缘性的个人，以及他迷恋象棋所流露出来的庄禅式的淡定境界，为这段历史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记忆段落。但人们很容易忽略，国家意识形态往往通过美学化的方式存在于文学叙事中。《棋王》塑造了王一生木讷、寡言、憨呆的形象，对王一生对待吃的态度、吃的动作，他对棋道的追求和淡定境界都作了细致入微的叙述和描写。“吃”和“棋”代表了人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需要，但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发展进步的两个重要方面的隐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棋王》对“吃”和“棋”的深刻揭示和肯定，既弥合了物质和精神的分裂，无意识中也回应了时代命题：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自然，梁晓声的作品，如《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同样是写知青题材，呈现的则是他们的理想主义气质和英雄主义气概。他与阿城的个人化叙述丰富了当时知青文化的文学表达。从整体性角度看，梁晓声代表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寻根。

　　因此，新中国精神的形成，离不开新中国文学的感性参与。新中国文学之所以始终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重要位置，也正是因为其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审美形式天然具有情感召唤作用。在文学与政治实践、社会现实的互动关系中，新中国精神需要不断被历史化，不断被赋予感性形式，从而反过来重构人们对时代的认知。

　　第三，新中国文学经典的生成离不开理论批评话语的介入和阐释。1949年以来，从十七年文学经典的形成，到新时期以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等各种文学观念、文学思潮的演变和更替，有的是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支配，有的则是文学内部为寻求新的观念突破而引起的自发性变革。

　　在不同时期，判定文学经典的评价标准是不同的，而且评价标准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受到理论批评话语的支配和影响。十七年文学的“经典性”认定，不仅是政治意识形态和理论批评高度统一的话语实践的产物，而且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批评的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要求文学创作要把握好特殊和一般、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从而准确地反映历史、描述现实、刻画人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表现形态，它作为一种占据支配地位的理论批评话语，使新中国文学产生了一大批典型人物、典型性格，这些文学形象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感性的道德人格形象，并逐渐成为新中国精神构造的一部分。

　　20世纪80—90年代，文学观念的突破也是在理论批评方法的转换中完成的。一方面，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接受美学、神话批评、精神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西方文化研究等多种理论话语方法的引介，使理论批评拥有更丰富的话语资源得以重新审视以往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在这一契机下，文学开始向内转，并在疏离政治的过程中探索自身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国内文学理论与批评开始面临来自海外汉学的学术话语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的冲动就源于这一刺激。事实上，文学作品进入文学史，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它具有进入经典作品序列的可能。既然文学经典的生成与话语权力的运作密不可分，那么只要重新确立新的审美标准，也就具有了重新叙述文学史的前提。在“重写文学史”思潮中，人们试图以“文学性”的标准，要求文学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并建立新的文学审美原则。而在“文学性”标准面前，十七年文学经典就面临着被重新评价甚至被边缘化的处境。但是，“重写文学史”所隐含的对十七年文学经典的“反叛”意图，却再一次被“再解读”的文学批评话语所挑战。

　　“再解读”意味着再一次重读，本身包含着对“重写文学史”的文学评价方式的再一次审视。它试图悬置“重写文学史”对文学性的追问，以回到历史发生现场的方式，对十七年文学经典的生产机制进行客观而冷静的剖析和批评，从而揭示出文学文本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在这一互动关系中十七年文学经典的历史价值和政治功能。当然，“再解读”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对西方解构主义的话语操练使其局限于高度知识化的批评阐释，而难以真正落脚于文学经典如何提供社会主义实践的精神动力这一基点之上。

　　理论批评领域中文学经典观念的变化，的确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例如，作为经典现实主义代表作的《平凡的世界》，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之初受到学术界的冷落，但这部小说在大众阅读层面至今仍有着极高的普及度，而读者的普遍认可反过来又促使学术界改变以往的评价标准。因此，《平凡的世界》的经典化，既是对《平凡的世界》的重读，也是对以往的解读方式和评价标准的“再解读”。而在网络时代，新的文化传播媒介的生成和影视大众文化的兴盛，不仅使文学经典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连文学本身的定义也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如同“文学”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散落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泛文学形式（广告、歌词、短信等）所替代，人们对“经典”概念的理解，也逐渐与古典文化中的经典观念产生了很大不同。传统经典观念往往把某种永恒性、唯一性、普遍性价值赋予“经典”，而现在，“经典”的概念已经渗透并泛化到日常生活特别是流行文艺的评价体系中。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金庸武侠小说的经典化更多体现的还是传统的经典观念，那么如今就连在文化市场中越发趋向主流化发展的网络文学，也开始催生各种“网络文学经典作品”的排行榜（其背后有市场力量的推动，也有学院内部的话语加持），以及关于网络文学经典性的讨论。网络文学算不算文学经典？或者说，网络文学是否已经出现了足够与以往的经典文学相媲美的作品？本文认为还需要时间来沉淀。但是，如何应对市场化和媒介生态变化的挑战，如何在多元化趋势和现实的问题指向中重新建立新的文学经典评价标准，将成为新中国文学发展必须直面的当代性问题。

　　三、营造未来文学经典的良性生成机制

　　从新中国文学70年的历史看，新中国文学经典的形成，总是与时代保持着一种紧密的互动关系，使文学得以产生更为广泛的社会审美性。尽管文化多元化趋势导致文学经典的界限渐趋模糊，普遍性的审美认同的形成也面临更大的挑战，但这未必不是重建文学经典的契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学经典的解释：“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这可以看成是对“何为经典”以及“作品在何种层面上能够成为经典”的相当宏观和精确的概括。但是未来新中国文学经典更为细致的评价标准的产生，还需要更大规模的文学实践来解答。

　　新时代的文学发展，必然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推动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描绘中国、叙述中国的过程中，文学对中国精神的建构以及中国经验的呈现，能够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提供重要的文化自信力和精神支撑力。不过，从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看，未来新中国文学的实践还需要更为细致的思路与方案。新中国文学70年的历史，也可以为营造未来文学经典的良性生成机制提供不同面向的启示。

　　（一）重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从新中国文学70年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文学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而存在。即便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大量西方文学经典作品本身也包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不过，文学和政治的关系需要立足新的时代发展状况而重新表述。

　　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面向，是文学被赋予了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精神动力的政治功能。十七年时期，文学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但特定时期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也的确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效果。新时期，政治对文学的统摄逐渐松动。当然，这一趋势是在国家文艺政策的主动调整和改革下进行的，而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此。但值得警惕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的高涨助长了一种去主流化、去历史化、去政治化的倾向。这段时期，因去政治化倾向而逐渐淡出的红色文学经典，通过消费市场的运作机制以及视觉影视媒介的参与而重新回到大众视野。但消费主义对革命文化的娱乐化和“反崇高”倾向，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事实上，消费主义对革命文化的消解，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某种对政治的无知和偏见以及历史遗忘机制。

　　因此，重构文学和政治的关系，需要建立一种历史整体性观念。这十分紧密地关联着在消费主义的去政治化潮流下历史传统和革命记忆的重建，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关联着当代中国民众的国家情感认同和文化自信。然而，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历史整体性建构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当代中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业化浪潮以及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打破了原有的稳固的社会和血缘关系，当代大众面临着一种“原子化”的个体生存状态。尽管如此，任何社会个体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时代而存在。当前个体所处的状况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个体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已经被深深地卷入全球化时代的劳动关系和生产关系中。尤其是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便捷，使得任何国际性重大事件，都能够迅速引起中国民众的心理情感反应。

　　在这一时代状况下，文艺工作者应努力发挥能动性，强化文学的现实品格，积极地适应时代与现实的需要，发掘和呈现中国实践所蕴含的广阔生活场景和丰富中国经验。那么，文学艺术如何更好地挖掘和表现中国经验，这是个重大课题。从世界性维度来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可以通过文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验表达而呈现。但是，一方面，中国文学在面对世界的过程中，要避免一种“自我他者化”的逻辑。所谓“自我他者化”就是为了迎合“东方主义”的文化偏见而在作品中将中国形象丑化、异化，从而加深世界对中国原有的刻板印象，这种现象突出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些影视作品中。另一方面，对中国经验的文学呈现，是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从而积极地改变世界（主要是西方）对中国的认知错位和偏见。

　　（二）根据时代发展调整对“人民”内涵的理解

　　以人民为历史的创造者，赋予人民以主体性，在新中国70年历史进程中是始终坚持的。在文学层面，“以人民为中心”也一直是当代文学最为根本的创作立场和价值原则。但是，“人民”更为具体的内涵则需要根据时代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将人民视为创造历史的主体，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概念建立在人类解放的叙事之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使人类摆脱了宗教神学的奴役，但是人从对宗教神学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却再次被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劳动关系所奴役——人被“物”所异化和统治。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对人类劳动的异化中，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普遍受到压迫的状况，并呼唤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人类解放的事业。

　　在西方历史上，存在两种对立的现代性，一种是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一种是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中，我们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有着深刻的警惕，而以人民为历史主体，正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压迫性的抵抗。社会主义的建立就是为了确立人民的真正地位，就是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状况的批判，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从而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

　　从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提出文学与人民大众相结合，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再到新中国成立后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基本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人民主体性的文学呈现尤其体现在新中国文学对革命战士、农民、工人成长历程的叙述上，通过塑造中国优秀党员、军人、工人、农民等先进形象，传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大公无私、艰苦奋斗等精神。这些作品既达成了增进读者革命意识的目的，又承担起将刚刚过去和正在进行的革命历史进行审美呈现的功能。此外，它们通常也会随着不同文艺表现形式的改编如电影、话剧、连环画等迅速并广泛地深入民众中间，在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旗帜下成为一套具有革命性和人民性的话语，如《红岩》《李双双小传》《创业史》等。对红色文学经典生产机制的揭示提示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很长时间以来，文学都是集体文化的产物，因此文学对人民的呈现不免存在着时代局限。而随着新时期文学对政治和人性的反思，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形成了“文学是人学”的共识。在工业化浪潮以及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徙背景下产生的打工文学对城市打工群体、普通人的关怀等，都拓展了社会主义文学的人民性内涵。

　　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使文学进入市场化生产机制之中，从而导致“现代受众”浮出地表。以“人民”为核心概念所涉及的众多范畴，如题材、风格、语言、文体、技巧等，在面对市场受众的过程中，都面临着一定的冲击和挑战。在文化层面，读者受众出现分化，从美学的角度看，审美趣味也出现雅俗分化。这些问题只有在以市场交换为原则的文化生产机制中才会产生。因此，社会主义文学中的人民性，也必然需要接受现代读者受众的检验。一方面，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依然需要在情感和审美上召唤人民大众，从而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政治凝聚力。人民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参与者和创造者。因而，历史上那些歌颂人民创造历史的文学作品及其呈现的新中国精神，依然构成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精神财富。

　　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考虑到“人民性”与现代传播媒介受众之间如何产生共鸣的问题。接受现代教育的读者受众，其身上也体现着现代社会个体所具有的反思精神。以文学对英雄主义的呈现为例，20世纪80年代军事文学的主要内容是对中国军人战士及其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刻画和描绘，是新的历史时期国家意志的审美化产物。但与此同时，军事文学又试图摆脱以往那种过于神圣化和道德化的英雄主义想象，而力图揭示主人公的可感性、世俗性和复杂的人性面貌。这一变化既受人道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同时也是国家意识形态在文学中的通俗化呈现。

　　20世纪90年代，红色文学经典在市场化机制中的影视改编，是国家意志在新的媒介状况下的呈现。当然，红色经典影视改编在一开始受到了众多有着红色历史记忆的读者受众的批评和指责，这固然是因其出于迎合新的观众市场而在革命叙事中渲染过多的情爱色彩所致。但是，随着市场化机制的成熟，《亮剑》《士兵突击》《潜伏》等优质主旋律作品的影视改编经受住了市场和受众的检验。在这里，人民的主体性精神，比如对革命历史的呈现，对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崇高精神的歌颂，是这些影视作品的主题，同时这些作品又都体现出更多的类型文学意义上的通俗元素。换言之，红色经典的影视改编是为了适应现代传播媒介下的大众审美趣味的变化。这表明，根据时代发展调整、丰富文学作品的人民性内涵，可以深化作品的思想意蕴和人文情怀，促进受众对作品的接受，也有利于文学经典的生成。

《潜伏》海报

　　（三）平衡文学批评的“自主性”和“中介性”

　　新中国文学经典的确立，不仅与文学思潮的兴替和文学观念的变化有关，而且与理论批评话语紧密相连。理论批评话语为文学变革提供了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上的支撑。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到新时期以来通过译介而引进的大量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使文学批评的方法得到丰富而多元的发展，但也导致当代文学批评方法呈现出某种复杂的矛盾性——文学批评既可以促进经典的形成，同时也可以不断解构经典以及经典形成的话语机制。文学批评方法的这种矛盾性也导致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阐释文学的过程中，如何平衡“自主性”和“中介性”，成为文学批评在确立其功能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西方文学中曾经存在这样的观点，即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是文学的寄生虫。也就是说，在文学作品、文学史面前，文学理论及批评更多扮演一种“中介性”角色，因此，文学批评没有自身的独立性。但是，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兴起，理论及批评的重要性不断增强。文学理论及批评摆脱了以往的“寄生性”，主体性的强化使其不断僭越文学作品的地位。如果说，传统的文学理论及批评更多还是局限在文学作品、文学现象、艺术创作、美学经验等文学性领域，那么理论批评话语的不断扩张，其主体性不断增强的重要标志就是试图将一切对象都视为可供解读和剖析的“文本”，不管这种文本是文学的还是非文学的，是审美的还是非审美的。新时期以来，知识界对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的引进，使中国文学理论及批评同样陷入“自主性”和“中介性”的矛盾之中。

　　对于理论批评话语的扩张及其对文学作品的僭越，2014年张江提出了“强制阐释”的概念，揭示出当代西方文论存在的“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等缺陷和问题。“强制阐释论”迅速引发国内众多文学研究者的积极回应和讨论。这是因为，当代西方文论对中国文学批评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引发广泛的讨论，也说明它的确触及多年来文学批评中的一些根本性顽疾。

　　当然，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反思，需要对其积极和消极影响进行辩证的评价。一方面，当代西方文论确实存在“强制阐释论”所揭示的众多问题。这些问题在西方的批评理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西方的语言学转向中，批评理论将“批评”从所指与能指的指涉关系中脱离出来，视之为一种语言游戏，从而强化了文学阐释的主观性。但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容易陷入语言游戏的僵化模式之中，而悬置文学事实，忽视文学经验，让文学为自身的理论预设服务。这个问题不管在西方还是中国的文学批评中，都有着普遍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批评理论也为我们重新反思过去的文学批评模式、在实践中创新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提供了启示。

　　因此，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更好地界定文学批评的权力边界，如何平衡文学批评的“自主性”和“中介性”。本文认为，文学批评的“自主性”过强，会导致“强制阐释论”所指出的众多问题；但是，假如文学批评仅仅作为文学作品和读者受众之间的规矩的阐释者，那一定程度上也会削弱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的引领作用。而且，随着中国文学的生产和传播媒介的重心逐渐从纸质出版向网络发表转移，通俗文学市场中的作家作品与读者之间的交流越来越便捷，文学批评的权力也已遭到弱化。

　　媒介文化的“私人化”导致文学生产越来越部落化、分众化、碎片化，要重新确立一种主导性的文学当然有其难度。但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必然会更加重视和强调文学的先锋性、主导性和时代性。文学批评应致力于构建新时代的文学经典，而文学经典的形成必然是历史性的。如果将介入文学文本的批评视为一次具体的阐释过程，那么，围绕特定文学文本的批评话语的历史积累，则构成了文学文本经典化的基础。简而言之，文学的经典化离不开批评阐释的参与，而不同时代的批评阐释的积淀，也就成为文学经典化的重要基础。因此，新时代的文学批评对文学经典的构建需要“批评的历史性”的积淀，这必然是一段很长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实践过程。

　　（四）新时代中国文学经典的生成，需要落实到个体层面的文学创造

　　优秀作品的产生具有偶然性和特殊性，面向未来的新中国文学经典的生成离不开个体层面的文学创造。一方面，理论批评可以引领文学潮流，但是理论批评的有效性需要通过文学实践来检验和证明，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创作又是先于理论的；另一方面，文学创作者有着更强的感性呈现和认知能力，其对新的时代状况和社会环境的反应也最敏感，因此可以更为直接地触摸到时代的、现实的社会肌理和精神状态。

　　新中国精神在新时代的发展需要新的文学经典、新的艺术感召形式。问题在于，当代文学创作者应该如何回应时代召唤？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始终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之一。媒介和文化的分化，使分散的、碎片化的原子个体沉迷于自我，这种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个体与整体的联系。而且，个体出于自我认同的需要而组成不同的群体相互疏离（当然，这种疏离更多只是以虚拟网络分众的方式呈现出来），对社会整体性造成潜在威胁。因此，如何发挥文学的政治和审美潜能，借助审美的力量重新连接不同个体之间的情感纽带，实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构建社会普遍的、共同的价值的诉求，也就成为文学在当代的重要目标。在这方面，新中国精神与文学经典的互动经验成为新时代文学创作可以借鉴的重要资源。

　　此外，文学如今也面临着如何整合不同精神资源的难题。整体来看，新中国文学的传统资源主要由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国家意志、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革命文化传统、西方启蒙主义影响下的五四新文化传统以及更为源远流长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四个方面组成。换言之，文学在当代的任务不仅是要满足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诉求，还包括如何对待五四新文化传统，如何在中西方文化的融汇中探索本土化的创新之路，如何深入理解社会主义革命历史和实践经验，等等，使之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地结合起来。

　　当然，更重要的问题是，在这些传统资源面前，文学（包括文学的创作者和阐释者）以何种姿态完成新的认知、新的阐释、新的创造，从而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精神动力？这是文学的“当代性”难题。陈晓明提出，当代文学要建构“文学的思想认识体系”，这包含着建立一种共同的文学经验和思想认识的需求。当然，共同的文学经验和思想认识不可能被先在地确定，而必定是通过文学创作形成的。时代可以对文学创作提出要求，但文学创作却难以被纳入规定好的、统一的发展轨道。与此同时，文学创作者也不可能无视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时代要求。因此，当代文学创作者对时代的精神内容、精神意象的捕捉，总是会无意识地受到百年来甚至更为久远的文化传统的支配。心理学家荣格曾揭示出艺术创造的奥秘，他认为艺术家的创造性本能往往受到集体无意识的深刻影响，个体创造者总是在无意识中受到原型意象的驱使，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因此，在重新整合不同的文化精神资源的问题上，文学创作者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此同时，新时代文学艺术的创新必然要诉诸创作者的创造性本能，需要他们从历史的、时代的精神中重新构造出新的感性意象，呈现人民创造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在全球化和世界性维度中表达新的中国经验，在空间和时间层面实现广泛而普遍的审美效应，创造出不辜负时代与人民的经典文学作品。而文学理论及批评应该积极介入文学创作实践，促进新时代文学经典的生成。这是对文学“当代性”问题的一种开放式的甚至偏向理想化的回答，但归根到底，新时代中国文学经典的生成，最终需要诉诸既立足社会现实又深具审美感召力的文学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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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蒋述卓，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李石，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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