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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是人性的热能实验室
——长篇小说《喜剧》后记
这也是一部写了好多年的小说,开始叫《小丑》,写写停停,直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每个人都被禁足在一定范围内,我才翻检出来,又开始了断裂十几年的茬口衔接。之所以改名叫《喜剧》,是因为一部外国电影已经叫《小丑》了,并且很出名。而中国舞台艺术中的小丑,是喜剧的天然催生婆,我就改名《喜剧》了。
这次续写,我首先写下了这么一个题记:喜剧和悲剧从来都不是孤立上演的。当喜剧开幕时,悲剧就诡秘地躲在侧幕旁窥视了,它随时都会冲上台,把正火爆的喜剧场面搞得哭笑不得,甚至会提起你的双脚,一阵倒拖,弄得险象环生。我们不可能永远演喜剧,也不可能永远演悲剧,它甚至时常处在一种急速互换中,这就是生活与生命的常态……由此让我想到这场百年不遇的瘟疫,不正是在人类喜剧的锣鼓点敲得似“疾疾风”一般昂扬兴奋时,突然被诡异的病毒拎起双脚,一阵倒拖,全人类立马就进入了悲剧的哀鸣之中吗?
还是先说说小丑吧。小丑是戏曲的一个行当:生、旦、净、末、丑。每一个行当里又有更细的划分。比如旦角,还分老旦、正旦、闺阁旦、花旦、小花旦、武旦、刀马旦、彩旦等。彩旦就相当于女丑,也叫摇旦、媒旦,多以口舌生花、保媒拉纤著称。她们很容易辨认,上得台来,摇来晃去,台步也不讲究动若移莲,属自由率性奔放阔绰一路;穿大一号的衣裳,裤子比如今时尚女性早了几百年就高吊着露出脚踝骨;嘴里多半还叼根旱烟袋,烟杆一米来长,方便求婚者巴结点烟用;她们脸上注定是要画一颗特别明显的黑痣的,因为女丑过去多由男角扮演,因而化妆也舍得下狠手,光一张嘴,就血糊淋荡的能占半截脸。她们的营生多半以夸张过度、颠倒黑白、牛头不对马嘴导致婚配悲剧而收场。其实男丑行当也分得很细,大的有武丑、文丑。武丑顾名思义,就是能翻能打的主儿。而文丑还分老丑、方巾丑(指有点文化,大致能写点戏本、小说、诗歌、书法、公文之类)、官衣丑(指有品阶、顶戴、纱帽的)和小丑等。小丑也分多种,一种是机智诙谐幽默者,性格使然。还有一种就是坏得出奇的,干了见不得人的事,还要偷偷给观众卖派一句定场诗:洞房烛灭时,小姐——(做抓耳挠腮、急不可待状)投怀来!等着瞧吧您呐,那是我的菜……嘻嘻嘻!还有告密、挑唆、盯梢、下套、挖坑、暗算、“打黑枪”等诸般常人使不出的伎俩,他们却干得得意万分、风光无限,不知其勾当之恶之俗之贱之丑,所谓头上长疮,脚下流脓者,就是他们最真切生动的写照。
中国戏曲的脸谱化,有其弊端,也有好处。弊端是一眼望穿,难有惊喜改变;好处也是一目了然,明牌亮打,观众不易上当受骗。花和尚鲁智深只会“三拳打死镇关西”,外带“倒拔垂杨柳”,绝不会做出“方巾丑”陆虞候卖友求荣、勾引林冲身陷“白虎堂”、并准备把朋友烧死在“草料场”的恶行。他们的脸上都画得明明白白,包公是黑脸,关公是红脸,曹操是白脸,各自都贴着标签出场,行为处事方式,大致不会越过脸面的勾勒气象。还有一种叫二花脸的,多半也是大花脸的脾性,不过年纪轻些,重要性弱些,更毛手毛脚些而已。他们一般是大花脸的晚辈、徒孙、助理之类,总之是比三花脸要体面、正经许多的角色。唯有三花脸,就是小丑,一曲戏里终是不能少了他们上蹿下跳、无事生非、添盐加醋、煽风点火、抹黑构陷、背叛变节、狼狈为奸、嫁祸于人、落井下石的。好在他们鼻子上那块“豆腐干”标得明白,只是戏里人看不清楚而已。丑角脸谱很有意思,贪财的,鼻子上画枚铜钱、甚至“银锞子”“金元宝”;做贼的,画只“黑线鼠”“白蝙蝠”;心术不正之徒,有画一颗歪歪心,烂得流黑水者;总之,演丑角的演员在脸谱上下功夫极大极深,创造性也极强,除了特定人物已被传统造像定格外,一般都见他们搞得会让同台演员每每忍俊不禁,有那故意提前深藏不露者,甫一“亮相”,都能把主演当晚的演出补贴因“笑场”事故而罚得一干二净。
当然,小丑也都不是坏水,过去传统戏多是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自然脸面是要周正阔大些好看,而给他们配戏的书童、马弁、仆从、轿夫等,多以丑扮,也好在太过正经的场面有些插科打诨的看点。至于茶楼、酒肆、粉巷、商号、庙会、集镇、客店、船舱里,引车卖浆、跑腿打工者流,“俊扮”者鲜矣。他们至多是为了生存,狡黠、嘴溜、讨好、巴结些,见东说东好、见西说西好而已,为人大多还是没有太大毛病的。有的其实就是对底层人的丑化,今天也不好把我的那些编剧同道——过去叫“打本子”的,从棺材里拎出来进行“现代性”与“人格平等”之类的教育培训了。戏者戏也,没戏只能干瞪眼。丑角为戏之有戏、出戏、出彩,可是做了太多太大的贡献。从古希腊到中国的宋元杂剧,再到莎士比亚、汤显祖、洪升、孔尚任,直到今天的各类舞台剧,他们都是重要的佐料、味精,有的甚至是失之即味同嚼蜡的提吊高汤。更别说在重要关目上,戳穴、点睛、把南辕扭向北辙、把天堂拉下地狱的“秒杀”绝招了。任何严肃场面,都会有他们的身影,就连高僧大德、红衣主教身旁,也是少不了要有一两个专门“出洋相”的小丑,颠前仆后、油嘴滑舌、自我作践一番,以烘托主子法相庄严的。
陈彦
好了,该说更名后的《喜剧》了。小说《喜剧》是以剧团父子三个唱丑演员的几十年唱戏生涯,展开了一段悲喜交加的人生故事。小小舞台,其实永远都牵绊着无尽的社会生活投影。红火了,寂灭了;人五人六了,倒霉背运了;眼见他搭高台,眼见他台塌了;在喜剧演员身上,尤其能显示出这种极具倒错性的殊异况味。当严肃的正剧、悲剧艺术,在以享乐与感官刺激为前提的物欲社会中,渐次退向边缘时,喜剧,突然像炸裂的魔瓶,以各种新奇、诡异的脸谱、身段、噱头、“喷口”,变幻莫测地粉墨登场了。贺氏父子也从最传统的秦腔舞台上退下来,融入到了这场欢天喜地的喜剧热潮中。尽管“老戏母子”火烧天希望持守住一点“丑角之道”,但终是抵不过台下对喜剧“笑点”“爆款”的深切期盼与忽悠,而让他们的“贺氏喜剧坊”,也进入了无尽的升腾跳跃与跌打损伤中。
喜剧是人类调节生存情绪的最佳良药;喜剧是洞悉人性弱点的一面显微镜;喜剧也是自我反观后会把自己吓一跳的凹凸镜;喜剧还是讽刺敲打他人的一种尚留情面的“投枪”方式;当然,喜剧也是一种抹了“丹顶红”的欢乐“投毒”;喜剧更是一种比悲剧愈加悲惨无情的“无意义生命揭穿”。试想,一个没有喜剧的世界,该是多么单调、无趣的世界,可喜剧一旦泛滥,成为我们的生活习性,尤其是希望把它索要成我们的生命日常,那么喜剧就会变味走样,直至轻浮如鱼鳔、浮萍。喜剧在舞台艺术的表演中,尤其强调严肃性。小说中的老丑角艺术家火烧天,一再告诫儿子贺加贝和贺火炬:我们演丑的,在台上流里流气、油不拉唧,生活中再嘻嘻哈哈、歪七裂八、没个正行,那就没得人可做了。丑角为人类贡献了无尽的喜剧笑料,但一个成熟的喜剧演员,一定具有十分辩证的哲学生存之道,否则,小丑就不仅仅是一种舞台形象了。小说中大儿子贺加贝在喜剧的时代列车上一路狂奔时,就没有逃脱父亲对丑行的“魔咒”。弟弟贺火炬却在跌跌撞撞中,努力寻觅着喜剧的沧桑正道。以我对戏剧的理解,喜剧,就是一种最难把握火候的烹炸蒸馏、煎灼生汆。
当一个时代,拼命向喜剧演员索要“包袱”“笑点”时,很可能把一个很好的喜剧演员逼疯逼傻。可当他们真的“疯掉”“傻掉”时,唾弃最快、决裂最彻底的,仍会是捧他的观众。一个娱乐化或者叫泛娱乐化时代的造成,不是一群喜剧演员的责任,而是集体的精神失范和失控。我们都有责任为喜剧的沦陷买单。我们索求了太多不该索求的“笑料”,而让他们不得不搜肠刮肚地为我们“抖包袱”。当他们抖尽了生命中最后一根笑神经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怎么已置身于如此低俗的环境之中,而会一脚把他们踢开,从而“热粘猛裂”地与他们拉大距离,以显示出“高雅追求”与“低俗献媚”之间的分野。这也是“国民性”之一种。无论我们集体拥到台前欢呼,还是唯恐退避三舍不及,都显现出了我们比喜剧演员鼻子上那坨“小丑白”并不洁净多少的“豆腐干”。剧场是一个巨大的人性实验室,就像宇宙是科学家探测深空的实验场一样,那里有无限的可能性会出现。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包括真善美与假丑恶,也像万有引力一样,在剧场中会相互作用、牵引;掌声和欢呼声更像是星际之间彼此拉拽的引力与潮汐,会形成越来越不可撼动的运行轨迹与规律。可也有很多时候,一些左奔右突的小行星,在看似热情备至的拉拽中,就纵身撞向了引力过大的星球怀抱,而招致万劫不复的生命坠毁。这就是既渺小、其精神与想象力又可以大到无限的舞台之诡异。
喜剧演员是为人类制造欢乐的人,人类应该感恩他们。古代宫廷小丑,大概是他们最早的表演舞台。当成熟的戏剧,将他们一步步塑造成越来越为大众所享受的艺术形象时,他们便具有了生命的高贵意义。他们在娱乐大众的时候,也在提示和警醒大众:你们并不比小丑高明、圣洁。那些鄙俗、阴暗、丑陋、邪恶的心理与行为,时时都会闪念,甚至已麻木地深陷其中而不自知。不过是经他们表演出来,在笑声中被吓煞了才有所收敛而已。喜剧永远是警示人类生活的最可口饮品,只有喜滋滋地吞咽下去,才会感到辛辣刺激,后劲十足。
因职业原因,我有幸几十年时常坐在剧场里,感受演员与观众之间那种无比美妙的互动关系。常常忽发奇想:喜剧就像蒸汽机,是人性的热能实验室,它能产生无限昂扬亢奋的激情和热量,表现出一种升腾与澎湃的生命气象。而悲剧更像内燃机,外表看似平静,一旦内部驱动,便不动声色地点火压强了。人的体能、热量不足时,会血糖降低,手足无力。而一旦热能过量,又会皮脂增厚、膨大肥胖,并进一步导致各种器质性病变。如何找到一种平衡,是生命这个小宇宙的最大难点。喜剧从某种程度讲,是人类生存智慧的最高表现形式,其结果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智性高度,本质上是集体催生的结果,无非是由个别天才表现出来而已。好的喜剧演员绝对是那个时代的生命精华,也可简称为“人精”。他们的智慧高度令人不能不拍案叫绝。但任何智慧都须有边界,大众在寻找这些天才代言人时,也会胁迫、甚至勒索他们,希望呈现出高过期望值的表演,往往悲剧就发生了。
但无论怎样,我们的文学艺术都需要幽默、诙谐和喜剧,人一无趣,大概夫妻之间也是要过得冰锅凉灶、大眼瞪小眼的,何况为亲、为友、为团、为队、为社、为群乎。尤其是为戏、为文,无趣便“食之无味”,不得不食者,也形同啃鸡肋、嚼矿蜡,需作“硬着头皮状”。七八百年前的关汉卿,写了多么悲惨伤痛的《窦娥冤》,可里面却出现了一群丑角,他不仅是痛恨着那个时代的丑陋,也是以喜剧风格,将悲剧引人入胜、导向深刻的一种手法。我在小说中,就给一条狗赋予了小丑“张驴儿”的名字。《窦娥冤》里的张驴儿,正是迫害窦娥的第一元凶。这条名贵的柯基犬,是痛恨着这个贱名的,但人们却偏以喜剧的方式,硬生生强加在了它的头上。它在努力挣脱这种“污名化”,并从它的视角,看到了真正的“张驴儿”。这也是我希望统一起一种喜剧叙事风格的书写方式吧。
我要特别介绍的小说女主人公潘银莲,是一个一直都活在名角万大莲的影子当中的人物,她以她卑微的生命力量,努力走出“月全食”般的阴影,并发出了自己的光亮。她不属喜剧行中人,但她从不缺十分朴素的民间喜剧真理。
喜剧到底来自宫廷还是民间,还需要进一步发掘考证。而它流传至今的形式,都是以戏剧的标本存在下来的。既然是戏剧,那它就必须回到民间,只有民间那种会心“捧场”并甘愿喂养的形式,才能让它传之久远。我在文艺院团做管理的时候,每每看见民间对喜剧的喜爱和对丑角演员的百般稀罕,就感慨系之:唯有在那里,才能真正看到他们的生命价值和高贵。喜剧应该成为“致广大”的生命群体乐呵呵围拢来的一簇烧得毕毕剥剥的热烈而盛大的火光。
一部小说懒懒散散写了这么多年,却在新冠疫情的禁足中画上了句号。是喜是悲,是乐是忧,五味杂陈,难以言表。调来首都已两年有余,多数时候半夜醒来,还以为是躺在长安的床上。做梦也在原单位开会“分房”,为几百套福利房,每每分出一身冷汗才吓醒来。有时连午睡一小会儿,也梦见的是西安的正午阳光。这大概就是我不得不以《喜剧》的形式,继续延伸《西京故事》《装台》《主角》的命吧!命是无法抗拒的,在我阅世不深的印象中,人类好像是已经很厉害了,主了宰了,却怎么大自然随便动了一下小拇指,就让人措手不及、许多地方甚至乱象横生了。看来人类的力量是远远不能与大自然相抗衡的。谁也不知天上随时会掉下什么来,肯定有馅饼卷大葱,但也不排除能砸伤人的陨石和新冠病毒。悲剧和喜剧的转换都在一瞬间,虽然我们那么爱喜剧,但喜剧并不循规蹈矩、温顺常在。人类唯有敬畏规律、摒弃狂悖、谦逊劳作,方才可能在喜剧方面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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