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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报》编者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切实加强文学评论工作，12月3日至4日，中国作协加强文学评论工作会议在京举行。现摘发部分同志发言，以飨读者。

关于推动当前文学批评健康发展的三点看法

潘凯雄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以来，总书记先后在不同场合就如何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批示。与此同时，从《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的出台到“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这一系列的顶层设计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出了方向性、指导性和制度性的安排，为我们做好文学和文学批评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和提供了基本遵循。

　　具体到文艺批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他强调：“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虽不足百字，却是对文艺批评基本定位、重要作用和基本功能的高度概括和精辟阐释。

　　在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学批评重要指示的过程中，我认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还有几个十分重要的“点”是必须牢牢联系在一起予以认真学习与准确把握的。

　　一是对“两个大局”时代方位的准确把握。总书记指出，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二是对“两个百年”时间节点的准确把握。第一个百年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百年是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三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讲话全面系统的准确把握。总书记说：“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

　　基于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文艺和文艺批评工作重要指示学习的上述体会，结合出现在当下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评论中具有某种思潮性和症候性的若干重要现象和问题，在新形势下推动文学批评创新发展，我觉得有必要对如下三个问题予以格外的关注和研究。

　　文学批评的时代性要求我们特别注意处理好的几对关系

　　说到文学批评的时代性，就很容易自然地将之与“当下”这个词联系在一起。这当然不能完全算错，但如果仅限于这一点，对时代性的理解则未免过于狭隘，也自然随之影响到文学批评本身的厚度与宽度。

　　这也是我一开始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在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文学批评重要指示的过程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还有几个十分重要的“点”是我们必须牢牢关注的。

　　比如总书记强调的“两个百年”，从字面上看，这虽然只是一个时间概念，但本质上则是涉及历史与现实直到未来的“百年大计”，套用老话就是“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终极追问。这固然是一个时代，但却是一个大跨度的大时代，而非简单的一个点。

　　再比如总书记强调的“两个大局”，看上去虽也涉及“两个一百年”，但我自己体会它更是一个空间的概念，既是中国这个空间，也包括世界那个更大的空间，同时还有更复杂的事关这两个空间的关系。

　　踩住这几个十分重要的“点”再来理解文学批评的时代性，其内涵就至少应该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时也要以宏阔的视野注意世界文学发展新动态，吸纳人类文化精华。我们文学批评的“中国方案”固然应该立足中国、立足当下，但同时又应该是发展的、开放的、足以能够与世界平等交流对话的。将这些“点”的要素以及“点”与“点”之间的关系平衡好，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时代性，也就是别林斯基所认为的文艺批评要真正成为“一种不断运动的美学”。

　　文学批评的学理性要始终坚守在真切体验的基础上

　　文学批评本身固然就是一种创作，但这种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以丰富的文学创作，包括作家作品、思潮现象等为基础。因此，我们讲文学批评的实践性除了指批评自身的修炼外，也包括对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的密切观察，说白了，就是要认真读原著，也是我所讲的真切体验。

　　将认真读原著列为推动文学批评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看上去有点搞笑，但的确又是立足于文学批评现状而言。认真阅读批评文章，批评者是否认真研读过原著其实是不难辨识的。分析其原因，应该说主客观因素皆有。一个客观事实的确是我们的文学创作，不仅整体产量越来越高，而且表现方式也越来越丰富。如果将所谓网络文学也囊括进来，那更是一个难以穷尽的“天文数字”，也是任何一位批评家都无法穷尽的。从主观上说，我们的一些批评主体对丰富生动的批评对象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或无视、或草率、或生搬硬套等现象。我们强调批评的独立性和学理性以及批评本身的细分都不是问题，但只要是涉及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如果缺乏对创作文本本身的细读，缺少真切的体验，其结果恐怕就不只是批评主体的学风问题，而必然影响批评自身的公信力，也根本无从达到总书记明确提出的“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以及“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等根本要求。

　　文学批评的学术与学科建设也需要分工协同

　　对文学批评自身的学科建设而言，存在不同程度的分工是自然的、正常的。比如，高校、社科院系统可能偏于学理研究、体系建设，而作协系统或文学出版领域则重在当下、偏于具体评论，包括对作家作品的微观切入或重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的宏观分析等。事实上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文学批评发展的历史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这样一种自然分工、协同发展的基本格局。这没什么不好，反倒是一种为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特色。

　　面对这样的现状与客观存在，今天我们作协主导的推动文学批评发展的研究则不妨鲜明地张扬自己的这一特色，以严谨的学风、科学的理论为主导，立足当下，面向现实，以培训、研讨、评奖等多种不同方式为抓手，扎扎实实地推动文学批评向前发展。事实上，在这些方面，多年来中国作协也一直这样在实施并形成了若干行之有效的机制和办法。如果要提点建议的话那就是研讨的话题与形式似乎还可以更加多样丰富一点。现在作协组织的研讨会大多以新作的研讨为主，形式规模也大体相差无几。以后是否可以在内容上、规模上更加灵活丰富一点，比如针对某个重点项目面世前的“会诊”，对某种现象、某个话题、某种可能出现的趋势的研判等等。至于方式则可视研讨的内容而定，规模可大可小，时间可长可短，这样显然更有益于研讨面的拓展和研讨度的深入。

文论期刊的时代表达

张燕玲

　　我们知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在新形势下的文学场域，进行文学经典化工作的文论期刊，如何在更广泛的时代平台上为文学史的良种库提供文学良种，为当代文坛提供富有学术性的鲜活现场，催生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与批评家，为学术生态和社会文化生态进行多元的有效的建设，或许这是今天文论期刊所面临的新任务。近年，《南方文坛》比任何时候都更注重凸显杂志的时代性，比如注重发挥文学评论的引导、砥砺、推介作用，组织好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研究，注重文学创作的方向和重点，坚持“以选题提升品质，以选题强化活动”的理念，在全国性活动中发出广西声音，让广西的活动做出全国影响。

　　如选题的时代性。纪念巴金诞辰115年的“巴金研究”专辑，以及“共和国七十年电影文学研讨”“汪曾祺百年诞辰”“百年新诗学案”“AI来了”等专题，充分体现时代前沿的学术成果。选题还带动文学研讨活动，加强协作，以克服边地短板，发挥联动效应。如今年5月在南宁，联合中国作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以举办本刊年度“广西青年批评家培训班”为契机，以“新时代青年写作的可能性”为主题，召开了青年作家批评家研讨会。10月在桂林，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广西师大出版社联合主办第十一届“今日批评家”论坛，研讨“王蒙与文学中国”。11月在北海，主办“文艺史料学的问题与方法”研讨活动，都反响热烈，研讨内容一一入刊。这既增强了杂志与时代与历史共振的能力，又增强了文学评论工作的锐气与活力。它们与持续20多年、已推介过130多名新锐批评家的品牌栏目“今日批评家”一道，有效地加强了杂志的队伍建设。我们还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要时代主题，对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新的阐释（包括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乡土文学）等主题进行策划组稿。

　　2020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收官之年，中国文艺在此期间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呈现出了新的发展状貌，《南方文坛》2020年第6期特别策划编发了“新世纪20年文艺”专题，邀请丁帆、王一川、傅谨、洪治纲、耿占春、王兆胜、李朝全七位名家，从文学批评、影视、戏剧、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门类，对21世纪的中国文艺发展进行了全方位的立体解析，深度探析其中的发展历程与内在形态，以期继往开来，再发新声。

　　比如2021年于中国，又是一个富有纪念意义的百年，时代要求我们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历史时刻，强化历史担当，策划好选题。为此，我们开辟实施“百年叙事”为主题的专栏，巡礼与研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新文艺，以编者按的方式，通过向重点作者约稿和广泛征稿，将全年推出系列文艺研究和评论文章。2021年第1期我们约请五位专家，描述百年中具有时代意义的五个时间节点的文学现象：计文君研讨上世纪初年革命先驱“呐喊着诞生”的新文学，萨支山论述延安文艺的代表赵树理，还有孟繁华对新世纪20年长篇小说的新论、徐刚的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研究、梁向阳关于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标志性作家路遥的新解读。

　　又如对当下众多新文艺群体（网络作家、自由撰稿人、自由编剧导演、演员、歌手、制片人，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等舞台艺术自由编导，视觉艺术独立策展人，自由美术、书法、民间文艺工作者、自由摄影师，网络艺人，直播网红等新阶层或自由职业者），以及众多新兴的艺术样式，新兴的文化企业（实景演出、抖音、微电影、网络文艺、数字艺术、新媒体艺术等），其审美方式、生产方式乃至读者群都与传统的文艺有所变化。但新的力量带着对社会新的理解加入文艺事业，需要我们在关注、学习中发现新质，更新、扩大视野，激浊扬清，进行有效的文艺评论。

　　其次，辩证地与媒体深度融合，以多样化实现文学评论的时代表达，以及文论期刊的创新发展。

　　近期，中国作协联合沈阳广播电视台遍及全国的两场活动，直播流量辐射全国全网，关注度极高。2019年11月，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红色经典手稿大展“初心与手迹”，通过访谈与“大家聊”，评论家、作家和读者从不同角度解读和评论作品，甚至还有一些新的活态史料。这种灵动的展现，不仅致敬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还以鲜活而专业、学术又有活力的文学评论活动，丰富了对红色经典的新解读。这样的文学传播工作，在2020年11月再次呈现。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作家网承办的“2020中国一日·美好小康——随作家走进故事”全媒体直播活动，20余位中国知名作家，以不同方式参与此次直播活动，真所谓“为民族复兴书写‘信史’，为新时代中国留下‘小康印记’”。承办单位用活了新媒体，线下广泛联络全国相关单位、广电和融媒体中心，线上采用5G、卫星、云传输等最新播出技术，大屏小屏联动50家网络平台，同步网络直播，100余家媒体进行报道，当天活动结束时全网流量竟达3亿。我以为这是文学界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媒体深度融合的一个成功范式。

　　信息革命引发万物互联，催生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的变化。文论期刊这样的传统媒体在表达技术和传播方式上，自然被新媒体远远地甩在后面,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传统媒体具有信息供应者的独家优势,专业化的作者队伍、长期形成的品牌效应、广阔的信息渠道、丰富的经验、传播时间长远,都不是新媒体在短期内可以造就的。

　　我以为，新媒体不可能轻易取代传统媒体的位置，如此情形，文论报刊如何在这巨大变化面前与多媒体链接，寓意着这个时代对我们关于 “变”与“不变”的辩证要求。

　　它辩证地告诉以内容为王、品质为上的文论期刊：没有网络技术支撑，好内容未必不能传播，但缺乏更大的传播力，这需要改变。变化不能以自身衰退为代价，这是文论报刊有待探索与推进的新课题。如今大多数文论期刊都开通微信公号，这只是新媒体的初级版，但也面临冲击与困难。因为数字化实际上是在加速杂志纸板的衰退，如电子版上网，读者便捷地从网上获得免费的主要内容，只能加速纸媒衰落，是传送全部还是开通付费服务？我们如何与新媒介深度融合？这是我的困惑，以此求教于方家。这需要我们尽快找到新发展路径，尽快找到与时代相匹配的表达方式，才可能从理念和技术等方面走向深度融合，从而以多样化方式实现文学评论的时代表达和有效性。

　　因此，在新形势下，文论期刊还需把握好变化的尺度与辩证关系，继续以内容为王、品质为上，锻造自身与时代与历史共振的情怀和能力，从而对这个时代有所创造、有所担当。

文学的人民性与新时代的文学批评

桫椤

　　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常被比喻为“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在新的时代语境中，面对时代的呼唤、人民的感召和艺术的吁求，文学批评如何“展翼”和“转轮”，是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成为一个文艺批评概念之前，在马克思那里，人民性是被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提出来的，他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之二中写到：“所以这些哲人和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的塑像一样极少人民性；他们的运动就是自我满足的平静，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同他们对待实体一样地客观。”这里的人民性没有体现在那些脱离普通人、对社会大众没有情感的人身上，因此这段话同时隐含着马克思对人民的理解。在我国，人民通常被用来指“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现代汉语词典》），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的内涵变得更具体，以及更具从实践上加以理解和把握的可能性。有批评家在谈到读者和人民的关系时提出，“人民还意味着属于同一个共同体，是共同的历史、共同的传统和共同的价值观把我们连接在一起。”在这个角度上理解新时代文学的人民性，就是指那些认同民族文化身份和传统价值观念，反映了人民的喜怒哀乐，满足了人民的需要，对人民饱含深情的作品所具有的普遍的思想和艺术特性。

　　新时代文学的人民性是从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中继承而来的，在时代生活的锤炼和淘洗中得到发展和升华，呈现出新的特质。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程中，当前正在进行的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伟业，以及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都为人民性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人民为什么需要文学艺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有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这不仅回答了人民需要文艺和文艺如何回应人民需要的问题，在文学批评层面上，更从生活与文学的关系角度提出了评价文学作品的人民性的价值标准和美学标准。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中国融入全球化浪潮中，农耕文化及其思维方式受到冲击；伴随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城市生活方式成为时尚并得到普及，传统礼教文化和道德观念面临新的挑战，商业和技术文化催生出新的伦理道德情感。在这一背景下，个体取代集体成为社会的主要单位，人民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对世界的看法、生活的期待和心理上的情感需求多种多样。从文学的细部而论，环境的典型性呈现弱化态势，以对“现实的反映”为主要表达方式的经典现实主义创作，难以寻找到可以代表整个中国全貌和中国人生活的典型环境，亦难再以大一统的方式表达多样性的个人情感，更不宜表达出人民对当下和未来的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理想期许。在典型环境中表现典型人物的经典现实主义，被改造为新写实主义等文学思潮和写作手法。在新的历史时代面前，文学实现对新的人民性的建构和表达，需要创造新的美学标准和表达范式。进入新时代，文学如何反映、表达和建构起新的人民性，是摆在作家和评论家面前的新课题。

　　在艾布拉姆斯的《文学词典》中，文学批评被定义为“是研究有关界定、分类、分析、解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一个总的术语”，而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鉴于文学对于人类的重大作用，文学批评绝不仅仅是文学的内部活动，而同时对社会文化有着重大影响。先秦诸子、汉魏文士对于文艺并非系统化的评价和论说，已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中难以剥离的组成要素，对中国人审美心理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文学批评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基之初，以及形成民族凝聚力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所蕴含和表现出的价值观念，正是人民认同和坚守的最强大的传统力量之一。因此，文学批评在完成对文学作品的审美解读、鉴赏和评价的同时，更肩负着对人民性加以指认、辨析、阐述和传导的使命，而将这一使命放置在时代语境中，其重要性会更加凸显出来。

　　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研究互为支撑，经历长期的学科和理论体系建设，我们有了更多的中外理论工具来解读和阐释作品。在文学批评中，一方面我们要广泛吸纳古今中外的理论资源指导批评和创作，既要实现中华文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也要变“西化”为“化西”，形成有时代特色的理论评论体系；另一方面，假如我们承认文学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不同的时代、地域和民族的多元文化会催生出不同的艺术表现和主题表达形式，当下的文学批评就应当回到新时代中国文学的现场中来，以中国人的审美视角审视当下的中国文学及其与时代和社会的关系，不仅要从中发现独特性、规律性的美学变化，更要善于发现其中凝聚人心、振奋精神的力量。

　　文学批评要处理好人民性与审美性之间的关系，好的文学作品，其对人民性的书写一定寓于审美性之中，别林斯基说过：“人民性算不得真正艺术作品的优点，只不过是它的必要条件。”既肯定了人民性作为文学的内在规定性，也指出了具有人民性的作品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优秀作品。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文学批评时，仍然要从审美的角度把握作品，既要肯定正面反映社会生活、弘扬社会主流价值的精品力作，也不因为一些作品含有讽刺、批判的内容而无视它们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地位，批评是建构的方式之一种。而对于一些集中表现社会重大活动的主题创作作品，更不能因为其主题上的“政治正确”而在批评中束手束脚，不敢说真话，忽视其艺术表达上的缺陷。

　　新时代的文学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变革，是文学赖以存身的媒介发生了颠覆性改变。互联网作为人文工具和公共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文化结构，科技支撑下的数字媒介功能致使文学面临诸多始料未及的新变化，网络文学的崛起只是这种变化的极端表现。更严重的是，人类思维、审美和表情达意的传统方式正在被裂解，深度影响了文学的发生、传播、接受的过程、方式和效率。过去强调的文学的雅俗之分现在看来是与当时的时代风潮分不开的，雅与俗或精英与大众之间并不是截然相对的，在印刷媒介中存身的严肃文学及其审美范式与大众接受之间产生隔膜，制约因素更大的是在表现方式上，而非内容和主题上。网络时代的文学需要寻找到适应中国人审美习惯的表达，才能重新赢得人民中的大多数读者的青睐；文学批评也只有在网络上的众声喧哗中增强有效性，才能实现肩负的初心和使命。

　　延伸阅读：

　　长于思辨或精于细读的评论集

　　南方的文学想象（张燕玲）

　　构建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的伦理生态（桫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