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今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军事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文化的胜利。在抗战中，文艺充分发挥了鼓舞人心的作用，直至对中国现当代文艺风格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此，本期讲坛特别邀请李掖平教授撰文讲述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及其思想艺术价值。

　　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本文谨以深致的虔恪与诚敬，在“抗战文艺”的文学谱系中选出1931-1945年间社会影响力重大、文学史学意义深远的小说与诗歌代表性创作，对其产生的巨大社会反响及其民族抗争精神基因在当下传承的思想艺术价值，进行简要的梳理评估，以向抗战文学致敬。

何孔德《并肩作战》（图片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

　　纵览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东北作家群”是其中成就较高且特色十分鲜明的一支创作团队。1931年后，以萧军、萧红、白朗、李辉英、端木蕻良为代表的一批东北作家先后流亡到关内，分别在北平、上海等地的《文学》《中流》《光明》《文学季刊》《文学杂志》以及综合性大型刊物《国闻周报》《东方杂志》的文艺专栏上发表多篇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其题材基本都是其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的东北地区中华儿女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和对故土家园的深情怀念，文字充满了为民族为故乡歌与哭、鼓与呼的战斗激情，发表后在当时文坛和广大读者群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后被文学界冠以“东北作家群”这一特定称谓。

　　“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创作，以粗犷宏大的风格和浓郁鲜活的东北地方色彩，描写反映了处于日寇铁蹄下的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字里行间燃烧着对侵略者的仇恨怒火以及对父老乡亲的深情怀念和渴望早日收回国土的强烈愿望。1935年7月，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出版，鲁迅为之作序：“我却见过几种述说关于东三省被占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小说通过描写“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一支抗日队伍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下与侵略者殊死搏杀的故事，在中华民族危机深重的紧要关头，以抗日救国时代强音的呐喊，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殊死抗击日寇的思想主题。作品中对抗日战士们不惧生死、奋勇搏击敌寇的生动描写形神兼具，至今读来让人感动感佩不已。这支小小的东北抗日队伍尽管受到敌人的层层阻击，却始终意气高昂，他们互相搀扶着高唱《国际歌》，在枪林弹雨中艰难前进，充分彰显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同仇敌忾、英勇抗战的伟大精神。从艺术层面来看，小说成功塑造了游击队长铁鹰和知识分子肖明、安娜等抗日战士形象，字里行间洋溢出浓郁的地方色彩和鲜活的生活气息，具有粗犷、劲健、硬朗的风格特点。

　　端木蕻良的小说着力于捕捉、开掘和展示东北旷野大地的丰饶和血性男儿粗犷雄放的强悍生命力，于遥远的边塞风沙中，召唤古老民族中的原始的生命强力；在壮丽雄奇的自然景观中，寻找人文变迁和民族的血脉。他注重方言的运用，又自觉地吸收电影蒙太奇手法来结构小说，想象力奇妙灵动，叙述带有跳跃性，用笔举重若轻，文字优美生动，在小说体式上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创造。短篇小说《鹭鸶湖的忧郁》用诗意笔法描写社会底层人民的贫穷和苦难，悲愤郁怒之情回荡在平静的叙述中，传达出遭受压抑的凄厉感。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通过对“九一八”事变给东北人民带来的灾难与痛苦以及由此激发起的抗日怒潮的描写，对资本主义经济渗透与压迫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剧烈冲击的刻画，深刻揭示了步入20世纪以来中国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不仅烛照出社会底层的人们几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而且发掘出各色人物的心理隐微，展开了东北黑土地的历史与现实、社会与文化的巨幅画卷，是抗战时期文坛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力作之一。

　　萧红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特别专注于关于国民性改造与革命的独特叙事。她传承了鲁迅“改造民族灵魂”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并将其与革命叙事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成功整合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与左翼革命文学思潮，探索出一条具有个性特征的创作道路。中篇小说《生死场》以沦陷前后的东北农村为背景，以血淋淋的现实书写，描写反映旧社会农民的悲惨遭遇，揭露鞭挞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同时也表现出东北农民的觉醒与抗争，赞扬他们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该作品以“奴隶丛书”的名义于1935年在上海出版，引起了文坛的巨大轰动和强烈反响。鲁迅为之作序称赞说：“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通过描写呼兰河人对生命抱着麻木不仁的漠然态度、而在对鬼神的精神依附上却又保持着极大热情的生活状态，通过讲述普通民众生命饱受欺凌和摧残的悲剧故事，如小团圆媳妇的惨死、有二伯的不幸遭遇、冯歪嘴子一家的艰辛生活等等……揭示反映了呼兰小城物质生活的原始落后以及芸芸众生精神世界的愚昧麻木。从艺术层面来看，小说一改传统小说因果链条严丝合缝的叙事模式和结构章法，突围文体局限，以一种非情节化的结构方式，实现了一种杂糅小说、散文、诗歌元素的文体创新。作者以原生态的视阈聚焦底层生存现实，以思想情绪的流动为轴心，在散淡的叙述中展示原乡记忆与想象，通过多角度多侧面的全景式描绘来为呼兰城立传。小说内容分为七个章节，每一章节皆可独立成篇，并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也没有必然的内在逻辑联系，除了回忆的“我”之外，甚至连贯穿始终的人物也没有。是“我”的自由联想将众多看似零散的生活画面连缀起来，纵横交织无边伸展，以无组织的组织和无结构的结构，建构起一种别具一格的小说文体，史称“萧红体”。茅盾先生赞誉这部小说为“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抗战时期的诗歌创作

　　抗战时期诗坛上影响最大的诗歌创作，当数田间、艾青和七月诗派。

　　享有“鼓点诗人”之誉的田间，是一位在需要鼓手的抗战时代产生的“时代的鼓手”。他的诗，是战斗者的心怀畅抒和现实血热的鼓噪。他把为革命斗争为民族解放而奋力呐喊作为自觉的创作追求：“我要使我的诗成为枪，———革命的枪”。他用明朗而跳动的情绪串连起富有感性的生活景象———灰色无笑的平原、血腥的空气、愤怒的河流、燃烧的森林、战斗的春天的路……诗作处处流荡出原生朴拙的田野气息和高亢激越的情绪感召力。对此，闻一多给予高度评价说：“它摆脱了一切诗艺的传统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着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乐。它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其代表作《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以形象化的鼓动标语和精彩的诗的宣传画，激励人们为民族解放而战斗到底：“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写于1937年的《给战斗者》，更以闪电式的跳跃节奏，抒泻了狂风骤雨般骚动咆哮的情怀：“我们／必须／战斗了，／昨天是忿怒的，／是狂呼的，／是挣扎的，／四万万五千万呵!／斗争／或者死……”短句的分列短促、干脆，给人一种铿锵的力量，表达出一种激越的情绪。这种催人奋进的感情暴烈真挚，给人以火辣辣的炙烤。其抒情的强度和力度，与《女神》火山奔突式的情绪喷发一脉相承。

　　艾青在抗战时期的诗作，以最属于自己也最属于时代的独特语言与姿态，抒发着中国大地的永恒苦难和深刻悲哀，宣告着对土地旷野至死不渝的挚爱；以宏阔高远的历史视野，深邃精警的哲学洞识，美丽崇高而忧郁的情绪氛围，“自由而自己成了约束”的灵活开放的体式，显示出一种深厚深沉的审美魅力。在他笔下，感知不仅是直觉经验式的传达，更是象征的能指；抒情不仅是个性心灵的呈现，更走向了普视性；哲理不再是纯感兴式的顿悟，而深入于沉潜审省的思辨性心理感受；象征也不再是简单的拟喻，而闪烁出深邃的智性灵光。那轮“从远古的墓茔／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滚来的“太阳”（《太阳》），决不仅仅是客观物象的如实描述，它还是奋力抗争的中华民族生命元气的象征，它还寓含着光明必经战取方可获得、人民终将迎来新生的深刻哲理；那幅“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的画面（《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涂染着的浓重悲怆和阴冷色调，显然也不仅仅是大地景象的精确摹写，它还是那一时代特有的苦难与悲壮以及由此引发的民族焦灼与躁动的时代情绪、社会心理的象征；还有那只即便死去也要把羽毛腐烂在土地里的“鸟”（《我爱这土地》），难道不是深挚的爱国者——诗人自我和广大知识分子的象征性写照？还有那支灼灼亮丽的“火把”（《火把》），难道不是坚贞不屈民族精魂的象征？难道不是个体生命只有汇入民族事业中才能真正实现最大价值的哲理寓含？还有那引人深思的“煤的对话”（《煤的对话》），难道不是中国人民历史行进足音的象征？难道不是由此抽象出的对宇宙人生旷远幽深的智性把握？……正是这种为真理、为正义、为祖国和民族奉献甚至牺牲自己的崇高诗美品质，使艾青获得了“时代的伟大歌者”之誉。

　　其他“七月”诗人和艾青一样，不仅自觉承载起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而且自觉承载起提高新诗审美境界的责任。他们密切关注着抗战时期血与火交迸激荡的现实生活，却绝不仿摹复制现实图景；他们胸中翻滚着火热而汹涌的激情，却绝不赤裸裸地喷吐抒泻，而是追求在感知的基础上，涵融进激情、象征、哲理等多元因素的整合诗美品格。有的在感知性画面中注入激情，以拓展较大的情绪空间，如天蓝的《队长骑马去了》和彭燕郊的《雪天》；有的在形象和景物的描写中暗含进某种哲理思索，以增加其蕴藉的深厚，如阿垅的《孤岛》和鲁藜的《泥土》；有的将象征融汇进具体感性的表层描写之中，以获得立体暗示的美感效应，如孙钿的《旗》，不仅是部队的一个标志，更是勇敢、庄严、胜利、力量的象征；再如冀汸的《渡》，透过“我们”渡河的实写画面，有一种更深层的抽象题旨存在着——那是处在危难困境中的中华民族在泅渡、在艰苦卓绝地挣扎行进的象征，是力量，是情绪，也是信念和希望的象征。简而言之，“七月”的诗歌是扎根于抗战生活土壤的歌唱，是与祖国人民的命运相联系的苦难与战斗的声音，其诗作大都有一种鲜明的形象、清晰的主题、激越的情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即使象征，即使思辨，即使理悟，也都较为清朗朴实，凸显出激越豪放的诗美品格。

著名诗人艾青雕像

　　抗战文学的价值与意义

　　抗战文学之于今天的价值与意义，我认为有以下三方面：

　　一、以上述作家作品为代表的抗战文学创作，以一种精神方式参与了20世纪中国社会一段最重要的历史构成，成功书写了华夏儿女同仇敌忾、抗击日寇、奋力御侮的伟大抗战时代，以文学创作吹响中华民族抗争的号角，建构起中华民族英勇抗战的一座座文学雕像。

　　其文体涵盖了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历史剧等多种样态，聚焦自东北三省沦陷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再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抗战历史进程，或描写抗日部队不畏生死的前线铁血厮杀，或记录普通民众为抗战捐款捐物的自发行动，或揭露入侵日军在“大东亚共荣”弥天大谎背后杀人如麻的残暴罪行，或反映华夏大地从都市到乡村可歌可泣的各种抗敌斗争，以宏伟的史诗格局、磅礴的精神气势，多角度、全方位、具实化地描绘再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抗敌御侮、保卫中华河山的艰苦卓绝的抗战进程，钩沉出中华民族在困厄中百折不挠、浴血奋战、求变图强的历史发展逻辑。

　　二、以上述作家作品为代表的抗战文学创作，以中国文化中英雄崇拜的传统母题，精彩阐释了生命个体与国家、与人民、与时代之间的意义联系，弘扬了中华儿女“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以我血荐轩辕”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英雄崇拜”的传统，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可以说是一条“英雄叙事”的文学流脉：从启蒙华夏的三皇五帝，到思想激荡的诸子百家，从缔造盛世的明君治臣，到抵御外侮的志士仁人，到“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普通民众……大到一国一族一群，小到一家一人一书斋，在各个时代各个领域的历史画卷中，处处定格留印着昂然奋进的英雄身姿。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在摆脱列强欺凌的生死搏斗中、在寻求独立自强的血与火的考验中，产生了难以计数的时代英雄。他们于战乱流离中，在饥寒交迫里，抗击强暴、抵御外侮、承担国难、以身殉义，写照着浩然大气的历史精神。从个体生命来看，他们有的是指点江山、运筹帷幄的伟人，有的是奋不顾身、勇于牺牲的战士，有的则是无怨无悔、默默奉献的普通人。从整体族群来看，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时代群像，是华夏族群坚挺不屈的钢铁脊梁，写照着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三、“抗战文学经典”以较为丰赡的文本形式探索和较为精良的文学书写，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文中提及的小说、诗歌作品，对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方式的基本遵循，对想象力、联想力、象征力的有机联通，对中国优秀文学传统和民间文化精髓的继承与创新，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多种创作方法和艺术形式的融汇与整合，以及在现代汉语言文字运用方面的丰富与雅正，已经成为抗战时期特定的文学符号，为我们今天的文学书写提供了有益的镜鉴。

　　历史是不能忘却的，精神财富更不能丢掉。任何一个底蕴深厚昂扬向上的民族，都不会忘记从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发展的动力和营养，并将其视之为巨大的精神源泉和力量支撑。中华民族的红色精神血脉，经由数千年华夏文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革命历史积淀生成，抗战文学创作所蕴涵的家国情怀、使命担当和理想信仰，凝聚着天地精华，躁动着乡野元气，抒写着生命激情，飞扬着中华魂魄，是一份最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思想动力，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性支撑。

　　我们深知，是既鲜活着华夏大地大爱无言、大德昭昭的沉朴民风，更写照着中华民族大悲大悯、大道大义的浩然国风的中国历史、革命、土地、人性，构成了抗战文学创作的坚实沉厚的思想质地，激荡起雄浑激越的艺术旋律，摇曳出美丽瑰奇的审美风情。我们坚信，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中华大地上的这些人和事、气和神、韵和魂，还使我们感动着，还被我们记忆着、传承着，红色文学经典就能泽被华夏、引领风尚、提升人性，直至永远，直至永恒。

　　（作者：李掖平，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戏剧与影视文学一级学科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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