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形象”这个话题为什么重要？一方面，不同时代文学作品中的青年形象，往往折射出时代的语境、体现出时代的吁求、彰显出时代的精神，因而承担着为时代“立言”或赋予形象的功能；另一方面，对“时代青年”形象的塑造，也大多由当时的青年作家完成，这种“同代人”式的创造关系，也使这一话题具有更丰富的文学史内涵。

王永卓《城市广场》（图片来源：影像中国）

　　青年形象是时代梦想的表征

　　以青年形象来诠释时代精神，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传统。评论家孟繁华说：“从20世纪初期开始，新人的形象就是青春的形象，这些形象已经成为我们世纪之梦的表意符号。他们是负有启蒙使命的青年，是狂飙突进时期的青年，是实行民族全员动员的青年，是担当社会主义文化使命的青年。这些青年形象是文学人物，同时也是不同时代社会历史的表意符号。”

　　自“五四”运动以来，那些思索时代疑难、投身时代变革的文学人物，便常常以青年的面目出现。鲁迅笔下，窥破封建文化“吃人”本质的“狂人”，是青年（《狂人日记》）；付出生命依然不改革命初心的夏瑜，是青年（《药》）。巴金《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里青年与封建家长之间的对立，无疑是新旧文化、新旧秩序间激烈冲突的微观缩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沫把自己对革命者成长历程的讲述，直接命名为《青春之歌》，柳青《创业史》里的青年梁生宝被认为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典型形象最成功的尝试之一。路遥笔下的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则是改革开放时期的新人，他们身上那种自立自强、不懈奋斗的精气神，生动诠释了上世纪80年代的气质，直到今天依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杨沫《青春之歌》（图片来源：豆瓣）

　　在这类作品中，青年的成长与历史的前进之间，存在着同步同构、相互诠释的鲜明关系。历史的期许投射在青年身上，在青年血管里涌动的不只是热血、更是时代的潮流。所谓“新青年”，正因其“新”，才能分外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矛盾，进而呐喊出时代的呼求、去实践和引领时代的变革。青年形象往往关联着宏大的历史想象，这是其被一再书写、关注的原因。在此意义上，青年形象的塑造，实际是文学“出圈”的重要渠道——从学理角度讲，它印证了一种建基于社会进化论和线性时间观的历史价值想象；从社会层面看，它提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中国梦的公共话语表征。

　　“向内转”是成绩也有局限

　　新世纪以来，青年作家的青年形象塑造，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向内转”的特点。今天的青年作家，成长于总体和平、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他们笔下的青年人物，也相应地拥有类似的精神背景。在这些人物身上，主体与外部世界（社会及时代）之间剧烈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正在削减，对自我内心的审视、对个体价值的找寻，上升为更重要的主题。

　　在这个过程中，日常生活的细节纹理、个体内心的丰富活动，被充分地展示出来。许多在以往经典作品中没有获得充分表现的经验领域，如现代都市生活内容、爱情友情等私密情感关系，在这一代青年作家（主体是“70后”“80后”“90后”）笔下获得了浓墨重彩的书写。文学对复杂情感的细密剖析、对现代人生存境遇的深刻思考，也都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度。这些可喜的成就与进步，也再次印证了时代发展对文学形态、文学潮流的塑造。

　　然而，与此同时，许多难题和困境也逐渐出现。例如，许多青年作家笔下的青年人物，太过迷恋一己悲欢，与私人情感距离更近，而同社会生活距离略远，这在“青春文学”领域表现最为突出。过分耽溺个体经验，常常会导致作品的站位不够高、格局不够大，“碎片化”书写时有发生：一些作品中的青年形象，似乎只为文本里的局部经验而生，他们所诠释的只是特定的“现况”而不是广阔的“现实”。这类形象有时固然生动，对时代的诠释力却很有限，甚至有沦为“一次性人物”的风险：故事讲完了，情节冲突化解了，人物的使命也就结束了。进而，当“局部”经验被放大成巨型迷宫、“碎片化”成为人物的常态处境，就会有越来越多“孤独者”甚至“失败者”形象出现。这类青年形象，在作品里无所依凭、方向模糊，常常变得颓丧、踟蹰。对此，青年评论家项静曾这样形容：“在今天，小人物及其困境几乎成了‘正确’文学的通行证……他们困在各种牢笼里：事业上没有上升空间，人际关系中都是攀比的恐惧和互相践踏尊严的杀戮，家庭生活中处处是机心和提防，生计的困难遍地哀鸿，精神的困境更是如影相随，他们对理想生活和越轨的情致心驰神往却又不敢碰触，小心地盘算着如何才能不至于输得一塌糊涂。”

　　所谓的“通行证”，指的是流于“套路”的创作惯性；打引号的“正确”，无疑彰显了评论家的批判性立场。显然，文学界对这类情况已经有所反思。

　　面向世界实现创作突围

　　塑造青年形象时出现这类问题，有其客观原因。和平稳定的时代背景，蓬勃展开的世俗生活，决定了“多元”和“丰富”是当今文化的特点之一，这无疑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但对文学而言，多元和丰富，意味着以往那种强力的社会—历史话语的相对虚化：“五四”时期的青年故事，尽管内容风格各自不同，但大都可以被启蒙和革命的话语谱系顺利收纳，做到“殊途同归”；但在今天，生活的不同维度却可以各自成立、各自精彩，文学的书写，便也不太容易被聚拢在同一、总体的话题核心周围了。

　　总体性的重建，自现代以来便一直是文学面对的大难题。卢卡奇认为，总体意味着“一切都发生在它的内部……并通过达到它自身的方式服从于联系。”在内容丰富且姿态开放的现代生活里，这种总体性并不容易达成，因此卢卡奇才说，“在新世界里做一个人就意味着是孤独的”。在此意义上，当下青年形象书写中出现的“孤独”“零余”问题，其实也是“现代病”的症候之一。当青年作家尝试克服、突破这些困难，其价值也就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最近的创作看，青年作家已经显示出“突围”的自觉，并取得了积极成果。最显著的一点便是，文学中越来越多的青年形象，正尝试在个体经验的充分书写基础上，完成与时代、社会间的沟通对话。徐则臣《耶路撒冷》里的年轻人，其“到世界去”的青春梦想，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形成了鲜明的互文关系。路内新作《雾行者》，看似在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内部兜兜转转，实际上却在尝试重绘上世纪90年代的社会生活图景并诠释其内在精神。张悦然的《大乔小乔》和《天鹅旅馆》广受关注，是因为小说主人公的情感疑难和现实处境不再仅仅关乎小情小爱，而是同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公共话题有关。“90后”作家王占黑则从一开始便摆出了“向外打开”的姿态：《街道英雄》《小花旦的故事》等作品里，年轻的主人公把目光和脚步转向了烟火热闹的城市社区空间和形形色色的“身边人”。

（图片来源于豆瓣）

　　在这些尝试中，人物在世界中的位置、身份、与他人的关系等，承担起越来越重的戏份。作者和他们笔下的人物，固然已很难像五四时代那般直接借力于“救亡图存”这样具体而紧迫的历史任务，却能够通过持续挖掘时代生活的内部结构，获得无穷的滋养、打开无限可能。这是一个“时间本位”向“空间本位”转向的过程，或者说，是把历史空间化的过程：通过向生活敞开、向他人敞开，今天青年作家笔下的青年形象，正在讲述他们自己的时代故事。

　　（作者：李壮，中国作协创研部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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