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人生海海》一共三部20章100小节，可以把这些部、章、节理解成小说结构意义的大小叙事单元。因为麦家既有小说中对于数字的迷恋，笔者曾将《人生海海》中部、章、节的数目列出来，希望找到里面的结构规律，但麦家本人表示并无刻意的安排。如果简单从数目看，章和节并不是平均到三个部分，就小说三个部分的内容而言，第一、二部分都是结束于逃离双家村：第一部分是“上校”的逃离；第二部分则是“我”亡命天涯偷渡到西班牙；第三部分两个逃亡者上校和“我”，在桑村汇合已经是22年以后，一个了却余生，一个回望人世沧桑。至此，两个人的命运道路形成基于“我”的自我反思的交集和对照。而就小说结构而言，也由“花开两头、各表一枝”的开放走向闭合。

麦家《人生海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麦家在许多场合谈到小说和故事的关系，《人生海海》也不例外，是一个有着“故事”性质的小说。小说的所谓“故事”说白了其实是给人物作传，《人生海海》就是给“上校”/“太监”作传，这个人物按照麦家所说自有来处。他在和小说家骆以军的对谈里曾经说过少年时代参加集体劳动看到的一个人：

　　……一大人，四十来岁，挑一担粪桶，在百十米外的田埂上向山脚下走去，阳光下他浑身发亮的，腰杆笔挺，步子雄健。我不认识他，多数同学也不认识，因为他是隔壁村的。有个高年级同学，似乎很了解他，向我们兜了他不光彩的底：是个光棍。为什么光棍？因为，他的“棍子”坏了；为什么“棍子”坏了？因为他当过志愿军，打过仗，“棍子”在战场上受了伤，只剩下半截。

　　以后我再没有见过这人，但他也再没有走出我记忆，那个浑身发亮、腰杆笔挺的黑影一直盘在我心头，给了我无数猜测和想象。

　　对勘《人生海海》里的“上校”，此人的形容身姿、性器隐疾以及志愿军从军经历确实都成了重要构件。值得注意的是麦家近些年写作了“回去”系列小说，包括有《一生世》《畜生》《日本佬》《汉泉耶稣》《双黄蛋》等，《人生海海》应该属于这个谱系。关于“回去”，麦家在2016年接受《小说月报》采访时，曾经说过：

　　所谓“回去”有两层意图：一是内容上回到我记忆的最初——童年、少年、乡村；二是写法上回到传统，回到日常，回到平淡。小说不会老，但小说家会老的。我像所有年长者一样，开始欣赏老老实实的人生，白粥，咸菜，白天，黑夜。

　　《人生海海》问世以后，国内多家媒体报道时频频提到了“八年”这一时间。因为在“八年”之前的2011年，麦家出版了上一部长篇小说《刀尖》，此后再没有长篇小说面世。现在回头看，麦家这八年应该都在经营他的这个“回去”系列。

　　有人认为《人生海海》的叙述是“童年视角”。如果只看小说的第一、二部分，这种说法大致成立。因为小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叙述者“我”，小说的第一、二部分，是“我”从10岁到16岁的“看”和“听”。但需要指出的是小说的第三部分一下子就到了叙述者“我”39岁的1991年。因此，第三部分再说是童年视角已经很难说得通。进而，小说时间结束于2014年“上校”去世。是年，叙述者“我”也已经62岁。就像小说写到“我”14岁时说，小说中“我”的年龄有时是虚岁，有时是周岁。不过，这上下相差的一岁，并不影响我们的结论。

　　指出小说第三部分“我”从39到60岁的年龄跨度，其实是想说明，与其说《人生海海》是童年视角，不如说是成长（或者变动）视角。换句话说，小说叙述者“我”对于人与事的看与听，对世界的理解，既是随着年龄生长的，也隐含着生长中不同年龄的“我”对人、事和整个世界的理解，以及不同叙述声音的对话和反思。而且，小说叙述采取了限制视角“我”，自然就存在“我”的在场和不在场。虽然小说借助“我”的偷窥和偷听来尽可能维持“我”的 “在场”，但依然有大量的“故事”需要别人的转述来填充。这些需要填充的部分，不仅仅是“我”10岁之前和“我”逃亡到西班牙之后的不在场，同一时间不同空间，“我”只能占有其中一个空间，比如同时间不同空间里爸爸带着“上校”的两只猫去水利工地，“我”也只能依靠转述来获得讯息。除了“我”看到的部分，“上校”的故事主要由“上校”自己、爸爸、爷爷、老保长、林阿姨、“四小门神”等来转述。看和转述的听，以及不同转述者的选择和重组来为“上校”作传关涉小说的意义和技术，其中的歧义和争辩亦是小说叙事结构的张力所在。

　　02

　　研究者普遍认为，且麦家自己也认同自己的创作谱系有“特情”和“小人物”两个系列。但是相当的时间里，“小人物”系列只有短制，并无长篇，研究界也关注不多，直到《人生海海》出版。如果进一步细分，“回去”系列，回到记忆的最初——童年、少年的乡村又是“小人物”系列的一个分支。这个系列开始甚早，但集中、成系列得相对较晚，即便2003年的《两个富阳姑娘》出现了故乡“富阳”的地标，但这篇小说并不是小说人物在乡村的“在地”写作。

《两个富阳姑娘》浙江文艺出版社

　　不过，应该注意到与《两个富阳姑娘》同一年的《一生世》却是地道的乡村故事，且和“回去”系列一脉相承，是关于非常时期、特殊年代的落难和受辱的故事。等到了2007年的《杀人》，麦家隔一两年就有一篇“回去”的短篇小说，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畜生》《日本佬》《汉泉耶稣》《双黄蛋》等，都是该年度重要的汉语短篇小说。正是这些短制，慢慢生长出更大体量的长篇小说《人生海海》，甚至它们是共同生长的。

　　类似的由短制而长篇的情况，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多有实践，比如贾平凹、迟子建、阎连科等，但麦家表现得更为明显。其实，此前的所谓“特情”系列小说几乎每一部也都有这样的一个孕育生长过程，有的前后时间跨度长达一二十年，比如从《紫密黑密》《陈华南笔记本》中生长出《解密》、从《让蒙面人说话》中生长出《暗算》、从《密码》中生长出《风声》等。麦家自己认为这种写作习惯是因为幼年的家庭生活使他养成了一种较为自卑的性格，但也给了他足够沉静和坚持的能力，开始时做小一点，先做一个片段写写看，写好了，再来放大它。不仅如此，对麦家来说，重写意味着忘不掉，丢不下。

　　麦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我之前的作品是关于一个特殊职业人群的命运和故事，……在这个小说里，首先你可以闻到乡村的泥土气，也有乡村的肮脏、驳杂和混乱。……《人生海海》里，每个人都是朝夕相处的，它更有日常生活的一面，有人与人相互纠缠的部分，有亲情和爱情，也有相互的仇恨和斗争。这种鸡犬不宁的生活图景，在我以前的小说中是很少见的。”“闻到乡村的泥土气”，那么，《人生海海》能不能归入中国现代文学有着深厚传统的乡土小说或者乡村小说？确信无疑地，可以归入，而且也正是这种文学史的认祖归宗能够让人发现《人生海海》和大传统之间的变调和差异。

　　事实上，如果仅仅读小说的开篇，《人生海海》从双家村地理起笔，从山形、祠堂，写到弄堂，你几乎要认为它是一部纯正的乡土小说。按照这种走势，下面应该写双家村的风习，进而在“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地域文化和人的关系上展开小说的想象和虚构。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绝大多数乡土小说的正格。但麦家的“狡猾”在于小说开头双家村的地理书写只是虚晃一枪，变化是在写地理之后写双家村的四季流转。这也是现代乡土小说的套路，早的像《边城》《呼兰河传》，晚的像《笨花》等都是这样的。但麦家写四季流转不是带动起乡村四时风习，而是季节和人物命运，以及乡村世道人心的关系，尤其是夏天在整个小说作为一种隐蔽的破坏力量开始在小说第一、二部分发生意义：“每到夏天，村子就像得了疾病，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这个夏天留下了一个血腥的事件，也留下了一堆问题。”“这个夏天像这只香炉一样盛着神秘的分量，弥漫着令人好奇又迷惘的气息。”“去年夏天，上校失踪后，整个村子都在谈论他，真真假假，犄角旮旯都在浅吟低唱，蘑菇一样的，见风就长。他在‘蛇虫夜夜生’的盛夏出事，注定是要被人大张旗鼓地嚼舌，嚼得遍体鳞伤。”

　　顺便指出，小说第三部分将“上校”和林阿姨的离世安放在冬天，这是小说认为的一个清冷、封闭、安静和素雅的季节。基于小说将谣言、暴力、侮辱和伤害等的发生几乎都设置在夏天，小说结束在冬天对于“上校”和林阿姨的命运和归宿也是恰如其分。

　　03

　　对照《解密》《暗算》《风声》《刀尖》等“特情”小说，《人生海海》无疑有其不容忽视的特殊性。尽管《人生海海》围绕的依旧是极端条件背景下生命个体的辗转浮沉，但其更像是《解密》《暗算》《风声》的“后传”，且这部“后传”试图跳出麦家在以往“特情”小说当中对于密闭空间以及相应智性结构的迷恋。英雄的“被毁”不只是在他们作为英雄创造他们生命奇迹的历史时刻，而且一直绵延和延宕到他们的生命全过程，哪怕像《人生海海》的“上校”已经褪去英雄的光环，成为一个普通人。

　　《人生海海》的主线集中于“上校”扑朔迷离的身份经历，以及他肚皮上刺的那行神秘文字。在爷爷、父亲、老保长、林阿姨等人的叙述交待中，“上校”是个智勇兼备的“奇人”，在战争年代功勋卓著。他所表现出的天赋异禀让熟悉麦家小说的读者旋即便会联想到《暗算》中的黄依依与瞎子阿炳、《解密》中的容金珍、《风声》中的李宁玉。需要指出的是，世俗认知观念下的“奇人”“奇事”“奇遇”在麦家一系列长篇作品内往往表现为一种“正”的应有之义，这也是其小说情节加以铺陈的逻辑前提。不过《人生海海》与《解密》《暗算》《风声》这些作品的区别之处在于，“上校”前半生的“奇”是在交错且矛盾的多人回忆中组成的过去式形象，作为童年叙述者的“我”看到的则是“上校”受挫发疯的后半生，是一个本应被视作国民英雄的“奇人”不断遭受外界贬抑、继而自我精神分裂的过程。

　　《人生海海》中“上校”被放逐到故乡，背负“太监”之名在小说登场，“上校就是太监”。“上校”/“太监”这样侮辱性的“斜杠”身份，使得他作为一个乡村的医者，是“上校”；而作为乡村的谈资和流言则是“太监”。“上校”是全村最出奇古怪的人，“村里所有人的怪古加起来也顶不上太监一个人。”即便 “我”父亲和他有着自少小开始的兄弟般的友情，在其回乡村以后也不离不弃；即便在“我”爷爷的故事里上校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从小两只眼睛像玻璃球一样闪闪亮，什么事都比旁人学得快，比如学木匠，“上校”第二年已经学会箍脚桶、做脸盆，一等的手艺不比师傅少一厘，当时他才15岁，但对“我”爷爷而言，“不管父亲跟上校怎么好，爷爷都不喜欢他进我们家。为什么？因为他是太监嘛，断子绝孙的。村里有讲究，老人有讲法，断后的人前世都作过孽，身上晦气重，恶意深。”爷爷老是担惊受怕，怕霉运随时落到我家，甚至“上校”这种怪异在爷爷的转述中是与生俱来的，认为他生来就是个怪胎，胎位不正。

　　“上校”当兵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那年他17岁。出门后第四年，“上校”第一次返乡，已是堂堂大营长。民国二十九年，他当军医，救了军统女特务，一年后去上海做了女特务的手下，以开诊所作掩护，埋名隐姓，杀奸除“鬼”，刺探情报，过上了一种恐怖又滑稽的生活，一边纸醉金迷，一边随时丢命。在老保长讲述的故事里，“上校”为了弥补睡了老保长女人的前嫌，带老保长去上海嫖妓。妓院的七号告诉老保长，“上校”缝好补过的“跟核桃壳似的糙，而且大的性器”，而这恰恰成为了“上校”报效国家的资本。虽然《人生海海》中“上校”这一段上海和北平往事（艳事）可以对接上麦家的“特情”故事序列，但和《解密》《暗算》《风声》不同，《人生海海》里“上校”的行为是“正义”的，却也是“肮脏”和“不可告人”的，他的正义性即便“解密”以后也没有光明言说的合法性。因此，在麦家的英雄谱系里，在成就“上校”作为英雄的历史时代，“上校”也是独特的“这一个”。“上校”的悲剧性是多重的，既有以“国家”之名被伤害，又有不得不为之的不正义不道德。

　　更为悲剧的是，历史的悲剧向他未来的生命延伸。为了收集情报，他和“女鬼佬”混在一起，被“女鬼佬”在肚皮上刺了字。民国三十二年，“上校”被手下出卖，关押在长兴山里的战俘营，随后被出卖给川岛芳子。川岛芳子为了占有“上校”又害怕“上校”谋害自己，在“上校”肚皮上刺上她自己的名字。日本投降后“上校”被判汉奸罪关在北平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后被军统女特务救出来做了国民党部队的军医，进而又被他救的解放军大首长带着打国民党、抗美援朝打美国佬。他害怕暴露自己的文身，忍痛拒绝了爱情，以至于滋生误解被分配故里。

　　“上校”是一个带着隐疾和隐痛活到“我”的时代的英雄。因此，《人生海海》既是一部英雄成为英雄时代悲剧的历史，也是一部英雄末路沦落江湖被伤害的历史。他被批斗，因为被认为早先当过国民党军官，后来被解放军开除，又不好好接受改造，不参加劳动，好吃懒做，过资产阶级生活，母亲还搞封建迷信。批斗后，从来没有被人奚落过的“上校”变得像癞皮狗。在紧接着的逃亡被抓后，因为他肚皮上有字，法官的判词证明他曾做过“女鬼佬”和女汉奸的“床上走狗”。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上校”是无法给自己辩诬的，只能为保住里面的秘密甘愿当“太监”、当光棍、当罪犯。也正是因为如此，《人生海海》里“上校”是一个乡村的异者、怪胎和孤独者。

　　但如果仅仅看到这一面，《人生海海》呈现的只是人被暴力和伤害的黑暗记忆。难能可贵的是，《人生海海》写出了“上校”孤独中的倔强和反抗，他挑断小瞎子的手筋割掉他的舌头，他逃亡去隐没江湖的孤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校”爱憎分明，他对弱者的怜惜，是和对施暴者的反击并行不悖的。他第一次被抓住就是因为舍不得两只猫，其后生命中的数次坎坷都是和舍不得他的猫相关。需要指出，我们不能因为“上校”最后的发疯和失忆，就把“上校”想象成一个弱者。虽然他的后半生看上去是英雄末路，但和普通人相比，他依然闪烁着英雄的质地和光亮。也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上校”为什么一直想把肚皮上的字抠掉，直到他生命最后用图画遮盖了肚皮上的字，他“要把那些脏东西抹掉”；也因为如此，他去世后，林阿姨给他文身：一幅画，一棵树，一棵垂挂着四盏红灯笼的树。

　　麦家认可小说家莫言对《人生海海》的评价：

　　《人生海海》，其实讲的是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既被人尊称为“上校”，又被人贬损为“太监”;他当过白军，当过红军，当过木匠，当过军医，当过军统特务;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所有战争，又参加过抗美援朝。他是个弹无虚发的神枪手，又是个妙手回春救人无数的神医。他不仅各方面技艺超群，还有超出常人的性能力，而这伟大的性能力，酿就了他的喜剧也铸就了他的悲剧。这部小说的密码，就藏在这位神奇人物的身上：在一个最不可描述的地方，却暗藏着极荒唐、极屈辱的内核和刻骨铭心的沉痛，以及对国对人的忠诚。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过吗？但这样的追究没有意义，因为小说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能把不存在的人物写得仿佛是我们的朋友。

　　用麦家的说法，自己的小说是在“去寻找你的‘亲人’”。《人生海海》的“上校”就是麦家的“亲人”，也是读者的“亲人”（爷爷、父亲、老保长、门耶稣、林阿姨等当然也是），他有他的强梁和软弱，他的无畏和恐惧，他的爱意和仇恨，甚至他是“金一刀”，却下不了手把给自己带来耻辱和恐惧的字抠掉。其实，回到十几年之前，当麦家刚刚以他的“特情”故事赢得声誉的时候，麦家就说过他两个系列的小说“本质上，暗地里，是统一的，都是在诉述一个主题：琐碎的日常生活对人的摧残，哪怕是天才也难逃这个巨大的、隐蔽的陷阱。说到底，我笔下的那些天才、英雄最终都毁灭于‘日常’。日常像时间一样遮天蔽日，天衣无缝，无坚不摧，无所不包，包括人世间最深渊的罪恶和最永恒的杀伤力，正如水滴石穿，其实是一种残忍。”

　　04

　　就像前面我们指出的，如果有心对麦家在《刀尖》与《人生海海》之间这8年的创作情况作一个梳理，其实应该能够意识到《人生海海》绝不是横空出世的。在发表于《人民文学》2015年第3期的短篇小说《日本佬》中，麦家显然已经有意识地设立人物之间某种对应关系的“密码本”：“父亲”之于“上校”“林阿姨”，“关金”之于“胡司令”“小瞎子”，包括两名“爷爷”最终自戕的方式与原因。《人生海海》与《日本佬》都涉及“被污名化”的“个人史”对于相应个体与家庭带来的毁灭性伤害。不仅是《日本佬》，《畜生》《汉泉耶稣》也有着类似的主题。在相类似的“痕迹”比较中，同样应该注意到由于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这两种文体的显性差异，《日本佬》实质上提供的是一种截面式的特定时空场景，而《人生海海》则以此进行叙述生长，表现出所谓的“极端化场景”是在怎样的条件下生成、普通村民又是怎样通过对他人谣言的追逐从而满足自我阴暗的心理诉求，以及在《日本佬》中并未得到彰显的——英雄主义的光芒如何引导那些形同蝼蚁的受辱者去抵挡来自外部的曲解与敌意。

　　在接受媒体的访谈时，麦家隐隐约约透露了他的家族史，父亲曾是“右派”，外公是“地主”，爷爷是基督徒。麦家有一篇很少被人注意到的散文《致父信》。如果《人生海海》的写作时间按麦家所述是五年，那么，这篇散文完成的时间差不多就是《人生海海》开始写作的时间。作为儿子，麦家自少年时代开始和父亲生恨，然后逃离、疏远和隔阂，在为人父之后，试图向父亲忏悔、道歉，和父亲和解，而却因为父亲晚年失忆，一直到去世，父亲也没有接受到麦家的忏悔和道歉，父子也一直没有达成和解。这种人生的创痛在父亲去世一年的祭日，被麦家用书信的形式写出来。这封无法送达的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是一篇哀痛的祭父文，事实上，它是通向麦家内心的秘径，也是通向《人生海海》的秘径。当然我们不能认为《人生海海》的“我”就是麦家，这不仅仅因为小说的“我”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麦家的出生年龄卯不对榫，同样，小说里的父亲也不是《致父信》的“父”。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思考小说里祖辈的爷爷、门耶稣、老保长，父辈的父亲和“上校”之于“我”精神成长的关系与麦家个人生命史对世道人心的体验。

　　爷爷能够帮助“上校”逃跑，他不能不算一个善良的人。小瞎子一生下来就被母亲抛弃，他的阴暗也自有来处。不只是在双家村，甚至在整个中国的村庄，都有这样寂寂无声的普通人，但在这场家族声誉的保卫战中，爷爷成了告密者，爷爷和小瞎子的相互伤害，牵扯到家庭的三代人，以至于最后，父亲跪在祠堂门口替爷爷认错、讨饶，16岁的“我”背负沉重的心理阴影亡命天涯。需要指出的是，就像小说所写的“双家村是一个好村”，虽然即使到小说最后，小瞎子依然是一个造谣者，是“我”的“敌人”，但小说写到双家村的其他群众，麦家释放的依然是爱与善意。在红卫兵进入双家村之前，“上校”虽然顶着“太监”污名，却过着一份村人无法企及的优裕生活。而当红卫兵进入双家村，“上校”虽然成为“落难者”，但对待揭发“上校”的罪行，社员们装聋作哑、并不积极。公判大会上，大家出于对“上校”的尊敬，不想去看他洋相，老保长更是把批斗会开成了给“上校”辩诬的大会，且赢得群众的一致支持。林阿姨和“上校”离开村子时，村里出动几百人，男女老少，成群结队，送他们到富春江边。

　　05

　　进而言之，《人生海海》讲述的还是罪与罚、罪与赎罪。爷爷告密被发现后，小爷爷带来“上校”从杭州给他捎来的耶稣像，放在我家堂前搁几上，要爷爷对着耶稣跪下认罪。父亲被严酷的事实吓怕了，丢了魂，犯了强迫症。而即使村里人已原谅我们家，但我们家却无法原谅自己，甘愿认罚赎罪，爷爷寻死是认罚，大哥认辱是认罚，二哥年纪轻轻抱病而死和我奔波在逃命路上，亡命天涯，又何尝不是认罚？

　　吊诡的是，作恶多端的小瞎子最终没有赎罪，也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惩罚。《人生海海》不是像一般的小说在简单的罪与罚、罪与赎罪的摆动中获得和解，提供一个光亮的结局，而是提醒着在一部分作恶者获得应得之罚，或者踏上赎罪之旅的时候，另有一部分作恶者依然以作恶为生，以作恶获得人生的快意。在小说中，这些作恶者，可能是小瞎子这样真正不思悔改的，可能是爷爷这样为保护自己私利而伤害别人的，也可能是像林阿姨这样的无心之恶。每一个作恶者，《人生海海》都给了他们各自人生的选择和归途，小瞎子在互联网时代绝处逢生，爷爷上吊自杀，林阿姨成为“上校”生命暮年不离不弃的陪伴者和殉情者。也许爷爷和林阿姨这样的人物形象，我们并不意外，而小瞎子恰恰是麦家直面和正视的现实和问题：“从前，我们个人是没有权利，没有声音的，我们的欲望也是没有地位的。那时候我们都穷，生活不过是为了生计，我们只剩下一个生的权利。但现在的人，欲望被打开后，满足欲望成了他的权利。……这个时候，他人就是地狱，陌生人就是敌人，因为彼此不信任啊，害怕啊。同时，面对自己的利益、欲望，现在的人深信这是他的权利，他活着就是来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他觉得应该得到，失去是他的耻辱。他不知道，或者不在乎，人和人之间除了这种得失关系之外，还有一种相互信任和体谅这样一种道义道德的需求。”小瞎子正是在一个欲望化的时代绝处逢生的。明乎此就能理解究竟何为《人生海海》，麦家借小说爷爷之口说出：“人生海海”可能是“世间海大，但都在老天爷眼里，如来佛手里，凡人凡事都逃不出报应的锁链子，善有善报，恶有恶果”；可“人生海海”又未尝不是“人世间就这样，池塘大了，水就深了，水深了，鱼就多了，大鱼小鱼，泥鳅黄鳝，乌龟王八，螃蟹龙虾，鲜的腥的，臊的臭的，什么货色都有”。

　　不能忽视小说中的“我”，他不只是一个看者和听者，不只是一个冷峻的故事叙述者。经历了漫长的海上逃生之旅，年少的“我”已变得像一个老人一样懂得感天谢地。《人生海海》中“上校”与“我”都被挤压在极端化的时空内，但两人所遭遇的极端情境却是建立在迥异的写作策略基础之上。“上校”的九死一生与爱恨情仇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呼应“上校”本身的“奇”，这实质上也接续了麦家一以贯之的跌宕笔法。然而“我”年少时因家庭受“上校”出逃影响而被学校老师同学欺辱、之后为躲避村民伤害偷渡至巴塞罗那并饱受折磨苦楚，这些看似同样极端的事件却是某一类群体在若干历史阶段有迹可循的普遍经历。也正是在这时候，因为一句“人生海海”，“上校”与“我”迥异的极端生存状况形成了奇异的交叠。“我”对于“上校”的态度在这一过程中发生转变：由最初的排斥、鄙夷，直至怜悯、理解，“上校”的过往岁月如同拼图般展现在“我”的面前，成为了“我”与“我”的家庭需要隐去（但同时又屡屡试图揭开）的秘密。“我”也逐渐将“上校”极力维护的秘密内嵌为自我生命历程的构成部分。

　　“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这句话出自罗曼·罗兰《名人传》，并在《人生海海》中被麦家反复引用。毋庸置疑，包括《暗算》《解密》《风声》《刀尖》，麦家一直以来都在强调人物的异质性与偶然性，强调“特殊情境下的特殊天才”。他们在破译形形色色密码的同时，本身已然构成了一种难以言明的历史密码。《人生海海》中“我”对于“上校”身世经历的持续探寻，正是在试图“解密”关乎个体与时空之间纠缠难断的关联。但颇具意味的是，在小说的第三部，我们可以看到一段残缺不全的“英雄秘史”是如何影响着同样在极端环境中苦苦挣扎的青年人。甚至可以说，瞎子阿炳、黄依依、容金珍、李宁玉，这些出自麦家各个阶段小说作品中的“奇人”以及他们各自的理念信仰，都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投射进了“我”在马德里本将停滞不前的生活。因此，之所以认为《人生海海》是《解密》《暗算》《风声》的“后传”，源于这部小说不同于单纯的“异闻录”“奇人志”，而有着更为广阔的延展轨迹。《人生海海》背后不仅仅要外扬的是传奇人物的英雄行为与英雄主义，而是相应的英雄行为、英雄主义是怎样感召那些受困于残酷环境底下的寻常个体，使得他们即使被黑暗包裹依旧能够从中获取支撑自我信念的凭证。这也随之内化为属于他们的破解人性之“暗”的秘密。事实上，这或许也是麦家最初进行写作的秘密的起点。可以说，几乎所有伟大的文学经典，本身首先是个人秘密的经典，亦即个体生命跌宕流转的秘史——如果所见之文字是一个作家的阳面，另有一个阴面则是作家的成长史，而秘密之中，童年常常是最深邃幽微之处，这也正是《人生海海》之阴面。

　　所以，一定意义上，《人生海海》又是一部“我”的成长小说，是麦家个人成长史和精神史的秘密经典。

麦家（图片来源于凤凰网）

　　（作者：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本文原刊于《中国文学批评》，文中书封图来源于豆瓣，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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