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岁末年终，各种文学榜单雪片般出炉，就像一场浩大的分类与集结。它的组织者多为作协、报社、书店、杂志社、出版社等文学机构，如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排行榜，《收获》《扬子江评论》《北京文学》等文学期刊的年度榜单；也有行政机构、商业团体、网络媒体或个人，如全民阅读活动中各地评选的年度好书，新浪、腾讯的年度评选，一些作家评论家开出的个人书单等等，不一而足。它的评选者基本上由资深或知名的作家、评论家、编辑等专业评委组成，有的也会参考读者的投票情况和大众反馈。《扬子江评论》2018年文学排行榜提名评委以青年评论家为主体，昭示出他们激发文学现场的活力和锐气的愿望。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上海《思南文学选刊》2019年第1期推出的AI榜单及走走、李春的文章《未知的未知—AI榜说明》，宣告他们用人工智能产品从科学的角度筛选小说的大胆尝试，让人“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评选角度一般按文体划分，如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诗歌和非虚构等。2018年《青年文学》杂志社推出的城市文学排行榜，意味着文学盘点时某种新的视角和展望未来的姿态。排行榜的评选规则和程序也是比较公开、透明的，有提名、初评、终评等阶段，评委名单随榜单一起公布，有的还配有会议纪要和大数据分析，但参选作品及作者都是对评委敞开的。在这方面，2018年由“鲤”“腾讯大家”“理想国”联合主办的匿名作家计划让人耳目一新。它在规则上借鉴热点娱乐节目，堪称文学界的“蒙面歌王”，既规避了以前评选方式的陈旧与弊端，又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公正的可能。

　　毋庸置疑，出台文学排行榜的初衷是美好的，是为了让纷繁模糊、泥沙俱下的文学现场变得有迹可循，从而寻找和建立某种文学标杆或文学秩序，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是评选者从各自的审美角度和判断标准对某个文学现场进行的阶段性回顾盘点、梳理辨析、检视评判，最终把符合标准的好作品拎出来示人。它是组织者、评论家、作家、编辑、读者共同参与促成的一次批评活动，对大众的文学接受有某种导引作用，具有一时期的成果展示和总结意义。有那么多不在文学现场又葆有文学阅读兴趣的人，有那么多面对海量文学作品无从下手的人，也有那么多即便置身文学现场也会精力有限或失去判断的人，或者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更权威更专业的关注和认可的人。这么多的人，都是排行榜显在或潜在的受众。这样一种指认抓住了人性的共趋性，以一种大浪淘沙、优中选优的方式来吸引读者。好的作家作品如珍珠般散落在砂砾中若隐若现，排行榜是一只只手把这些珍珠捡起来，并摊开在手掌中让更多的人看到珍珠的光亮。在这个意义上，排行榜跟选刊和评奖有某种相似之处，只不过时间的跨度长短不同，含金量和关注度轻重有别，三者都可能是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手段，而排行榜的作用介于选刊和评奖之间，是中间的一环。若选刊是在砂砾中发现珍珠，评奖就不是像排行榜那般把珍珠摊开在手掌上了，而是举起来放在聚光灯下，因而愈加熠熠生辉万众瞩目。

　　排行榜考验着人的文学判断力，榜单的出炉过程本身就是一场严肃复杂的文学批评活动。所以选什么样的评委很重要，但是在评选时让评委看到什么样的作品更重要。人们对一份榜单或奖项的关注往往会很在意它的组织机构和评委名单。文学现场如此丰富复杂，一份榜单的检阅必定是双向的也是双重的，它对被评选的作品也对评选者，对每一个评委也对整个评委团队。它需要组织者和批评家去纵身一跃、披沙拣金，而不是隔岸观火、隔靴搔痒，需要随时保持对文学现场的敏感和知识思想的更新，以免造成某种脱节，与作家、文本不能形成有效对话和客观判断。它首先涉及进入评委视野的入围或提名作品的选择。如何把这一阶段好的文学作品都拎到评选的“筐子”里？是让规则更加科学、细密，还是让挑选者自身的态度和眼光更为严谨、审慎？其次涉及对上榜作品的评选如何尽量客观、公正。它既有对评委眼光见识、知识结构、作品把握能力等多方面的检验，还关涉评委整体的判断能力和主体的情感倾向。它终究不是机械性的运作而带有很强的主体性。有没有目力不及的地方？有没有滥用话语权的时候？有无只看作家不看作品或者重人情轻文学的现象？这些都可能造成排行榜对好作品的低估、错漏、遮蔽与埋没。而每个评委之间有可能各持己见又难以达成共识，每一份榜单的出炉都是这种己见拉锯、角力、博弈与妥协的结果，它的保守与中庸可想而知。所有对排行榜关于创新与冒犯的期待注定会落空。所以一些排行榜甚至国家级文学奖项终评结果出现票数严重分散的情况也就见怪不怪了。在2018年的各种文学榜单中，有不少小说存在重合，重合的作家有王安忆、贾平凹、迟子建这样的老将，也有一些创作稳健的实力作家和青年新锐。这或许是好事，似乎是某种共识的显现。但总是这些熟面孔上榜也难免让人不满，是老作家们的创作力太强健了还是文学现场面临后劲不足、青黄不接的隐忧？尤其在这样一个媒介转型、众声喧哗的多元化时代，人们会认为一个真正的好作品最终会自然而然地留存下来并获得应有的文学史地位。我觉得这是种一厢情愿的期待与不负责任的托词。恰恰相反，众声喧哗恰恰会淹没掉那些独特而高贵的声音，会错漏那些卓然而自在的作品。因此，文学批评与排行榜对发现功能的主动彰显尤为可贵，雪中送炭远比锦上添花要有意义得多。它的真正困难在于已有的评价和“筛选”系统的桎梏，在于组织者和批评家是否具有独到的眼光、智慧及勇气。

　　更要看到和深思的是，排行榜越来越遭受一些不满和诟病，越来越与梳理文学现场的初衷南辕北辙：一份份榜单不是让文学现场更加清晰可辨，反而更显迷惑混乱。它并没有对文学创作形成多大刺激和鼓舞，而是深觉疲沓与小众。它的覆盖面、说服力、公正性与公信力，它在文学本身和文学之外充当的角色演变，这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质疑跟文学评奖和文学批评本身面临的困境如出一辙。

　　首先是一叶障目的问题，客观与主观的矛盾。文学现场如此广阔庞杂，而评选者的经验精力、知识视野都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盲点盲区，可能会把几棵树当作一片森林，看不到全局性的或具有穿透力的东西，很少去真正发现和注意更多更好的尤其尚且寂寂无名的原创作品。因此每一个排行榜必定都有遗珠之憾，每一个排行榜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各方认可，它的客观公正应该是相对的。其次是文学标准的分化问题。我始终相信即便在这样一个科技的、媒介的、多元的时代，大的文学标准仍然是存在并且可以达成共识的，但面对具体的作品或话题时却充满了分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方面创作的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一方面个体的审美趣味具体的文学标准又不断在分裂。排行榜本身是对某一相关同类事物的客观实力的反映，是比较和竞争的结果。可是如果评选者主观上存在太多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那么所谓的“客观实力”又如何去把握？在《扬子江评论》2018年的青年批评家论坛上，大家就对于同一部作品的看法出现严重的分歧，并认为这是一个共识破裂的时代。有太多审美的固化、惯性的滑行、思维的定势以及保守与保险起见，这都可能导致排行榜说服力与冲击力的丧失。

　　还有一些延伸的东西，溢出了排行榜本身的意义之外。每一份新榜单的出炉背后必定凝结着组织方与评选者的强大自信与勃勃雄心，它可能出于对现有排行榜的某种反对、不满、补充和革新，出于对自我意志的彰显愿望，每方都想揭竿而起、另起炉灶，从而建立自己的榜单。如就小说榜单而言，做得最早的也相对权威的是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排行榜（从2000年开始），它的评委一般为来自高校的专家教授。经过一二十年的运作，它肯定有某种陈旧、固化的东西，包括评委的构成。近年来一些杂志社陆续建立自己的排行榜（《收获》《扬子江评论》分别从2016年、2017年开始），正是为了突破和创新，独立发出自己的声音，也营造出众声喧哗的排行榜现场。无论是对评选规则的制订、机制的形成还是评委团队的选择，都可见他们的用心和努力。但是慢慢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甚至事与愿违。如评委的同人化、圈子化问题，导致排行榜越来越分层、小众，变成了一部分人的抱团狂欢或自娱自乐；榜单的出炉不仅是评委的审美结果，也会体现出组织者的意志，这是另外一种牵制和调和，比如对在主办方杂志发表的作品的倚重，对本地作者的考虑等等。进而言之，这些带着革故鼎新愿望甚至重建文学史雄心的排行榜，会不会在做的过程中因为主办方、刊物、地方保护等因素，因为操作过程中的排他性、唯我性而遭受异化的可能，结果做成了自己当初反对的样子？更让人忧心的是，排行榜越来越带有某种文学的“圈地”意味。客观上是为了遴选一时期的优秀作品，主观上是为了实现排行榜背后的利益诉求：以这样一种方式和平台，在庞大的文学现场抢占自己的文学地盘，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威，或者抱团发力、夹带私货。只要排行榜像文学奖一样有附属价值，会给人带来利益，就会有钻营运作勾兑交换，就可能把文学公开化的东西变成了私人化的含有利益分配的东西。

　　所以排行榜的纯粹性与有效性在哪里？值得我们每一个置身文学现场的人思考。越来越多的文学榜单如同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对于文学的“圈地”和营造表面的繁荣或许有效，也可以为所谓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和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过程背书。正因如此，排行榜的重要性和公正性不言而明：倘若它对文学现场的梳理辨析，它对好作品的筛选指认没有实事求是而是偏颇的、错误的，没有为作品确立一个恰切的文学史坐标，那可能遗漏与遮蔽的不仅仅是一部作品、一个作家，而会带来文学秩序的某种错乱与颠倒，并且是更大的文学史意义上的遮蔽、误导与伤害。很显然，这样的文学批评与排行榜不仅是无效的，而且是具有危害性的。它非但没有促进良好的文学创作和批评生态的形成，反而造成了一种新的破坏与不公。这是需要特别警惕的。

　　反思是为了更好地前行。排行榜是各种文学批评实践的结果，也为更广泛的阅读与批评的进入提供某种便利与路径。透过排行榜，亦可以看到当下文学现场令人不满的某种现状。视限在所难免，遮蔽总在发生。各人的审美趣味千差万别，随机与有意，共识与歧见，每一天都在发生。只有尽量剔除排行榜与文学批评活动中存在的外围干扰，立足文本，从文学内部突围，才有可能形成一种务实清明的批评风气。尽量在主体意愿与具体实施上做到客观公正，包括扩大评论家视野、选择评委及注重评委的品行等，以及对现代科技手段、媒介平台的借鉴。所以，排行榜到底由谁做、怎么做，怎么去规避和解决操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可能是一个长期的需要不断调整、修正和完善的过程。它需要时间的检验、共识的达成，也需要更多的公平与公心，需要良好的文学生态的形成和持续。

　　（作者：吴佳燕，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供职于《长江文艺》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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