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因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与文艺关系的精辟见解对于新时代中国诗人如何磨砺艺术锋芒、如何书写人民诗歌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任何时代的优秀诗人，他们的创作都是具有内在动因的，这种内在动因说到底就是诗人的内驱力。孔子所说的“诗言志”是这个内驱力最简洁的诠释。朱自清说“诗言志”是中国传统诗论的“开山纲领”。而《诗大序》中关于诗言志的名言云：“诗者，志之所以言也，发言为诗”，也就是说诗是志的外化，在心里的叫志，用语言外化出来的就叫诗。在新时代，诗人应当如何磨砺自己的内驱力呢？

　　第一，书写人民诗歌是磨砺新时代诗人磅礴情怀内驱力的首要条件。人民诗歌就是想人民之所想，忧人民之所忧，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诗歌，其首要条件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中心，坚持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真正做到把人民当恩人、亲人、家人，不仅“跟他们在一起生活”，感受他们的油烟味甚至汗臭味，而且要融入他们的精神、思想、情感和血液，唯其如此，才能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受广大人民喜爱的优秀作品来。

　　孔子的“志”主要包含“情”和“意”两个方面。《诗经》之作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歌其食”“歌其事”，成为诗歌的生存要求，而书写诗歌的主体则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屈原的《九章》不仅包含着“意”的一面：“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悲回风》），而且抒发强烈的人民情怀，“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惜诵》）。到汉代，“诗言志”进一步被人们所认识，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是“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班固《汉书·艺文志》提出“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并认为乐府诗的特点在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毛诗序》更从诗学理论角度明确提出了诗歌的特质，即“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并提出“吟咏情性，以讽其上”“发乎情，民之性也”等等，无不着眼于人民、来自人民、聚焦人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传统审美和主流文化的视域中，诗人的内驱力自孔子以降，彰显的与其说是夏志清所说的“感时伤国”的创作态势，不如说是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生存体验和美好追求。

　　中国被称为诗歌的国度，从《诗经》开始，到屈子风骨，到近代谭嗣同的以身殉法，中国诗人所植根的疆土是“人民”，所牵系的情感是“家国”。无论是现实主义诗歌还是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中国诗歌均可称为“人民诗歌”“民族诗歌”，传统的中国诗人亦可称为“人民诗人”“民族诗人”。就这种传统概括来说，诗人的情怀和诗歌的特征是“忧国忧民忧天下”！这是磨砺新时代诗人磅礴情怀内驱力的先决条件。

　　第二，伟大的抱负和自加的责任是磨砺新时代诗人磅礴情怀内驱力的不二法宝。从“人民诗歌”的创作态度来讲，进入21世纪，诗人写作的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诗歌创作的物质条件相对较好，写诗大多不再为稻粱谋，增加了诗人创作的非功利性因素，这样的创作也更加接近艺术的本质；其次，由于转型社会的风云激荡，新时代诗人拥有的生命阅历和个性体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丰富多彩，他们的视域也更宽，肩负的责任也更大，因而也就更加胸怀家国天下、心系社稷民情，这也是新时代诗歌创作所植根的“人民土壤”和“民族土壤”更为深厚、更加辽阔的原因之所在。

　　尽管如此，一个诗人如果没有伟大的抱负和自加的责任，是很难写出激动人心的诗歌的。新时代诗歌不应该是小花小草的自我伤感，更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而是要有投身火热生活中的大悲悯、大情怀。

　　所谓“诗言志”，这里的“志”在中国传统诗歌里首先体现的就是诗人的“抱负”，或者说是“诗人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中国古代诗人在“郁郁不得志”之时留下了大量诗歌，恰恰是因为他们觉得客观环境无法让他们施展才能，无法实现志向。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王安石、苏轼、谭嗣同等等，皆不能免。这种郁郁不得志所喷发的“诗情”可以视为“诗言志”的内部表征。

　　“诗言志”的外部特征突出表现在国家和人民陷入灾难和巨变之时，这时的诗人和人民、家国连成了“生命共同体”，无论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还是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等等，均是这种“诗言志”的深刻表达，正是这种内外交织的精神脉动，使中国优秀诗人的“内驱力”具有强烈的历史穿透感。新时代诗人应该自觉地赓续以人民为主体、以家国为依凭的优秀诗歌传统。

　　这种中国优秀诗歌的“内驱力”，经过几千年的历史，伴随着华夏文明的传播与沉淀，生生不息地流淌下来，影响着每个中国人，更影响着每个中国诗人。诚如著名诗人杨克说：“中国人的文化里，有一种诗教的传统，关键的历史时刻都会大量地呈现出来，起到物质起不到的作用。”看不到这一点，感受不到这一点，是很难写出人民群众真正热爱、吟诵和传播的好诗来的。

　　诗歌是情感的宣泄与凝结。所谓“诗言志”里的“志”除了体现诗人的“抱负”，还体现一种洋溢的情感、热烈的情感和真实的情感。情感，是一种有质感的“物质”，爱情、亲情、友情皆可入诗，触景生情亦可，广为传诵的一句话是“爱情与死亡是诗歌永恒的两大主题”。但在中国传统诗歌里，诗人们更注重大德大爱大情怀，对人民有大德，对家国有大爱，对民族有大情怀。大德有容，大爱无疆，这样的大情怀正是中国新时代诗人所拥有的使命感，这也是时代的呼唤，是历史的要求。

　　第三，在传统和现代中发现大美是磨砺新时代诗人磅礴情怀内驱力的思想武器。艾略特认为：说到传统就不得不说到历史的眼光，具有这种眼光的诗人，不仅以深藏于他内心之中的现代精神从事创作，并且会有一种历史的感觉，这就是赋予传统性的因素，同时它使诗人敏锐地意识到，他在时间上所占的地位，正是使他所以成为优秀诗人的理由。

　　应当看到，“传统”与“现代”本身就是一个诗歌价值的选择问题。诗歌不是私密性产物，不是人人可嚼的口香糖，不是愤世嫉俗的剑走偏锋，更不是披头散发的颠覆和叛逆。同时，诗歌也不仅仅是一行一行字斟句酌的华丽辞藻，或者独具匠心的意象堆积，或者隐喻暗喻的具体运用。诗歌的本质应该是真挚情感的自然流露，是美的发现、真的展示和善的张扬。诗歌的源泉应该是生活，是真实的、火热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是诗人心灵的震颤，是创作主体的内心与“外物”的碰撞或应和。

　　诚然，现代西方的优秀诗歌同样有清澈的情感，但是，其应和对象与中国传统诗歌有些不同。我们可以把《杜伊诺哀歌》看成是一个诗人与宇宙、时间的应和，正如茨维塔耶娃所言：“我属于所有世纪。”从中可以看出诗人朝向精神内部探求的欲望之强烈，诗人所追求的是“人的存在”，情感底线是“良知”。而中国诗歌则是自内向外的探求，是自我与所处时代、族群、家国和社会之应和，也就是诗人的大爱使命，其情感源泉来自对人民的热爱和对家国自持的责任感。可以说，屈原、李白、杜甫、范仲淹等就是最富担当精神、最具创造性、最有大美情怀的诗人，他们也皆因此而立足于中国乃至世界诗坛。

　　尽管新诗走在现代化道路上，但这并不意味当下的诗歌创作要颠覆一切传统，撕裂现实与历史的精神纽带。相反，传统是无法被颠覆的，现实与历史也不会被撕裂。中国传统诗歌的价值选择伴随中国优秀文化沉淀并流淌下来，深深浸淫着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新时代的诗人。

　　从诗歌价值的选择来看，尤其如此。就诗歌的创作理念和审美观点来说，更多的诗人则遵循道家的“道法自然”。中国传统诗歌的创作理念和审美观点是老子和庄子所推崇的“天地自然乃最纯粹的审美对象”，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是李白所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种审美观点，犹如俞平伯在《诗底自由和普遍》所说：“诗人原不必有学问，更不是会弄笔头，只是他能把他所真感受着的，毫无虚饰毫无做作地写给我们。”俞平伯敬告我们：生活是最高明的艺术，情感是最真实的诗歌。还原生活和尊重情感就能发现大美。大美不是个人的顾影自怜，大美更不是小花草小虫，大美存在于传统与现代的勾连中，存在于沸腾的生活中；大美更存在于农民的汗水和忧郁里，存在于工人的号子和激情里，存在于战士的训练和奉献里，存在于知识分子的担当和刻苦里。诗人的内驱力也包涵对时代、对历史、对大美的感受力和敏锐力。新时代诗人应当拥有这样的感受力和敏锐力，应当自觉地聚焦时代的大美，展示历史的大美，唯其如此，诗歌才会激荡出一种浩然之气的磅礴力量，才会被广大人民所热爱、吟诵和传播，而这样的内驱力，也恰恰是新时代诗人去伪存真、激浊扬清和行之有效的思想武器。

　　（作者：聂茂，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纵览

　　重振诗歌的风度之美（聂茂）

　　共和国英雄（节选）（聂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