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的《人世间》是无愧于我们时代真正具有史诗性质的长篇巨制，它将社会重大命题纳入到个人经验之中，接受了现实主义的遗产并将之发扬光大，在当代文学史上，是继《平凡的世界》之后又一部素朴、真诚而饱蘸悲悯之心的作品，只不过路遥聚焦于农民的身份变迁，而梁晓声着眼于工人的命运转轨。它摒弃了猥琐、阴暗、邪恶的正大气象，体现于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常人和一般意义上的“好人”，他们尽管平凡甚至卑微，但都不卑不亢、堂堂正正地行走在人世之间。

　　《人世间》以周家三代人的人生经历折射出近半个世纪家国、制度、情感结构、道德伦理的嬗变：时间上纵越20世纪70年代直至当下复杂多变的历史，空间上横跨城市与乡村、东北到西南的广袤大地，生活面涵盖城市平民、政府官员、山村乡民、基建民工、国企工人等诸多角色，情节波澜壮阔，细节密实而富于质感，继承了茅盾《子夜》以来的社会分析小说传统，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与观念。

　　周家三代人的个人生命史进程构成了纵向的线索，三部曲的推进严格按照历时顺序，交织成文本的变奏曲。幼子周秉昆是结构的中心，他的个人遭际形成了城市生活和工人命运演进的生理学隐喻。上部是敏感、向上而充满内在心理冲突的青年，带有浪漫主义的迷茫、激情、幻想、探索与成长；中部是焦虑、挣扎的中年，是新写实主义本色当行的困惑与奋进；下部则是直面现实的沉郁、思辨，而最终怨而不怒，走向豁达包容的晚年，在批判现实主义中重申了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这种情绪的流动，使得平铺直叙的叙事拥有了动态的节奏，气息绵长，态度端肃，有着罗曼·罗兰般的激越和老舍式的同情共感。

　　作为有着自觉追求的知识分子型作家，梁晓声最初以知青题材写作闻名，而后转入到更为直接的社会问题思考。《人世间》横向的线索就是社会阶层分析，它以周氏几兄妹的不同人生走向，及各自的爱情与友情、婚姻与政治，展现出立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人物形象其实具有象征性：大哥周秉义由品学兼优的知青而军工厂长，再到市委书记，代表的是官员阶层；二姐周蓉则始终保持了尘世中的诗性，曾为了爱情追随诗人下乡，返城后成为大学教员，她与后夫蔡晓光代表了知识分子阶层；而小弟周秉昆的朋友们国庆、德宝、赶超、春燕等人则是普通工人。这些形象因此具有了“典型”的意味。

　　梁晓声几乎全景式地展现了大变革时代所可能涉及到的社会层面，而一以贯之的则是人道主义的关怀，所关注的问题是民间中国与政治中国并行的复杂结构。底层民众的患难相帮和体恤互助是《人世间》贯穿始终的情节推动暗线，同时也浸润着作者本人对于中国精神的探索，在他看来，基层人民所构成的民间是上层意识形态的底气，两者之间互动交融，才建铸起时代稳步前行的根基。

《人世间》作者梁晓声

　　正是在对人民与时代的思辨中，小说表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内部对话特征：情节进程中叙述者常常采用“讲述”和议论的方式，让读者从似真性的沉浸体验中拔离出来。插入叙述者议论与让人物自身加入到对自身经历的认识与讨论之中所构成的复调，让不同的观点与视角得以呈现、交流乃至辩难，从而实现了对经验现实的超越，这才有可能实现具有批判与反思功能的观念现实。

　　在小说的结尾，步入晚年的周秉昆读到姐姐周蓉写的小说，这部小说是对各人所经历人生的自叙传式反思，周秉昆回首自己一门周姓人家的历史，不禁感慨万千，这个普通小老百姓、一个好人最终明白：世上的好事、美事多种多样，并且会不断发生，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不可能遍享，所以即使拥有微末的幸福，也应该谢天谢地。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国百姓真正意义上的史诗性：人世间从来都充满艰辛与磨难，很少有一帆风顺，而无数周秉昆这样的常人，以自己的宽容、耐心、坚忍、体谅和信念，守护着得来不易的幸福，既不逆来顺受，也不怨天尤人，哀而不伤，温柔敦厚，推动了历史的前行。因为这伟大的人民，人世间虽然遍布无奈、龃龉和磨难，而终究是可亲的处所、栖息的家园，值得我们感恩、眷恋并为之奋斗。

　　（作者：刘大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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