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生活变幻莫测,发展节奏快到使人应接不暇,要想像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那样沉潜下来描摹现实,从而创作出高于现实的作品太过艰难,写作者要么从外部撤离,转向自身的内心和灵魂;要么抛弃现实,一心做写作技巧和艺术的提升;要么勉强为之,但效果常常不尽如人意甚至招来批评。其实,面对这魔幻且具体的现实,既然一时难以创作出高于它的作品,倒不如索性就用笔记录下真实的风云变幻,做时代的记录者和书写者,不失为当下小说创作的的一条可行路径。万雁的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得踏实,诚恳。
一、无处不在的生存困境
由于当今现实的魔幻以及生活节奏的加速,某些时候,小说家看起来是在做一件很“不聪明”的事情,比如踏踏实实地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还不一定吸引人。但他们依然选择在书案埋首耕耘,试图向每一个人描述我们当下的处境。刘醒龙说万雁“能老练地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善于从日常生活现象中捕捉灵感火花,有意识地将优美的意象与故事融为一体,深刻挖掘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用表象柔软实则坚韧的笔法鞭挞社会痈疽,充分显示出她在小说创作中的潜力。”那么,万雁的小说到底描绘了谁的生存困境,什么样的生存困境,以及这些困境来自何处呢?要解读万雁的小说,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万雁
万雁的小说主观色彩极其强烈,即使她在叙述中常以第三人称作为主体,我们仿佛也能感受到其所见所闻所经历的种种。万雁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承受着某种生命的缺憾与不幸,但她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并不孜孜以求去表现人物对苦难不幸的超越与救赎,或者说人的精神世界的强大与尊贵,而是用手中的笔尖刺破现实的华丽或者说混沌,让读者看到生活的残酷与不堪,从而刺痛你的眼睛和心灵,进而有所感、有所思甚至有所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写作是小说家抵达社会和历史的途径,亦能唤醒读者对小说世界中人物所经历的事情的感悟,令读者在感悟中反省、沉思。因此,与其说这是小说中各色人物的生存困境,不如说,这是千千万万普通人面临的共同困境。
在小说集中,《我要找到你》的主人公何青苗一直对现状不满,希望通过写作从而摆脱眼下死气沉沉的生活局面,她的丈夫沈秋业则因为小时候贫穷而耻辱的童年记忆酷爱喝饮料。两个人带着不同的枷锁在同一个屋檐下各自困顿。《两地分居》则讲述了一个不停奋斗、打拼的底层青年,希望通过公务员遴选过上幸福的日子,最后却因为遴选背后暗箱操作希望破灭乃至家破人亡。《车花赛冰冰》的艾紫若虽然是权势的沐浴者,可总梦见自己失去所拥有的一切。她害怕噩梦变为现实,所以她习惯于站在弱势的一方释放自己的同情,从而寻求安宁和救赎。《白天不懂夜的黑》里云想衣裳通过在论坛上发帖子走出抑郁症,却没有走出生活和命运安排给她的不断的困局,最终无可奈何花落去;蒙涯虽然在辞去工作后出版了数本小说,且有了一定的名声,但当他托人送给那位颇富权威的评论家的书被自己在旧书摊上发现时,他渴望被肯定的愿望无疑也随之落空了。《折断的炊烟》里程素素见到的不是几个舅舅为外婆的逝去伤心难过,而是因为葬礼的花费而相互埋怨乃至打骂出手。偶遇的小学同学虽给了她一点往昔的温馨回忆,但不同的经历和三观的差异又使她在第二次见面后便想逃离。为迎接出差的丈夫回家精心打扮了一番之后,进家门时却听到他在电话里呼别人“宝贝”,似乎每有期待,随之而来的必定是失望。她想用妥协将生活画成圆圈,谁知道生活早已成了一堆碎片。《风将伞吹成了荷花》中,主人公林灵尽管自己的婚姻千疮百孔、危机四伏,还是整天顶着“情感专家”头衔,沉醉于点评都市报上的情感故事。《棉花那么白》里主人公的生活平静恬淡,但仍旧免不了婆婆不时的并不恶意的唠叨,而且自己也会因为生活中的某个细节,回忆起尘封多年的往事。《畏惧》中,接儿子放学的女公务员,看见曾经盛气凌人的同事因为一些变故而落魄地在街头卖书,虽然自己与她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但也忍不住会失神良久……
万雁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数都是女性形象,她们可以作为这个时代众多女性的代表者,她们因为万雁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和思考而具有某一类人的特征,因此,你可以从芸芸众生中找到许多的她们,却难以确定到底哪一个才是那个特定的她,哪一个明眸善睐属于那由千千万万的“她们”所凝聚而成的特定的“她”。由此,我们才觉得这些女子熟悉而又陌生。熟悉的是,她们仿佛就是我们身边的谁,陌生的是,我们却想不起她的脸来。
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认为万雁的创作,似乎从来不以刻画出一个西施或者貂蝉来让我们过目不忘,她是要让读者从这些女性形象去返回生活和世界,去体验红尘中的喜怒哀乐,去感受普罗大众的爱恨情仇,去重新发现日常琐碎中出离的经验和感悟。只有这样,小说才能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人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万雁的小说不是好玩的小说,也不是“好看”的小说,是带领观者重返生活本来面目的一个路标,而生活本来残酷,面目全非,所以不管是文艺女青年也好,美貌的年轻姑娘也好,情感专家也好,家境优渥的女公务员也好,她们的生活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布满了虱子,甚至千疮百孔。她们都一样被生活这一张巨大的网给困住了,无一例外。
二、屡屡落空的困境突围
除了《两地分居》中的男青年仝沉和《车花赛冰冰》里的赛冰冰,生存困境在万雁小说中更多的是以精神层面的困境体现出来的。当代人精神困境的关键症结是虚无主义,由于虚无,造成喧嚣的孤独、熟悉的陌生、存在的空虚……一切都成为没有标准的选择。而小说中的精神困境表现在《我要找到你》中是男女主人公之间既缺乏夫妻之间的沟通交流,又对生存意义的困惑无知;表现在《车花赛冰冰》中既是赛冰冰空中楼阁般虚妄的爱情幻想,也是艾紫若自始至终的患得患失;还表现在《折断的炊烟》中程素素对亲情、友情、爱情接二连三的由期待而失落,以及《风将伞吹成荷花》中林灵对婚姻无可奈何的妥协……
无论是现实社会还是小说故事中,造成人们精神困境的主要原因是来自社会存在层面的。物质主义甚嚣尘上,随之而来的世俗化和功利化的社会风气,使精神生活跌入深渊。《我要找到你》可以看成这方面的注解。再加上政治腐败对个体利益的侵犯,社会道德体系和共同行为准则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有权的人在精神上攀上了无所畏惧的高地,而无力的人们则堕入了无所依靠的绝境。《两地分居》则是这一境遇的典型。网络文化的流行及其逐渐进入大众文化的主流,也对精神困境的产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精神生活自身也存在问题:社会转型时期多元文化思潮的冲击,造成价值分散、多元、偏离主流和中心,社会主导文化启蒙的滞后,传统文化创新不足的危机以及后现代主义的袭来,等等。所有的问题汇聚到一起,罗织成一张铺天盖地的幕布,罩住了生活在它下面的所有人。
万雁小说中的人物及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虽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在进行各自的突围。因此,刘川鄂才说:万雁小说的底色,大多是悲剧性的。鲁迅先生在论及悲剧社会性冲突时指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在万雁这里,悲剧不仅仅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更表现在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面临的困境以及努力尝试去突围而不得的遗憾和尴尬。
《我要找到你》中,如果说何青苗的困境是对现实生活的不满,那么沈秋业的困境则是无法摆脱记忆的束缚。蔡家园说:“沈秋业在逃离中领悟了生活的真谛,那就是必须勇敢直面惨淡的人生;他启发妻子何青苗走出幻想、面对现实——生活是残酷的,逃离并不能获得拯救只有脚踏实地正视存在之困,放可能拥有幸福和成功。”这其实也是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毕竟,《两地分居》中的底层公务员悲剧已经证明了正视困境、脚踏实地奋斗、拼搏并不一定能获得幸福。困境是无穷的,超越的方案却难以寻得。因为,即使如同车花赛冰冰里面那出身优越的女公务员,她过着世俗意义上的优越生活,无疑是“幸福”的,然而她依然有着无法言喻的困惑、无奈,难以摆脱。所以她才会认为只有常常对他人付出善意,才能保有目前的优越生活。不同的是,她只是少了物质的困境,而精神的困境,对每个人来说都一样存在,只是呈现的方式有所差异罢了。这几篇小说中,人物的行为也形成若隐若现的照应,不能说是作者有意为之,但是,这种一以贯之或者说持续层进的书写目标或状态,表明了作家对社会现象和存在之乱的困惑,并尝试性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小说《白天不懂夜的黑》中,作者借“白天不懂夜的黑”这句歌词来象征蒙涯和云想衣裳之间的关系。由于“黑夜”与“白天”的异质性,两者之间难以达成“懂得”。虽然云想衣裳十分崇拜蒙涯,将其视为偶像,但因为蒙涯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再加上她还是一个靠出卖肉体谋生的性工作者。因此,这份崇拜蒙涯从未放在眼里,甚至颇为鄙弃。他对云想衣裳的轻贬,直到他在旧书摊上看到那本自己托人赠予某权威评论家的书时,才悔恨暗生。从这个意义上看,蒙涯和权威评论家之间,何尝不是“白天不懂夜的黑”?他们三者之间本该有一个良性的输出和反馈,却因为其中某些部分的拒绝,沦为了三座孤岛,每个人的所求,都可能落空;对他者的期待,难以得到满足。《折断的炊烟》里,程素素原本想借参加同学聚会躲开亲人之间斤斤计较的利益争吵,没想到最后依然目睹一切发生。小学同学的突然出现,带给她一点童年温馨的回忆,但第二次见面的交谈显示了两人三观的差异有如天壤之别,不得不发出“某些人还是在回忆里好”的感慨。《风将伞吹成了荷花》中,林灵自己的婚姻都是千疮百孔,还是以“情感专家”自居。试问一个连自己的情感问题都无法解决的人,如何能给他人指点迷津?
实际上,万雁小说中的人物都存在提升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质量的希望,然而这种希望却不足以支撑他们突破生存困境。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人类的动力主要是靠某种利益的驱动或者需要的满足来保证,而万雁小说里的人们,大部分都缺少十分有效的动力源。因此,虽然他们都希望能够突破自己意识到的那些生存困境,但是,能够真正突破困境的人却少之又少。说到这里,我们仿佛又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们总是在某一个具有节点意义的时刻给自己定下一个又一个或大或小的目标,并发誓一定要在未来的日子里去实现它。事实上呢,我们可能坚持了十天、半月甚至半年,但能够全程坚持下来直至实现目标的人屈指可数。因为,生活中的诱惑太多,而太多的人又缺少抵制诱惑的能力,就这样,在前进的路上,被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诱惑所迷惑,从而忘记了初心。小说中人物对于困境突围的尝试,又何尝不是如此?
三、尝试突围发出的声音
那面对如此的境遇,他们该如何是好?万雁用故事告诉我们:虽然突围艰难无比,而且屡屡落空,但无论成功与否,那些人至少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万雁的诚恳以及她的聪明都在于她极会向生活和现实学习。因此,何青苗与丈夫沈秋业达成和解,赛冰冰疯了,艾紫若对赛冰冰的惨状只能视而不见,继续自己看似安稳的生活,林灵能解人之惑却也只能选择忽视自己婚姻生活的漏洞……每一个人生活的发展,性格的成长,都与他们的现实生活状况乃至成长环境、家庭背景紧密联系,故事情节的发展自然而然,毫不突兀。因此,在无可奈何的故事发展和结束时,我们能做的不是悲愤、生气或者拍案而起,而是默默地合上书,仔细回想身边是否也有类似的人和事,以及这些人和事后来都怎么样了。
万雁处理故事的方法十分谦卑,她没有去操纵故事的发展,改变人物的命运,给读者一个虚假的大团圆。比如说与小说集同名的《两地分居》,是她有代表性的作品。其实与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命运相似的人,在整个中国大陆,乃至世界上可以说不计其数,这个故事给他们以及我的感受,都可以说是非常真实的:人是真的,事件是真的——因此,故事也必然是具有真实性的。万雁没有用廉价的同情心去给这个男生一个完美的结局,给读者一个大团圆的故事,而是按照故事本身最有可能的发展将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尽管这略显残酷,但却让故事本身拥有了生命和价值。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大家对“艺术真实”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是,对艺术家遵循“艺术真实”的要求却是毫无二致的。也正因为对于“艺术真实”的追求,让无数个男青年一样的普通青年人,通过《两地分居》这个苦涩的故事发出了微弱而又清晰的声音。
除此之外,我想也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万雁的写作,会更有启发性,那就是作为叙述者和被叙述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小说中很多的女性形象本身,和万雁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身份、背景上的相似。那么,到底是谁写了这本书?是故事里“我”“她”,还是写下故事的万雁?这一点,我想看过万雁小说的读者,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这就是叙述者和悲叙述者之间出现的某种类似于“身份”竞争的问题。如果故事中“我”“她”才是叙述者,那么,他们理所当然获得了某种主体性的地位。而单纯是被写进书的人,则有可能失去自己的声音。万雁通过她的小说,通过她笔下的各种人物,向我们传达着这样的呼吁:要尽量去做那个不被剥夺声音的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她笔下的那些普通的男男女女们,虽然不一定看破了生活的迷雾,但都无不尝试着在自己的生命叙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样,万雁自己,也正是通过对这些声音的叙述,从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小人物有属于小人物的无力,大人物也有属于大人物的不如意,即使高高在上的帝王,也并不能做到事事都尽在掌控之中。人到底应该怎样活着,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因为不可控带来的无力感,怎样才能突破生存的困境和牢笼,求得一个所谓的“自由”,是万雁自始至终在《两地分居》里尝试探讨的问题。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她又不曾炫技,她是在解剖给读者看,作为一个作家,她是如何去处理自己遇到的和想要表达的问题的。万雁很诚实,她很诚恳地告诉读者她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甚至是做不到什么。
在没有或者不允许有大事件发生的时代,有多少人会“先看到了书本中的行人,才去看街头的行人”“为了观察街头的行人,又去查看书本中的行人”?直接经验如温开水般的人,知识走到了经验前头的人,都需要这样的书,去提醒他凝视街头的行人和日常的生活。正因为没有大事件的发生,或者说,大事件不再发生,所以,作家们往往把笔触收回来描写身边的小人物和小事件。而谁又能否定平凡生活中的微小事件就不值得被书写和被阅读呢?万雁就的小说,正是用她手中的笔和墨去记录那些不起眼的事情和人物的典型。她的创作,既是要自己不去做“被剥夺声音的人”,同时,也努力为他人发出力所能及的声音。
小结
世界充满了偶然,而万雁则虔诚而聪明地把世界的偶然性提取出来,通过小说把偶然变得像星座一样的隐隐若现。虽然某些故事编得巧合以至于略显不够真实,但在整部小说集中,部分故事的主题互相呼应、彼此若隐若现,映射了我们的生活,同时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她在叙述的过程中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整合在故事当中,那些看似并不精美的故事帮助我们提高对人性的感知,让我们带着新的眼光重新打量这个世界。刚过世不久的著名以色列作家奥兹曾说:小说家比其他人懂得更多的一件事情是他的人类同胞的经历,因为他们必须穿上别人的鞋子,进入别人的内心,他们必须盘问自己“如果我不是我,那会怎样”?在今天这个充斥着纷争的时代,我们可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书写故事的人。我们期待万雁写出更多真诚的故事。
(此文原刊载于《长江文艺评论》2019年第2期)
(作者:熊均,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曾任《长江文艺评论》编辑,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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