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于传统的创化与建构 ——评刘醒龙的《黄冈秘卷》

2019-07-26

阅读：来源：中国文艺评论网作者：蔡家园收藏

　　熟悉刘醒龙的读者会发现，他的长篇新作《黄冈秘卷》给人带来“嘿乎”强烈的阅读新鲜感。这部小说有点像“寻根小说”，从家族和组织两个维度回溯历史，生动还原了“我们的父亲”的文化人格生成的过程，通过挖掘黄冈地域文化来探寻民族精神的建构；也有点像“问题小说”，触及的都是社会热点、焦点问题，诸如企业倒闭、工人下岗、官员腐败、教育弊端、百姓生活困难、贫富差距拉大、道德滑坡、精神失落等等，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还有点像“先锋小说”，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处理方式，以及借鉴“传奇”外壳、内聚焦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自由转换的叙事方式，都不是标准的现实主义手法。但是深入阅读会发现，这部小说其实难以进行简单的归类，它更像独特的“这一个”，为新世纪的长篇小说之林增添了新的风景。

　　在这部作品中，刘醒龙以卢卡奇式的“总体性”视野观照社会生活，透视历史发展的本质，以直面现实的姿态和正面强攻的方式，审美化地处理了我们时代至关重要的命题——精神信仰问题，再一次彰显了文学应有的力量。《黄冈秘卷》既是他的一次关于思兹念兹的故土的“害羞”[①]回归，也是一次基于民族文化根脉探寻的自信出发。

　　一

　　刘醒龙曾说过:“文学的第一要旨是表现我们的民族精神与灵魂。我始终相信，一个泱泱大国，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它的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一定是靠着强大的精神力量延续下来的。但在我们的现当代文学中，这种表现非常不够。我们对自己的发现和了解是远远不够的。”[②]从他早年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到后来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天行者》《蟠虺》，其实贯穿着一根愈来愈清晰的红线，那就是试图在传统中发掘可资转化的精神资源，为物欲滚滚、浮躁迷茫的时代重铸信仰之魂。如果以他的故乡黄冈为基点来看，过去他选择的路径是出走，向外去寻找精神资源（譬如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而在《黄冈秘卷》中，他选择了返回，除了在叙事方式上对传统进行创化，还试图通过对地方性知识的探寻和对家族血脉的追溯，来回答时代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在价值观念分崩离析的当下，我们是否需要精神信仰？需要什么样的精神信仰？诚如评论家於可训所言，刘醒龙的这部作品“发掘一种地域文化人格的成因，写出了黄冈这个独特地域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为乡土文化书写开了一个新生面”，而且“在深化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可谓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③]这种“转身”，从表面看是姿态和视野的变化，从深层看乃是对脚下大地的重审，是对其中蕴藏的精神力量的再发现与新熔铸，表现出一位成熟作家的文化自觉，以及重建价值理想的文化自信。

　　黄冈是刘醒龙的故乡。这里拥有独特的地理人文资源，名人辈出，文脉深厚。自科举制度设立以来，黄冈一共诞生了944名进士、3985名举人，因此有“黄冈进士冠荆楚”之誉。中华世纪坛收录中国文化名人40位，黄冈一地就有毕升、李时珍、李四光三人入选。这里还诞生了著名学者、作家闻一多、黄侃、废名、熊十力、王亚南、胡风等，著名政治人物董必武、陈潭秋、李先念、林氏三兄弟等。这里是黄梅戏的故乡，这里有著名的四祖寺、五祖寺，还有闻名全国的“将军县”“教授县”。黄冈既是一片丰饶的文化沃土，也是一片超迈的精神高地。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如此丰厚的“地方性知识”无疑是一座富矿。《黄冈秘卷》独辟蹊径，将笔触深入到斑斓的矿床之中，试图提炼出一种与自己的血脉密切相连的地域文化精神——黄冈精神。在刘醒龙看来，“黄冈精神”不仅是地方的，也是中国的，不仅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小说并没有对“黄冈精神”进行界定，只是艺术化地呈现了这种精神生成的土壤和历程，并在与现实的对话中完成了关于“中国精神”的建构。

　　刘醒龙首先关注的是地方性语言中的精神性存在。卡西尔认为，人能发明、运用各种符号，所以能创造自己需要的“理想的”世界；他以“乌托邦”概念为例，指出语言具有建设“理想的”世界的力量。[④]语言符号的“力量”具有隐秘性，需要人们去发掘。刘醒龙在《黄冈秘卷》中，就是通过对语言的知识考古，激活了其中蕴含的建设“理想的”世界的“力量”。像“嘿乎”是黄冈地区特有的方言，意思大致相当于普通话里的“特别”，旨在强调，略含夸张意味；由这个词演变出“不嘿乎”和“嘿乎嘿”、“嘿乎啰”等词语。在小说中，透过老十哥刘声志与王朤、祖父与林老大的对话，可以发现这几个词语不仅体现出说话者果敢、执拗的性格，而且还隐含着鲜明的价值判断；至于老十一哥刘声智特地请书法家将“嘿乎”写成条幅悬挂在公司，更是试图将黄冈大地上的万事万物浓缩其中，包含着雄视天下的气度和舍我其谁的自信。小说中的这组方言词语早已像索绪尔所说的超出了其“能指”而变得内涵“丰满”，与黄冈人的思维方式互为表里，成为表征黄冈人文化性格的一种符号，凸显出强烈的伦理价值。小说还考证了当地的称呼禁忌现象：父亲不叫“爸爸”，而是叫“伯”，据说这是黄冈地区“五水蛮家族”为避祸而采用的一种巫术式的自我保护方式；“苦婆”给孙子取名“刘声志”，给邻居的孩子取名“刘声智”，读音一模一样，为的是在呼喊孩子时让鬼难以分辨，从而护佑孩子健康成长。这种称谓、名字的禁忌显然带有原始思维的痕迹，如弗雷泽所言，“把自己的名字看作不仅是一种标记，而且是自己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和灵魂紧密关联”。[⑤]刘醒龙所关注的当然并非这种民俗现象本身，他所要揭示的是与“灵魂”相关的语言背后的精神性内涵。小说中还多次谈到人物的取名，同样隐含着丰富的意义。姓名不仅昭示着血缘宗亲等社会关系，而且寄予着对于现世生活的美好愿望，是中国人精神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苦婆”取名“刘声志”“刘声智”也好，祖父给我改名“珀惇”（珀指琥珀，惇指“忠勇孝义”兼备的历史人物夏侯惇）也好，其中的“志”“智”“珀”“惇”，无不深刻烙印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具有鲜明的精神性特征；老十哥以自己工作过的地方作为孩子的名字，除了用来纪念革命经历之外，更是间接地宣示对于组织的忠诚（这种取名现象一度在中国非常普遍）。语言不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传达文化精神的符号。《黄冈秘卷》以知识考古的方式，不仅发掘出了具有地方性特质的语言所包含的独特文化内涵，而且还揭示了它们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塑造。

刘醒龙

　　黄冈地区的历史掌故和民间传说浩如烟海，刘醒龙精心选择了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东坡故事和代表红色革命文化的林家故事，试图从中提炼地域文化精神。苏轼在乌台诗案后被贬至黄州，留下“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的佳话，表现出他的率性和幽默；王朤从地方志中发掘出苏轼文集不载的诗句“三江自此分南北，谁向中流是主人”，更是表现了他在困厄中不失理想和信念的入世情怀。两则故事从不同侧面折射了一代文豪的“风骨”。用王朤的话说，“风骨”就是硬骨头，但比硬骨头更有味道。这种味道是什么？就是既超拔于俗世生活，又热情拥抱人间的大情怀。小说还不惜笔墨，讲述了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林氏家族的传奇。这段故事讲得比较隐晦，介于正史与野史之间，揭示了共和国历史上风云人物日常生活中的一面，凸显的也是人间情怀。无论是苏轼还是林家兄弟，都有“一根筋”的特点。这“一根筋”不是愚昧的固执，而是智慧的执著，是以人间情怀去感悟天地大道后所做的选择，这也是黄冈文化精神的突出特点。

　　除了从社会文化层面探寻地域文化精神，刘醒龙还将笔触深入到家族血脉之中，寻找代代传承的“黄冈精神”基因。曾祖母“苦婆”在饥荒时绝不让孩子出门讨饭，自己每次讨回饭食一定要重新加工，为的是不让孩子觉得在吃别人的剩饭；在农村，人们往往找最穷苦的老人给孩子取名字，并以红糖和冰糖作为酬劳，可是到了晚年，“苦婆”宁可不要这份“实惠”，也不再给别人取名字了。她最后取的两个名字是“声志”和“声智”，合起来正是理想的人生追求。哪怕生活再艰难，她始终保持着乐观，始终不曾放弃人的“尊严”。祖父更像一个“心灵的传说”。他是一个热心的乡村说书人，偷偷把“我”的原名“破墩”改为“珀惇”，这说明他不仅重视传统，而且心存诗意。但是，他又十分务实，果决地阻止了老十哥和海棠的爱情，“享受不起的东西，硬要拿来享受，那是暴殄天物，就算没有当即遭天谴，日后也要慢慢地消耗许多阳寿”；在老十哥跌入人生低谷的时候，他毫无怨言地承担起抚养孙子的职责，尽力为儿子分忧。临终之前，他唯一牵挂的是《刘氏家志》的下落。祖父的身上汇集了中国农民的特点，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刘醒龙在对“我”的祖辈传奇的追寻过程中，揭示出一个家族的文化基因——无比重视人的尊严，既务实，又不失诗意。这些当然也是“黄冈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刘醒龙过去的作品相比，《黄冈秘卷》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选择了一种返回姿态，通过对“黄冈精神”的追根溯源来探讨民族精神与信仰的建构问题。那么，这种变化对于刘醒龙的创作而言又有怎样的意义呢？哲学家福柯曾对疾病的两种认知方式进行过区分：一种是基于历史的认知，更多的是对现象和经验的总结；另一种是哲学性的认知，即在疾病的认知中追问根源和起因。[⑥]这种区分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刘醒龙创作的变化。在三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中，刘醒龙有着一以贯之的主题和表达方式，譬如对启蒙的呼唤、对道德理想的坚守，譬如扎实的现实主义手法，这都可以视为“历史认知”之下的既有经验书写；但是在《黄冈秘卷》中，我们看到比《圣天门口》《蟠虺》等作品中更为清晰的“哲学性认知”，那就是追问的姿态——追问历史，追问血脉，追问现实，进而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何处去”等根本性命题的答案。

　　值得注意的是，《黄冈秘卷》还敏锐地揭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使得小说不仅具有厚重的历史感，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事实上，每当所小说中触及的社会矛盾变得激化之时，刘醒龙总是将笔锋荡开，不去深入探究造成矛盾的主客观原因，而是转向寻找某种力量来化解这些矛盾。这种力量就是精神信仰。在不断追问的过程之中，“黄冈精神”得以呈现；而在回应现实的过程中，“黄冈精神”显示出建构性力量。

　　二

　　在《黄冈秘卷》中，作为叙事者的“我”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但并非小说的核心人物。小说的核心人物是“我们的父亲”老十哥，以及他的同辈人，包括王朤和老十一哥等。这些人物共同诠释着“黄冈精神”。

　　老十哥刘声志是刘家大垸“最有出息的男人”。他自尊、顽强、坚定、果敢、大气而又不乏细腻，既有黄冈人“一根筋”的性格，又有着传统士人的“风骨”。年轻时在狱中受到进步人士国教授的影响，他从此坚定了献身“组织”、为人民谋福利的信念。他长期在基层最艰苦的地方工作，从来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抗洪时大堤垮塌，他镇定自若，身先士卒堵住溃口；泄洪时水闸遇到故障，他奋不顾身跳入水中排除险情；在工地上劳动，他比民工还像民工。他痛恨腐败，一辈子不坐小轿车（因为国教授视小车为腐败的象征）。他当过八个区的区长，只到离休时才解决副县级待遇，可是从无怨言。家人常年租住农民的危房，饥荒年代靠开荒种地补贴口粮，妻子到了退休时仍是普通工人。他一生珍惜、维护“组织”的名誉：在批斗会上，为了证明清白，毅然从三楼跳下；当妻子单位发不出工资时，他悄悄挪用自己的补贴充当她的工资，为的是不让她对组织失去信心……他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背诵起《诀别书》（也就是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在牺牲前夕写下的《与妻书》），一直铭记着“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这句话，坚信唯有个人的“福利”服从天下人的“永福”，社会才能真正进步。当个人生活与“组织”要求发生矛盾时，老十哥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斩断了与海棠的情缘；但是，他又毕生怀念她的那枚“福特车”发卡，还有她舔冰激凌时的可爱动作……海若化装成“哑女”来找老十哥复仇，尽管他感觉到了危险，但还是真诚地善待她，经常给她买冰激凌，保留她栖身的小庙，甚至在她去世后悄悄给她修了一座汉白玉墓碑……老十哥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干部”，但又是一个心怀柔情和爱意的男人。正如莱辛评价《伊利亚特》时所言：“尽管荷马在其它方面把他的英雄们描写得远远超出一般人性之上，但每逢涉及痛苦和屈辱情感时，每逢要用号喊、哭泣或咒骂来表现这种情感时，荷马的英雄们却总是忠实于一般人性的，在行动上他们是超凡的人，在情感上他们是真正的人。”[⑦]老十哥也如同荷马笔下的英雄们一样，既是“超凡的人”，也是血肉丰满的“真正的人”。在小说的结尾处，北童说：“苏明允曰：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古今来大勋业、真文章，总不出人情之外……”这段话可谓画龙点睛。正是因为老十哥无比珍视“人情”，所以他才能超越单一的阶级尺度，以“大爱”烛照理想、事业和人生。于是，他也就不再是一个单向度的人，而成为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人，而且表现出“圣人化”的气质。与刘醒龙笔下的其他“圣人化”人物——赵长恩（《威风凛凛》）、梅外婆（《圣天门口》）等相比较，老十哥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他的身上呈现出强烈的“党性”色彩。在近百年来中国追求现代性的道路上，无数仁人志士奋力探索，均以失败告终，唯有中国共产党寻找到一条成功路径，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作为历史本质性力量的代表，共产党人老十哥始终不忘初心，不仅挺起了社会的脊梁，而且耸起了精神的高峰，因此，他也就成了“黄冈精神”最完美的象征。

　　老十哥既是一个历史生成的人物，又是一个时代赋型的人物。如果与王蒙、柯云路等作家笔下的“革命干部”形象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他身上带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新时期之初反思历史之痛、追求思想解放的时代氛围，与当下功利主义盛行、人文精神失落的时代环境截然不同，直接影响着作家的价值取向和对人物的塑造。因此，老十哥与张思远（《蝴蝶》）、钟亦成（《布礼》）、李向南（《新星》）等“革命干部”呈现出较大差异，他毕生忠诚于组织和信仰，“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几乎没有独立的反思意识和反抗精神。从他的身上，可以窥见作家建构时代价值理想的强烈愿望。

　　与老十哥同时出生、姓名读音相同的老十一哥刘声智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的价值观带有新时期以来的鲜明特征，就如他在香港的报纸上所说，“我需要为自己活着。”他重视传统伦理观念，积极支持重修《刘氏家志》，娶了六个老婆就是为了生个儿子能载入族谱。为了谋求更多利益，他与县里的主官暗中交易，借钱给政府发工资，投资修南门大桥。他虽然有钱，但是内心没有安全感，“每天夜里都能听见他在梦中被人追杀，让人折磨，发出哀求声。……你晓得梦里追杀他、折磨他的人是谁吗?是老十哥！……他叫着你伯的名字，给你伯磕头，要你伯放他一条生路。”他比许多暴发户都显得清醒，所以总是自嘲“自己现在穷得只剩下钱了”。作为市场经济时代的弄潮儿，老十一哥善于审时度势、捕捉机遇，而且精明强干，身上其实也折射着“黄冈精神”。

　　显而易见，与老十哥信奉集体主义精神相反，老十一哥的精神底色是个人主义；他们的处世态度也同各自的名字一样，一个相信“有志”（有理想成大事），一个相信“有智”（有计谋成功业）。可以说，两人最后都是成功者，但老十一哥说：“别看我一直对你不服气，那只是爱面子，其实我心里最佩服的人是你。我刘声智不过是那供人乘坐的轿车，你刘声志才是刘家大垸的路和桥。”在刘醒龙看来，老十哥象征的是“道”，老十一哥代表的不过是“器”，当“志”与“智”统一了，才是理想的人生境界；当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统一了，才是具有现代性的价值理念。在这部小说中，他并没有简单地将不同的观念和立场进行二元对立的处理，而是试图在复杂的历史语境和现实生活中进行创造性转化与整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黄冈精神”呈现出现代性与开放性。

　　评论家何向阳曾指出，刘醒龙的小说中存在着父子传承的隐形结构，如《凤凰琴》中的老校长与张英才、《蟠虺》中的曾本之与郝文章，“父亲是儿子的榜样，儿子是父亲的传承，两者是互为镜像的。不论是知识分子的人格传承还是文化传承，父亲不是审父、弑父的形象，而是非常强有力的圣贤人格的形象。无论是曾本之还是老校长，刘醒龙都是在试图接近和解读中国君子人格中的‘筋骨’。”[⑧]在《黄冈秘卷》中，同样存在这样的隐形结构。老十哥相对于曾祖母、祖父而言是“儿子”，相对于“我”而言则是“父亲”。刘醒龙将他置于生命链条的中间环节，不仅凸显了他在精神建构中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赋予了中国君子人格中“筋骨”新的历史内涵。在小说中，老十哥被称为“我们的父亲”，不仅是指他是几个孩子的身生父亲，而且也是暗喻他就是“我们”共同的“精神父亲”。在这个称呼的转换过程之中，个体与群体、地方与国族、历史与当下巧妙地实现了统一。

　　当然，在一个越来越原子化的时代，作为“父亲”之子的“我们”是否真的存在？怎样才能建构出一群愿意用心去“寻找”的“我们”呢？相比较而言，《黄冈秘卷》中“我”更像一个功能性人物，显得比较单薄和模糊。这是否也暗示了作家内心的某种困惑呢？

　　三

　　《黄冈秘卷》的叙事时间只有四年（从1996年春节到1999年国庆节），但是故事涉及四代人，跨度将近百年（从民国初年到20世纪末），不仅情节复杂、人物众多，而且头绪纷繁、信息密集。整部小说就像一张大网，看似让人眼花缭乱，其实叙述人“我”纲举目张，将叙事调度得有条不紊；也像一部交响乐，“我”指挥着多声部的独奏、协奏、重奏与合奏，看上去嘈嘈杂杂，其实浑然一体、和谐圆融。如果换作一般作家，恐怕难以驾驭这么复杂的叙事，但是刘醒龙创造性地运用复调小说的结构方式，全景式地呈现出一个长的时段的社会历史图景，并且深刻地揭示了推动社会进步的本质性力量，较好地实现了写作意图。根据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的观点，复调小说具有四个层次：一是主线，即围绕主人公发生，在故事中起支配作用的线索；二是副线，贯穿作品的其他线索；三是作为背景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可以出现在作品的一个或几个片段之中；四是非动作因素，即作品中关于哲学、社会、历史、道德的思考和论述，如富有哲理的对话和议论等。[⑨]这四个层次形成一个整体，共同完成写作者的创作意图。

　　从叙事线索来看，《黄冈秘卷》采用了多线叙事。主线是“我”寻找《黄冈秘卷》的策划者和编撰者，勾连起当下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副线则有两条，一条是根据《组织史》的简略介绍，追溯“我们的父亲”刘声志曲折而忠诚的革命历史；另一条是族人为了续修《刘氏家志》，寻找遗失的族谱，并引出刘声智的传奇经历。从主线来看，“我”就像一部移动的摄像机，敏锐地扫描着时代，时而全景，时而中景，时而特写，将关乎国计民生的“秘密”一一呈现出来，揭示出社会高速发展中隐藏的种种危机，并且借助北童之口点出时代面临的最严峻问题——“精神危机”。从副线来看，第一条线索主要讲述老十哥刘声志的故事，他和王朤等老一辈革命者毕生坚守信仰、全身心奉献给“组织”，不仅是“组织”的脊梁，也是集体主义精神的象征；第二条线索主要讲述老十一哥刘声智的发迹史以及他对子嗣的渴盼，这个市场经济时代的弄潮儿，折射出鲜明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在叙事层面，刘声志和刘声智是作为对比性人物出现的，由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两人的价值观看上去格格不入，其实都统摄于中国人恒久延绵的文化心理结构——“家国情怀”，因而两者又是互补的。这部小说的主线故事提出问题，副线故事则对“问题”予以回应，三条线索之间构成“对位”关系，既不失丰富性，又实现了形而上的和谐统一，最终完成了一个具有价值建构性的文本。正如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以双线叙事建筑起恢弘的文学经典大厦，《黄冈秘卷》则独具匠心地以三条线索拱起一座新的时代文学高楼，而构成这座高楼尖顶的正是精神信仰。

　　从作为背景的小故事来看，《黄冈秘卷》中密布着许多意味深长的细节。譬如开头和结尾部分都提到的《黄冈秘卷》中关于“熊的颜色”的“烧脑难题”，看上去像一个智力游戏，表现了紫貂们的智慧；同时还隐喻了小说主人公的性格，正如少川所言，老十一哥和王朤都是棕熊，“生性凶猛，不畏高寒，让人敬而远之”，因此也就成为时代精神的高标。像在文中反复出现的《诀别书》，不仅铸就了老十哥的信仰底色，而且常常用来渲染氛围、表达情感，烘托了一个革命者丰富的人性侧面。老十哥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的《诀别书》视为自己最重要的精神资源，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在精神上的一脉相承，体现出作家对于历史的整体性认知。小轿车作为小说中最重要的“道具”之一，曾经多次改变了老十哥的命运。他宁可坐大卡车出去开会，宁可回到批斗现场挨斗，也决不坐小轿车，因为“小轿车”是“腐败”的象征，他的坚定、固执和迂阔性格因“小轿车”而展示得淋漓尽致。至于“福特车模发卡”象征的爱、“巴河藕汤”寄予的乡愁、《刘氏家志》蕴含的传统文化，也都像散珠碎玉一般，辉映着小说高楼拱顶上的精神之珠。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非事件的穿插”，一方面具有意义功能，另一方面还具有结构功能。它们前后穿插、彼此呼应，不仅构成悬念，而且使得看似发散的叙事具有内在的多维关联，最终结为一个严丝密合的整体。

　　从非动作性因素来看，《黄冈秘卷》有很多精辟的议论，对人物刻画和小说主题表达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譬如关于人生的价值，“人活着的意义不是钱，不是肉身，而是尊严”。譬如关于社会发展的主流，“在这个组织千差万别的人中，像我们的父亲那样的人，不仅是客观存在，还是这棵大树上的主根，主根在地上扎深了，大树才会风雨无摧地生长。”譬如对于金钱和资本的本质的认识，作家借老十一哥之口如此表述：“一个人赚的钱只有几千几万时，每一角、每一分都是自己的血汗。等到能赚几十万、几百万时，就成了享受。再往后，成千万和上亿地赚钱，那钱就脏了，无论是用保险柜装，还是用保险库来装，里面全是别人的血汗甚至是骨头和性命。”另外，小说中还有大量关于老十哥和王朤行为的议论，充分阐释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追求。“我”给《刘氏家志》写的序言，则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续修家志应是对本门本宗一段历史的盘点。我们做过什么！我们正在做些什么！我们还将做些什么！光宗耀祖，在家是家事，在国是国事，在世界则是做人的基本……”这个“做人的基本”，不仅是伦理道德的宣示，而且是直面现实的实践。这些融入了作家深刻生命体验的思考与议论，为《黄冈秘卷》增添了哲思气质。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形式都不是简单的叙事技巧问题，而是关联着作家对生活的基本态度、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形而上的把握。《黄冈秘卷》复调叙事的四个层次并非是散乱的、随意的，而是精心设置、高度统一的，是形式与内容的有机融合，体现了刘醒龙“总体性”地把握生活与透视历史本质的能力。

　　小说中的“我”调侃老十八具有“将八百里外的山水扯到一起的本事”，刘醒龙其实也具有这样的本事。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思维方式。王德威曾指出，中国古典小说“喜好将各种事件重叠，或将事件与非事件并叙，以强调它们之间平等的重要性，也因此反映了人生同时存在的经验……叙事主线之下可以发现一条循序渐进的线索，但它的发展在表层却被说话人不断地间歇破坏……故事临场感的产生往往得力于主线‘事件’之上穿插许多无关紧要的‘非事件’。因此，所有的语言姿态、声音回响、夸大、论断、琐碎的指涉、抒情的描写、叙事格式等通常被视为阻碍作品时序流通的技巧，反而成了一个功能性的意符，达到了蕴藉说话情景造成时间留滞的效果”。[⑩]在这部小说中，刘醒龙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技巧，对新的叙事可能性进行探索，不仅有助于表现“人生同时存在的经验”和“时间留滞的效果”，而且还具有多重意义：一是扩大了观照视野，拓展了小说的生活容量。二是避免了单一的视角与声调。多声部对话使得不同的价值观、伦理观的交流成为可能，正如“我”所言：“在我看来，老十哥对《组织史》的看重，以及老十八对《刘氏家志》的锲而不舍，正是两种典型的历史观与价值观。二者之间不应当存在对与错、是与非，所不同的只是其拥护的人群有所差异。”三是实现了重写历史的形式与内容的融合。伽达默尔指出，“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11]无论是黄冈的地方性知识也好，还是老十哥、老十一哥们的故事也好，显然都是“我”所理解的“实在”，正是通过“我”的重写而实现了统一，凸显出精神性内涵。

　　作家格非说过：“在写作中发现新的叙事的可能性是作家的基本职责之一。”[12]纵观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创作，从《威风凛凛》《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到《弥天》，从《圣天门口》《天行者》《蟠虺》到《黄冈秘卷》，他一直在尝试不同的叙事的可能性，追求内容与形式的最佳契合。这部作品给我们带来的“嘿乎”多的思考，再一次证明，他恪守着一个严肃作家的“基本职责”。

　　无论是放在当代长篇小说的整体格局之中来观察，还是放在刘醒龙的长篇小说谱系中来考量，《黄冈秘卷》都显得别具一格。从精神内涵来看，这部小说以返回的姿态追溯地域文化和家族基因生成的历程，试图在地方性知识的背景中来发掘、认知民族的理想信仰、伦理道德和文化人格，进而实现对于中国精神的提炼和熔铸；从表现方式来看，这部小说娴熟地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巧妙地吸收现代派叙事技巧，尽管没有沿袭传统的史诗小说的写法，但是其厚重与深广不亚于史诗，在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之间开辟出了新的路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黄冈秘卷》再一次显示出一位作家丰沛的创造活力和攀登艺术高峰的沉着与坚定。

　　[①]刘醒龙：《为故乡立风范，为岁月留品格》，《湖北日报》2018年4月14日。

　　[②]曹静、刘璐:《刘醒龙曾被人嘲笑“坐家”:我不是写作天赋高的人》，《解放日报》2011年11月25日。

　　[③]於可训：《湖北文学：扎根现实开新面》，《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7月11日第7版。

　　[④]参见【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中译本序》第4页。

　　[⑤]【英】弗雷泽：《金枝》（上），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第245页。

　　[⑥]参见【法】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4页。

　　[⑦]【德】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8页。

　　[⑧]朱一帆：《刘醒龙文学创作三十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文艺争鸣》2014年第11期。

　　[⑨]参见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30页。

　　[⑩]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三联书店，1998年，第90-91页。

　　[11]【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阐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84-385页

　　[12]格非：《小说叙事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