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达的长篇小说《海边春秋》讲述了省文联年轻干部、文学博士刘书雷被下派支援岚岛，处理蓝港村搬迁的故事。蓝港村本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又是极具特色的，如果按原计划搬迁，以现代旅游模式来开发蓝港村，确实非常可惜。最终，在领导的支持下，蓝港村的搬迁计划调整为保护性开发计划，开启了发展建设的新篇章。

　　这部小说触及了“海上丝绸之路”“扶贫”“美丽乡村建设”“年轻人回乡创业”等新时代的诸多重大议题。不过，将这些议题“一网打尽”并非作者贪多求全，而是所处理对象的复杂性使然。这些问题都是紧密纠葛在一起的，共同构成了我们无法回避的“当下”。

　　在信息爆炸、故事表达形式不断求新求异的今天，要直接表现上述时代议题，且要以纯正的现实主义书写方式来展开“正面强攻”，难度是可以想见的。但陈毅达做了有效探索，他能综合调动各种叙事技巧，使小说尽量“好看”。这首先表现在巧妙的悬疑设置上。岚岛的开发搬迁工作，是极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从刘书雷进入岚岛开始，许多疑问与难题一起被抛出：在岚岛建设自由贸易港和国际旅游岛的大好形势下，蓝港村的搬迁是利国利民之事，为何村民并不配合？一直在网上号召村民反对搬迁的“海上蓝影”到底是谁？

　　对故事悬念的揭示往往是靠人物行动来完成的，《海边春秋》中承担这个任务的角色自然是刘书雷。作为下派干部，他带来了一个从外部打量蓝港村的视角。这个视角不是俯视的，而是平推式的。从一个初出象牙塔的文学博士到一个能深得村民拥戴的干部，中间发生的变化（也可以说是“成长”）是深刻的。作者往往通过直接对比来呈现这种变化。例如，刘书雷第一次参加村两委会时遭到冷遇，感受到了“会议发言”这件以前所熟悉的事在此时的不同意味。场景的变换，是工作性质的变换。后来，他主动深入群众，探查蓝港村的实际情况，赢得了村民的认可。关键的转折点是与村里最有威望的老人大依公喝酒，这一段表现了刘书雷真心服务村民的诚意，也写得颇有江湖传奇的色彩。

陈毅达

　　当然我们或许可以说这部作品也触及到新的历史阶段，知识分子走向社会，深入民间的主题，小说显现出来的新问题和新人物，以及知识分子和民众结合的新形式，都富有时代感，也延续和重写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主题。

　　小说着力于要表现的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困难和矛盾。传统社会岌岌可危的遗产和社会建设发展之间的冲突。在刘书雷等外来者的目光下，中国乡土文明发展的难题也被揭开。传统的守望互助的渔民精神传统似乎也在日渐衰老，走向消逝。但在搬迁事件的刺激下，这个传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大依公、蔡思蓝等人，都有各自的坚守。他们选了不同的道路，但在危难之际都能着眼大局，为村子发展提供帮助。

　　在这个传统精神脉络下，值得关注的是海妹、林晓阳等“海上蓝影”组织里的人，他们代表了蓝港村年轻一代。特别是海妹，她古灵精怪，又爱较真，让刘书雷屡屡受窘，但其实是质朴而善良的。这些年轻人勇于承担责任，运用所学知识表达诉求，守卫自己的家园。当意识到蓝港村有不搬迁的可能，要为村子的未来做打算时，他们主动献言献策，冲破观念束缚，将外面所学的东西带回家乡。在他们身上，蓝港村的渔民精神传统并没有衰亡，而是迎来了新生。

　　反过来再看给这群年轻人提供帮助的刘书雷和张正海，他们不仅仅是外来见证者，也是这种文化得以发掘、保存的重要力量。他们最初的工作目标是搬迁，后来灵活调整策略，让蓝港村的传统积淀得到保护，有了“更新再造”的可能，也为整个岚岛找到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他们所代表的是来自国家的支援力量，是国家凝聚力和组织力具体运作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海边春秋》较为完满地实现了书写时代议题的诉求。

　　《海边春秋》以一个海岛渔村的搬迁的纠葛为中心，展现了新时代的风云激荡，内含某种史诗性冲动。这是现实主义的守正拓新，是值得鼓励和期待的探索。

　　（作者：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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