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
郭海燕的小说平实质朴,却有着打动人心的巨大能量。她凭借非同寻常的笔力,以中短篇小说的篇幅,描绘出一代青年大学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革”的时代狂澜里的挣扎、创伤与新生。她将个人体验与时代巨变相融合,有着以个体视野书写时代变革的巨大野心,是创伤与成长同在的“新改革叙事”,更是从现实笔法出发的中国故事。郭海燕的“国企改革”三部曲正是这类叙事的典型代表,小说《异物志》则是三部曲里的最后一部。
小说《异物志》承续前两部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大背景的描绘,如果说,《世纪末》和《理想国》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对大型国有上市公司——壮志集团——破产之前和破产清算之时,这种“改革进行中”的呈现;小说《异物志》则是关于“改革之后”的故事。《异物志》原是一部记载中国古代奇异物产的典籍,作家化用于此。“异物志”这种关于“奇异之物”的记录,在小说里有着多层次的意义指涉。一方面,“异物”是指贯穿小说始终,甚至是线索性的珍稀物件——沉香木,这是“异物”的实指层面。另一方面,“异物”又近乎等同于“异类”“另类”。小说《异物志》的主人公蔚小壮和李纯,和以往改革叙事里的主人公大不相同,是近乎“异物”的存在,他们既不是乔光朴式的改革英雄,也不是单纯以改革受难者面貌出现的悲情人物。他们既是那个时代国企改革的牺牲者,又是凭借新时代机遇成长起来的自立者,是“新改革叙事”下的改革“新人”,这类“新人”形象的出现,是郭海燕独特的创造。同时,“异物”更是对这个产生众多“异物”时代的揭示。尽管,小说是以“异物”之名展开全文,但在具体的写作手法上,还是有着非常坚实的现实书写的。小说《异物志》开始于老人摔倒“扶不扶”的社会热点话题,由此引发出一系列的现实叙述:主人公蔚小壮当年轻率结婚,如今苦恼于离婚后的亲子关系问题;同时深感女性在当今社会打拼、求职的艰难;目击者出于善良帮助被撞老人,却被强留并垫付医药费……。这些现实问题的背后,有着一个根源性的动因:那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引发的一系列的下岗潮。当年主人公蔚小壮因“国企改革”下岗失业,被未婚夫抛弃,负气之下嫁给苦苦追求自己多年的男人,十年婚姻却以失败告终。李纯的母亲,即那位被撞的受害者,强留善良的目击者蔚小壮并要她垫付医药费,而她之所以会提出如此无理的要求,是因为儿子下岗失业,家里难以负担这样一大笔开支。在小说《异物志》里,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阵痛,更是难以消弭的永久性创伤,直接改变了蔚小壮、李纯们原有的人生轨迹,即使改革过去十多年的时间,改革的“后遗症”依旧影响着他们今日的生活。
“改革叙事”已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固有传统。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改革文学”风靡文坛,出现像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贾平凹《浮躁》这样的“改革排头兵”,但它们多是以二元对立的古老模式,来书写八十年代所特有的“改革神话”。到了九十年代,改革叙述仍旧继续,但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则是以“主流现实主义小说”的面貌出现,去论证新时期、新阶段,改革继续的必要性、合法性。像陆天明的《省委书记》、张平的《抉择》、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就是如此。尽管这其中展现了改革进程存在的诸多问题与困难,但光明和希望仍是主流,甚至是以此为目标、为理想,去一同“分享艰难”。那么,在这样深重的改革传统里,小说《异物志》关于九十年代“国企改革”写作的意义何在?它的独特性又在哪里?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表现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革”的宏大主题,但小说《异物志》却没有采用惯常展现社会时代巨变的宏大叙事。相反,是从一个人的经历和体验出发,写出个体、小人物,在急剧变动的时代狂潮里的痛苦、迷茫、挣扎,和重寻新路的坚强与勇敢,是一代青年人所独有的改革记忆。但更大的意义却在于“改革之后”的故事,蔚小壮、李纯们如何寻找到出路?如何重获新生?
因受到“国企改革”的波及,蔚小壮最终下岗失业。在蔚小壮经历的结婚、生子、离婚,重寻新事业等诸多人生变迁里,曾经的老东家“壮志集团”一直像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在她的生活里频频浮现。所幸的是,蔚小壮在这其中收获的不只是创伤和迷茫,更实现了关于自我的成长:从一个冒失、稚嫩的年轻女孩,成长为拥有新事业、有决断、能够找寻更广阔人生天地的时代新女性。从这个角度看,小说《异物志》更是一部女性的成长史。当改革的时代巨变以个体成长史的形式呈现时,个体的酸甜苦辣、喜怒悲欢,为时代增添了一丝人情、人性的温度,宏阔时代呈现出更加立体、更加鲜活的面貌。同时,时代变迁里又见证着个人的成长,个体与时代相互交融,作为芸芸众生的个体,拥有与时代同在的属性与价值,这正是小说《异物志》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小说《异物志》更是一部以个体经验书写“新改革时代”的中国故事!
(作者:房伟,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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