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门缝里看塔是扁的。”长篇小说《捎话》如此开头。“看”的主语是一头叫“谢”的毛驴。这头毛驴也是小说的主要角色之一。“谢”不但看塔是扁的，看人也是扁的，看香炉是扁的，甚至看冒起的烟也是扁的。这样的开头有些突兀，但读下去后就能感觉到这部长篇小说是另外一种小说，它不是人们习惯期待的小说。可以说，《捎话》中呈现的内容面向了过去也面向了未来。在这里，面向过去面向未来意味着从已经毁败的价值结构中挣脱而出，走向另一种可能，而且它呈现的叙述也已经超出了小说这门艺术既定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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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理解语言是把握这部长篇小说的关键。人的历史是被语言造就的历史，也就是说，人在语言中被造就。如果以人为主体，而且不断强化这种主体性，那么，人在主导语言并造就历史，语言在此境况中往往是以工具性特性呈现的。语言被主体的人主宰，语言臣服于人的意志而被任意驱使。这种境况是被人们共同认可的事实，语言作为工具性的被驱使者在人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恰恰理所当然的这种事实却早已成了问题。这还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同时是人的问题，是人的历史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人的本质性问题。

　　小说中的毗沙国与黑勒国原本是和睦相处的两个国家，因为黑勒国改变宗教信仰而两国互为仇敌，战争因此不断。小说中这两个国家是虚构的国家，但是基于真实的历史事实的，更基于人类真实的历史事实的。改变宗教信仰就是意味着改变生命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改变生活的习俗和一切社会关系。价值认定就要强调它的唯一正确性和唯一合法性，强调它的规则，强调它的至高无上性，强调它的排他性。至此，信仰从人生命出发而与神构建的关系变成了价值与价值的关系。价值体系上升并替换掉原本信仰格局使信仰变得复杂起来。价值，既是意识层面上的，也是物质层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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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价值认定中，语言被工具化。那么，语言与价值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

　　前面说过，人在语言中被造就。在这个层面上说，语言是让予者，人听从于语言的召唤而让物显现，并给物命名。语言因为存在而显现，存在促使语言将其显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不仅仅是说出的话，语言也是声音，是一种造型，一种轮廓，一种迹象。人切近于这种语言并聆听，在此聆听中被召唤，被照亮。人领受存在之语言将此语言显现出来。人在这种领受中确立自身。人在语言中被造就。在这样被造就的过程中，人的生命鲜活、澄明，并在人神天地四重奏中始终持守自己的存在。在这种存在中，语言始终是明澈的，是温暖的，是本位的。

　　而当人为主体性的人，而且不断强化这种主体性时，原本的语言——被让予的语言便破碎了，当语言或者说是语词破碎了，它要显现的物便不存在了，消失了，这之后，语言成为人的工具，语言原初的力量消失了。那么，人成为主体性的人必然有其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在存在与存在者之间运动时，存在被遗忘，人转换而立身于存在者之中。也就是说，物的原初的状态被物理化了，物理凌驾于物之上，而物背身而去，人立身于物理之中。物理化对西方而言就是形而上学化的历史，这种历史成为人类物理化最显著的例子，也能说明人类离开人的源头奔向价值道路的特征。将物的各种属性提取出来归纳为物的性质，反过来将这归纳出来的物的性质当作物的本质，似乎物就是如此而已。在以人为主体的前提下，归纳物的属性是为了功用，功用对人而言就是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仅是经济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它更多的是意识层面上的，更多的是人文方面的。如此，价值化也就对应着人的主体化，人的主体强化后，必然要求物体现为价值化。在这样的过程中，语言的位置被颠倒过来，人聆听语言，人是语言的通过者变成了人是语言的主宰者，在人的主体性被强化后，语言成为功用性的，成为价值性的，语言失去了它本就有的道说能力，或者，语言的道说被遮蔽了，至此，人在大地上盲目地奔走，并在价值愈来愈成为人的目标时，语言也就愈来愈被价值化。

　　价值就是立场，就是观点。有立场，有观点，就有分歧，就有争斗。当双方基于价值和观点都认为站在光明一边时，就是光明与光明争斗，而这种光明实际上已经沦为黑暗了。这种争斗具体就体现在语言上，语言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最为必要的武器。那么，表面是语言的争斗，实际是价值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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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西方的价值化过程，不得不说整个西方的历史是一部打开的形而上学史。自亚里士多德之后，西方哲学本质就是形而上学。那么，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说，除西方之外的其他文化发展也存在着价值化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这种价值化融入发自西方的全球化而显现为更加强烈的价值倾向。因此，如果思考人的境况不从价值层面上入手就无法真正思考人的状态。

　　读《捎话》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是刘亮程在创作过程中与以价值主导的人的历史拉开了距离，小说将人和其他生灵还原为原有面貌，在这种面貌中，人和其他生灵又被放置在价值性语言争斗的旋涡中，在这种争斗中极其惨烈地被毁，被遗忘，被虚无化。小说将人与其他生灵放在如此惨烈的场域中显现了极大的张力，人的过去与未来都在这极大的张力下显现出它们的幽深与悠长。读完《捎话》后笔者长久沉思，一方面是思考小说内在的力量，另一方面思考刘亮程。从思考刘亮程这个角度说，很难想象他是怎么达到思想澄明的。思想澄明意味着在这个时代真正进入到了人本质的问题中。经过长期的训练，中国人在思维时强调的是价值，认知的出发点是价值，价值化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脑子里了。在这种境况中，一个远在边疆省份的作家刘亮程却自觉地与这种思维拉开了距离，而且，可以看出，他完全是以自己的力量，以自己的敏锐来独立地拉开距离的。至此，刘亮程成为一个谜。与此同时，一些同时代的言说者们，包括作家诗人评论家们大都还沉浸于价值限定的言说中，在一辆惯性的通行车上，他们还在迷恋于价值给予他们的目标并对此津津乐道。而此时的刘亮程却看到了此种境况的危险。危险早已逼近，危险的背后是人的个体失落，是人的本质性的迷茫。

　　在大多数人还懵圈时，刘亮程已经走得很远了。像他这样的思考者寥寥无几，问题是，他是怎么做到的？

　　回答上面的问题是有难度的，也许回到《捎话》这部长篇中才能清楚刘亮程思想的根基。

刘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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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地说，《捎话》不只是一部呈现思想的书，艺术与思想在其中共生。

　　在《捎话》中，风是有形状和有颜色的，声音也是如此，驴的声音在天空中能形成一个塔，它们的声音甚至骑在人的声音上面。同时，从驴的角度看，人是驴的奴隶。而关于死亡，小说展现更多的是死亡后的活力，死亡是一种开始，是对生的映照。小说的叙述整篇都是如此，从小说一开始便显现出不一样的特质。小说叙述步步为营，步步奇特，在奇峻处还有奇峻，在瑰丽处还有瑰丽。可以看出，仅仅从叙述语言看，刘亮程就力图营造一种别样的天地，他力求叙述不要落入汉语陈旧的套路中去，也就是说，他力求摆脱被不断价值化的汉语，撬动起汉语的活力，使汉语能够在他的艺术造型中重新鲜活起来，以此他超越了现行汉语习惯性的限度，在艺术上显出了强盛的创造力。

　　与此同时，能够看出，他的叙述动力来自他对物的感知。可以想象，在广袤的原野上，刘亮程倾听风，倾听大地的轰鸣。大地的轰鸣震响他，唤醒他对万物的通感，并通过这种通感将自己置入到大地的浑沌之中去，在这样的过程中，他领受真正的语言——大地的语言，物的语言，澄明的语言。在他如此的感知中，他作为诗人将大地存在的语言通过造型显现出来并给大地之物造型和命名。他显现出来的就是这部小说中的风的声音，驴的声音，鬼魂和万物的声音。他是万物的中介者，通过者，与此同时，他在艺术造型的涌动中沉入思考，思考和艺术造型的诗同时在他身上涌动。在涌动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人的历史中语言交错、矛盾和相互倾轧的现象，他被逼到了屹立了千年的价值语言这个庞然大物面前。我们可以说它是形而上学，也可以说它是黑暗的语言。面对这样的庞然大物，作家洞见到它的来历，洞见到它的限度，从而也就洞见到了人的历史的限度。洞见，也意味着解构。在旷野之中，独立而行的作家以深沉之思让庞然大物露出它破败的面目，本质的面目。而作为捎话者的驴最后也死去，“捎话”本身没有终结，它指向了未来，它超越了意义和价值的限定。

　　如此来思考这部作品和刘亮程还不够。这部长篇小说的内部结构是完整的，但它的内容是发散性的，每一步的叙述背后都有幽深的背景，而幽深背后还是幽深，是存在的幽深，它们超越了意义和价值，指向了人的源头，指向了人的未来，也指向了人的本质。人被价值的语言长久塑造后，人的本质被改变，被遗忘，人被悬浮于大地之上并在人造世界里越来越失真，而刘亮程在这种洞见中平静地划出了人应有的地平线。这个地平线拒绝了价值和意义的限定，拒绝了普遍思维模式所期待的确定性答案，甚至，它拒绝了人的历史对作品的摆置。而作品的魅力恰恰在这里，它给出多种可能性，开放了多个出口，并将人的生命重新放置于万物之中。

　　可以说，《捎话》是一部让人惊奇的作品。是一部时代之外又在时代之中的作品。

　（作者：张存学，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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