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确是作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编者按：这是老舍先生1938年加入“抗战文协”时所发表的《入会誓词》中的一段。自此，“一个崭新的、狂热献身抗敌工作的老舍，出现在了人们面前。”作为“写家”的老舍先生数十年笔耕不辍，为我们留下了一大批文学瑰宝，而身兼诸多社会职务的他更为传统文学艺术的传承与发扬、为普通老百姓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在老舍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著名满族文学与文化研究家、老舍研究家、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评论家关纪新历经二十余年写作、补足的《老舍评传》（增补本）正式面世。今天，我们就通过关纪新老师的文字，一同缅怀老舍先生——这位“人民艺术家”所留给我们的高洁与赤诚。

　　老舍曾有过这样的感慨：“年轻人，总急着出名，他们不知道，名人不是那么好当的。成了名人，那名字就不只属于你自己，有许多的社会义务。当名人，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甚至牺牲个人的自由。”

　　老舍在进入20世纪50年代之前，就已经是知名人士了。1951年获“人民艺术家”称号，使他越发享誉社会。假如可以把他在共和国生活的十七年，视作其晚年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老舍，委实可以称得上名满海内的文化名人。

　　因为他有着名人的身份，又有积极工作的情怀与态度，国家和社会，便把一副副的重担压向他的肩头。

　　（一）

　　救相声之危，扶国画之困，团结不同领域、地位的艺术家……老舍的市文联主席，从不搞花架子，做每一件事，都立求见出实效。

1950年5月，老舍在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

　　1950年5月，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宣告成立，老舍当选为主席。这以后，十几年间，老舍在北京市文联主席的位置上，连任三届，直到辞世。

　　老舍的市文联主席，不仅做得有声有色，而且富有他自己的特点。像抗战时期任全国“文协”总务部主任一样，他从不搞花架子，不泛泛地应付差事，而是实实在在扑下身子，做每一件事，都立求见出实效。

1958年3月29日，北京人艺彩排《茶馆》后，老舍与导演焦菊隐、夏淳（前排右二、右一和右三）及演员于是之（前排左二）等一起讨论剧情。

　　帮助曲艺艺人们改进旧相声，是老舍认真做过的一件事。共和国刚诞生不久，传统的相声艺术就遇到了危机。在庆祝新政开国的一次重要演出中，两位艺人演了一段传统段子《反正话》，其中内容不大健康，“脏口”比较多，引起了观众的反感，被哄下了舞台。一时间，报纸上连发了几篇文章，都指摘说相声这种形式已经过时，不再适于为新社会服务了。京城里头，不少下层平民百姓，对相声这门传统艺术情有独钟，听说相声有可能在新形势下被淘汰，心里都挺难受。相声演员们更是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他们愿意跟着时代走，可自己又没有足以用来改造旧相声的文化水平。当他们得知酷爱曲艺艺术而且一向乐于扶持曲艺发展的老舍先生已经回到了北京，便急切地派出代表，求见老舍。

　　老舍倾听了他们的心声，二话没说，就爽快地答应全力支持他们，只要他们提供几个传统的本子，自己保证在短时间里，拿出改写一新的段子，供他们去排演。果然，没过几天，老舍改写完成了相声新词《菜单子》，经排练试演，获得了令各方满意的效果。随后，老舍又继续为相声艺人们写了《文章会》、《地理图》、《绕口令》、《铃铛谱》、《对对子》等一批新段子，把相声的改进引向正轨，推向热潮。经过老舍等作家、学者和艺人们的一致努力，相声艺术很快就渡过了难关，走向了健康发展的大道。日后，相声界的老人儿每谈起这段往事，总是特别地感戴“救相声之危的老舍先生”。

　　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国画界的原有画师们，也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共和国新创建，从解放区来的美术家们相当活跃，他们擅长的版画、油画、宣传画，容易配合时事需要，显得大受欢迎；而传统的中国画，因为在短时间内难以找到符合新形势需求的表现形式，则被冷落一旁，甚至还有人说，国画属于旧文化的范畴，该淘汰了。于是，长期居住在北京的一批优秀的国画家们，画出来的画，卖不动了，他们长期从事个体艺术创作，又没有什么统一的组织可以依托，生计都成了大问题。身为市文联主席的老舍，及时了解了这一情况，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去扶助他们，帮他们排忧解困，也使中国画这门宝贵的传统艺术得以发展、光大。

老舍夫妇在齐白石家。

　　首先，他在自己认识和不认识的知名画家里面，了解到有哪些人生活最窘迫，亲自开列出名单，由文联和他个人一块出资，派文联工作人员以及他的夫人，分别前往，一户户地登门拜望，嘘寒问暖，赠以钱物，鼓励画家们，相信新建立的国家与政府，必会让他们和他们的艺术重新获得承认。其后，老舍又帮助国画家们创建了他们自己的互助性组织，多方承接作画任务，还开办了国画展销门市部。画家们感谢老舍，老舍却仍在找寻彻底解决他们生计问题的途径，终于，他会同几位艺术界友人联合上书，经国家领导人批准，创办了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后改建为北京中国画院），把包括齐白石、陈半丁、溥雪斋等一大批杰出的国画家们接纳进去，让他们成了由国家支付工资酬劳的公职艺术工作者，从而使中国画这枝民族艺术之花，得以在共和国首都的文化园地里，扎下深根，应时开放。

老舍（左二）与梅兰芳（右一）等人合影。

　　身为文联主席的老舍，常跟不同身份、地位的艺术家们打交道，做他们的思想说服工作。他能摸透这些人各自的脾气禀性，从尊重对方的个性出发，和风细雨、润物无声地去打通思想，排解难题。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20世纪50年代初，因为演了一出传统戏《墨黛》受到干预，心里憋了火，决定从此在北京舞台上息影，只去外地巡回演出。老舍得知此事，以朋友身份做东，请尚小云吃饭，还特意拉上程砚秋、马连良作陪。席间，老舍先跟尚小云东扯扯西聊聊，见他情绪不坏，便恳切地说：“北京可有着一大批最爱好您的观众，您要是不露面，大家可都觉着不自在；再说了，咱京城里素有‘四大名旦’，您这一走，四缺一也不像话呀！”老舍又说，“艺术这玩艺儿，千锤百炼总是好事儿，意见嘛，爱听的，不爱听的，咱都得容得下，您说对吗？”程砚秋、马连良也顺势加以说服，尚小云见朋友们如此真诚挽留，连连称是，对老舍明确表示：您讲得有理，我听您跟大伙儿的就是了！

　　（二）

　　为老百姓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不懈呼吁，想尽办法参与社会工作……他把自己认定是市民百姓的代言人。他很忙，可他“越忙越起劲儿，越高兴。”

　　老舍这位大作家、文化名人的社会职责，还远不仅限在文艺界内。1951年年初，他被推举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对这项公职，老舍看得很神圣，他在市政府就职典礼上讲话说，自己把这当作人民的信赖，感到无穷力量，“使我们不得不想尽办法来做好这最伟大、最民主的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他把自己认定是市民百姓的代言人，从第一次政府委员会议起，他经常主动发言，为救济贫民以及解决群众的住房、教育、卫生、就业等大事情，甚至为市民们能否吃得上芝麻酱一类的具体问题，不懈地呼吁；同时，他也替政府出面向社会做工作，例如，动员一时在市内没有就业机会的转业人力车夫，到京外的工矿和农场去，参加国家的建设事业。因为老舍在京城平民中，有着特殊的影响力和信任度，他的意见，每经发表，常常见效。

1964年12月，彭真同出席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代表华罗庚（左三）、梁思成（左二）、老舍（左一）交谈。

　　老舍感到，国家正在走向前所未遇的民主进程，自己为了争取大众的权益所付出的一切，不会白费，都将和推动社会进步相关联。所以，他明确地反对“浮生如寄”的处世态度，提倡“咱们住在哪里就应当在哪里扎下民主精神的根儿，抱着大家为大家活着，大家为大家作事的精神”。他告诉关心自己的朋友们：“我很忙！在咱们的国家里，人人都应当忙，都应当越忙越起劲儿，越高兴。在咱们当中，‘懒汉’是最可耻的称号！”“我宁愿忙死，也不甘作‘懒汉’！”

　　（三）

　　作为“写家”的老舍，极具文化人的情调，喜欢将自己埋在浓浓的艺术趣味里面。

　　除了必须外出，老舍顶舒心的事，是在自家小院里，过他的“写家”日子。

1953年夏，老舍一家在丹柿小院合影，后排左起为老舍、胡絜青、舒乙、舒济，前排左起为舒立、舒雨。

　　老舍这位写家，极具文化人情调，喜欢将自己埋在浓浓的艺术趣味里面。他那横竖没几步就能走到边的小院，被满满当当地种上了花草。一年四季，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洗过澡，或在院里打一路太极拳，或到胡同外面遛个弯儿。简单的早餐之后，一上午都尽可能用于写作。因为坐骨神经有毛病，不能持续伏案，每写个把钟点，他就得从兼作工作间和卧室的西耳房走出来，摩挲摩挲客厅里的各种小摆件，驻足于“画墙”前面玩味一会儿国画，或者到院子里去，莳弄莳弄他心爱的花草。

1954年5月，老舍夫妇在自家院中赏花，他养了300盆花，100多个品种。

　　平日的丹柿小院，静极了。老舍在家里非但不幽默，连话都很少讲。他独自叼起一支烟，或者在他默默地鼓捣花草、器皿的时刻，都可能是在构思作品，最怕打扰，家里的人包括夫人胡絜青在内，遇到这种情况，都悄悄地绕着他走。

老舍在家中赏玩三彩陶俑。

　　丹柿小院一旦热闹起来，必是老舍的朋友们来访他的时候。离了朋友们就活不下去的老舍，晚年更加看重友情。逢年过节，或是小院里百花盛开的时节，老舍的家，会变成了大家的欢乐之海，赏花赏画，品茗品酒，主人与宾客们全都惬意极了，欢畅之时，赵树理扯着嗓子“吼”过他拿手的上党梆子，曹禺酩酊大醉滑到了桌子底下……也有的时候，小院里会出现一些奇特的客人，“他们大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的还领着个小孩。一见到老舍先生，他们就照旗人的规矩，打千作揖行礼，一边还大声吆喝道：‘给大哥请安！’老舍先生忙把他们扶起：‘别……别这样！现如今不兴这一套了。快坐下，咱哥俩好好聊聊。’”事后，老舍向旁观的朋友解释：“这些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当年有给行商当保镖的，有在天桥卖艺的，也有当过‘臭脚巡’（旧社会的巡警）的。你读过我的《我这一辈子》、《断魂枪》、《方珍珠》吗？他们就是作品中的模特儿啊！”

赵树理、王亚平在老舍家中。

　　来自于都市的少数民族社会群体，而且充分获得过古今及东西方文化的熏陶滋养，使作家老舍，铸成了特有的精神类型。从最抽象的意义上看，他既追求光明，渴望正义，向往民主，崇尚文明，同时，又理所当然地，和传统文化理念、传统社会习俗，保持着水乳交融的相互联系。放弃理想，或者隔断历史，在老舍这个具体的现代文化人来说，都是绝难想象的事情。老舍——作为20世纪的中国文化名人——恰好生活在这样一种人生的价值焦点之上。

　　（本文编选自《老舍评传》（增补本）篇幅所限，略有删节）

《老舍评传》（增补本），关纪新 著，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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