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4年的时候，我就写过一篇关于韩永明的综论，2018年在《长江文艺评论》上策划过一个关于他的小说研究专辑，现在又要写一篇文章从整体上谈论他的小说创作，不免感到有点勉为其难。这难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的不少小说故事曲折完整、人物形象鲜明、立意深刻明晰，不像有的作家文风含蓄甚至含混、朦胧，存在多重解读的可能，因此接着说下去很容易重复自己或者拾人牙慧；二是他这几年创作势头甚健，仅在2017-2018年就发表了12部中短篇小说（其中4部被转载），引起文坛关注，呈现出某种让人既感熟悉又感陌生的写作面貌，这种陌生感也构成了言说的难度。作为一个主体意识比较强的作家，韩永明一直自觉地抵抗着惯性写作，试图不断超越自己，这种陌生感正是他孜孜以求的美学效果。那么，将这种"陌生感"揭示出来，是不是就意味着对他的新阐释？或许，还意味着对他未来创作可能性的洞察与预见？

韩永明

　　选择"两面三刀"这个词来形容韩永明的小说创作，源于某天中午和两位朋友闲聊时迸发的灵感。一位朋友说，韩永明深受问题小说的影响，写作一直老老实实，属于典型的现实主义创作；另一位朋友说，他的有些情节用力太猛，容易直奔理念而去，而且故事存在套路化危险。我觉得这两种看法对于韩永明反思小说创作固然不无裨益，但也并非完全符合他的创作实际。假如系统地读一读他的作品（尤其是近作），用"两面三刀"来形容他的小说面貌和美学追求或许更为恰切。我这里所谓的"两面三刀"，自然与道德判断无关，只是一种艺术层面的概括。看看文学史上的那些高手，哪一个不是有几种面孔？哪一个又只有一把征服读者的夺命飞刀呢？

　　在韩永明的创作生涯中，《滑坡》具有标志性，这是他较早引起关注的小说，初步确立了他的文学面貌——敏锐关注社会重大问题，善于捕捉生活中的传奇性因素，注重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即便是凌厉的社会批判也不掩内里的温暖。像《淹没》《移民风波》《重婚》《江河水》等作品，大体都是这种风格的延续和强化——忠实于自己的生存感受，老老实实描摹生活，扎扎实实塑造人物，不玩花活儿，更不赶时髦。他的近作《无边无岸的高楼》，讲述城市拆迁暴发户的生活危机，揭示了物欲对人的戕害，塑造了许佳红这样一个既天真又固执、既镇定又清醒的具有一定理想主义色彩的新市民形象，依然关注的是剧变时代出现的社会新问题，只是多了一层心灵关怀。《顺子》聚焦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民歌》和《春天里来》关注农村妇女的情感与精神问题，不像他过去的某些小说那样直接切入"问题"，而是经过了精心的艺术提炼与生发，故而故事显得更加婉转多姿，内涵愈发蕴藉悠远。所以，很多评论者将韩永明认定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并从这个基点出发来肯定他的创作成就，也是颇有道理的。但是，这种论定只是描画出了韩永明小说创作的主要面貌，而忽略了他的另一种面目——甚至他自己在下意识里对此也怯于坚持--先锋小说或者现代小说的书写。像他早年的《毛月亮》，就是比较典型的先锋小说。作家首先预设了母亲三秀欲杀儿子腊狗这样一个目标，然后以寻找弑子的合理性来推动情节发展——典型的以理性主义观念来安排人物命运和结构故事。弑子的理由来自两个层面，一是过去式中的三秀为护佑腊狗成长所承受的巨大屈辱，二是现在式中的腊狗因为沉溺赌博而给三秀造成的心灵伤害。小说在一个轮回模式下展开，在发掘人物隐秘而幽深的内心世界的同时对其生存困境进行象征性书写——人一旦将全部的价值和情感固执于外在的某个东西，最终必将因失去自我而陷入绝境。这部小说发表之后，韩永明在很长时间里放弃了类似现代主义风格的书写，直到近年才重拾旧笔，创作了带有先锋色彩的《无神村》。这部中篇通过一个傻子（类似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的视角来讲述故事，创造了一个极具写实感的荒诞乡村世界，以寓言化的方式探求在物欲时代失去敬畏和信仰的人们是否可能获得拯救。据我所知，这部作品的发表不太顺利，这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他的探索热情？其实，韩永明的小说在总体上虽可归为现实主义，但是细读文本仍能发现，他偶尔也使用现代小说技巧，譬如《除草剂》中的两条线索交错叙事，《毒菌子》中通过意象来实现多重隐喻……文学史经验早已证明，将现代派的叙事技巧融合到现实主义之中，会大大提升小说的艺术表现力。韩永明当然深谙此道，只是他的探索与糅合往往浅尝辄止，这实在殊为可惜——另一种面目之后深含的价值观念和形式技巧恰恰可能为他抵抗惯性写作或者实现突破提供新力量。技术层面的助益很好理解，为什么还有价值层面的助力呢？当我们在讨论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先锋小说）时，常常落入一个窠臼——只关注到如何表现存在——注重技巧借鉴，而忽略了如何进入存在——立场、视角与价值尺度。罗杰。加洛蒂在《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中说过，现实主义可以在自己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无边"的扩大，以赋予现实主义以新的活力。这也启示我们，在现实主义创作中引入现代主义（先锋小说），不仅是叙事圈套、时间断裂、视角交错等等技巧的使用，不仅是"有意味的形式"的呈现，而且还会带来话语方式的更新，甚至洞开作家的自我遮蔽、丰富其看待世界和人生的方式，以使文学表达真正"致广大而精微"。

　　韩永明是一位敏于思考的作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都是以"社会问题"作为聚焦点来进入斑斓多彩的生活，通过编织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在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表达对于现实的反思与批判，《滑坡》《淹没》《移民风波》《无边无际的高楼》堪称这一类作品的代表。上世纪90年代之后纯文学观念大行其道，作家们热衷于向内转，沉溺于书写内心生活，文学不再关注重大社会问题，与热气腾腾的生活严重脱节，在这样的氛围之下，韩永明坚持立足于生活现场的及物性写作自然尤有价值。我们知道，文学存在的意义之一就是帮助人类更加完整地认识世界和自己，并从中获得诗性启悟，假如作家只沉醉于个人的悲欢荣辱，只热衷于表现杯水风波，丧失了对于存在的广泛关注与深度关怀，那么文学注定会因贫血而丧失感染力和震撼力。当韩永明将思考的刀锋指向当下社会问题时，这些作品不仅焕发了文学应有的力量，而且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共鸣。当然，随着对于小说本体理解的不断深化，他意识到了这种"刀锋"的局限，那就是历史与现实一旦被"问题化"之后，很容易沦为某些理念的直接注脚，从而失去艺术的鲜活与蕴藉。正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社会问题小说"一度影响广播，可是传之不远，症结就在于它无法突破与生俱来的美学局限。

　　怎样摆脱浅表化的"社会问题"模式？这是韩永明面临的难题。最近几年，他尝试运用另一把切入生存雾霾的刀——从文化视角进入五彩斑斓的日常生活和驳杂幽深的心灵世界，而将"问题"隐藏到生动的故事之中，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民歌》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成功之作。三爷常年在外打工，妻子三婆与开小卖部的喜爷偷情。他知情后隐忍不发，每次回家都在墙壁上书写一首五句子歌表达心情。三婆一直认为丈夫木讷无知，也没在意这些歌子，她下定决心提出离婚，要改嫁给喜爷。在分手那天，三爷将三婆引到了写满五句子歌的墙壁前，三婆一首一首读过，不由热泪盈眶，最后改变了主意……五句子歌是流传于鄂西的一种土家族情歌，往往采用比兴手法传情达意，颇有艺术感染力。三爷是一个敏于心而拙于言的男人，也是一位乡村文化人，面对妻子的背叛他深感无能为力，只好以写歌来缓解痛苦、释放屈辱，同时希望警示妻子、挽救婚姻。三婆当然明白从小所唱的五句子歌所包含的深长意味，更是从中体会到了丈夫的宽容和深爱，于是醍醐灌顶、迷途知返。在这部小说中，五句子歌既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强大精神力量的象征——它既使三爷获得了慰藉，也使三婆得到了感召。当我们拨开文字覆盖的叙事小径时，还会发现这部小说敏锐指向了当下乡村发展急需破解的一个重要难题——农村留守人群的生存之困。与过去的道德化处理方式有所不同，韩永明在这篇小说中巧妙地将文化因子植入生活之中并使其发挥决定性作用，让读者感受到诗性光芒对于庸常人生的照亮，从而也将小说艺术的境界提升到一个新层面。而在《乡音志》中，他换了一种对"文化"的处理方式，以两个方言词汇"秀吃"和"作劁"作为故事核来敷衍情节，揭示了地方文化对人物命运的影响。如果借用吉尔兹"地方性知识"概念，也可以这么说，现代社会中的地方性知识依然对人发挥着强力塑形作用，这也构成了韩永明近年小说的某种突出的"陌生化"特点。还有《踩妈子》，主人公因触犯习俗招致误解而被迫改变人生轨迹，在构思上与《乡音志》有异曲同工之妙。《毒菌子》讲述父亲与"野种"的恩怨，更是将文化的隐秘力量在日常生活中的支配作用展现得触目惊心。麻书记召开村民大会公布汪跛子与村中女人通奸的"罪状"，招致男人们的沉默与痛恨；刘怀远反复找麻书记和汪跛子求证，希望他们给出一个妻子出轨的否定性答案。这些"受害"男人共有的家丑不可外传、自我麻醉的心态，正是虚伪文化发展到极致之后人性异化的必然结果，这种从文化角度切入的社会批判不可谓不深刻。从韩永明的这些近作可以看出，当文化这把解剖刀的锋芒在构思中或隐或现时，他不仅获得了新视域，而且那些传奇故事也变得丰厚蕴藉、耐人寻味。

　　文学不同于宗教，它无法解决人的终极问题，但是它却能以诗性的方式启发人类思索生存的意义，寻觅心灵的栖居。韩永明近年来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他祭起了一把直指人心的利刃，对于时代的信仰迷失、价值失范、伦理崩溃等精神困境进行深入剖析，试图建构一种超越物欲与功利的价值理想。《无神村》集中表达了他的反思与批判。智障儿宝儿因为通鬼魂，能准确预言死亡，一度被村人敬畏，成为乡村伦理秩序的维护者。这种敬畏心理显然与"敬鬼神"、"举头三尺有神明"等传统文化观念有关，但是，它在现代性语境中并没有上升为一种超功利的信仰，因此在终极意义上的作用十分有限。在欲望泛滥的时代，更多的人会从实用主义出发选择满足自我欲望，而无视伦理道德戒律，所以当村人一旦发现宝儿不通"鬼"了，也就不再相信"鬼"的存在；作为殉道者的宝儿，当然也沦为了人们的笑料。小说的标题显然具有反讽性，当宝儿死后，村子里再也没有鬼了——人们无所畏惧，自然没有神明在心，村子也就成了"无神村"。在"无神村"，缺失信仰的人们仿佛迷羊一般自我放逐着，韩永明以略带感伤的文字宣判了他们的末日。这部小说从信仰角度切入日常生活，隐喻了我们时代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精神危机。《我们唱歌》讲述的是退休老人的故事，诠释了对于人生终极意义的理解。老管是个不得志的小公务员，女儿早逝、妻子离婚，活得十分窝囊。退休后他加入合唱团，不仅虚构了令人羡慕的幸福家庭生活，还千方百计想成为领唱，为的是站在聚光灯下、活得更像个人样。因为嗓音太出格，他最终被淘汰，而且"幸福生活"也被同事看破……尽管没有实现初衷，但是老管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真正爱上了唱歌，"真没想到这辈子的归宿是唱歌"，"他剩下的生命就是唱歌"。由追求有目的到无目的，老管不知不觉在放声歌唱中实现了精神的升华，也找到了人生的意义——那就是生命的自由。这部小说堪称韩永明近年的代表作，由剖析社会问题而至关怀人的心灵，微讽中饱含怜悯之情，文字间散发着温暖……在韩永明的小说图谱中，这类作品的数量并不多，但是它们在确证严肃写作所具有的难度的同时，也标识了一种既开阔而又深邃的美学方向。

　　我和韩永明同在一座大院里工作，每次见面的主要话题就是聊小说创作。他有时给我分享他的新感悟，有时谈论他的新构思，有时也倾诉他的新困惑。一旦进入文学世界，他的眼睛就会闪烁出奇异的光芒，脸上也会一阵一阵泛起青春的潮热。我总是被他的激情所感染，更被他如农民挚爱土地一般深爱文学的情怀所感动。面对这样一位朴诚厚道、谦虚低调的同道，我在充满敬意的阅读之余，仍然希望他在小说创作中更加"两面三刀"，因为这，也许更臻于理想的小说艺术境界！

　　（作者：蔡家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长江文艺评论》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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