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家张平选择了一条艰险的写作道路，他因《天网》《十面埋伏》《抉择》《国家干部》等反腐小说而被大家熟知。又因《法撼汾西》《天网》触犯了官员利益，而陷入了长达十年的官司。

　　但是，他一边感慨着写现实题材“太难、太难了”，一边依然凝神运笔，书写着腐败对人与社会的戕害。

　　2008年至2013年，张平担任山西省副省长，现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而这些年的从政经历，显然给了张平更多的创作素材，看到了以前当作家时不可能接触到的社会群体。于是在2018年，继《国家干部》之后，时隔14年，张平携新作《重新生活》回归读者视野。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一出版即获得评论界高度好评。

　　有人跟张平说：“如果你没当这几年副省长，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张平笑说，这个评价让他搞不清究竟是在褒扬他的成熟，还是在暗示他所具有的一种局限，不知道是在夸他看问题是更全面了，还是批评他越来越缩手缩脚了。

　　张平坦率表示，《重新生活》绝对不是完美的作品，但却是他筹备了五六年一直想写的作品。而在他看来，《重新生活》是自己第一部真正的反腐作品，他希望把自己的文字渗透到生活最真实的境况中去，也希望外界对于直击腐败的现实题材能够多一些包容与呵护。

　　《重新生活》写完后放了几年，是我的一部真正的反腐作品

　　《重新生活》讲述延门市委书记魏宏刚在市委常委会上被纪委的人带走，引发全市轩然大波，更给其姐姐魏宏枝、姐夫武祥一家带来冰火两重天。他们原在市重点中学读书的女儿绵绵突遭失学危机，正直律己的魏宏枝接受组织调查。魏宏刚的儿子丁丁辍学失踪，老母亲一病不起，苦心经营的小家面临野蛮拆迁……

　　小说中，张平一改通常“反腐”思路，不直接表现腐败官员的堕落心路，也不揭露腐败黑幕，而是把笔力集中在落马官员的亲戚家庭，描写普通人在这场斗争中的遭遇，揭示普通百姓的生活命运，涵盖了反腐斗争、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城市改造等百姓最为关心的话题。

　　张平介绍说《重新生活》是2013年年底即完成的一部作品，其间曾做过几次修改，今年出版时又做了一次修改：“没想到这部小说能写成这个样子。思路是通畅的，人物都是现成的，一如悬河泻水，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重新生活》是张平迄今作品中，完成后没有立刻发表出版、搁置的时间最长的一部，“我以前的作品，像《天网》和《法撼汾西》，都是以中篇的形式先发表后出版的。《天网》在文学刊物上发表后，还没有出版，《南方周末》《文汇报》等上百家报纸就开始连载了。长篇小说《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都是作品还没有写完，就已经开始在刊物和报纸上连载。那时候网络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发达，一部可读性较强的作品，都会被多家报纸连载。广播电台的广播功能也非常强，我的这几部作品，几乎都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级省台市台连播过。那时候，播你的作品，也不会给你稿费。电台觉得能给你播就不错了，作者也从来不会想到什么稿费问题。2000年前，作品出版时，大都是一次性稿酬，也就是按字数付给你稿酬。比如《法撼汾西》和《天网》，当时一共就给了五万多元稿费。后来因为这两部作品被告，开庭时，才知道这两部作品的印数都超过了30万册。”

　　张平坦承，《重新生活》写好后放了几年一直没有发表，就是想再看看，再等等，“十九大以后，我觉得是时候了，我有了信心。我觉得我的作品的主题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是符合反腐败形势发展的，也是符合人民的意愿的。”

　　虽然一直以来都被称为“反腐小说作家”，但张平认为《重新生活》才是自己第一部真正的反腐小说，“以前的几部作品，《抉择》《天网》《十面埋伏》最主要内容依然是党群关系，描写了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新社会形态中，执政党与人民、领导干部与普通百姓之间的关系。《重新生活》则完全是腐败对一个家庭、一个区域以至一个社会的戕害和摧残。通过对一个区域的主要官员腐败的陈述和描写，展示了腐败给整个区域带来的难以想象的巨灾大难。这种系统性、组织性、全局性腐败所导致的危害是所有人都应警醒、都应深思的。”

　　《抉择》第一次描写了党内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拍电影费尽周折

　　尽管专家学者予以《重新生活》高度评价，但张平却谦虚表示《重新生活》并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或者说是一部可以留得住的作品：“我以前说过，如果三五十年之后，或者十年之后还有人读我的作品，我便十分知足了。对此我十分清醒，从来没有过任何自足、自满，更没有过任何自我陶醉、炫耀得瑟。事实上，每次作品一出来更多的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每时每刻都如惊弓之鸟，一个细微的信息，几个散乱的传言，就会让自己坐卧不安，心烦意乱。更不用说，一部《天网》因为触犯了某些官员的利益，曾让自己吃了整整十年官司，甚至受到生命的威胁。真的是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是我每一部作品发表后最为真实的心态和心境。从《天网》一直到《抉择》，到《十面埋伏》，到《国家干部》，一直到今天的《重新生活》，历来如此。”

　　的确，在中国写反腐小说，恐怕比其他小说家承受的压力要多得多。

　　张平介绍，创作《天网》和《法撼汾西》时，文学作品中还不能说党和政府里面有腐败行为。只能说有不正之风，有官僚主义，有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等等。《抉择》是1997年出版的作品，第一次描写了党内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而且有集体腐败的行为存在。这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是一个大的突破，相当于闯了一个禁区。所以《抉择》这部作品，当时可以允许被拍为电视剧，但不能拍成电影。电视剧《抉择》拍出来后，只准在省市本地电视台播出，不能在卫视播出，也就是说，这部电视剧不能上星。电视剧后来被评为观众最喜爱的电视剧，李雪健也被评为最受观众喜爱的男演员。

　　1998年冬天，张平突然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编辑宋继高的电话，说想到太原跟他谈谈《抉择》改编电影的事情，“我在电话中跟他说，电影版权还在我手里，你们要拍电影我当然很高兴，也很愿意。不过，我得先把有关情况告诉你，第一，这部小说已经改编为电视剧播出了，你们再拍电影，会不会有票房？第二，我必须给你说实话，这部作品，现在还不能拍电影，北京电影制片厂说了好多次了，一直没有通过。如果能拍的话，北影早拍了。我的话还没说完，宋继高就对我说，这个不用你管，就问你愿意不愿意把电影改编权卖给我们。我说没问题，他说，你要多少钱？我说，你看吧，愿意给多少就给多少。对方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这么痛快。好半天才试探着说，给你五万行吗？我张口就说，行，不少。他说，那好，我们说定了，我会尽快给我们厂领导汇报，如果没问题，或者你来，或者我去，我们就把合同签了。”

　　这个电话之后便没了下文，又过了一段时间才又与他联系拍电影的事宜，后来张平才知道，坚持要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当时分管宣传的市委副书记龚学平，一个是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长金炳华。在两人的督促之下，上海电影制片厂把张平叫到了上海，给了他五万元，签了合同，年底电影拍完后就叫《生死抉择》。

　　电影拍成了，但如何能在全国发行，是一个问题。找了有关很多领导，都没有效果，一直批不下来。当时的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来到了上海，参加上海市的反腐倡廉会议。晚上尉健行书记休息时，上海有关领导说，“尉书记，我们上海电影制片厂刚刚拍完了一部反腐倡廉的电影，希望您晚上能看看。我们已经把录像机调好了，您如果有时间看，摁一下按钮就可以。”

　　第二天大会尉健行讲话时，第一句就说：“昨天晚上我看了一部电影《生死抉择》，看得我连厕所都没顾上去。这部电影拍得太好了，太及时了，可以说是震撼人心，也大快人心。”

　　有了这句话，《生死抉择》就在上海市开始放映了，慢慢地到了全国。张平说：“我第一次在现场看《生死抉择》时，电影院居然多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很多人哭得稀里哗啦，特别是电影中市长李高成有一段长达六分钟的独白讲话，这本是电影最忌讳的事情，因为没有观众会听你一个演员在电影里一人讲六分钟的话。但没想到恰恰是这个讲话，引发数次掌声。这部电影的票房是1.4亿元，当时的票价是五块钱，包场是两块钱。那时候没有今天这样的票房登记，领导干部看电影不花钱，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小影院。《生死抉择》是那年的第二票房，第一是《泰坦尼克号》，票房是2.1亿元。后来金炳华当了作协书记后，才知道五万元改编费太少了。多次要求上海电影制片厂增加我的稿费，于是又给我补了十万元。”

　　现实题材写作很难很难

　　当副省长的这几年，张平在省政府看到了以前当作家时根本不可能看到的一些情况，“你进入了一个你以前根本不知道、不了解的社会群体、社会阶层或者社会圈子，这里面既有酸甜苦辣，也有喜怒哀乐，既有大爱大美，也有至痛至恨，也一样充斥着人性的光辉或灰暗。”

　　对张平而言，难的是现实题材写作，“特别是涉及社会矛盾，涉及党群、干群关系，涉及社会焦点、难点问题的现实题材，太难写太难写了。”

　　张平举例说，他以前的作品结尾常常有一个光明的结局，很多人不以为然，包括很多文学评论家，认为完全不需要这样，认为最终的大快人心，其实是鸦片是麻醉剂，“为此，我曾做过无数的解释和阐述，但批评声依然持续不绝。而这次创作的《重新生活》，是以绵绵晕倒在考场上为结尾。然而这样一来，很多读者和编辑包括出版社的一些领导又担心起来了，你不能让读者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这个结尾太沉重、太悲切了。”

　　还有人物塑造，比如《天网》中的村长，《抉择》中的几个厂领导，《十面埋伏》中的狱中黑老大，《国家干部》中只会摆谱不会干事的省级官员等等，很多人认为写得有些脸谱化，一点人味儿也没有。这次在《重新生活》中，张平则以姐夫武祥的角度，对妹夫、市委书记魏宏刚这个人物给了一些多棱角的回忆和反思，结果一些人就说，对腐败分子的同情是不是太多了？对腐败分子家属亲属的关切是不是太过了？认为这种所谓的同情和关切是不必要的，这种人性化的处理也完全是多余的。张平说：“现实题材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大家都太熟悉了，特别是对眼下各种各样的现实人物和社会现象，孰对孰错，孰是孰非，大家心里各自都有一本账。一部作品如果让所有的人都感同身受，都能产生共鸣共识，在现如今确实不太可能。”

　　在张平看来，当代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应该是内容大于形式，社会效应大于文学效应，至少在当今，在眼下，现实题材的写作还应该是这个样子。

　　比如当今的打工群体，几亿农民工，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已经不会再回农村，再做农民。但他们如何在这个城市的边缘生存，如何娶妻生子，如何相夫教子，当代文学对此很少涉及，即使有所涉及也很难把真实状况描绘出来。“包括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的经营群体，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金融业和资本市场，这些对我们所有人都具有直接影响的重大领域，当代文学都无法涉及，无从涉及，无力涉及。所以我觉得对当代文学创作最大的威胁和困境既来自于我们自己，也来自于瞬息万变的生活本身。面对着一座座文学的富矿，而文学却无力去挖掘和描写，无法去挖掘和描写，这对当代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将是巨大的、长期的、致命的。”

　　现实题材面临的风险和困境有很多很多，张平认为现实题材创作最大的风险首先是来自网络的冲击，来自在这种网络写作冲击下读者阅读口味和感觉的快速变化。新一代读者划拉式的网络阅读，对传统文学写作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文学的美，文字的美，会被网络上十万加的那种称霸甚至极端的文字和文风撕裂得溃不成军，七零八落。这种网络文风的强烈冲击似乎仅仅只是刚刚开始，最终是否会横扫一切，我们正拭目以待。至少目前我们无法应对或者正在节节败退，甚至是土崩瓦解，毫无抵抗之力。这种没有经过任何编辑和审核的文体将不只对现实题材的写作是个冲击，对所有的题材都造成了冲击。”

　　所以，张平希望文学界不要对直面现实、描写现实的文学作品过于求全责备，而是要宽宏大量，手下留情：“这不是拒绝批评，更不是容不得批评。事实上当代作家中，注重现实题材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少，现实题材的写作也越来越不讨好。现实题材的创作需要激励，需要呵护。当代现实题材的写作，需要一个适合它成长的空间。我们要善待自己的孩子，能给一些让它逐渐长大长壮的生存条件。”

　　“反腐功德无量”不是一句时尚新潮的话语

　　《重新生活》中，张平在文学作品中第一次揭示了一个从来没有讲过的社会存在：那些腐败分子的生活，和群众的生活，已经不是一个层次的生活，或者是完全不平等的生活，完全不是同质同量的生活。

　　张平认为只有全民反腐，制度反腐，才有可能有效遏制大面积的腐败行为。腐败行为并不只是贪污受贿了多少财物，而是它制造了一种与老百姓完全隔绝也完全不同的特殊生活。这种特殊生活的长期存在，渐渐地会融入并腐蚀我们的思想道德，以致沉淀成我们的文化基因。

　　一个地方主要领导的腐败，会导致所在区域整个社会和系统的腐败。本来属于政府官员的分内职责并应该施与人民的工作，反倒都成了老百姓必须感激的施舍和恩赐。这种本末倒置的生活形态，已经让很多人无动于衷、毫无感觉，甚至成为习惯。如果政府官员和老百姓都意识不到这一点，这就实在太可怕也太悲哀了。腐败通吃通杀，最终无人可以幸免。

　　有人说，愈是贫困的过去，才会滋生愈是贪婪的当下。对这样的判断张平不认可，也无法认可，“穷怕了，才会拼命贪污，才会疯狂地敛财和受贿，这几乎是在说，每一个经历过苦难贫困的中国人，都会成为巨贪大鳄。《重新生活》中的魏宏枝和魏宏刚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事实上，作为市委书记的姐姐魏宏枝，她也同样可以有许许多多敛财的机会和办法。但她没有，她甚至想都没有想过。那种最朴素的底层百姓代代相传的道德意识与自律意识，绝不是毫无价值和毫无抵御力。”

　　张平写《重新生活》事实上就是在努力来展现这种价值和抵御能力，也是要告诉世人，同样的生活，会产生完全不同类的人生和世界观。

　　也因此，张平说，“反腐功德无量”不是一句时尚新潮的话语。腐败侵蚀的是人心，侵蚀的是人的道德、思想和人的行为准则，侵蚀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髓。“当贪贿成为一种文化存在时，必然会成为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沉疴和桎梏，要清除它，须付出更沉重的代价，更持久的岁月，更惨痛的努力。它危害的绝不仅仅是下一代、下几代，一定会更长更久。所以，反腐就是挽救我们的文化，挽救我们的未来。也是在拯救我们的孩子，拯救我们的亲人。从这个角度讲，重拳反腐，功德无量，重整纲纪，国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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