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咏戈:向路遥致敬的理由

　　路遥作为“改革开放40年100名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受之无愧。作为一个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写作并以其经典作品《人生》《平凡的世界》改写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版图的一位作家，人们有理由向他致敬。

　　向路遥致敬，首先因为他是新时期文学一位截断众流、转变风气的大家。众所周知，中外文学史上，不少作家都有很高的文学技能，但能够成为截断众流、转变风气大家者却是廖廖，也许只有韩愈等少数几位。究其原委，正如黑格尔所说，他们不是关注天空而是只关注或只能关注脚下的人。而“一个民族要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如果只关注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更有一些作家将才华落入了游戏文字，“闲适快乐”，甚至陷入风月吟弄、滴粉搓酥。文学家立身立文之本在于启蒙意识、救赎意识和社会担当。这样其作品才可能夺造化、见生气。试看一部中国文学史，如果没有从屈原、曹雪芹到鲁迅等一批“民族魂”，何来中国文学的辉煌；一部俄罗斯文学史，如果没有从普希金、托尔斯泰到帕斯捷尔纳克等一批称得上“俄罗斯良心”的作家，何来俄罗斯文学令世界瞩目的光辉。路遥的真正写作始于文化大革命之后，他以非凡的勇气和见识写出的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与“文革”时期虚假文学划清了界限，在“文革”尚无明确结论时就控诉了“文革”。这篇小说如果没有文学前辈秦兆阳慧眼识珠很难摆脱胎死腹中的命运。

　　因此路遥是位大梦先醒者。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开启的文学新时代中他并没有落伍。但此后文学的形式探索、试验蔚成大观，在“寻根小说”、现代派先锋小说、新写实主义小说、零度情感介入、不确定内含等等面前，以出身贫苦，心比天高但命运多舛，深刻了解农村的写作身份闯入文坛的路遥反而冷静下来，有了自己清醒的判断。在现实主义不被看好甚至认为已经“老旧过气”时，他接受了他的“文学教父”柳青的教诲，坚信在中国，现实主义远未走到头，与时代相匹配的现实主义巨作也远未出现。他下决心以生命对赌这一艰巨使命。今天看来，路遥当时对文学形势的判断可赞为“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人生》《平凡的世界》终于诞生并成为经典，当下现实主义的回归，也应当感谢路遥以自己的创作给了我们一个理由。

　　向路遥致敬，还因为路遥理解的现实主义，是能够把握大势的现实主义。卢卡契对现实主义的要求是“整体上把握现实”，而并非环境与细节的细致描摹。洞察现实是现实主义文学很难攀援的一个高峰。因为现实处于变动不居中，现实的矛盾样态怎样认识与把握，人物怎样才能跨越时代局限成为典型？这一点上，路遥的成就甚至超过了他的前辈柳青。柳青笔下的梁生宝等很难摆脱当时的政治局限而成为了“有局限的典型”。但路遥不一样，他立体、全景、即时地书写变革年代的生活史诗，众多作品在格局气魄上都不能望其项背。路遥对改革时期一些深层社会问题有深刻独到的洞察。他认为这些问题有的是改革所遭遇的旧习惯旧势力旧思维的阻扰，有些恰恰就是改革自身不当所催生出来的。作为虚构性文学最高形式的人物，路遥以其笔下的青年农民形象展现了1975年“文革”后期到1985年改革关键期中国农村青年异乎寻常的命运道路。他们有的考上了大学，“前程似锦”；有的回乡务农，准备在新形势新政策下大有作为；有的一心想走出农村。这几种类型的农村青年建构了宏大的当代农民史。在《平凡的世界》中安于乡村生活的孙少安率先办起砖窑厂，但贫富悬殊给他这样“先富起来”的极少数农民带来的心理和道义上压力，路遥捕捉到了；同时他还看到，分田到户只是给农民带来短暂的好处，新的问题接踵而至。不愁吃了，但马上感到钱少，农民活动空间仍然狭窄；对土地进行掠夺式耕种，不仅造成污染，而且剥削地力，难以持久。当然他更看到农民的劣根性，如果不经过教育，命运不会得到根本改变。在柳青的世界里，农民的命运会在外力作用下较容易地改变，但路遥对这种外力作用的模式存疑，他的目光更为冷静。路遥看重演绎农民的“尊严”，但路遥笔下的农民的尊严的取得都来自他们自身，而非救世主或某个历史机遇的恩赐。由于路遥始终关切维系中国农村的浓浓人情，以及农民对于“尊严”的追求。他笔下改革大潮中催生的一代农民形象特别励志，路遥的读者马云曾说：“是路遥的作品改变了我，让我意识到不放弃总有机会。”无论是高加林还是孙少安，他们的灵魂中响彻着路遥的话：“生命从苦难开始，只有在苦难中诞生灵魂的歌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强调文艺创作要以人民为中心，其中一个核心思想，是正确看待文艺精品和民族精神的关系。只有打造出文艺精品，才能对民族大众起到“前进灯火”的作用。所谓文艺精品，是指能广泛筑构于社会，长期传承于社会，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来影响我们的民族精神的作品。苦难是懦弱者的深渊，是无畏者的垫脚石。路遥的“根”在人民，他热爱他们，热爱土地，他在他的文学沃土上孕育出一个个鲜活的生灵，这些生灵在山河巨变中同步完成自身的蜕变。这位伟大作家虽像一颗流星逝去，他笔下人物灵魂的歌声却永远响彻，铸就了文学史上极具光彩的一页。

贾平凹：路遥是时代的缩影与典范

　　我和路遥是同代人，我们都来自社会最底层的乡下，经受过贫寒和羞辱，几乎在同一时期进入城市，同一时期开始写作，风风雨雨、沉沉浮浮，几十年的青春，几十年的朋友。

　　可以说，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是新时期文学的幸运儿。

　　路遥英年早逝，这是陕西文坛也是中国文坛之痛。但是，在他42年的生命里，却写出了《人生》《平凡的世界》这些杰出的不朽的作品。这些书当年轰动一时，至今仍被人热读。他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个辉煌的励志典型。他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的一面旗帜。

　　关于对他的缅怀、纪念、宣传的活动，我们开了无数次会议，发言、采访、写文章。现在，再一次召开会议，探寻他的文学道路，研究他的文学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更具有时代的意义。

　　我谈几点：

　　路遥出生于陕北，那时候的陕北高寒贫瘠，使他有着不堪的童年和少年。我去过他的故居，看着那低矮阴暗几乎要崩坍的窑洞，使我悲切难受，回望几十年后村前屋后仍是光秃秃的山坡，使我能想象当年这里人的生活。就在路遥临去世前的几天，我去医院看他，他说等我病好了，你和我回我老家去，让我妈给咱做饭，咱俩上山放羊。那时候，那里仍然放羊，养羊卖羊是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路遥饱受过苦难，他对苦难有着深切理解，他对农村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在那样的生存环境里，是最能产生一种不安分的，奋斗的性格。而当一切出路都被堵塞之后，写作是唯一。这就是他曾说过的象牛一样劳动，象土地一样贡献。路遥是一个夸父，是一个英雄。

　　写作是他唯一的出路，在当初，或许这种唯一使他走出了农村，走进了城市，走进了文坛。但他是一个志向高远的人，一个有着非凡气势的人，一旦走进了文坛，他就要在文学上建功立业，他就对自己有一种狠劲，百折不挠，无限向前。为写《平凡的世界》，他能在一两年里认真翻阅十年的人民日报，准备着写作资料，这种功夫一般人难以做到。他每次写作，都回陕北，把自己关在招待所的房子里，夜以继日，只给他的弟弟或朋友打电话，让给他送烟。为了写好煤矿生活的那些章节，又在铜川煤矿上呆了那么长时间。他已经病了，病得很严重，但为了完成作品，对外封锁消息，还是没黑没明地修改作品。我那时还没到省作协工作，去省作协大院看他，两人坐在冬天的太阳下一边晒着一边说话，他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我才知道他身体很弱。《平凡的世界》是他用生命写成的，“用生命写作”这句话，路遥是最配得上的。

　　在我接触过的所有作家里，路遥是一个特别有大抱负、又有大格局、大气势的人，是一个特别坚强的人，是一个特别真诚的人。

　　我常常想，如果中国没有改革开放，路遥会是个什么人？他或许还是农民，或许他不会安于现状，四处折腾，但那一种社会环境里又能折腾出什么呢？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命运，也使路遥这一颗种籽长成了参天大树。我也想，如果路遥进入了文坛，生活条件发生改变，安于现状，不再有文学的抱负，不再对自己用狠，那能不能写出《平凡的世界》呢？不是用生命写出《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会有现在的成就吗？我还这样想过，如果路遥现在还活着，他又会怎样呢？他当作家肯定还会写出惊世之作，他当领导，肯定还会干出一番伟业。总结他的成长道路、写作道路，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非常有价值和意义。

　　苦难，奋斗，抱负，这是一代作家的命运。路遥的一切就是这一代作家的一切，他是时代的一个缩影，是这个时代的作家的一个典范。

李国平：一个作家与时代的命题

　　在前不久召开的第三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上，铁凝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有过一个表达：“改革开放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它雕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表情、神态，塑造了我们的思想、感情，当然也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很多人在敞开的机会中获得了书写和表达的天地，每一个作家都在探索和汲取对个人、对文学、对生活与世界的新的认识，新的表达方式。”钱小芊书记论述路遥的创作道路，也是放在宏阔的改革开放大背景中的表达，他们描述了四十年来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几代中国作家所走过的道路，着眼于文学和时代的关系，强调同构和共享，实际上也是传导出几代作家的感知和体验。

　　关于路遥文学生涯，创作道路的研讨，我们可以给出许多命题，在改革开放40年大背景下，在一个民族的历程中，路遥与改革开放大时代的关系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命题。

　　可以在三个层面打开：

　　第一个层面，像在座的贾平凹一样，像全国许多作家一样，路遥的文学生涯，并不始于改革开放，有一个发蒙期，这个发蒙期和改革开放有一个裂缝，但又有着历史上的逻辑关联，朴素的创作，旧观念的束缚，视野的有限性在这一代作家身上都不同程度存在，对一个旧时代的本能的反动，生活所赋予他们的时代敏感和历史冲动，在他们身上都不同程度的发生。但是，如果我们要问，是什么给了这一代作家上升空间，是什么使路遥一代飞跃起来，是时代之变局，是改革开放的思想新变、时代新变，使他们获得了文学生命，打开了格局。路遥是改革开放时期，涌现的第一代青年作家，贾平凹也是，上世纪80年代，有一个陕西中青年作家群体的崛起，路遥、贾平凹是这个群体的代表，这个崛起是改革开放给予的，是新的时代给予的资源和启迪，给予的激情和动力。这个可以论证，这个论证一定会取得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统一。

　　路遥的创作道路和改革开放的关系具有典型意义。他的创作道路，几乎和改革开放构成互文关系，他的创作成就，得改革开放之滋养，而他的思考和他的文本，是一个形象的标本，是改革开放这一时代命题的形象践行和展开。

　　第二个层面，应该怎样描述路遥？朴素而坚挚的文学观，今天再读他的文字，用得上两个词，大气和庄重，他的写作隐含着一个命题，向经典和前辈致敬，这是对传统遗产，人类文学经验的服膺和敬重。但是，路遥的另一面还没有充分打开。这一面，应合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命题。路遥说：“我并不排斥现代派作品，我十分留意现实主义以外的各种流派。许多大师的作品我十分尊敬，我的精神常如火如荼地沉浸于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开始直至欧美及伟大的拉丁美洲当代文学之中，他们都极其深刻地影响了我。”路遥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当时的文学阅读和文学接受一点也不亚于同时代的先锋作家。而且，路遥的文学接受较早地在中国作家中呈立体状、复活状，呈开放性，他对鲁迅、巴金以降、柳青以降的研读接续着觉醒和自立的中国文学的传统，同时他也接受时代的洗礼，热烈地拥抱时代，与时代同行。作家高建群说：一个贫困少年站在黄土高原仰望星空想像苏联宇航员加加林遨游太空的情形，是贫困给予的馈赠。这可以从心理学、想象力角度给以解读，但是他的文学态度和文学判断则是改革开放思想、思潮、氛围给予的熏陶和启迪，离开了这个时代背景，不能解释一个人思想的开放和敞开。

　　路遥和同代作家的阅读史、接受史，叠合着开放史，意味着中国作家精神结构的丰富和再构，意味着在什么层面看世界，然后，重新认识自己，书写生养自己的民族。

　　路遥说：“文学形式的变革和人类生活自身一样，是经常的、不可避免的，即使某些实验的失败，也无可非议。”但是，他所期待和追求的是“在我们民族伟大历史文化的土壤上产生出真正具有我们自己特性的新文学成果”。吸收他者营养，拥抱世界资源，“反过来重新立足本土的历史文化”。这些思考，可以读出什么？开放而超越自己创作的文学观；开放而多维的方法论；实际上已深入到了价值论层面。

　　这个价值认知在当代的文学实践中的某些时段并不明晰，在现在，日益形成共识。如果讨论一个作家和改革开放的关系，这是一层面，改革开放塑造了路遥开放的文学胸怀，塑造了一个追求广博而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作家。

　　第三个层面，其实人们对路遥的解读愈来愈有共识：他是一个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融入时代和时代共振共鸣的作家，他对文学的认知，甚至超越了文学的界限，急迫而恳切地呼唤时代变革，呼唤社会进步；他的作品，人物命运的主题和社会历史运动的主题相合一，展现的是当代生活全景式画卷。

　　这可以从认识论和表现论两个层面进行解读。路遥有过表达：“应该把自己的生活体验，放在时代、社会的大背景和大环境中加以思考和表达，看是不是有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这是路遥对自己创作初心、动机和目的的自我考量，是解决认识论问题，而他的“立交桥”论，他的“重返人民大众”论，他关于文学和时代和生活的整体论，可以看作他核心思考的展开和延伸。他的《平凡的世界》所展示的叙事空间，所表现的主题，是时代运动的图景，是改革开放的生活母题，浓烈地追求着一种新愿景。

　　我们不用恢弘这个词，但是越来越多的作家，还是不得不佩服路遥的格局和气度，他将时代和文学进行同构共建的总体性，他作品结构中冲撞着的开放的气象和精神。这个格局的发生和形成，所要解决的实际上是一个认识论和价值论问题，是文学和自我和灵魂和时代和人民的关系问题。

　　路遥说，作家的劳动，绝不是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待。他的文学道路，践行着这样的文学观，他的文学探索，给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提供了经验，也可以说他的文学经验，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张志忠：乡村变革与作家的智慧

　　时至今日，简单化地把《平凡的世界》看作是青少年励志小说的大有人在。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确实有众多的青少年，尤其是出身乡村家境贫寒的有志少年将这部作品奉为人生奋斗的教科书。但是仅仅停留于此，对《平凡的世界》的评价还是远远没有达到它应该达到的高度。

　　依照我的理解，路遥《平凡的世界》所要解答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宏大命题，用正面强攻的方式去加以表述，这在新时期文学中鲜有第二人。改革开放40年，其中最重要的变化，都是来自乡村，来自亿万农民的自发选择与历史潮流的重合。《平凡的世界》在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上展现了大转折时代初期的乡村风貌。

　　在路遥笔下出现的1975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时代的弊端已经彻底暴露出来，对人的精神的摧残无以复加。但是，当一个时代彻底地坠入意识形态建构的玄虚缥缈的幻象而抛弃了现实，抛弃了现实中的广大普通民众，它的倾覆也就指日可待。而且，明白了文化大革命末期中国社会的真实景观，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理解接下来的时代变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在《平凡的世界》中都有极为精彩的表现。公社劳动工地上的“批判会”那荒谬而疯狂的一幕就足以见出：在找不到真切的敌人的情况下就采取一种“制造敌人”的方式，人为地树立斗争的靶子，把卖老鼠药的王满银和精神不完全正常的田二拉出来进行残酷的批判斗争，进行强制劳动的惩罚，以便遏制农民的种种不满情绪，形成强大的高压氛围，强力推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政治方略。出身农家的孙少平们在县城中学午饭时间的“白馍”“黄馍”“黑馍”，则呈现出粮食短缺经济贫困的普遍困境。而改革开放初期的最醒目标志就是，乡村从人民公社体制下挣脱出来，经由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分田到户，取代了政治上的高压强控，以农民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激发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独立自主性和劳动积极性，大规模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解决了中国大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这就是孙少安和双水村的农民在历史转型时期的命运变迁。

　　路遥更为欣赏的孙少平，在进城打工的路上甘苦备尝，一边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一边刻苦求知努力读书，支撑他的坚韧追求的，是一个乡村青年对外面的精彩世界的向往和青春的强大活力。不过，仅仅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孙少平，还是远远不够的。《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和别的农民的进城打工，有着各自的理由：别的农民是为了养家糊口改善生活条件，以个人能量的极度付出和生命透支，使家里人生活得好一点，孙少平是为了走向更为廓大的人生舞台的梦想而“自讨苦吃”，他向往的是“生活在别处”。但是，他们却共同地开创了农民工进城改变城市面貌的历史。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城，他们的艰辛付出，再度创造了奇迹，就是中国急剧增长的经济体量和超常规的城市化发展进程，高楼耸立，商厦的霓虹灯刺破夜空，立交桥盘根错节，高铁和高速公路延伸向四面八方，低成本的廉价制品远销欧美各国。我的基本判断是，改革开放近40年，其主体是由中国农民承担的——这40年，对于青少年，是经历了高考制度的恢复和大规模扩招，尽可能地满足学生的求学需要；对于城里人，经历了“打破铁饭碗”和“下岗潮”；中国农民呢？他们用自发建立的生产责任制，改变了乡村面貌，又用自发的农民工进城，改变了城市面貌。

　　还有，贾平凹说过，路遥是个政治家。路遥的政治智慧确实是出类拔萃的。在《平凡的世界》中，他对乡村政治的描写，娴熟透辟，至今鲜有充分的评价。这并不是用政治化与非政治化的理念能够说明的，而是对生活与政治之错综复杂样态的理解问题。路遥写活了双水村以田福堂为首的一群基层干部，他们既不是“文革文学”中为了推行所谓阶级斗争路线的理念、斗争立场鲜明地摆开阵势无穷无尽地斗来斗去的乡村干部，也不是今天的乡村叙事中面目大同小异的权势逼人欺男霸女的乡村一霸；这样的理解和描述，都将错综复杂的乡村政治简单化平面化了。乡村的政治运筹也不仅仅是说行政权力就能决定一切，个人意志后面有着深厚的宗族势力与人脉关系，有从嘈杂而单纯的乡村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农民的朴素哲学”。

　　请看双水村的干部构成：支部书记田福堂和两个副书记孙玉亭、金俊山，正好照应了双水村的田、孙、金三大宗族，他们有合作有纷争，要看不同的场合与背景。在旱灾严重、双水村上游的村落筑起大坝控制水源的危机面前，双水村党支部的一班人，他们策划和指挥的偷水战役，可谓有勇有谋，一致对外，不遗余力地为全村人谋利益，只可惜派出去偷袭的年轻人热情难控，对上游村落的拦河坝破坏过度，导致自家的拦河坝也被湍急水流冲毁，还搭上金俊斌的死亡。接下来，在孙玉亭与金俊斌的遗孀王彩娥的暧昧奸情上，一来是让金家人颜面全无，二来还牵涉到金家指望王彩娥再嫁离开双水村，使得金俊斌的那一份微薄家产得以被金家人继承，于是有金家青年人的堵门捉奸，导致金、孙两个家族的矛盾激化，形成宗族械斗。要摆平这样的事情，田福堂也没有回天妙计，还是王彩娥的娘家族人及时赶到，才得以峰回路转，让孙玉亭和王彩娥摆脱危难困境。到了过春节闹红火，各村都在煞费苦心想出妙招，在花样上压别的村子一头，此时此刻，不是村子的党支部当家，而是请出“长老会”，让村子里年事最高见多识广的老年人出主意想办法。因此，村党支部、宗族势力、“长老会”各司其职，应对不同的乡村事务。这样的权力运作，没有乡村生活的直接而持久的体验，是难以把握，更难以刻画出其神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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