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原题：作为诗人的批评家

　　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写道：“批评本身对于布罗姆来说其实只是某种形式的诗，就像诗乃是对于其他的诗的隐含的文学批评意义，于是一个批评阅读的‘成功’与否到头来就不在于其真理价值，而在于批评家自己的修辞力量。”简而言之，批评本身乃是某种形式的诗，诗乃是隐含的文艺批评。

　　为什么说批评乃是某种形式的诗呢？批评所使用的应该是诗的语言，具有凝练、深刻和准确等特性。乔治·布莱在《批评意识》中说：“批评，乃是思想，乃是思想自身，同时也是借助于所读之书，如论文、小说、诗等，与人之诸多具体的面貌发生联系。”耿占春在《隐喻·诗意地思》中认为，“思本质上是隐喻的，同诗一样，它来源于语言的那种神秘功能。”从乔治·布莱的“批评乃是思想”再到耿占春的“思同诗一样”可以推知批评越过思想的屏障最后抵达了诗，批评，乃是诗。或者说，批评裹挟了思想的力量之后，又用诗的技艺对自身进行了思想的浓缩和意义的灌注。诗是对这个世界的感应，批评是对“文本”的认识。如果把世界当成一个文本或一本书的话，批评就是对书里的世界或世界这本书的感应。诗人直接应对世界，而批评家既要和诗人共同应对这个世界，还要对诗里的内在世界进行梳理、把握和纠正。

　　文艺批评应该是怀着对批评对象的挚爱和眷恋所写就的情书。从伊格尔顿的话里，我们似乎隐约可见好的批评，应该是诗人写诗一样地去批评。一个兼具诗人和批评家身份的人，更有能力对作品作出“真理价值”的评判，并用修辞力量将评判诉诸文字。正如乔治·布莱所言：“唯一好的批评家是批评家——诗人，他为了完成其职能而在自己身上调用确属诗的资源。他的职责是在诗中发现一种可以在诗上面与诗争雄的等值物。”就像诗人懂得从事物之间寻找相似性，作为诗人的批评家也懂得在诗人——批评家寻找相似性，找到最大公约数和平衡点。

　　而作为诗人的批评家，他要平衡好诗思维和批评思维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无论是写诗还是批评，他是在用两条腿走路的“圆规”，总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支点，驾驭得当的话，诗与批评就是平行的铁轨，可以使他抵达诗意的远方。当他批评的时候，他必定是使用了诗的支点，而用批评的思维画了一个完满的圆。

　　作为诗人的批评家，当他面对诗的时候，诗人的身份和写作经历使他成为一个内行，他懂诗使用的隐喻和象征，他懂得如何把诗里的真理和美好挖掘出来，他就像是知晓珍宝所藏之地和开启宝库咒语的当事人。批评，就像是从诗里挖掘诗意，给挖出的“诗意”再造一个府库。诗人如果是词语的炼金术士，批评家就是拥有一架天平来给“词语里的黄金”进行称量之人。

　　“作为一个批评家，就是放弃自我，接受他人的自我，接受一系列的他人的‘自我’。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成为批评家，他向一连串的人不断让出位置，而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强加于他一种新的存在。批评家不再是一个人了，而是许多人的连续存在。”乔治·布莱这样说道。但是作为诗人的批评家，似乎找到了一条不放弃自我，收复让出的位置和把侵入自我的“他人的自我”驱逐出去的路径和方法。他拥有不可撼动的诗人的主体地位，他把侵入自我的异种真气最后都净化为自己的内力，他调动所有的生命经验和阅读体验来对作品进行呼应。在批评的那一刻，批评家是清空了自我的诗人，他把诗中的情绪、思想和经验当做是自己刚刚倾吐而出的情思，他忆起了那份澄明与彻悟，就像诞下孩子的母亲在对着自己的孩子露出舒心的微笑。

　　作为诗人的批评家，他能读出一个人的孤独就是所有人的孤独，也能把众人得救赎看作是每一个个体的得救赎。作为诗人的批评家，他杜绝了“他变成了一个变色龙一样的人，反复无常的人。”的现象，他有确定无疑的诗人的身份，他有自己的本性和个性。批评不再是文本的寄生虫，过着寄居的二手的生活，而是一个牧羊人寻回迷途之羊的过程。

　　“批评是创造中的创造。批评，就是使自身提高。”诗是诗人的终点，对于诗人批评家而言，诗是批评家的起点，他将其作为跳板来进行自己的创造。诗里暗含了许多的可能性，而批评是找出诗里的可能性并说出余下的其他可能性。

　　作为诗人的批评家，使用的是一种“创世的语言”，批评更像是将一种币种兑换为另一种币种的行为。而在这个过程中，价值不会损耗，意义不会丢失。批评家是这样的人，他以在另一个人身上发现自我为开始，在精神上假装过上了他人的生活。批评家将心比心，将别人的思想和生活巧妙而合理化的据为己有，在他人的欲望中发现自己隐秘的欲望，在他人的信仰中坚固自己的信仰。批评，就是闯入另一个人的私人领地，绕过无形的地雷和路障，抵达圣地。他要在批评的过程中识别出自己的思想和他人的思想，并将两种思想合流。诗人批评家，只做思想的识别，而拒绝让他人的思想侵入自身。

　　如果文学是“远距离地发射其思想”，那么批评就是对发射出的思想讯号的捕捉、接受和破译。

　　（作者：周金平，男，笔名纳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水带恩光》《执念》。）

　　责任编辑：艾超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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