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代诗并非新文学之先导，而是中国三千年古诗之结局，且为一光辉的结局，为中国诗的“龙尾”。其价值不仅是文献的，思想史的，而是文学本身的。有见识的学者，是甚至以为超过宋诗的。

　　近代诗的研究，最近十许年已大被关注，虽是如此，也还存在不少误会，或者说是某种疑惑。如有些人如是问：“近代诗到底有什么好”;“其诗艺的价值何在”;“近代诗比唐诗好吗”;“有了唐诗宋词，我们还要读近代诗吗”?诸如此类，在研究者那里，也是不难碰见的。问者的意思，无非是近代诗在诗学上的价值是不大的，他们认为，近代诗的主要价值，在于史而不在于文，质言之，即近代诗之价值不是文学的，而是史料的。即使是近代诗的第一大家陈三立，亦难免此种对待。

　　如此的大判断，毫无疑问的，是为晚近的主流意见裹挟所致。我们知道，在民国时期，胡适是倡研《红楼梦》的，但他于 《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之估价，却非常之低，他屡言《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只算得二三流，不仅于此，在中国古小说中，也不及《海上花列传》、《儒林外史》，甚至比不上《老残游纪》(见《与高阳、苏雪林书》)。就是专力于 《红楼梦》的俞平伯，也不好多少(见《红楼梦辨》中卷;如云：“《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这在今天看来，皆颇为荒谬。其所以有此，无他，乃是在彼时诸君接受了西洋文学的标准，尤其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标准的影响，而移之于中国文学的批评，且于中国文学又不能自信，遂尔削足适履，发此谬说。另如我国的书法，自为一古雅艺术品，此在今日，固已无待赘说，但在民国的学者，据其所读西方之书，亦怀疑其不能与于艺术之列(如郑振铎、傅斯年等，皆是。不知其见内藤湖南说西洋人看懂中国画要三百年的时间，毕加索说绘事西方应以中国为老师，又当作何想)。凡此谬妄，皆足令人发噱者也。

　　在钱锺书《围城》中，有一节写到方鸿渐往苏家拜访文纨，而邂逅了写旧诗的董斜川。文纨出于好奇，请教斜川，问近代诗数谁最好，因为她对于近代诗人，根本是无知的。斜川当场嘲笑，说留学生看的近人诗，无非两家：一为苏曼殊，一为黄遵宪。并说：“东洋留学生捧苏，西洋留学生捧黄”， “还是黄好些，苏诗里的日本味儿，浓得就像日本女人头发上的油气”。此语当然是调侃时人的。其实，董斜川的一番话，拿来说近七十年的情况，也并无不可。据此，一般人对于近代诗的认识，其浅薄为如何，也就可以想见了。

　　其所以有此情形，原因固是多方面的，但有两个主要缘故，不可不一说。那就是：一、时间过近;二、新文学的兴起。因为时间过近，在作判断时，就引致了如是干扰：一是古来所说的 “贵远贱近”心理，因为这，而倾向于贬低近人;二为时间过近，则我们身犹在其中，所取的坐标系，亦必欠准确，不能脱身于外，如苏轼诗所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确然的。不能“出”，所以不能“识其真”。今日距晚清才不过百年，对于近代诗的性质，一般不能正确认识，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个即新文学的兴起，它所生的负影响，尤为巨大。在新文学兴起时，其代表人物力图打倒 “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并以之为职志的。近代诗自也在被攻击之列。胡适在《近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中，就有对近代宋诗派的严厉批评，后来陈子展 《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持说也相一致。此外在那时也还有王国维所倡的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说(其说见《宋元戏曲史》自序。其实王氏为此说，是为其研究戏曲张本的，因戏曲在当时不为人重，借助此说，可抵挡俗见)，其说影响至大。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不过是一个旧说，其源头可追至元人(见钱锺书 《谈艺录》所考)。但此说既经王氏重提，在当时所生的影响，几乎是笼罩一代的。既然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那么顺理成章，“唐诗之后就是宋词”，“宋词之后是元曲”了。亦以此，冯沅君、陆侃如所撰《中国诗史》，便只写唐诗、宋词、元曲，而于宋诗便一句不提了。冯沅君早年为新文学作者，其所著的小说，尝为鲁迅称赏。于此，我们可以推知新文学的人物，对于此说态度为如何了。

　　在这样几重影响下，近代诗之真面至于湮没，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但是历史并不真正过去，在后来的时间中，往昔之事，有时显有时晦，意义随之亦别，而显晦之际，历史是不恒定的。这对于近代诗史的认识，也必然如此。

　　一般论者把近代诗看作新文学之兴起的预备，或云是一过渡，这实是错误的看法。笔者认为，近代诗并非新文学之先导，而是中国三千年古诗之结局，且为一光辉的结局，即云它是中国诗的 “返照回光”，也无不可。新文学是极西化的东西，是从他文化移植过来的“逾淮之枳”，笔者向以为现代文化史上的胡适，其情形，颇类似于佛学史上的唐代的玄奘，玄奘从印西传来唯识学，而胡适则借欧西来造新文化，所以要截断众流。其结果，自然就是否定近代诗。这是胡氏的题中应有之义。

　　无疑地，中国诗盛于唐，变于宋，而衰于元、明，中兴于清。近代诗为中国诗的 “龙尾”，它绝非新文学的滥觞，新诗滥觞是西方，至少，其形式是西方的。笔者记得施蛰存评郭沫若的新诗，也说过“他的内容是诗，形式却非诗”。施氏也是新文学家，但他写旧诗，其意，是并不认可新诗的形式的。陈寅恪的尊人散原老人，亦认为新诗很肤浅，只徐志摩还有些意思，也不过是明初杨基那班人的境界。此亦为有意思的批评，可与施氏之语比观。从五四以后，写中国旧诗的人，大抵皆为研究传统文学的学者，不再有专门的诗人，专门诗人只写新体诗。如从胡适写作《尝试集》算起，那么，新诗也已将近百年，百年已经过去，新诗中迄未有大作家出现，目前也已为衰落之象。所以，胡适所提倡的新诗，其运势是否亦如玄奘所传来的唯识学，我不敢说。

　　无论如何，近代诗是中国诗的一个好的收尾，此自无可疑，而且，其价值也不仅是文献的，思想史的，而该是文学本身的。换言之，近代诗的文学价值，必须重估。有什么理由可以如此说?笔者拟从下面三点，来一睹近代诗的深度，此三点不过举其荦荦大者，其他可说的自然还多，但为了简省起见，以管窥虎(语见《三国志》)，只谈这三点也可以了。

近代诗的“现代感觉”

　　近代日本最杰出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吉川幸次郎，在论及《散原精舍诗》时，认为：“在鲁迅以前时期承担文学之责的当数以陈三立为顶峰的一群诗人。”(见《中国诗史》)这是一个目光极准的判断，其优于我国近代学者如胡适、冯沅君等，可云不可以道里计。吉川并且认为，陈三立的一些诗，“完全是现代的感觉”。如下面这首《十一月十四夜发南昌月江舟行》(四首之三)云：

　　露气如微虫，波势如卧牛。明月如茧素，裹我江上舟。(《散原精舍诗》卷上)

　　此诗作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 11月 14日，散原那时祭扫父墓后，正在归途的长江轮船上。近人狄葆贤《平等阁诗话》评价此诗云：“二十字抵人千百语。”何以“二十字抵人千百”?狄氏未详说。其实此种写法，极大胆而新鲜，其意理与境界，皆为现代人所有，而古之所无也，狄氏知而不能言而已。吉川氏解之云：“露和波都象活的生命那样蠕动着涌来，月光束缚着诗人。诗人感到苦闷，在抗拒。”(见《中国诗学》)其所绎说，差为可听。

　　不仅在散原诗中，有此种“现代感觉”，在其他诗人集子中，也有具现代感之作。笔者更举一例。如郑孝胥《杂感》诗云：

　　积伤不成哀，放眼阅众死。短长虽几希，颇复悟意理。三十四十间，正似重围里。被创兼饮血，枕藉动相倚。脱身老牗下，殆出神鬼使。疲形堕坚念，冲想驻驰晷。谬云中有得，寸铁恐难恃。(《海藏楼诗》卷三)

　　此诗作于郑孝胥四十五岁时，其年另有一诗，题为《叔衡来沪疗疾相见泫然因有斯赠》，诗后有一小注，云：“叔衡言可庄、弼宸皆以四十五岁卒，吾今年亦四十五岁矣。”知此首所感，乃是中年人的生死之思，写法可云惊心动魄。诗人将人生比为一场战斗，谓人之活至老死于牖下，亦如从战斗突出重围，不过是一种偶然的好运气所致，不是可以预期的。此一感觉，在古诗人是从没有过的，为确然的现代感觉。

　　笔者曩在法人蒙田 《随笔集》中，亦读到过此种想法，《随笔集》上卷有一篇《论年龄》，略云：老死是罕见的、特殊的、非一般的死，不比其他的死更自然，它很难获得，吾人不应指望，而出于某种特别的优待，在几百年中，此种自然的老死，仅赐予少数几个人，使其在漫长的一生，不遇到死亡所布下的各种险阻。若吾人既见世人纷纷死去，而自己一次又一次逃脱，就应承认此为幸运所致，而非人力所能者。

　　按此一思想，与郑孝胥诗所云云，是可以笙磬同音的。郑孝胥固不能读法文(据《郑孝胥日记》，郑学过一阵英文，但并未掌握)，蒙田随笔在晚清，亦似未有汉译之本。此不过中西闇合而已。而其中所包蕴的现代感觉，是较然可见的。后来潘伯鹰《玄隐庐诗》卷二《吴秋尘三十生日》前半云：“人生三十匆匆度，绝似孤军转战来。嗟我裹创犹喘息，看君盘马亦迟回。”则是从《海藏楼诗》中作贼，非创语也，可以不论。

近代诗中的西学

　　前云郑孝胥诗与西方文学之冥契，是比较偶然的，其实除了此种冥契，近代诗中运用西方故典，在那时也是风气。关于此种风气，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曾有批评，已为世所知。另外，梁启超所批评的夏曾佑、谭嗣同等人诗中运用洋典故，即所谓的“亚椠欧铅”，也只是比较浅显的例子。

　　于此，钱锺书《谈艺录》中亦有论及，其所着眼则是从中国诗的艺术角度出发的。钱氏最推崇严复化用西谚的一联，为《复太夷继作论时文》一五古起语云：“吾闻过缢门，相戒勿言索。”称为“喻新句贴”，并且如盐着水，不见痕迹。但若换一种眼光看，就可能要别作论议了。因为，我国传统诗的主流是抒情的，惟此亦仅是事情之一面。而从宋诗开始，中国诗就向学问化发展，即所谓“以学问为诗”，或如清人所云 “学人之诗”。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这个新趋向感觉不满，提出他的批评，他主张应回到抒情传统，他说：“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

　　严羽的此种针砭，得到后人的许多同情，姑不论其所说之是非，只就其所提的事实言之，则其所谓“以才学为诗”，正是“学问化倾向”，正是宋人之新特点。不妨说，宋人与清人都是有意向此方向发展的。而元明诗则是蕲向于唐人，此即中国诗史的“唐宋之争”之本质。宋诗是对于唐诗的趋避与开拓，是学问化的诗，是中国诗之有效的发展，自然也是成了大功的。中国诗至于宋代，遂不复独以抒情为其特色，而同时加入议论、学问了。其以学问为诗，在清代更得大的进展，在乾嘉时期，其间最突出的代表，为翁方纲，他是以考订金石入诗的，当时反对他的人便骂他“错把抄书当作诗”。此一批评，或许是不无道理的，但其昧于古今之变，也是很显然的。到了晚清，此种学问化的倾向更厉害，一时之间，西学也进入中国诗，中国诗中的学问化，又复具有了新趋向、新发展。换言之，中国传统诗之“旧瓶”中，已装“新酒”。此与印度佛学进入中国后，禅宗兴起，于是禅学精神进入宋诗，其情形是极相似的。

　　关于近代诗的运用西学，可举一典型的例子，即吴士鉴《咏袋鼠二十韵同樊樊山丈作》。吴士鉴主要是学者，其传世之作为《晋书斠注》，此自为人所知。此外，他还为皇帝讲过《西洋通史》，于西史、西学，下过不少功夫。当然他也是一位诗人。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评其诗“喜用近代掌故及西史事实，能雅能隽”，其语非虚。汪氏《近代诗派与地域》又云：“吴絅斋(士鉴)为识时之俊，喜览译籍，间事篇章，运今入古，差有理致，要皆与康、黄笙磬同音者也。”他有一首咏袋鼠的诗，运用西学新知，可谓极诗家之能事的了，其诗云：

　　火地穷荒辟，西班牙人初觅得澳大利亚时，名之曰火地。奇珍袋兽稀。格卢胫或短，英人韦门道《百兽图说》：有袋之兽，曰更格卢，生于澳大利亚，其形前腿短。以美人潘雅丽《动物学》之说，即袋鼠也。欧白体同肥。欧白生为袋兽之一，生南美洲，形大如猫。牝牡原区类，牝者有袋，牡者无之。攀援善审机。时常攀树搜寻食物。五能殊矫矫，鼫鼠五技：能飞、能缘、能游、能穴、能走。此许叔重之说。中国古书无言鼠有袋者。八月尚依依。初生仅寸许，装于袋内，至七八月时，可以自行。似鹿圆颅耸，如猱信足飞。凌髯度温带，垂颈胜寒衣。襁属难离乳，囊探许贮餥。蹲趺知力巨，其足长而有力，恒蹲踞于尾。幽頞问名非。潘氏《动物学》：幽頞产于美国，小兽亦居母之袋。蒲米兰坚韧，潘氏谓土人捕袋鼠，系用湾曲之木，名曰蒲米兰。枞榕树馥馡。美人白雷特《澳洲风土记》谓：澳洲植物园中，松枞竹榕错置其间，颇形畅茂。盎悬疑腹硕，穴斗恨身颀。茂惹长河饮，澳洲大河，一谓之茂惹河。巴斯估舶归。巴斯为澳洲海腰。雪梨居远近，澳洲首府曰雪梨。露草啮芳菲。韦氏谓袋兽之属，分二种，一系食肉，一系食草。鼨辨斑斓采，分黑白围。无条除竹折，有螯莫嘘欷。缎鸟方成构，钻蛇敢逞威。皆产于澳洲，见《风土记》。卵真猪箭育，字岂獭窠腓。西国有袋箭猪，乳哺而卵生，生卵则置诸袋。又鸭嘴獭，亦产澳洲，其腹下有袋，亦卵生，每窠生卵两枚。均见潘氏《动物学》。赤道遥输赆，金环匪降禨。殊形栖桂苑，诡态隐松碕。郭璞图谁补，张华志漫讥。即今征异物，山海陋西騩。

　　按，此诗见于四卷本的《含嘉室诗存》卷三，全诗之所咏，皆根据于西书，不复为传统之博雅，而为中西融通之新趋势。据此诗，可见近代老派诗人在新方向上的努力。又如大史学家柯劭忞，则以英文入诗，其《严绍光西湖雅集图》开头云：“古来图画难俱述，谁似符头孤列勿。译言撮影。镜中鉴物能留物，十有三家皆阁笔。”“符头孤列物”，是英语 photography的译音。此亦为新学人诗之佳例，钱锺书在 《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注六十二中提过，不再赘述。

近代诗技巧之新进展

　　此为最后一点，关于此点，可举律诗之对仗言之。对仗为汉语文学中的特有现象，也是中国诗中的核心技巧之一，在五四时期，胡适等新文学作者最喜攻击的即为此点，此亦古所谓“射人先射马”之意。胡适有句甚谬而有名的话，即谓中国文化中的律诗与小脚、鸦片，此三样东西，是最为糟糕的。其实小脚、鸦片，皆为陪衬语，其用意自是为了攻击律诗。此一谬说，在当日是有大影响的，但是，陈寅恪先生不以为然，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云：“对偶确为中国语文特性之所在，而欲研究此种特性者，不得不研究由此特性所产生之对子。”(见《金明馆丛稿二编》)无论陈、胡，撇开其持说的是非，实皆已认识到对仗之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技巧，所不同的是，胡是要批倒中国诗，为无对仗的新文学开路，所以就有如此的一个谑虐的话，而陈寅恪则是 “中学为体”、要发扬中国文化的人，评价自然反对了。就对仗在律诗中的发展说，前人公认是到了南宋的陆游，则几乎有了令人叹止的表现，南宋末年大诗人刘克庄就早说： “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 (见《后村诗话》)其所举的例子有：“子午谷，丁卯桥;一弹指，三折肱;乞米帖，借车诗;虎头，鸡肋;一齿落，二毛侵;岩下电，雾中花。”这在我国古诗人，正为“拿手好戏”。

　　而在近代诗中，此一传统的技巧，亦有了更进的发展，其代表人物，端推那位大才子易顺鼎。易顺鼎在当日是被王闿运称作“仙童”的，他与曾国藩之孙曾广钧齐名，曾广钧则被称作“圣童”。其七言律诗对仗组织之妙，在当时是公认无人可比的。他自己对于对仗，也有一番极夸口的议论，他的《琴志楼摘句诗话》云：

　　余自信此集(指《四魂集》)，为空前绝后、少二寡双之作。……杜诗亦讲巧对，如“子云清自守，今日起为官”，及“大司马”、“总戎貂”之类。况余诗对仗皆用成语，且不喜用僻典，而所用皆人人所知之典，又皆寓慷慨悲歌、嬉笑怒骂于工巧浑成之中，自有诗家以来，要自余始独开此一派矣。

　　又云：

　　余尝有一推倒一时豪杰之论云：“无工巧浑成对仗，竟可以不必作诗。盖尘羹土饭、人云亦云之语，虽数十万首亦作不完，何必千手雷同，徒费纸墨乎。”

　　此语固为极端，但亦确有至理在，此不暇详论之。他本人在《四魂集》中的对仗，多有天才的表现，对于近代诗而言，可为一典型。试举数联如：“城郭人民丁令鹤，楼台冠剑子卿羊。”(丁、子是干支对)“竟同鹏举死冤狱，无怪马迁修谤书。”“李怨牛恩朋党论，桃生羊死贱贫交。”“边墙故迹熊经略，幕府高贤鹿太常。”“中朝旧议封关白，上相新闻使契丹。”“忍耻灭吴求范蠡，写忧适越学梁鸿。”“深州未出牛元翼，浪泊难归马伏波。”等等，其中的人名，对仗都是极智巧的。

　　陈寅恪为清华学生入学考试，而出“孙行者”的上联，意中要人对以“胡适之”，那是仿了苏轼一联诗的对仗，即：“前身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韩卢”是犬名，叹为“东坡此联可称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其实，易顺鼎的此种对仗，在其诗中是层出不穷的，比之苏轼是为远过了，苏轼只偶有一二例，比之陆游犹尚不及，所谓“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在易顺鼎之前，是可以那样说的，但易顺鼎出来后，就要超过去了。也因为这个缘故，已故的思想史学者蔡尚思，在其《中国文化史要论》中概论“文学史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图书”，于清代之诗人，独推二人，其一即易顺鼎，云“他作诗特长于对仗，就这一点而论，确实是超越古人的”。这意见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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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对于近代诗成绩的评价，在前人并不乏积极之肯定，有见识的学者，是甚至以为超过宋诗的。如江西诗人欧阳述，在《浩山诗钞自序》中云：“犹记壬寅三月，与文道希(廷式)学士同寓沪上，深夜谈诗，学士举郑公苏龛、沈公子培之句，相与吟味。述因言近贤诗境，似非雍乾诸家所及。”(见《浩山诗钞》，光绪间刻本;按，陈澹然 《彭泽欧阳笠侪墓表》云：“尝谓本朝之诗，极古今之奇变。”亦可证。笠侪，欧阳述字)另一位江西诗人曹震，亦云：“并世诗人，突过乾嘉。”(见《光宣诗坛点将录》)又皖诗人陈诗《上郑海藏先生》云：“海藏与散原，坛坫峙二派。势若决江河，孰能窥其际。……光宣胜嘉道，二公实振旆。”(见《鹤柴诗存》卷四，一九二四年刻本)皆是。后来的学者，如胡先骕也说：“晚清末季，诗学甚为发达，大家名家辈出”;清末之诗，“远迈康雍、乾嘉”(见《四十年来北京之旧诗人》)。这些皆于近代诗有真确的认识。而就中以汪辟疆所言，为尤能探本：

　　“晚清道咸以后，为世局转变一大关捩。……有清一代诗学，至道咸始极其变，至同光乃极其盛。……在此五十年中，士之怀才遇与不遇者，发诸歌咏，悯时念乱，旨远辞文，如陈宝琛、张之洞、张佩纶、袁昶、范当世、沈曾植、陈三立诸人之所为者，渊渊乎质有其文，海内承风，蔚为极盛。”

　　并以之与宋诗作比较云：

　　宋诗承三唐之后，力破馀地，务为新巧，大家如东坡、临川，亦复时弄狡狯，以求属对之工，使事之巧，如鸭绿鹅黄、青州从事、乌有先生之伦，已肇其端。南宋诸贤，迭相祖述，益趋新巧。近代诸家，虽尝问途宋人，然使事但求雅切，属对只取浑成。……其尤有进于是者：诗歌一道，原本性情，似与学术了不相涉，才高意广与夫习闻西方诗歌界义者，尤乐道之;咸主诗关性情，无资于学。然杜陵一老，卓然为百代所宗，彼固尝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又云“熟精《文选》理”。昌黎亦言“馀事作诗人”。是诗固未尝与学术相离也。两宋诗家，承三唐声律极盛之后，独出手眼，别开面貌，其精思健笔，洵足惊人!然尔时作者，惜多不学;……近代诗家，承乾嘉学术鼎盛之后，流风未泯，师承所在，学贵专门，偶出绪馀，从事吟咏，莫不熔铸经史，贯穿百家。故淹通经学，则有巢经、默深;精研许书，则有 、匹园;擅长史地，则有春海、寐叟;通达治理，则有湘乡、南皮;殚精簿录，则有郘亭、东洲。其专为《骚》《选》盛唐，如湘绮、陶堂、白香、越缦、南海、馀杭诸家，亦皆学术湛深，牢笼百氏，诗虽与宋殊途，要足与学相俪，则又两宋诸诗家所未逮也。(见《近代诗派与地域》)

　　此节所云，特具史家之大眼光，而为诗史的“大判断”，卓识高论，最为可取。其中于近人囿于西诗界义，且亦已有所批驳，故不惮烦而详引之，并以结束本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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