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 山本

　　对于贾平凹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山本》，当然有必要置于贾平凹的整个创作历程中考察，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有必要把它放在《古炉》(2011)和《老生》(2014)的脉络中加以理解。这三部小说，虽然在创作时间上有一定间隔，其间作者又写有《带灯》(2013)和《极花》(2016)，但三部之间却有其内在的精神上的一致性。就题材而论，《山本》是写革命历史题材，与《老生》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就对人性的表现而言，却又同《古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三部作品，某种程度上构成了贾平凹小说创作生涯中的历史“三部曲”。

贾平凹

　　一

　　从“三部曲”的角度看，《老生》虽然在创作时间上处于中间，但却是理解三部作品的内在精神一致性的关键。不难看出，在《老生》中，贾平凹表现历史，其实是为表现现实服务的。即是说，现实才是作者写作此书的起点。是现实的浮躁凌厉和乱象丛生，让作者生发出回溯历史的冲动。他是想通过对历史的回溯，找到现实的混乱的源头或者说始因。现实意识是理解《老生》的关键。

　　本着这一理解，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山本》虽然是讲将近一个世纪前的故事，但它的起点仍旧是现在或者说当下。贾平凹并不是为着写历史而写历史。他在后记中特别提到了“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应该说，这是困扰作者自创作以来的核心命题，虽然在不同时期，作者对于这一命题有不同的理解和说法。所谓提纲挈领，抓住了这三“性”中的核心即“现代性”，就能明白作者的思考及其困惑所在。这一小说中，真正作为本土现代性的符号的是涡镇青年井宗丞。他在平川县读书期间，接触了外来的现代性的新思想，于是加入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游击队。他做的最惊心动魄的一件事就是绑架自己的父亲。这是一种以绑架自己父亲的方式表明其现代性的身份的做法。也就是说，它只是一种姿态的表示。而恰恰是这表明了现代性的暴力所在。但现代性并不总是充满暴力的。比如说麻县长，他是现代性的另一面，即代表理念和思想的一面，这一面，因其不掌握暴力工具(武装力量)，就显得与现实格格不入。现代性的两面性，一开始就在小说中表现出来：柔弱的理性和充满暴力色彩的冷酷。这样一种两面性表现在《山本》中，使得《山本》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症候式文本，其内在的张力和矛盾，为我们深入理解这一文本打开了方便之门。

　　所谓秦岭的历史，就是一部你争我夺的暴力斗争史。这样也就能理解，何以游击队要收容保安团出身的阮天保并委以重任。小说最后，涡镇在炮火中沦陷，一切的一切都结束了，现代性最终取得了胜利。但这样的胜利是以毁灭和破坏为代价的。这可能就是贾平凹对现代性的复杂态度，他十分清楚现代性的胜利的必然，涡镇在现代性的炮火中陷落就是明证，但他的情感更多倾向于传统的和被毁灭的那部分，也就是说，贾平凹其实对传统性和民间性有更多的眷恋和期待。

　　事实上，当“山本”以知识的形态呈现出来的时候，便已不再是“山之本来”了。麻县长写作《秦岭志草木部》《秦岭志禽兽部》，就是分门别类，依次标明它的属性和脾性，记录在案，这是一种已经被整理过的知识。这样的知识于“山之本来”无关，它能解释秦岭中的动植物，但解释不了秦岭中生活的山民。麻县长最后自杀，或许正源自于这样一种悖论和绝望：现代知识对于秦岭中的山民来说是无效的。也就是说，麻县长记录下来的是关于秦岭的“山”的知识，而不是“山之本来”。

贾平凹

　　二

　　对于贾平凹自己而言，他可能会在“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上表现出困惑和犹豫，但真正落实到小说写作时，他关心的还是“人”本身。也就是说，他表面是在写山，但落脚点却是山里生活的人，及人所构成的历史。人性的丰富性，往往是这种三“性”所不能涵盖的。《山本》的大多数主人公，诸如井宗秀、阮天保、杨钟等人就是在这三“性”之外的构成，而恰恰是他们构成了《山本》这部小说的大部。

　　也就是说，真正与秦岭具有同构关系的，不是井宗丞、陆菊人和陈先生，而是那些芸芸众生，及他们当中的代表。比如说井宗秀与阮天保，他们之间的生死较量，既没有道理，但又似乎自然而然。说其没道理是因为他们两人从小一起长大，并无什么深仇大恨，他们的矛盾只在于两个人都是涡镇人。阮天宝野心勃勃而狠毒，自然不愿屈居井宗秀之下，井宗秀有帅才有城府，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他们的矛盾不可避免。在这里，他们之间的较量，无关理想，无关信念。他们加入保安团、预备旅，甚或游击队，都极具偶然性。虽然井宗秀是一个很有抱负之人，但他并没有自己的一套清晰完整而有意识的构想。他与阮天保的区别只在于，一个看起来像文人，一个更像是武夫。而恰恰是他们两人，可以说代表了秦岭之中生活的芸芸众生。在他们的周围，都是介于他们之间的人物群像。对于这些芸芸众生，是无所谓人生信条的。即使是作者倾注感情较多的井宗秀，也是如此。他们的人生盲目而随意，甚至可以说也无所谓善恶观念，只凭一时的好恶或心情。很多时候，一个人的生死，往往只在偶然的情况被决定。而那些所谓的伦理上的、道德上的约束，对他们全不起作用。

　　为什么是这样?原因很简单。当年的秦岭正值乱世，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法制松弛，道德沦丧，社会失序，战乱频仍。人的生命如草芥般微末。因此，欲望的满足和偶然的意念，取代法制和伦理，就成为推动秦岭人行止的力量。这是一种现实的生存法则，因为对于这样的乱世，个人并不能确保自身生命的长期安全，只有欲望及其满足才是实在而真切的存在。如此看来，贾平凹其实是通过写人，以反思现代以来的各种剧变。当这些变革以现代或暴力的名义展开时，它给秦岭百姓所带来的其实是世事的混乱和生民的涂炭。

贾平凹书法厚德载物

　　三

　　小说中，游击队最后攻克涡镇，取得胜利，并不是因为观念上的先进，或者广泛的群众动员，而是一种势所必然。这就是“变”与“不变”的统一。秦岭以它的无言，接纳了万事万物，生死轮回。所谓“不变”，才是永恒，“变”只是暂时的。从这个角度，陆菊人和陈医生的存在又是十分重要的，舍此便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小说。陈先生看破生死轮回，处变不惊，这些都是因为有了老庄哲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这与《古炉》中基督教思想不同。陆菊人代表的是现世的或民间的安稳的因素，它以一种轮回观念和神秘主义的气息，看待生死，她的所谓风度，正体现在这种通达超脱上。对于乱世，他们及其所代表的文化虽然脆弱不堪，但却具有稳定人心的作用。也就是说，传统的和民间的文化，在现代性社会里，具有其精神上的巨大力量。而这种博大，某种程度上正是与“山”之沉默和静默相呼应，所以小说的结尾处才会有这样的话：“陆菊人看着陈先生，陈先生的身后，屋院之后，城墙之后，远处的山峰峦叠嶂，以尽着黛青。”

　　这样来看，就会发现，麻县长的死其实是必然的。现代性视野下的“秦岭志”不是麻县长所能写得出的，“秦岭志”体现存在于陈先生和陆菊人身上。这种“秦岭志”表现为宽厚广博，体现在仁慈自然。它接纳一切，藏污纳垢，自然会埋葬一切，也能化腐朽成养分。它不表达，也无法表达。它是陈思和意义上的“民间”形态和传统的结合，虽不能抵挡现代性的冲击，但作为精神的力量却能永存，与山的形象融合在一起。这或许就是“山本”的真正内涵。表面看来，贾平凹是在借现代性的名义反思现代革命，具有“新历史”写作的意味，但《山本》终究不是《白鹿原》(陈忠实)。贾平凹思考着的是，如何在这样一种现代性的失序状态下，重聚人心，重建家园。而也正是这点，使得这一小说不同于《老生》和《古炉》。作为“三部曲”最后一部，《山本》的意义或许在于，它能在生死的思考和人性的勘探之外寻求一种精神重建的可能。

贾平凹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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