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袁济喜

　　《世说新语》是南朝刘宋政权临川王刘义庆所编著的一部笔记小品，记载了东汉末年至魏晋时代的名士轶事。正始玄学与东晋玄谈学是其中的精彩部分。通过这些资料，可见当时许多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的情形。一般说来，正始年代的玄学受政治的影响甚大，而东晋之后的玄学则趋于清谈性质。清谈是思想对话的重要而有效的方式与平台。通过清谈，思想对话加以碰撞，火花得以飞溅。曹道衡先生在《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一书中曾指出：“谈玄已经成为一种习尚，成了士大夫们身份的一种象征。人们在各种交际场合都少不了它，士族们相见，交谈的主要内容是玄理，作诗唱和的内容也是玄理”。士大夫在围绕玄学命题进行清谈论辩的同时，自然而然地要涉及文艺作品，形成对于作品的批评与议论。文艺创作与山水赏会一样，成了清谈思辨与感悟天道人生的对象。中国古代类似于古代希腊的那种辩论术，只有到了这一阶段才趋于成熟，留下了许多关于清谈析理之美与风流之美的资料。《世说新语》这部笔记的成因本身，就是编者心仪此种风流之美编著而成的。

一、清谈对话与名士品格

　　在《世说新语》记载栩栩如生的名士论辩与清谈资料中，我们至今可以感受到汉魏两晋人们通过清谈促进对话、解放思想的情境。孔子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但是在思想领域中，两汉的儒家很难做到。倒是在魏晋玄学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因为思想对话而形成了“和而不同”的风范气度。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美学散步》中有一篇《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篇末附有《清谈与析理》一文对于清谈这样评价道：“被后世诟病的魏晋人的清谈，本是产生于探求玄理的动机。王导称之为‘共谈析理’。嵇康《琴赋》里说：‘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析理’须有逻辑的头脑，理智和良心和探求真理的热忱。青年夭折的大思想家王弼就是这样一个人物。”[1]宗白华先生对于清谈与王弼给予很高的评价。

　　中国古代的思想与学术，在两汉大一统封建专制统治漫长的压抑环境下，皇权至尊，士人受压，出现了与先秦百家争鸣相比有所倒退的局面。两汉时的扬雄与东方朔，对于士人自身命运与思想自由的丧失有所反思与批判。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使独语成了惟一的思维方式。儒生们在皓首穷经的过程中，思想缺少创新与交流，随之出现经学的党同门而妒道真。

　　到了魏晋时代，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在《世说新语·文学》类中，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对话与清谈来促进思想的成长是一种时尚。见善思齐、和而不同的心态与行止随处可见：

　　何宴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宴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

　　这里记载的是王弼与何晏的故事。何晏在当时有权势，重玄才，名望远远大于王弼。但在一次玄谈聚会上，他见到年少的王弼之后，让他与理胜者辨理。王弼果然名不虚传，轻而易举地战胜了一座之人，而且自为主客，即自己设论加以辩驳数番，为一座之人所不能及。于是一座之人倾心感佩，何晏也不得不服。这则记载从一个侧面看出当时人对于清谈人物惟贤是举、见贤思齐的风气与心态。

　　正是这种惟贤是举、不拘资历的风尚，使得当时那些神童般的玄学天才，如王弼、卫玠等人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引领玄学清谈的新锐，这些人往往也因为玄思与清谈过度而早逝。在《世说新语·文学》类中，还有两条关于何晏与王弼的记载：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

　　何宴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

　　刘孝标在第一条记载的注中引《魏氏春秋》曰：“弼论道约美不如晏，自然出拔过之。”何晏注释《老子》之后，见到王弼的注解在感悟方面胜过自己，于是心悦诚服，感叹王弼对于天人之学是真正有所体会与创见的。

　　何晏对王弼的叹语是“可与言天人之际”，意思是指与王弼可以重新讨论天人之学，而这种对话与讨论是新思想赖以形成的前提，正始玄学正是依托此而生成的。中国哲学的中心问题也可以说是天人之学，孔老儒道的根本差异与相互会通的地方，也可以说表现在这方面。何晏之所以说可以与王弼讨论天人之学，是指王弼重新开始了对于天人之学这一古老命题的讨论，赋予这一古老的哲学题目以全新的思路，从而荡开了思想与学术的心扉。

二、对话智慧与文思开启

　　《世说新语》中的对话智慧，对于文艺评论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譬如，谢安是东晋名士的领导人物，他在高卧东山，隐居不出时，以教育家族子弟为乐趣。《世说新语·文学》记录：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

　　《世说新语》中这段记载，饶有趣味地记载了谢安与同族子弟关于品评《诗经》的对话，因为对话而使意蕴得到彰显。《世说新语·言语》中还记载：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 ，公欣然曰 ：“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 ：“撒盐空中差可拟 。”兄女曰 ：“未若柳絮因风起 。”公大笑乐。

　　冬季的一天，谢安与子弟们一起会聚，讨论做诗的道理。此时正好天空下起了大雪，谢安不禁为雪景所动，就问子侄辈们：“白雪纷纷何所似?”侄子谢朗应对曰：“撒盐空中差可拟。”侄女谢道韫却说：“未若柳絮应风起。”谢安听后不禁呵呵大笑。余嘉锡先生评论道：”二句虽各有谓，而风调自以道韫为优。”(《世说新语笺疏·言语》)大约谢安觉得谢朗的比喻太过直露，不如谢道韫这位才女的比方来得风流潇洒。

　　魏晋时代的文艺创作与批评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风采。例如：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世说新语·企羡》)

　　或问顾长康 ：“《筝赋》何如嵇康《琴赋》?”顾曰：“不赏者，作后出相遗。深识者亦以高奇见贵 。” (《世说新语·文学》)

　　王羲之听说别人以他的兰亭集序比方西晋文士石崇的金谷诗序，又以他的书法才华比方石崇的文才，甚为高兴。刘孝标注引《文章志》曰：“羲之高爽有风气，不类常流也。”而殷浩的赞评，更是指出王羲之卓尔不群的人品与书品价值。当然，从今天来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成就远远超过《金谷诗序》，王羲之的人品也是石崇无法企及的，但是王羲之仍然欣喜不已，这是因为当时石崇的名气很大，而自己能与其相媲美就感到很高兴了。顾恺之也擅长诗赋，他以自己创作的《筝赋》为贵，当有人将其与嵇康的名作琴赋相比，他毫不相让，认为《筝赋》以高奇见贵，不亚于嵇康的《琴赋》。与此同时，魏晋文士对于以摹仿为能事的汉魏大赋是不以为然的，孙绰批评东汉张衡的《二京赋》与西晋左思的《三都赋》仅仅是五经鼓吹：

　　孙兴公云：“《三都》、《二京》，五经鼓吹。(《世说新语·文学》)

　　这段评论说的是孙绰对于左思与张衡的《三都赋》与《二京赋》的批评，认为这些作品尽管名气很大，但实质上不过是五经之这鼓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刘孝标于此则下注曰“言此五赋是经典之羽翼。”相反对于当时的名士的创作，却大胆予以很高的评价，体现出魏晋六朝人进行文艺批评时不薄古人爱今人的历史观。《世说新语·文学》还记载：

　　孙兴公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

　　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

　　桓公见谢安石作简文谥议“此是安石碎金。”

　　第一则故事说的是孙绰对于西晋两大著名文士陆机与潘岳的作品的评价，赞扬潘岳的文章处处可观，而陆机则要披沙拣金，显然潘文胜于陆文。第二则记载的是东晋简文帝对于玄学家许询五言诗的妙绝时人。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曰：“询有才藻，善属文。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江左李充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这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对于许询的诗歌作了高度评价。从现在看来，许询之诗属于玄学诗，未必胜过前人，但当时人却是这样认为的。第三则是桓玄评论谢安为简文帝所写谥文，其中“碎金”一语则为赞美之语。

　　这种通过对话的形式向子弟进行教育，相对于两汉的家庭教育方式要更为宽松一些。中国古代诗话也因此受到影响，在《诗品》中对于人物与作品的品评也还是作者自己的批评与独语的方式，只有在《世说新语》中，采用了自由随意的对话方式来进行，从而启导了后世《六一诗话》那样对话体的作品。这种对话首先在评论古人作品中体现出来：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言语》)

　　王孝伯在京城中因服食五食散后而行散发药，至弟弟王睹门前，突然向弟弟询问古诗十九首中哪一句最好，王睹一时没想出来，而王孝伯则吟“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认为这句最好，因为其中符合魏晋人的人生如寄的生命悲剧意蕴。一问一答，极为生动地展现出魏晋人解读古诗时即兴感受，紧扣生命的特点。

　　《世说新语》的对话与文艺批评，其实也是后世诗话之先导。一般认为，钟嵘《诗品》和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中国古代诗话的开端，但其实作为文艺批评的重要形态，诗话在《世说新语》中比诸钟嵘《诗品》得到更完备的展现。今人有鉴于此，专门编选了魏晋南北朝诗话，将诗话向前推进到六朝时代，而且不止于钟嵘《诗品》，今人萧华荣先生所编《魏晋南北朝诗话》(齐鲁书社1986年版)，就收录有《世说新语》中的许多内容。近世以来，随着六朝思想文化为人所重视与肯定，学界对于《世说新语》在思想史与美学史的作用开始重视，鲁迅、宗白华等人在他们的著论中对于《世说新语》多所肯定，特别是宗白华先生发表于20个世纪40年代的《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对于20纪80年代的人文学术思潮产生了极大的感召力量，延及文艺批评领域，产生了不少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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