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初，我曾在《世界华文文学概要》一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世纪之交，在华文文学世界里有一种新兴的繁华茂盛、绚丽多彩的文学现象，令人瞩目。这在世界华文文学正面临着文学观念日渐陈旧、文学视野日趋偏窄、思想意蕴日显浮浅、语言文字功底日益单薄的严峻境况下，无疑带来了一个新的生长点、一个新的生机。它为世界华文文学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并逐步形成了一支新生的主力军。它所创造的欣欣向荣的文学新景观，成了世界华文文学走进新世纪的新成就的新标志。这就是人们经常约定俗成地称之为的‘新移民文学’。”

　　初期的新移民文学(指上世纪末期)作家大多是从大陆出国的留学生，也可称之为“新留学生文学”。它有别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留学生的文学，逐步走出了白先勇、於梨华、陈若曦、陈映真等充满孤独感、失落感的悲悯文学的阴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长期封闭后初出国门所产生的新鲜感和惊奇感，还不乏某种挣扎、抗争、进取、奋斗的意愿;乡愁仍是无可取代的基调。从艺术水准、语言锤炼方面看，初期的新移民文学尚未能超越白、於等前辈，大量作品属于经验性倾诉性的宣泄，缺乏更深层的对思想和人性的关注，很多作品还是初创时期的较肤浅之作。

　　新世纪头10年，新移民文学进入健康成长期。哲理的探寻、人性的深掘、对艺术架构和语言文字的精雕细琢，把新移民文学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哈金的《自由的生活》写美国新移民追寻自由生活，反而失去了自由，发人深省。严歌苓的《小姨多鹤》写日本女子多鹤战后在中国的生活遭际，演绎出宽广博大的胸怀和纯净善良的人性。张翎的《金山》从五代移民的血泪史中，探寻时代、国家、社会和侨民互动演进的规律及深刻的教训，可谓“中国百年移民历史的一面镜子”。而以《饥饿的女儿》蜚声海内外的虹影，又摘下一朵《好儿女花》，把母亲的身世和至爱和盘托出。还有刘荒田、于疆的散文，老辣而冷峻，在幽默调侃的风格中拷问历史、袒露人性、思考哲理。

　　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是新移民文学发展的成熟期。新移民文学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历史和人性的深度开掘。哈金的《南京安魂曲》以悲愤的笔触，挑开了历史和人性的大视野。严歌苓的《陆犯焉识》中，“那人性的呼唤、悲悯的情怀，那忏悔的意识、批判的精神，那‘不可救药的忧国忧民’的思想，那顽固不化的‘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的理念，喷薄迸发出来”。她的新长篇《床畔》，写了一位救护植物人战士的护士万红，她为战士牺牲了青春、爱情和一切，人物个性更突出，思想意蕴更丰富深沉。

　　新移民文学的成熟，还表现在题材的宽阔拓展、艺术手法的多种多样、语言的精雕细刻。张翎的新长篇《流年物语》，流年与流言并存，物语和故事齐进。家族史、血脉缘、政治运动、社会变迁，纵横交织，错综复杂，她用一种非传统的结构方式和叙述手法阐释历史和人性。她的新中篇《死着》更是贴近现实生活，像个活报剧。作家沈宁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别开生面地以音乐为题材，写出了一系列短篇“奏鸣曲”。《两份手抄的乐谱》可为代表。还有加拿大华文作家陈河，小说《猹》写了一场人兽大战，如何化解自然保护与生存竞争的矛盾，作者提出的问题发人警醒。

　　值得特别关注的，还有新一代留学生文学发展的新走向。新世纪前后大陆的新一代留学生，生活状况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他们大都有高额奖学金，读过名牌高校，拿有高学位，有高薪工作，至少算是中产阶层。在网络信息时代，他们与故国故乡的联系也不再“阻隔”。但受到现实影响，归与不归，海内外的种种感情纠结是延续还是割舍，都迫使他们做出抉择，由此产生了陈谦的《繁枝》，洪梅的《梦在海那边》，黄宗之、朱雪梅的《平静的生活》等作品，可看做新世纪前后留学生真实平静而又暗流涌动的生活写实。